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校博物馆的酝酿时期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历史经历了酝酿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这样两个时期。
高校博物馆的酝酿时期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
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上谕。1901年2月6日《申报》1版《本馆接奉电音》：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
1901年4月21日，慈禧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它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由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自此，新政这场戏开始上演了。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内容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等一系列措施。维新时期提出的博物馆建设设想这时再次被提及，但是这一阶段的博物馆建设的主张开始不是眼睛向下，鼓励私人捐建博物馆；而是着眼于政府，并且将学校建设和博物馆建设结合起来，开启了高校博物馆的酝酿阶段。
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工于心计的袁世凯对老佛爷慈禧废弃维新的众多举措而独留京师大学堂之行为用心揣度，新政开始后，1901年11月29日，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申报》全文登载了他的章程，其中有博物馆的内容：
“学堂……须立博物院一所，浴堂一所，药房一所，体操场一所。经手银项及教习以下俱归办辖管总教习管教习诸生总办至分教习三年一保”……（《申报》1901年11月29日第9版）
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的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对于办大学一事，清政府是首肯的，至于大学内都有哪些内设机构，清政府似乎也未较真来审定这些细节，是年十月清廷获准了袁氏的报告，这样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三年，后改为四年。袁世凯这个办法后来得到推广，其奏折的行文方式都对后来各地给京城的回复有强烈的影响。必须要说明的是，袁世凯奏折中的大学内建设“博物院”构想一直到清王朝垮台都没有实现。
新政时期另外一个主张建设博物馆的重要人物是张百熙[2]，他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戊戌变法之后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新政开始后，张百熙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同年9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再次启用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张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奏的《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登载于《申报》，我们看到他的建议是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造就已登仕版者，以应目前创办新政之需；师范馆则为中学堂教习之需。”同时“兼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籍图器。”最后在谈及经费问题时提到了博物馆建设。他说办大学的“经费宜寛筹”，“学堂之设，其造就人材为最至，其需用欵项亦最繁”。“以现在情形，一切讲舍、书籍、仪学等项，或半归残破，或扫地无遗，计修理旧屋，增造新斋曁购买各项政学应用、书籍舆图艺学备验器具材料等件，又增添翻译西书、编辑课本等局费亦不赀。将来推广博物院、验工场以及派员考察之赀，学生游歴之费亦动巨欵”。办学经费来源自戸部在华俄银行的存款利息，“库平银五百万两每年四厘生息应得库平银二十万两”。光绪二十四年“经戸部奏准，以此项息银由该行按年提出京平银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拨作大学堂常年用欵。仅余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未拨。今请将此项存欵银两全数拨归大学堂，仍存放华俄银行生息。欵项旣有专注名目，亦免涉纷歧。将来或支或存，由学堂自与银行结算。每年年终开单呈览，免其造册报销，似此较为直截……”（《申报》1902年2月28日第1版）。在张百熙这里，博物馆在学校的地位比较靠后，属于将来建设的项目，张在和政府要经费包干权利，我们不知道张是否想到，经费一旦包干了，这博物院和验工场建设就属于学校自己的事情了，再向清廷要求政府来解决经费问题可能吗？张百熙在1907年故去，北大的博物馆在他生前一点影子都没有。
新政时期第三个向京城朝廷提出在大学设博物馆奏折的是广西巡抚丁振铎[3]。丁做过御史，办事认真，他在看了朝廷转发的袁世凯的山东大学堂筹办事宜的奏折之后对广西省城书院进行改革，将“孝廉、秀峯、宣成、经古”各书院及“逊业堂”，还有前巡抚黄槐森提议办的“体用学堂”[4]一并裁并，在“体用学堂原址增建斋舍为广西大学堂”。《申报》（1902年5月26日第2版）在转载《广西巡抚丁大中丞奏陈桂省改设大学堂情形折》中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一切事宜，仿照山东间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斟酌妥办。”显然袁世凯在山东的大学改革成为一种模式，正在各地推行这个袁氏办大学的做法。包括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也是按照袁氏的设计来进行。丁振铎在奏折中说：“现时经费短绌，因地制宜，尚未悉臻美备，然规模已具，从此认眞整顿，当不难循序渐进，期于成效可观。业经函商督臣访延师范、通才，俟聘定卽行开学。至未尽事宜，如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应如何增设，以资肄习之处，除饬令再行设法扩充。”丁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批复，让他认真尽力来做这个事情。在丁和丁的继任李经羲、张鸣岐努力下，广西教育突飞猛进，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从小学到大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得益彰、初具规模的近代教育体系。但是这里提到的广西大学堂和现在的广西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奏折中“至未尽事宜，如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应如何增设”云云，自然也就无从查起究竟成立没成立了。
《申报》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6月8日第2版）还登载了奎俊的奏折。奎俊当时在西南的四川任总督兼署成都将军[5]，他将自己在四川省城的废科举、兴办大学堂的情形向京城督办政务处进行汇报。他先是强调了四川这里蔽塞，“外洋之政學，則概乎未有所聞”，“不同于江浙閩粤等省，多士目染耳濡，致力較易也”。接着介绍了四川这里两所学校情况：“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员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最后说了他的打算，“今拟卽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间均有涉。初级之人可为后来各生先导。仍拟仿照山东章程暂定额数三百名作为备斋”。那就是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为四川大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奎俊的这项设想得到了批准。和其他各省督抚一样，对于学校的博物馆建设也是放到了后来规划：“近日川南川东各府厅州县，亦多就地筹欵，或就向日书院改建学堂，二三年之后大学堂诸生谅已稍有博通之学，而各属中小学堂又复有毕业学生申送到省，当再续筹欵项，添设正斋专斋以次，建立藏书楼、译书局、博物院以观大成，而资讲习。当此库储奇绌，固不敢略事虚糜，而事关学校要需，亦何敢自隘。”奎俊的这个有关博物馆建设的汇报，基本是套用袁世凯的路数。此外，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的奏折都谈了在新式学校中附设博物馆的构想，但都因为办学经费问题而把这个事业建设放到了未来进行时。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期，无论朝野，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博物馆建设和学校建设放到了一起？连拟定学部官职的奏折，都必须要考虑博物馆归学部那个科来管[6]。这和《申报》等媒体将近40年来的大肆鼓吹博物馆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功能有关。尤其是洋务运动期间，《申报》的论说非常活跃积极，博物馆方面的论说出现了几篇极有见地的文章。如题为“论东洋博物院事”（《申报》1872年6月13日第2版），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博物院“非仅侈瑰奇新异之观，玩弄供设之宝而巳也”，博物院要起到“互相师法互相仿造”的教育功能。再如题为“拟创设博物馆小引”（《申报》1888年8月19日第1版），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西方各种博物馆的设立不是为了“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而是“博采旁搜，综括万悉备一卢，每日启门，纵会士庶往，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见也”。显然作者是抓住了博物馆教育属性，或者是把教育功能当做最主要的功能。还有一篇题为“中西教养得失论”的时评，作者提到博物馆可以“佐读书之不逮，助训导之不及，与书院有相辅而行之益”，“西国之所以创此院者非以游目骋懐，供玩好而已也，盖于游观之中而寓学问之意焉”（《申报》1894年6月18日第1版）。这是最早关于博物馆是寓教于乐设施的表述。《申报》这时的每日销量已达八九千份[7]，在舆论方面影响巨大。根据近代其他史料记载，《申报》的受众遍及朝野，朝廷的达官显贵订阅有这份报纸，甚至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也看这份报纸，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以及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党人），都在阅读这份报纸，至于在江浙一带的各路商人出于关注商机的需要也纷纷订阅这份报纸，可以说上至宫廷显贵，下至商贾学子士大夫，人人都在阅读这份报纸。《申报》提出的博物馆教育是第一位的主张很快形成社会共识，进而引导舆论趋同化，大家都认为博物馆的第一属性是教育的。在这种舆论下，清廷上至中央枢要机构起草各种文件的笔杆子，下至省督巡抚衙门内的刀笔吏，都在起草文案的时候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属性，既然教育是博物馆的根本属性，那么将其归属到学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清统治者还未等顺乎民意成立博物馆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代到来了，高校博物馆随之开始进入了实际建设阶段。
