阿尔蒂亚·普洛塞庇涅（出生名：安娜·帕克斯）在她命名为榛树林的庞大房产里孤独死去之前，我和母亲一直在过着时运不济的生活，每年要搬至少两次家，有时更多，而霉运总是找上门来。
在普罗维登斯，母亲曾找了份教老年人艺术的工作，而少雨的八月，我们熟睡的一个夜里，租的房子整个一楼竟被灌进了水；在塔科马，一只野猫从窗户钻进拖车，将猫尿撒遍我们所有家当，还吃掉了我最后一块生日蛋糕。
在洛杉矶，母亲从一个热心的嬉皮士女郎手上租了套客房，我们在那儿等着学校开学。四个月后，这个女人的丈夫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母亲搬去主房帮忙照顾，紧接着主卧室的天花板掉了下来，嬉皮士房东又梦游跌进泳池。我们不想继续统计死亡数字，只得重新搬家。
旅途中我总是小心盯着后面的车，像是霉运会化身人形，开着小面包车追来。但霉运比那狡诈得多。你不可能比它更高明，当它找上你，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逃亡。
阿尔蒂亚死后，我们的逃亡生涯结束了。埃拉给了我一个惊喜——布鲁克林一处住所的钥匙。我们带着少得可怜的家当搬了进去。时间嘀嗒，一周周、一月月。我依然保持着警觉，但我们的行李箱一直稳妥地收在床底，再也没有拿出来。公寓里的光线变换着各种金属的颜色：清晨是炫目的铂、下午是黄金、晚上反射着街灯的青铜。我可以好几个小时呆呆地看着光线在墙上移动变化。这是属于我的光线。
但我依然能看到霉运的影子：一个女人尾随我穿过二手书店，顺走我包里的手机，还在我耳边嘟囔下流话；午夜我走过街道，头顶的街灯次第熄灭；某一周，有个抱着吉他的流浪艺人总是出现在我搭乘的每辆地铁上，用幽灵般的男高音唱着“去问艾丽丝”[2]。
而母亲却说：“呸！那不是霉运，那是纽约！”
外婆过世后，母亲变得不一样了：烟抽得少了，人长胖了，她甚至买了几件不是黑色的T恤衫。
然后一个晚上，我们到家时，发现公寓的窗玻璃碎了亮闪闪的一地。母亲抿紧嘴唇看着我。我鼓起勇气准备冲进去，但她摇了摇头。“这是纽约。”她的声音生硬但坚定，“没有霉运在追逐我们，艾丽丝。听清楚了吗？坏运气结束了。”
于是我进了公立学校。我将圣诞彩灯挂在床后的壁炉架上。我在一间夜里变成酒吧的咖啡厅打工。母亲开始说些以前她从不曾提起的事：粉刷墙壁、买新沙发、申请大学。
最后那件事给我们带来了麻烦——那是母亲为我设想的正常生活，一个有未来的生活。可是如果一辈子都在逃亡，你要怎么学会停驻？你怎么知道，如何将茅草屋变成青瓦白墙？
母亲采用了我们在电影里，在汽车旅馆、租的小屋、改造过的花园棚子、旅舍，甚至有一次在学生宿舍，那些黑白电视里各种“谎言大爆炸”节目中看过的法子。
她把自己嫁了。
* * *
火车隆隆穿过大桥开向布鲁克林，十月炫目的阳光刺进我的眼睛。我满脑子都是母亲失败的婚姻，感觉就像嘴里的五颗烂牙一样。我一直有易怒的问题，母亲就用冥想磁带和从某本书上自学来的低劣的灵气疗法来帮我。还有不得不戴的牙套，简直令我忍无可忍。白天，我强忍着所有关于继父的不堪的念头；晚上，我才在梦里咬牙切齿。
母亲在当酒吧招待时，某晚被这个男人邀约出去，然后不过四个月，她就嫁给了他。这个男人住在第五大道一幢大厦里的倒数二楼。他叫哈罗德，非常富有，以为洛丽·摩尔[3]是一系列房屋漆。关于哈罗德，你只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
我在去咸狗的路上。因为终于在一个地方长住下来，我得到了这第一份工作。咸狗是来自雷克雅维克的一对夫妇开的咖啡馆，他们让我进行了六个小时研讨学习，才允许我开始清理咖啡机。这是份好工作——我可以全力以赴，做最香浓最美味的咖啡，热情友善地对待每个走进来的人；我也可以机械性地做事，不跟人寒暄，小费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我埋首在咖啡馆舒适的节奏里——闻着咖啡豆碾磨时散发出的焦糖香味，浓缩、手冲、用银钳夹取小松饼。
同事拉娜凑到我耳边说：“别转头看，帽子男来了。”拉娜在普拉特艺术学院[4]念陶艺二年级，长得像热辣的女版大卫·鲍伊[5]，惊世骇俗的衣衫穿在她身上却好看得很。今天她穿了件宽大松垮的橘黄色连衣裤，《星际大战》中反抗军同盟的风格。她身上的气味跟米开朗基罗一定很像——混合着石膏粉尘和汗味。就这样她仍然很好看。
帽子男是我们最不喜欢的顾客。拉娜假装忙着清洗牛奶锅，我只好去应付他。
“嗨，艾丽丝。”尽管天天都来，这家伙还是一本正经地念着我胸前的名字牌。他冲拉娜手机里播放的T.Rex[6]点点脑袋，“音乐很酷哇，是石玫瑰[7]吧？”
拉娜故意大声说：“饶了我吧。”
帽子男拿着酒水单看了整整两分钟，手像击鼓一样敲打着吧台。我等在一旁，怒气渐生，烦躁不安。终于，他要了平常一贯点的东西。我将意式脆饼塞进食物袋，和意式气泡水一起递给他，然后躲进收银机后面，免得他又要强迫我和他花样击掌，前几次轮班时，他死皮赖脸地一直在教我这个动作。
我盯着他离开吧台，厌恶地看着他粗短的脖子、手臂上金黄细碎的汗毛、跟不上拍子的响指。他擦身挤过一位坐着的女士，又把手重重地压在人家肩上假装道歉，我看着只觉得热血上涌。
拉娜见帽子男毛手毛脚出了门，提高嗓子嚷道：“老天爷，这可真是个王八蛋！”她撞了下我的腰，“冷静点，艾丽丝，你看上去想把他勒死。算啦，不过是顶破帽子。”
怒气消退了，只剩下浑身热辣辣的尴尬。我开口道：“我没有要……”但拉娜打断了我。她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她用手支着下巴，“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看到克里斯蒂安的裸体了？”