第二节 外国人办的高校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最先是被外国宗教人士带入中国的，他们在中国创办的高校博物馆为数不少，情形也十分复杂。大致有四类情况，一类是外国人创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归外国办的大学管理，如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北疆博物院、齐鲁成章博物馆；第二类是外国宗教团体创办，但是后来被外国教会大学接收，如震旦大学博物院；第三类是先是外国宗教人士创办，嗣后归其教会大学管理，再后又脱离大学归宗教团体管理，如齐鲁大学广智院；第四类是先由外国人创办，后来随着产权的转移，转归中国人管理，如岭南大学博物馆。据中国博物馆协会1936年的《中国博物馆一览》介绍，还有个外国人办的博物馆，即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成立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有标本约1000余件，用十八个玻璃柜分别陈列。这个博物馆由病理科人员兼管[8]，但这个机构并无独立馆舍，没有对外自称是博物馆，也没有挂出牌子来，更没有一个兼职叫博物馆馆长的人来进行管理，这仅仅是一个内部教学场所，设于协和医院病理科内（不像协和医学院的图书馆那样，是一个正规的机构），所以这样的博物馆只能是属于博物馆协会人的“认定”，不算真正意义的高校博物馆。
一、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基督教各差会决定联合在成都创办一所全西式的高等学府，由Joseph Beech、O. L. Kilborn、R. T. Davidson筹建，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联合开办（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亦接受私人或某些基金委员会捐款。此外，哈佛—燕京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英美加三国的医药援华会亦有不定期经济补助。1910年开始招生，大学成立之初设文、理、教育三科，开哲学、英文、中文、历史、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学、教育学等课程。1913年设医科，1914年设牙科；1927—1928年医牙两科合并为8年制医牙学院。
华西协合大学是中国高校中最先创办博物馆的私立高校[9]，这所学校博物馆其实是由三所独立的博物馆构成，即自然历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及古物博物馆。
从时间上说，古物博物馆成立时间最早；从社会影响力来说，古物博物馆影响力也最大。这所博物馆民国八年（1919年）开始筹建（另一说是民国三年（1914年）[10]），华西协和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Pro. Daniel Sheets Dye）商得学校允许，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自然人文标本，初期经费困难，进展缓慢，后在同校教授陶然士（Mr. Thomas Toriance），叶长青（Mr. J. Huston Edjar）等人（这几位都是兼具教会传教士与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帮助下，加上当时四川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慷慨捐赠，戴谦和的征集渐次成规模。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已有超过6000件的文物和标本。同年聘葛维汉为馆长，始正式成立古物博物馆[11]。葛维汉[12]任馆长期间博物馆的收集品数量增加很快，据资料记载，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增加到15885件[13]，其中不乏精品珍品，既有中国文物，也有外国文物，既有出土文物，也有传世文物，川藏地区的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尤为突出。葛维汉的作为要做两方面评价，首先是他为这个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做了突出贡献，其次是他为美国的博物馆征集物品做了突出贡献。在其终身的搜集活动中，葛维汉曾在四川和川藏、川滇交界地方为史密斯索尼学院收集了40万件标本（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他任职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物品总数），包括哺乳类动物、鸟类、昆虫和蛇类，这些标本包括250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其中有2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14]。并收集有藏、彝、羌和苗族的一些日用品和手工艺品。这些标本有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保存在史密斯索尼学院中，至于四川少数民族的标本则主要珍藏于惠特曼学院博物馆[15]。他的行为表明，他既为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负责，更为给他提供活动经费的美国史密森索尼学院负责。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在民国时期建筑规模不大，在大学图书馆二层，共计有三间展厅，一间办公室，库房二十间。学校设立博物馆委员会实行宏观管理，委员会下设馆长一人，馆员人数不定。资料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一名馆长和一名馆员，馆长是葛维汉，馆员是林名均（后者是中国人）。葛维汉在博物馆的布展工作深受哈佛皮伯第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影响：按地区按单位搜集并根据其文化来展示物品，完整展现每一个社会。葛维汉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展示藏族的神龛、清朝的刺绣和其他中国的工艺品的方法中就可以明显看得出这种影响。他写道：“在喇嘛们自己的帮助下，包括三个镀金玻璃花瓶在内的博物馆的一大部分都是按照黄教神龛或寺庙来布置的，其中不乏稀有和珍贵的圣物，也许在任何这类博物馆中都属惟一的。”[16]
该馆经费来自哈佛燕京学社拨付，其中经费共计6060元（事业费1030元，购置费5030元，依照民国时期颁布的采掘古物规则，外国人在中国不能从事发掘，故无预算）。
1941年，具有“四川考古之父”盛誉的郑德坤[17]开始接任古物博物馆馆长，他拟定了五年发展计划，同时聘请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共同商讨馆务。他立志把古物博物馆建成一个教育中心和收集中心，在主持馆务期间，博物馆不仅参与了四川境内的众多汉唐古墓，王建永陵等考古发掘，还开展多次田野调查，出版丛刊五种，油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丛刊二种。在文物搜集方面，至1947年，博物馆收集的文物已达三万余件，分为中国石器与雕刻，金属器，四川陶瓷，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和其他艺术品计七个部分。其中的西藏标本则被西方媒介誉之“世界各博物馆之冠”。他还组织人员整理完成了博物馆馆保存品目录工作。
郑德坤在华西协合大学任博物馆馆长时期，对本职工作极为看重，他指出：“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当可无疑。”1947年他提出要使华大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成为一近代化教育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他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集中心，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等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郑德坤认为：“博物馆之宗旨，在于引起学生或参观者之兴趣，负有教育之任务。如不能达到此种目的，则无存在之价值。[18]”在博物馆社会教育上，他还有一个创举，就是展演相结合。据民国三十二年四川的《新新新闻》（1943年）1月14日第八版“文化动态”报道：“华大博物馆、边疆研究所定十六日午后七时在华大体育馆联合举办‘边民夜’，节目有：一、川北灯影《诸仙阵》、《黑风洞》；二、藏歌舞：‘亚鲁富送乳’、‘索挪拉木仰塞仰’、‘尼莫’、‘嗳布总将莫错’；三、苗歌舞。”“又华大边疆研究所定十五、十六两日举办边疆文化展览，展览品有西藏佛像、器物、边疆生物标本。”又报道说：“华大博物馆以灯影戏不仅为民间电影供民间娱乐，且系一种民间艺术。特将历年所藏之陕灯影，川北灯影，十殿，小西天，白蛇传及动物器具等名贵影子于十三日起十五日止，每日午前九至十二时，午后二至四时于该馆陈列室举行公开展览。今日为第一日，前后参观有五大学男女学生暨城内外人士，参观者均极感兴趣。又该馆以此陕灯影艺术表演方面，都市尤为难观，特定十五日午后七时起在华大教育学院举行灯影表演，表演剧目有：一、小西天（丝弦），即孙悟空大战红孩儿；二、白蛇传（高腔）：盗灵芝，水漫金山寺。票价为二十元。[19]”
华西协合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属于生物系内设机构，具体成立年代不详，1936年时的馆长为张明俊教授，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购得付文博牧师（Rev. Geo. M. Frank）20余年采集所得鳞翅类标本4000余件，鸟类标本则多为嘉定牧师（Rev. A. P. Quentin）及其他西人所采集，另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捐赠了部分动物标本，这些捐赠动物标本是在中国四川华西所采集的，这与其说是赠给，不如说是返还。自然历史博物馆设于大学之生物室内，并无独立的经费。1935年该馆上报给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一份报告统计标本有动物标本、植物标本和地质标本三大类，共计13573件。
医牙科博物馆设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教室与牙科教室。具体成立年代也缺乏史料来确认，推测和医学的学科设立同一时期（大致是1913到1914年），该博物馆是涵盖基础医学和牙科两个类属的专题博物馆，所有的标本中，一部分是从欧洲及美洲加拿大、美国等处运来，但大多数均为牙医科教授在成都本地制造或搜集，以供大学牙医科及制药系学生研究参考。这里有的标本（如巨象、河马及鳄鱼等类之颅骨，大猩猩黑猩猩等类之全体骨架）其实应该归属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但华西协合大学三个博物馆各自有不同的行政系统，因此即便是同一学校，博物馆也不相互调换标本。在解剖组内，有保存于防腐液内的人体器官，有用石膏制成的人体及动物各部器官模型。在病理组内，巨大标本约1500具，大部分为人类的完全器官或器官的一部分，由死后解剖或外科手术取得，是观察明通常病理的样本。标本中十分之七皆由本地得来，其余则来自欧美。还有一些寄生虫的标本。最有特色的是4000具已固定及染色的显微镜标本。这些标本均是供给教授医牙科学生用的。一部分是该学院制作部所制造，一部分则来自西方。
牙科方面，华西协合大学在这方面最具实力，仅口腔标本就有7000件，包括口腔及牙齿之正常或病理情形。其中约数百具为未去钙化而磨成的标本，表明硬组织正常与反常状况。大部分则为已去钙化的染色及固定标本，便于教授及研究之用。这些标本，大部分由口腔学主任在美国休假时所制成，有少数则购自欧洲维也纳。美国科学界已公认此为华西协合大学这里的收集是最有价值的。另外还有数千件牙齿及颚骨标本。
除以上标本之外，另有泥土塑的人头类模型435个，用以显示口腔及面部各种病况。在牙医的解剖学组里，有石膏所制并放大的牙齿模型，约300件，还有石膏制成的上下牙齿及颚骨1177件，是华人口腔比较研究的重要材料。在弥缝学组里，有200件牙齿放大模型，作预备窝洞之用。在修复组里，有275件模型及50件金属膠体或其他材料的标本。其余尚有5500已亁之牙齿，系由中国人之患牙齿病者口中所取出，以供各组研究用。1935年葛维汉的一份报告说这个博物馆总计标本有29127件，这个数字表明这是当时中国收集最丰富的医牙科博物馆。1936年时医牙科博物馆的馆长由莫尔思医生（D. W. R. Morse）兼任[20]。
二、北疆博物院
天津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区，但天津工商学院和北疆博物院却都是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北疆博物院（The Haongho—Paiho Museumin Tientsin）一直是作为天津工商学院的附设事业。经费也来自这个学校供给。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是法国驻天津领事福隆丹于1920年提出倡议，翌年在马场道破土动工，建筑校址，延聘教员，名为工商大学。故后认为1921年为该院创建年，但1922年才正式创立。1923年部分校舍落成，同年秋开始招生，正式开学，由法国耶稣会法籍神父于溥泽（Paul Jubaru）博士任校长。开学之初，仅有学生48人，后逐年发展，渐具规模，而一切建筑，复均次第兴工。1928年，第一班学生正式毕业。
北疆博物院位于天津工商学院校内（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至119号，现属天津外国语学院），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同在一个大院里，互通互补，犹如一体。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博物院“裨益于该大学学生，良非浅鲜”。“事实上，该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本校所授的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须要任何标本参考，均可立致，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与师生均着先鞭，耳闻目睹，无形中本校师生研究学术之风气，自然比较浓厚也。”北疆博物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重点收集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标本已达40万件，居当时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博物院不但设有陈列室，还有实验室，后来又新建了试验馆楼和公共博物院，共占地2000多平方米。展室陈列的各种标本，每星期三、六、日对外开放。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质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沈士骏还写道：“北疆博物院只有一个主任（院长），一个助手和一个修理工人，一个杂役，依比率比我们南开人少。但他们的标本是无法估价的。完全由外边采集，除旅费外不妄费一钱。”
北疆博物院是桑志华一手操持创建起来的。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万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在1914年刚刚来到天津时，桑志华神父便已开始着手筹建博物馆，以保存收集到的标本。当时他将搜集到的资料和动物、植物、岩矿、古生物、古人类标本暂时储存在天津耶稣会的办事处崇德堂内，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进行，崇德堂内13个房间和地下室全部堆满了各类标本。1921年，直隶耶稣会决定在天津兴办一所工商大学，旨在专门培养技术和工商人才，校址选定在马场道141号。桑志华得知后，建议在学校内办一所博物馆，并得到了支持。为了使博物馆更具规模，桑志华还写了一封题为《向传教士呼吁》的信，恳请各地神父帮忙搜集标本。1922年，一座三层小洋楼建成，占地300多平方米，桑志华给它取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院”，中文名叫“北疆博物院”，并将存放于崇德堂的资料和标本移至北疆大楼内。不过博物院并未马上开放，桑志华神父继续到各地考察，不断将标本运回。随着馆藏的丰富，1925年北疆博物院扩建，在主楼西侧又新建一座三层建筑与之相连，作为陈列厅。直到1928年，北疆博物院终于对外开放，让世人一饱眼福。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像披毛犀这样的大型动物化石骨架，还可以看到各类史前的石器、标本等。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次扩建，在主楼南侧兴建一座两层高的楼房，并在二层位置建立一条封闭式天桥，使三座建筑成“工”字形连为一体，形成最终完整的北疆博物院。当时，博物院共展出动物标本3.5万种，植物标本2万种，岩石与矿质标本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和农学的调查报告。北疆博物院不仅有陈列厅、标本库房，还有化石修复室、研究室，集搜集、保存、展出和研究于一身。在展览文物的同时，北疆博物院还经常举办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讲座活动，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并普及了自然知识，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桑志华神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铁十字骑士荣誉勋章”，北疆博物院也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2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桑志华神父的考察和采集工作被迫中断，北疆博物院也暂时关闭。不久，天津惨遭沦陷，形势所迫，桑志华神父于1938年离开天津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1939年，华北地区连降暴雨，天津遭受水灾，市区被淹。为了保护物品，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标本被迁到北京新建的博物院内。此后，北疆博物院由发展期转入保管期，为1949年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一个传教士背景的古生物和古人类科学工作者在短短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能在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异邦取得如此多的成果，并建立一个名垂后世的藏品丰富的博物馆，这主要应归之于天主教在华的网络和一大批热衷此道的神父。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不同之处在于有统一的罗马教廷，天下一家，在经济上可以互相支持。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传教区无偿提供天津的崇德堂场地，而桑志华在下面考察时，主要借住各天主教堂，食宿可省去不少钱[22]。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他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