克里斯蒂安是我们老板，有个娇小漂亮的老婆和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大个子宝宝，那孩子活像木刻里的小恶魔。我想不出拉娜有什么正当理由能看到克里斯蒂安的裸体。
“你……跟他滚床单了？”
她大笑起来，就像她比我阅历丰富多了——确实如此，但去你妈的，拉娜。“能想象吗？路易莎把他们的恐怖宝宝砸向我的样子。没有啦，他请我给他们做一组家庭塑像。”
“裸体的？”
“嗯。”她已经没什么兴趣继续说了。
“噢，他……那个恶心不？”
她耸耸肩，盯着手机。
母亲刚开始跟哈罗德约会时，我曾有个念头：和拉娜成为朋友，这样我就有了自己人。但事实并没有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她更多是把我当成一个听众，而不是伙伴。
我抓了块抹布去清理桌子，换拉娜调制咖啡和酒水。我在桌子间穿梭，突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有人盯着我。我不像拉娜那么引人注目，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会留意到我，所以，此时这感觉让我发慌。我打翻了一个茶杯，忍不住咒骂出声，清理的时候，我用眼角扫了一圈在座的客人。
几个戴着闪闪发光的订婚戒指的女人围坐一桌，桌上有绿茶，和一个配了四把叉子的椰子甜甜圈。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胡子男，都穿着格子衬衫，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弯腰驼背埋首在自己的苹果电脑里，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一个女人边读《简·爱》，边朝对面一桌结账的母亲和把勺子敲得梆梆响的娃娃翻白眼。一个穿卡哈特外套、戴太阳镜的男人坐在门边，尽管天气湿热，他依然戴着一顶绒线帽，捧着一杯热水。
接着发生了三件事：拉娜打翻了手上的盘子，哗啦啦砸在棋盘格的瓷砖地板上；穿卡哈特的男人越过太阳镜上方看过来；一阵熟识的冲击波席卷了我的全身，惊得我两股战战。
男人和我，我们对视着，他知道我想起来了。当我们视线交织，我想起了那些遗忘的事：十年前，他的车里有像圣诞树的气味；我们停车吃早餐时，他点了松饼和鸡蛋；我穿着条纹T恤和连裤袜，外面罩着紫色的灯芯绒套头衫，白色小靴子上的银钉可令我骄傲了；他给我讲故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从未听说过。我后来再也想不起那些故事的内容，但我记得它们带给我的感受：就像真正的好诗带给人的感受，会让你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他就是那个用蓝色别克悄悄把我带走的男人，那个被我想象成父亲的男人。他的红发被遮起来了，但我认得他的眼睛。小时候，我只当他是大人；而现在，我却觉得他那么年轻——二十，最多二十五。十年不见，他竟丝毫没变，绝无可能的年轻。绝无可能。但我清清楚楚知道，那就是他，而且，他是因我而来。
当回忆向我涌来，他已经拿起桌上的书，起身大步向咖啡馆外走去。门上的风铃还在叮咚作响，我要跟上他。某位客人的笔记本电脑线绊住了我，我差点把电脑拽飞。等我忙不迭地道完歉，再推开门，他已经不见了。我左右张望安静的人行道，恨不得赶紧燃起一根烟——搬去跟哈罗德同住时，我和母亲都戒烟了。
但他已经离开了。几分钟后，我转身回到咖啡馆。
他离开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只空杯、揉成团的餐巾纸，还有一片羽毛、一把梳子、一根骨头。羽毛是暗金色，羽梢呈玻璃绿。梳子是红色的塑料品。骨头一定是鸡骨，却是人手指的形状，用漂白剂清洗得干干净净。这三件物品像某种象形符号一样摆在桌上，我把它们扫进围裙口袋时，也把这个模糊的符号形状刻在了脑海里。
“嘿，你这是怎么了？”拉娜从未对我这么好奇过，“姑娘，你……你的嘴唇发白。那家伙对你做了什么吗？”
他在我六岁时绑架了我，我想他可能是个时间领主[8]。“没有人。我是说，他谁也不是。我把他错认成别人了。”
“不对，你没说真话，但算了。我给你拿些吃的，你在这儿坐着，别做事了，等好些再说。哦，二十分钟后我要走人，所以你最好在那之前好起来。”
我重重地坐下，膝盖不大听使唤。订婚戒指妇女群中的一位朝我皱着眉头，敲敲她的杯子，好像我们这里是那种可以免费续杯的地方。好，来激怒我吧，我心想，可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
吓坏了，就是这样，艾丽丝。也许我本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自己极度想要相信的——他只是我从未见过的人，他只是跟我十年前偶遇过的一个人有点像而已。也许我本可以把他彻底遗忘，要不是他匆匆出门离去时，我看到了他手上那本书。
我有很多年没见过这本书了，但看到熟悉的绿色封面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是它。
他在读《腹地故事》，当然。当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