三、震旦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是1872年开始筹划的，最开始不是大学所属的博物馆。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 de. ca. Serviere）《江南传教史》记载，1872年8月，在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的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计划开展四项工作，其中第二项工作是：“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在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龙鞶（Augustinus. Chlombel）撰写的《江南传教史》中，也有一段关于韩伯禄与博物院的文字，可与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的记载相印证：“邻近天文台的是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创建博物院是郎主教确定的在建天文台之后的第二项工作……”建院时，初名“自然历史博物院”（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设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今蒲西路220号）旁边。光绪7年（1883年），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部之南建造专用院舍，名为“徐家汇博物院”。标志博物院的创建工作正式完成。博物院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的天文台旁，韩伯禄在两个楼面的陈列大厅中布置了动植物标本，并向公众开放展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韩伯禄逝世后，由法国传教士柏永年（F. Counois）继承其事业。这个时候这所博物馆还不算大学博物馆。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23号震旦大学旁建造新式楼房作为新院舍。落成后，徐家汇博物院藏品全部迁入新址，改属震旦大学管理，遂改名为“震旦博物院”。为纪念创办人韩伯禄，外文名称为“Le Museede Heude”。博物院收集品大多系修道院院长达维特（A. Divid）在华北采集的生物标本和韩伯禄、柏永年在长江流域各省采集的珍奇标本，贮存中国所产植物标本十分丰富，有“远东第一”之称。震旦博物院设生物研究部和古物部，有自然标本及中国文物两大陈列室。自然标本展出动物、植物、矿石和昆虫等标本，中国文物展出青铜器、陶瓷器、玉器和钱币等。该院经常选择有特色的标本供学者研究。并在接待各国学者来院研究的同时，还分寄往世界各地供专家研究。早期免费参观，后期凭票入场。该博物馆内设生物研究所及古物部。经费由大学董事会拨付，每年10000元。其中事业费5000元，研究费3000元，印刷费2000元，购置费5000元。
1868年韩伯禄来江南以后就开始了动植物标本的搜集工作，到1872年，韩伯禄已搜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标本。但是，在韩伯禄来江南之前，徐家汇天主教总部已保存有传教士达维（A. Divid）1860年来华后搜集的一些生物标本。由此可知，徐家汇会议上之所以作出创办博物院的决定，是因为教会已有了一定的物品基础。但原来的物品基础与后来的博物院创办工作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不应相互混淆。现在流行的韩伯禄1868年创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说法，实际上是将两个前后有一定的联系，却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概念合二为一了[23]。
四、岭南大学博物馆
岭南大学在旧中国最初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其前身为格致书院，创办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校址设在广州城内。1904年迁至广州河南康乐村，改名岭南学堂。1912年定名岭南大学，主要设立文理科，由美国人任学校监督（校长），中国人任副监督和教务长。在美国设有董事会。1925—1927年，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潮，该校工人、学生连续罢工、罢课，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并遣散职工。当时以著名律师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成立岭南大学董事会，任命钟荣光为校长。原美国纽约董事会改组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主要负责外籍教师的工资。
在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前，这所博物馆就已经存在了[24]。1905年，岭南大学第一座校舍“马丁堂”落成时，曾有“一楼中座之博物院及中学事务所”的记载；1913年《岭南学堂中学规则》第13条有“博物院各种器具不得移动”的规定，可见在1913年这里已有博物院的设备或仪器。这是目前已知的广东省内最早的博物馆。1917年，博物院仍暂设校内马丁堂内，其时仅植物标本已有1500余种。但是在1927年之前，这个博物馆不太正规，很多制度都未完善。1927年2月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后成立新的董事会，董事会核准通过了《私立岭南大学博物馆组织章程》[25]，该章程共计八项条款。其中第三条属于博物馆职责规定，涉及到博物馆行政办公、收集品保管、陈列展览服务、征集交换等方面，从此这个博物馆步入正规化管理阶段。1929年岭南大学十友堂建筑落成，由林护、蔡昌等十位岭南大学校友捐建，是四层（含地下室）的岭南风格建筑。当时为岭大农学院大楼，博物馆开始用这个建筑一楼做馆舍。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博物馆，风土物品（360件）、中国各省工艺品（220件）、古物美术品（1183件）、自然标本（1190件）齐备。风土物品中既有中国文物，也有外国文物，总数量据1936年的报表统计达到2953件。为什么能收集到外国文物？这和这所学校性质密切有关，这个学校是教会创办的，很多外国人在这里任教，他们将自己搜集保存的物品交给了这个学校博物馆。此外还接收一些名人捐赠，例如马丁堂一楼大厅门口的两个石狮子就是康有为从意大利购回，并于1920年前后特意赠送给岭南大学的。同时被捐赠的，还有其他9件白色大理石雕刻艺术品。华人校长钟荣光也亲自做过为博物馆征集文物的事情，他从旧庙中找来一个中国“产”的石狮子放到博物馆门前，此石狮为典型的南狮形象，蹲姿回首，脚踩一头小狮子，口含飘带，生动灵巧，肌肉部分柔韧而富有弹性。1927年，32岁的岭南才女冼玉清以岭南大学讲师身份被钟荣光校长聘任为兼职博物馆馆长[26]。她在这个位置一直到岭南大学解放后合并到中山大学为止，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任高校博物馆馆长时间最长的馆长。冼玉清[27]担任馆长后，馆藏品逐渐增多，例如《岭南大学校报》1929年1月8日报道说冼馆长带领职员编辑完成了人类学标本目录，统计这个目录提到的各类文物数字后是272件（同期校报还报道了黄莫京去海南狩猎后将丹顶鹤、狸猫和黄麋鹿各一只制成标本后捐给博物馆的消息），《岭南大学校报》1929年1月10日又报道说：“本校博物馆为求增加陈列品物起见，已积极搜罗，昨又由冼馆长搜得蓝本多种，每本宽仅二寸，字小如蚁。”[28]凡有新物品入馆，冼玉清都在学校的校报上做报道，这也是在持续做博物馆的宣传。如《岭南大学校报》1929年1月记载，“……本校博物馆搜罗颇罗，只限于陈列地点，颇形挤拥，昨经大学生会办事处迁地之后，所余一室，由冼馆长饬工改并，当将各种橱架，布置一新，及新增古铜器多种，系有华盛顿大学赠送，古色古香，扑人眉宇云”。除了宣传那些人捐赠物品给博物馆之外，冼玉清还发布专项征集布告。例如她接手的岭南大学博物馆，货币一项除了国内历代货币外，还有英、美、德、法、日、俄、意大利、瑞典、丹麦、瑞士、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荷兰、比利时、匈牙利、希腊、哥伦比亚、泰国、安南、印度、加拿大、菲律宾、埃及、爱尔兰、哥伦比亚、巴拿马、洪都拉斯、锡兰、香港、及南非洲各国各地区的纸币、银币和铜币。1930年2月27日，冼玉清在岭南大学校报登出了她执笔写的征求历代货币启事：“本校博物馆目下分设各国古今货币陈列部，从事征求，自开始至今，日形进步，倘承诸君子鼎力帮忙，或赐或换，则完备之各国货币陈列，不久将见于我校之博物馆矣。”冼玉清筹备博物馆的展览不限于本馆所存物品。1931年她就举办了一次摄影展，展陈的是中日文化协会研究系拍摄的北京各个商家挂的幌子照片一百余幅，很受欢迎，观众参观非常踊跃[29]。1931年3月她还做动员工作，将建设中的岭南大学水塔建筑（格兰工程师设计）的模型（杨锡宗制作）搬到了博物馆以吸引人前来参观。作为一个公共文化场所，必须要有众人遵守的规则，校长钟荣光签发了“住宅工人不得携小孩入博物馆嬉戏”布告（岭南大学布告第103号），内容如下：“为布告事，照得博物馆为保存历史方物，以供员生及来宾参观研究之所，地方理宜肃静，乃闻有本校住户仆妇人等，携同小孩入内嬉戏玩耍，殊属妨碍，亟应严行禁止，以肃观瞻。除由庶务处转知各住户严行告诫个侍役外，合行布告，一体知照，此佈。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抗战前岭南大学博物馆已分为人类方物部、古物美术部和自然矿产部三大部分，“一部分藏诸箱柜，亦有一部分公开陈列”。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岭南大学辗转内地办学，颠仆流离，所收集的文物损失不少。直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岭南大学迁回广州，渐次安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高等院校系大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冼玉清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山纪念馆主任，与梁钊韬、刘节一起负责清点整理中大和岭大文物工作。
1931年时岭南大学生物系已经积累了10400余种动物和植物标本，总数已经达到145000余件，校方责成生物和植物两院有关人士组成5人筹备委员会进行论证有无必要办一个新的博物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办“自然界博物馆”。这项计划不但在校报上刊登出来，也作为一个信息被1936年1月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收录到附录中去。可是这个博物馆设想没有成为现实，中个原因待考。
五、齐鲁大学成章博物馆
位于济南齐鲁大学（今山东医科大学）原图书馆楼底层。1933年冬创办。齐鲁大学为美国长老会、英国浸礼会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办。1930年前后，齐鲁大学因“国学”师资与研究机构较差等原因，中国教育部门不予立案。该校乃高薪聘请“国学”名流任教，并设国学研究所，出版了国学研究专刊《齐大季刊》。该校中、外籍教师，如齐树明、明义士[30]、伯尔根等热心于中国文物的收藏与研究；国学研究所亦着力于金石学、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为齐鲁大学建立博物馆创造了条件。校方及私人金石收藏有些原在图书馆展出，供师生研究之用。1933年冬，青岛市长沈鸿烈向齐鲁大学捐款1000元，校方用以购置陈列用具，成立了“成章博物馆”，成章是沈鸿烈的字号[31]。该馆藏品中，除齐鲁大学师生在济南大辛庄、山东东南沿海等地作考古调查时采集的文物外，大部属于传统的金石文物，仅铜镜即有130余面。商代甲骨量大且精，大部分为明义士所藏。
该馆占用学校图书馆楼底层，开陈列厅5间，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立式联合玻璃橱陈列，向全校师生开放，并有组织地向社会开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未迁走的部分文物被日军封存。1950年，齐鲁大学拟恢复该馆，未果。1951年6月，该校所存文物108箱，连同明义士1937年回国前埋于校园内的文物，为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
六、齐鲁大学—济南广智院
齐鲁大学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其前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
济南广智院位于济南旧城垣西南广智院街（今文化西路103号）。前身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32]创办的青州博物堂[33]。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怀恩光在济南征地30亩，建造新堂，将青州博物堂的设备、人员及藏品大部迁入。翌年12月，第一期工程2400平方米房舍竣工，由山东巡抚杨士骧等主持举行落成典礼，定名济南广智院，怀恩光任院长。1917年，该院作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与文理、神、医科并列，纳入大学机构进行管理。怀恩光之后，潘亨利、魏礼谟、斐礼伯、胡维恩、林仰山先后任院长，均是浸礼会传教士。
广智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博物馆，广智院（现址坐落在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院内）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从外形上看既像中国的庙宇，又像西方的古城堡，建筑设计者融合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精华，突出了建筑的实用性，以展览形式展示西方近代科学与文明。陈列品在太平洋战争前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天文、地理、机工、卫生、生理、农产、文教、艺术、历史、古物等13个门类。采用展橱、镜框、挂图等方式陈列。展品万余件，分2000余组，融知识性、趣味性、形象性为一体，常年开放。1912年观众23万人次，1914年增为28万，1930年达40万，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该院还在济南大槐树庄的军营附近设立“军界广智院”，内容与广智院相同，并增加了各国兵器、军队状况等介绍，多为临时性专题展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该院为日军接管，改为科学馆。1946年，英国浸礼会收回并使之脱离齐鲁大学。1949年4月29日，为中华基督教山东中区接管[34]。
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古物陈列室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6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
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古物陈列室是1936年11月正式开馆的。据《科学》（1936年第20卷第12期1083页）报道：“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每年专作历史考古等学术研究，每年并提出千余元购买有关历史研究之古物，自民国十七年起，以迄今日，已将十载，而历年购买搜集之古物，为数甚夥，约值万余元。该社为使考古学者及一般学生研究便利起见，特辟专室陈列，定名为‘古物陈列室’，业于十月二十八日，举行开幕典礼及茶会，约请著名学者百余人参加云。”[35]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燕京大学系美国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又当了校长，学校未受影响，又维持了几年，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在这天一大早就把燕大全部封了门，燕大只好关闭停办。哈佛燕京学社的古物陈列室也就此停止一切活动。九个月后，燕大在成都复课，但是没有资料证明古物陈列室随着燕大南迁入蜀。1945年10月10日，燕大举行复校开学典礼仪式[36]。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燕京大学有关院系被肢解合并到在京的各个高校中，古物陈列室的物品最后为北京大学接收，成为现在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
八、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
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于1940年12月4日正式成立。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馆址选定在燕大镜春园坐北朝南三间一套的大平房。标本全部由裴文中[37]征集。当时日军占领北京，地质调查所机构早已南迁，但还留有不少标本。裴老接替杨钟健的工作，并担任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职务。因此裴文中就提取了两处留存的部分标本给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其中有一些是在周口店发掘到的，但更重要的标本则是裴文中在法国时收集到的一些典型的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标本，包括法国史前各个时期代表品。这批标本由当时的学生成恩元用汽车押运至燕京大学。陈列馆创办伊始，很多展具赶制不及，所以标本柜也只好从地质调查所运来。当时地质调查所更高的领导已经南迁，无暇无力无人过问这些事情，成恩元不断奔波于北京城里的兵马司胡同和西郊的燕大史前陈列馆之间。标本运到燕大后，还无法立即展出，需要再度精选。因为像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等复原模型、猛玛象牙那样巨大的、重要的标本，固然可以立即决定展出，但另外还有大量的周口店和安阳发掘所残存的标本，其中颇多有价值而被人忽视选漏的标本。因此，裴文中带着成恩元多日从事检选的工作[38]。
全馆工作人员只有三个：裴文中、成恩元和一王姓工友。前来参观的人，主要是历史系的师生。有些同学并没有参加开幕式，而是在下午络绎不绝地、三三两两来参观的。有关这个馆的情况，除了陈恩元这篇回忆性的文字外，再就是程明洲（当时已是研究院的学生）发表在燕大《史学年报》（3卷2期，民国29年12月出版）一则史学界消息了。
程明洲的这篇报道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有关燕大史前陈列馆最早的一篇简报。在程明洲的报道中，没有提到馆中陈列的裴文中从法国收集到的一系列的欧洲旧石器标本。这批标本，既有代表性，也比较全面，当时欧洲史前考古学家所公认的几个大的分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代表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使学生们有了比较、参考的资料。当时国内的大学生都没有机会看到国外石器的质量如何，具体型制如何。只看到了周口店或其他遗址所发现的较小、较短的石英石石器，而没有看到法国所产的既大而长的、不同色泽的优质石英石石器。燕大史前陈列馆却弥补了这一缺项。燕大史前陈列馆从它成立之日起，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燕大被日军封闭止，陈列馆内的工作停滞。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据《燕京社会科学》载：“史前博物馆……民三十五年（1946）夏，复由鸟居龙藏先生重加整理，渐复旧观，并聘任助理，协助研究工作。[39]”据此，知史前陈列馆复校后曾改称“史前博物馆”，而且由鸟居龙藏先生负责重加整理，同时鸟居还把他“发掘之石器、骨器、兽骨多种”捐助于史前陈列馆。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大合并于北京大学，并以旧燕京大学校园为新校址。“史前陈列馆”（后改称“史前博物馆”）一名已不复存在，这批标本同古物陈列室文物一样，最后都归到了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九、金陵大学植物标本室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 Church）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1907年，美国基督会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大学植物标本室筹建于民国元年（1911年）。最初采集的植物都是南京附近的农作物及树木标本，是农林科的学生在实习带队教师带领下采集来的，以供识别各种农作物和树木之用。到了民国九年，开始注意植物分类，但经费奇缺，人材缺乏，对于标本室建设一直未能积极进行。嗣后陈焕镛、钱崇澍、史德蔚、林刚诸位学者积极努力，植物标本室才得以略具雏形。民国十一年春美国植物学家迈儒尔（E. D. Merrill）来校参观了该标本室[40]，给予鼓励并倾囊帮助，后来他在南京逗留期间为标本室做了大量鉴定工作。林刚、史德蔚去了温州、杭州、庐山、九华山于1923年采集了标本，1924年陈焕镛、钱崇澍、黄琮去了湖北采集了标本，1924年罗德民、李德毅、任承统采集了山西植物标本，史德蔚、叶亚谷、林刚又采集到了黄山植物标本，共计千余种，另外，标本室还采取收购的方式获得标本，从陈焕镛手里收购了海南植物千余种。除了自己的人员采集外，还和一些外国机构进行交换，重点是交换那些机构中保存的中国植物标本，如和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院交换该机构在云南采集的植物，菲律宾在中国中部采集的植物，又和美国史密森学院商议持续交换该院在中国采集的植物标本。除了和国外机构进行交流外，还和国内的一些高校进行交流标本，例如岭南大学的广东植物标本就在交换之列。
标本的鉴定是一个科学的工作。这方面多数标本的鉴定依靠迈儒尔，迈儒尔（Dr. E. D. Merrill）曾任菲律宾科学部部长，时任加州大学农科科长，该人在菲律宾从事研究亚洲植物20余年。迈儒尔鉴定有疑问或者忙不过来的话，由他转给赫其各（Dr. A. S. Hitchcock）来帮忙鉴定。赫其各（Dr. A. S. Hitchcock）是美国农部禾本科专家，于民国十二年春在南京参观金陵大学标本室，其在华所採之禾本植物及美国之禾本植物赠送金陵大学植物标本室颇多。
到1926年，已经鉴定完毕的标本约计有10000多份，计3000多种。陈列时候按照Engleand Prantl之植物分类法进行布置。另外，博德、俞大绂专门采集中国病理标本，业已採得2000余种，一并陈列于标本室。标本室设于农林院205号，所陈列的标本在办公时间内任意参观。标本室管理由一委员会主持，设委员长一人，总理本室一切事宜，委员数人，分别担任采集、分类及编名等事。委员实行轮换制。金陵大学的农林一科在当时是最有实力的学科。美国对外国人在华所办大学分ABC编类评鉴（加利福尼亚大学1928年），中国的教会大学，A类就一所，那就是金陵大学。植物标本室在金陵大学依靠实物办学办出名声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陵大学除了这个植物标本室外，从1935年开始筹建古物陈列馆。这个筹备中的博物馆和福开森[41]密切相关。福开森一生收藏许多中国文物珍品。1934年他约请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与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共同订立捐赠古物予金陵大学合同，并向当时国民政府的内政、教育、外交三部备案，合同中规定，在金陵大学古物陈列馆建成之前，将包括《大观帖》、“观斋”匾额、南唐王齐翰所绘《勘书图》（又名《挑耳图》），北宋郭熙所绘《山村图》等精品在内的939件文物暂存北平古物陈列所之文华殿保管陈列[42]（后归故宫博物院代管），抗战前金陵大学已经筹措到了3万多建馆经费，距离4万元目标相差无几[43]。但抗战爆发后，建设博物馆一事被搁浅。尽管在抗战时期金陵大学辗转到了四川成都办学，其中国文化研究所搜集了一些文物还举办过展览[44]，但这个机构和福开森约定的博物馆建立还不算一回事。抗战结束后迁回南京办学，内战又起，博物馆建设一事无限期推迟，直到1951年这批文物才转给南京大学（此时金陵大学已经合并到南京大学）。因此，金陵大学古物陈列馆在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办起来。
以上，我们对外国教会大学的博物馆进行了介绍。教会大学是19世纪晚期在中国教育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这些教会大学内的博物馆同样也是直接引进西方大学博物馆办馆模式。有些外国人将自己个人的藏品主动捐献给了所任职的高校博物馆，奠定了博物馆物质基础。在收集保存中国的自然标本、历史文物，传播科学知识，开展研究等等方面，开创了中国博物馆的新局面。当然，这些高校博物馆中的个别外国人（如桑志华、葛维汉），在为西方诸国收集标本和文物方面，也贡献多多。但总体而言，这些教会大学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正面作用。
第三节 中国人办的高校博物馆
从京师大学堂创办一直到1949年前，这一时期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正在学习欧洲经验，把中国传统的学堂在学科设置和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逐步变为近代的大学。这时的高校博物馆尚不是成熟的博物馆，国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般都不名曰某某学校博物馆，而用陈列室名之。
一、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陈列室
1922年（民国十一年）蔡元培倡议设立北京大学研究院，下设文、理、法专科研究所，先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在第一院开始办公，同时并注意物品之蒐集，后迁入北河沿第三院译学馆旧址，始得集中整理，同年5月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规定蒐集资料及资料处置，并物品之鉴定、类别，陈列、编目、出版等事。1923年（民国十二年）又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先后赴新郑孟津各地调查发现了大批古物（北大又成立风俗调查会，先后赴京兆各地实际调查，统计蒐集物品达2000余件，均分类陈列）。1924年（民国十三年二月）改考古学研究室及古迹古物调查会为考古学会。该学会利用松公府西跨院旧有房屋办公，计瓦房41间、平房9间、楼房14间。陈列室五处，所占面积不详。各类文物据1936年时期的统计如下：
“一、金类：（1）礼器15种31件，（2）杂器15种40件，（3）兵器9种72件，（4）镜鑑20种26件，（5）印玺6种7件，（6）泉币133种331件，（7）车饰157种1377件。
二、石类：（1）碑志24种64件，（2）造像1种1件，（3）经幢1种1件，（4）汉魏石经二种2件，（5）黄肠石9种9件，（6）墓门一种3件，（7）云冈石窟造像残件约十件，（8）其他若干件。
三、骨类：（1）殷墟甲骨4匣522件，（2）骨牙及贝等5种30件。
四、玉类：8种76件。
五、砖类：20种79件。
六、瓦类：8种1011件。
七、匋类：（1）封泥四匣177件，（2）用器6种115件，（3）明器74种230件。
八、木类：三种6件。
九、甘肃物品：（1）骨类骨器时代用品百数十件，（2）石类造像4件，（3）匋类，1. 陶器10余件，2. 残陶片百数十件。（4）隋唐人写经，（5）其他。
十、壁画：（1）宋代壁画2种3件，（2）元代壁画1种111件。
十一、标本模型：（1）燕下都采集古物标本数百件，（2）朝鲜汉代坟墓模型8件。
十二、拓本：（1）金类，约千种，（2）石类，1. 艺风堂金石拓本约1万余种，2. 云冈石窟拓本全份，3. 北平庙宇拓本全份，4. 赠送拓本数百种。
十三、其他，若干件，详见藏器目录，古物收入临时登记薄。”[45]
该陈列室归属国学门考古学会管理，文物来源有考古调查和发掘，还部分物品来自捐赠，例如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捐赠过一批拓片（含汉千秋万岁铭文砖等）、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捐赠过一批图书，除了机构捐赠外，还有一些个人将自己的物品捐赠给陈列室，如陈援庵、黄毅侯、何联奎、马叔平等人。陈列室的经费来自学校拨款，月拨款3000元。陈列室为扩大经费来源，对所保存的金石类文物进行拓片出售，据《北京大学日刊》[46]民国十三年1月26日、28日、29日、31日、2月22日等期登载的广告拓片目录来看，最贵的为青铜器全形拓片，是1元6角；最低价的是私印印模，为2角，也就是说北京大学考古学陈列室是国内首开纪念品出售的机构。但这种行为可以说获利无几，面对此种情况，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特发布启事劝募经费，全文如下：
“窃惟东方文化古昔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吾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如敦煌石室之秘籍发见于外人后。法，英，日本，均极重视，搜藏甚多，且大都整理就绪，中国京师图书馆虽亦存储若干，然仅外人与私家割弃余剩之物耳；又如英人莫利逊文库，其中收藏中国史学上贵重之材料极多，中国亦以无相当机关主持收买，遂为日人岩崎氏所得；近闻已嘱托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整理研究，不久当有报告公布，——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
国立北京大学年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幸承海内外学者之赞助，规模得以粗具，然纵使其充分发展，则非有固定而且优裕之基金不可。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而此系统的充分研究，又必有待于真确完备之材料。关于东方学之参考材料，范围广大，搜求既非易事，整理尤费工夫；兹略举数事，以为例证：
古代器物，为考古学之重要材料。但此等材料向来皆零星向古董商人购入，于研究上障碍甚大。
（1）古物之发现，多由于偶然的发见；发掘者既无相当之学识，器物因之损坏者，往往而有，至于地层之紊乱，位置之错移，更无论矣。此为无意的损失。
（2）古董商为蒙混赏玩家起见，得于甲地者，往往冒称出于乙土，连带可以明了其时代者，故意错乱之以希图善价，学者于此对于地方以及年代遂不得不费一番无聊之考证，不易更进而为此比较综合的研究。此为有意的障碍。
苟欲扫除此等弊病，必须集合各专门学者组织一古物调查发掘团，应用智慧的测量，为考古学的发掘。譬如巨鹿宋大观故城，必须先行设计，然后发掘，再施以科学的整理，如意大利之于罗马邦卑然，乃于学问为真有益。他如安阳之甲骨，因风水忌讳而土人不敢采掘之地尚多，渑池石器时代之古物，虽经安特生博士发见，而我国学者从未身莅其境。此一例也。
又如中国古代民族语言。为学者所凭藉以探溯无文之世，或载籍以外之事迹的一种可贵之资料，其中可以考见现代文化与语言之源流及其系统之处，绝非浅尟。日本古民族蝦夷之语言，已由其国之学者搜集研究，于学问界有极大之贡献。中国如西南各省苗蛮诸族之语言，虽略经外人探讨，然外人多不能深通中国制古音学及文字学，当然难得圆满之效果；将来国语渐渐统一，此等绝好之考古资料，恐有湮没澌灭之患，此事亦亟须定一规模，从事调查。他如方言，歌谣，谚语等普遍之调查，与精密之比较，皆不应蹉跎后时。然此等调查研究，均极艰苦，非有相当之准备，莫能实行。此又一例也。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物均应设法调查，编次目录，分别审定——何者须迻抄，何者须照像，何者须施氈拓，何者须作模型。至于国内之史迹古物旧书雅记之急须调查保存整理研究者，尤为繁多。揆诸理论，则亟待料理，按诸事实，则滞碍万端。凡此种种，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材，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而经费一层，尤为先决问题。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均已略具计划，逐渐进行，其已著有成绩者，为编辑室，古籍古物调查会，考古学陈列室，歌谣研究会，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正在进行，筹备中者：有风俗调查会，风俗陈列馆，方音方言调查会等。但为经费所限制，无力发展，深为可惜！
若待大学预算增加，则现在固有之教育经费，尚不可靠，增加之期，殆犹何清不可俟。兹幸各国对于庚子赔欵均有退还我国兴办文化事业之主张，深望此事实行后能每年拨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补助经费若干元（或蒙国内外公私团体及个人捐助经费，均所欢迎，其承受办法，当另定详章。）以为搜集资料，培养人材，延聘学者，建筑房屋之用。倘能就此基础，扩而充之，成一大学附属之博物院，不但各学系均可于此取资参考。即与各国间成绩之交换，物品之赠借，均可规定一圆满之办法，以期彼此互助，共图东方学术之发展。中国幸甚！学术幸甚！”（《募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启事》）
这个启事慷慨陈辞，情真意切，虽然是“讨钱”，但不失风度和尊严。此外还传递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建设中的考古学陈列室，还是筹建中的风俗陈列馆，一旦条件具备，就转成大学的附属博物院。
二、四川大学古物陈列室
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由教育部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悉数接收了三校原有藏书，图书藏量甲于西南，中外文藏书达89656册。四川大学古物陈列室1934年春季开学时正式成立。据1934年第2卷第21期《国立四川大学周刊》报道：“本大学图书馆，原有地址甚狭，不敷应用，寒假中将毗连该馆之教室四间，并入作为办公室及藏书之用。其旧有阅览室即大扩充，并另设陈列室一所，搜罗名贵古物，金石书画，于最近一一编号陈列，以供学生参观研究云……”这条史料说明四川大学的古物陈列室是图书馆中内设的，四川大学的图书馆本来就不大，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辟出一个地方做古物陈列室，应该是图书馆馆长的一个有力度的决策。当然，这样的决策也是给校方施压，为图书馆争取更大的空间。1935年8月6日教育部任命著名化学家任鸿隽为校长[47]，他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发动教师和各级单位主管者，一同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宿舍、体育馆等；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经多方努力，取得了全校师生和当时教育界以至蒋介石的支持，“即呈准蒋委员长拨款263万元，为该校改建校舍及增置设备之用，除指拨四川善后公债140万元，总二十五年度起分三年匀拨，现闻以善后公债140万已由川省按照起舞折拨付现款105万元，并决自五月份起，分四个月付清[48]”。任鸿隽深感颓败的校舍是川大发展的一大阻碍，便决心来一次“大手笔”。他以德国柏林大学为蓝本，改建旧校舍，又几经努力从教育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筹得4150万元，聘请著名建筑师奚福全、吴颂声主持设计，准备将川大改造为大学城。不久后，任鸿隽上书当时的省政府，愿以皇城旧址换取望江楼附近的2270亩地兴建新川大。这一请求正中省政府的意，皇城地处市中心，是商业黄金地带，省政府早想在这里兴建办公楼了。事情自然很快办成，当时的省主席刘湘还主动牵头，让成都市民政、财务、教育、建设、地政、警察等厅成立了“四川省政府办理川大迁校委员会”。任鸿隽数次去电恳邀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国内著名图书馆学家桂质柏博士来校担任图书馆主任。桂质柏博士就任后，对图书馆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全面整顿，业务工作逐步规范。
1937年6月16日，任鸿隽主持了川大新校址的奠基仪式，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同时破土动工。这三座建筑，特别是图书馆，成为了上个世纪40年代新川大的象征。图书馆得以改善后，图书馆内的古物陈列室相应也得到大大改善。必须要指出的是，四川大学的古物陈列室在以往的博物馆史研究上一直未得到重视，人们（包括四川大学博物馆内的研究者）一提四川大学博物馆都指向的是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时候合并来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而从来没有人提四川大学图书馆还有个内设的古物陈列室。这个古物陈列室1949年后是否被整合到四川大学博物馆里有待新的史料发现。
三、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
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前身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室。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始创于1926年10月10日，是继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之后，我国高校建立的又一重要的国学研究机构。它的创办，既是厦门大学对当时整理国故的学术潮流的积极回应，也是陈嘉庚兼顾中学与西学、而以整顿国学为重的办学宗旨的具体体现。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表述“国学”的概念是“中国固有文化”，研究之目标包括：“（一）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榻之本，及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二）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并将所得正确之成绩，或新发见之事实，介绍于国内外学者。”为此，在组织上暂设14组，即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磁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组、闽南文化研究组[49]。这个思路已超越国学即“整理国故”的范畴，把中国自然和人文的材料，中国固有的学问用分科研究的方法来整理。全校大多数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都参与了筹办，理科如动物学系主任秉志、植物学系主任钟心煊等，还实际分担研究领域，草创厦门大学植物博物院，筹办动物博物院，收集大量中国主要品种之木材标本、海岛生物区系海洋生物标本。正式开办的国学研究院设置在生物院大楼。按照林文庆校长自然与人文并重的思路，将陈列部展室与植物博物院、动物博物院结合在一起[50]，显然是按照一个博物馆群的长远目标来进行建设。
《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二期（1927年1月12日）刊登广告称：“本院考古学会及风俗调查会现已成立。至于文化古物陈列所，则在1926年秋季开学之时已设定所址，1926年9月初鲁迅到厦大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51]”；也就是说鲁迅刚到时候被安排到这里居住，显然还没有办出展览，也没有开始征集物件。9月25日，鲁迅从生物馆搬到集美楼。
陈列所的干事是黄坚[52]，他在北京当过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是林语堂引荐来厦大的。他还兼襄理（行政管理）、造型部摄影等事项。陈列所刚组建，即以本院职员的私藏为主布展，并在成立大会后对外开放。1926年10月开始陈列古物并举行第一次展览。“陈列室有二，东则陈列周树人教授所藏拓片，大多数为六朝隋唐造像。又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岗拓片、敦煌像片等。西则陈列各种古物，大都为河南洛阳一带所出土者，约百数十件。余则有本校商科所藏古钱。”[53]据鲁迅自己日记记载，他将他收藏的碑碣拓片摊在地上，弯腰一一选出。拿去陈列时，又是站在凳子上亲自悬挂展品。12月18日，举办厦门交涉使刘光谦先生所藏古书画展览[54]。同时，收受外间捐赠并自购风俗物品，设风俗物品陈列室，作为风俗博物馆之初步[55]。顾颉刚在厦大国学研究院工作期间，曾在《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发表广告，征求“家谱”、“古器物及风俗物”，并曾到福州、泉州、漳州等地收购古书、古物和风俗物品，“半年之中，厦门、泉州、福州等处搜罗的风俗物品也有数百件[56]”。这些物品后来都归属到了陈列所。
初创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由当时的校长林文庆任院长，语言文学家林语堂任总秘书，语言学家沈兼士任研究主任。学院聚集了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陈万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时媒体称其“大有北大南移之势”。和北大一样，这里也设立了考古学会及风俗调查会，将调查蒐集及捐赠的物品，分别陈列于古物及风俗调查陈列室内。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之际，陈嘉庚企业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国际胶价连连暴跌，陈嘉庚企业的利润缩水。这就严重影响到扩充厦大的计划。1927年，校方无奈宣布停办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所有物品拨归文学院，但仍保留古物陈列室等名称，由文学院派员管理。193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派员赴台湾调查路过厦门，文学院遂托请代为采集畲族文化品若干种。这样和院所有的南洋风俗品统作为人类学之陈列标本，至1933年冬，开始成立文化陈列所。
文化陈列所由院长呈准校长聘请教授一人为主任，1934年文化陈列所的主任是郑德坤。郑德坤初念医预，后进入中文系，师从顾颉刚、容庚等名师。1930年燕大毕业，次年得研究院硕士，留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从事研究校读《山海经》和《水经注》，并研习古物鉴赏。1934年与同为燕大毕业的黄文宗女士结为伉俪，赴厦门大学任教授[57]，被委任为文化研究所主任后编辑出版了《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所藏中国明器图谱》（厦门大学文学院出版，1935年）。这个图册收录了131种明器。按历史时代分，其中三代器1种，汉代器35种，六朝时期器11种，唐代器84种。图前有《中国明器史略》及所载图片说明。书首有厦大林文庆校长的序和作者识言。1936年1月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记载了文化陈列所的全部收集品，其中“（1）古物”类有分项统计数字：（一）明器215件，（二）古玩67件，（三）钱币47匣719枚，（四）拓本566种，（五）甲骨文字27片”，而（2）人类学标本和（3）民俗资料没有统计数字。
1936年4月他主持了福建首次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闽南泉州唐墓发掘，揭露出唐代砖室墓葬4座，这是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组织的福建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田野考古发掘，器物分别依出土位置详细记录，“郑教授将所得古物扫数搬往厦大文化陈列所保存”[58]。这次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出土陶瓷明器灶、溺器、鐎斗、鼎、匙、瓿、壶、瓶、唾壶、镫、洗、盆、盂、碗、盘、杯、豆、甑等74件，五铢钱、簪、带饰等铜铁器7件。发掘结束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厦大，受哈佛燕京学社委派去了四川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并主持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在郑德坤离任后的情况不详。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列所的古物于厦门沦陷时被日本侵略者掠往台湾，1945年台湾光复后乃由厦大商请台湾大学协助追回了其中的“19小箱[59]”，1952年之后这个陈列所后来合并到林惠祥创办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中。
四、厦门大学动物博物院
在民国时期厦门大学还有个动物博物院和植物博物院，动物博物院于1922（民国十一年）春季开始着手进行筹划，先是采集标本，最初仅在厦门及附近各地采集标本，如集美、南太武等处，后来扩展至福建省各地，如泉州、漳州、福州、延平等处，再后来扩展到邻省各地，如广东汕头、潮州、海南及浙江之宁波、温州等地，1925年（民国十四年）生物院落成，“遂以下层南首位标本陈列之所。十五年秋季，标本之厨均已制就，乃将所有标本分别陈列。十九年春季，各陈列室重新排列，以生物进化程序为标准，较以前布置为系统也。”[60]
该院现有陈列室及标本如下：
A，鸟类陈列室一，已经装成标本，有六十余座。B，鸟类陈列室三，已经装成标本，有八百五十余座。C，两栖类爬虫类陈列室，蛙类有八十余瓶，爬虫类约有七十余种。D，鱼类陈列室一，标本有九百八十余瓶。E，无脊椎动物标本室三，陈列昆虫、节足、贝壳、软体、棘皮、腔肠等动物，约三千余种。
经费来源厦大按月拨付，数额为100元。“本院共计大小标本不下四五千种”。为确保定名准确，将一些“标本寄送英、美、德、法各大博物院考察及审定学名”。接着是布置陈列展览，面向公众开放。每星期的周一、周五两日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时到11时30分，下午1点到5点，免费参观，但登记参观人数。据1930年厦大周刊9卷4期上报道，说有一个300人组成美国代表团来厦大参观，其中一个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对厦大的动物博物院很感兴趣，给予好评。1936年《厦大周刊》15卷22期转述了当年动物博物院参观登记簿上的统计数字，说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3月，6个月期间共计有3028人次参观了该博物院。平均每天参观人次约为16人，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还是可以的，毕竟这是一所校内的博物馆。
据1936年1月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介绍，该动物博物院出版物为《厦门大学动物博物馆所藏中国鸟类目录》，馆长是汤独新，采集员是唐瑞惠。有关汤独新的史料奇缺，目前仅知道他是浙江海宁人，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动物系，当时厦门大学招收学生很少，他是厦门大学动物系第五届（1930年）毕业的唯一一名学生[61]，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厦门沿海的经济鱼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学调查，特别着重于软骨鱼等食用鱼类的研究。1936年汤独新曾报道采到过福建省的淡水水母[62]，1938年他似乎离开了厦门大学转到国立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任讲师[63]。又有资料介绍说他后来辗转到了贵阳，做过贵阳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64]。曾经在贵阳一带进行鱼类调查，1942年他在岭南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贵阳的鱼类”，文中首次记载了贵阳30个种，并描述了两个新属5个新种[65]。采集员唐瑞惠是中国著名制作动物标本大师唐氏家族二代传人唐启旺的子女之一，唐启旺受邀来到厦门大学制作大量的动物标本，当时就带着唐瑞惠，唐启旺1932年1月在厦大去世后，他的女儿唐瑞惠继续留在厦大做采集员和制作标本人员。1949年后，她去了福建水产研究所，最后去了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66]。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厦门大学迁徙办学时未将这些标本携带，日本军队占领厦大后标本逸散，动物博物院终止。
五、厦门大学植物博物院
厦门大学的植物博物院也可以溯源到1922年（民国十一年）秋季，当时植物系初次招生授课，因教材缺乏，教学上颇觉不便，故该系教授“即着手搜罗各种植物标本，迨后搜集日富，随即扩张范围，陈列与标本室中，任人参观。此本院成立之由来也。十载经营，规模粗具，所蓄标本，种类繁多，现正从事规划，积极采集，冀于最短期间，成为吾国南方一完备之植物博物院，供学者之研究，而有所贡献于科学界也”[67]。
该院在生物院第二层楼，计有显花植物标本一大间，隐花植物标本室一大间，应用植物标本室一大间，标本制作室一间，1932年厦门大学周刊出版的纪念专号说“所有各标本室内之标本，多系该系主任亲往各地采集。余系向国内外各植物博物院交换而来。异花异卉，满目琳琅，中外人士前来参观者，日渐增多。其裨益于国民常识者殊非浅鲜，是诚本校之荣幸也”[68]。1936年出版的厦大周刊（15卷22期）记载说这个植物博物院的标本数量已经达到两万种左右。
1937年陈嘉庚将厦门大学由私立转献给政府变为国立大学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占领福建后，厦大迁徙内地办学，植物博物院和动物博物院一样遭到破坏，最终消失。1945年光复后也没有恢复。
六、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
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是唯一称博物馆的高校博物馆机构，这个名字得自原先的主办方——民国政府的交通部。该馆是交通部于1913年（民国二年）创办的专题性博物馆，民国六年交通博物馆改归交通部总务厅育才科管理，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1929年至1938年（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时北京交通大学的名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改学校名为“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以沈琪为院长，隶属中华民国铁道部。1929年，改称“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徐承燠任院长。1937年夏，学院改由中华民国教育部管辖。于是博物馆也自然转归了教育部管理成为一所教育部下属的国立大学博物馆。
《铁路协会会报》1914年第3卷第11册在《外编杂俎》栏上登载了一篇参观记，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史料，我们顺着这个观众的视角可以再现当年这所博物馆的情景。作者先是表达了没能参加开馆仪式的遗憾，接着说了没成行的理由：一没有时间二没有得到赠送的“入场券”。前日得到一人转赠的“入场券”欣喜异常，于是借入城之便来到了交通博物馆所在地——李阁老胡同（在北京西城府右街南段路西，现名力学胡同），首先看到了交通博物馆的牌子，接着又看到了“参观时间”的告知，进入馆内后看到的是“壮丽的门额上有铁路门博物馆字样”，于是明白这所博物馆是铁路博物馆，进入大厅后发现有用绳子间隔的分区，第一展区是工务股，这时才验票。这里有铁路的等比例缩小景观（作者用了“意造”这个词来指这些模型），展墙上悬挂了各种道钉及关于工程各种的用具零件，还在窗牖间放置了修造站房用的砖瓦实物。展厅内三面的墙上还悬挂了当时已经建成的各个铁路路线图，还将等高线在这地图上予以呈现，但是作者这方面知识不具备，所以看的不甚明了。“该屋内凡关于铁路工务皆制有模型”，到了“机务股入门见门上悬一机车全形油墨画图及京奉谭善制造厂油墨画全图，绘制颇景致类似照片”。作者看到的是写实性的油画，用油画作为辅助陈列品应该是当时中国博物馆展陈的一个新创举。这里陈设品多数为“机务应用之零具及关于机务制造之用品，并陈有火砖火瓦等物，余如机车、客车车模型，车身制造将成之型，车身转向架、伸缩转向架、起重机”等，还有一些“机车零件：水阀、车轴、油盒新旧式车钩、车轮等类，屋西墙上悬威式迅力轫机详图说”，出门见“前门前自南至北置一津浦黄河桥之模型”，就是在两个展区之间的通道上布置一个模型，使观众在转换空间时候不至于不自然。循径南行至“车务股”，“该股屋内陈列品为国有各路，每里每货运价比较表，并京奉、京汉等各路营业一览表及各路客货票之形式，与五路联络票、车上补票、站上补票之票形，各种关于车务股之凭单证据等，类如行李秤、轧票机亦皆陈列焉”。“再出南行折而东复北折又为总务股之所在，入门有执事者收券。是屋内所列者为各种照片及书册等，屋之东为休息室，室内备有桌櫈俾游人之休憇焉”。作者因天色已晚，“未能多为浏览”[69]，于是结束了参观离开博物馆。通过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铁路专题的博物馆，其陈列有大量的实物，有各种模型，还有图表和写实性的油画，当时所能运用的手段应该是都运用到了，布置得非常专业和通俗，因此很受观众欢迎。交通博物馆办馆宗旨是“供人观摩一以促工业之进行，一以资学术之考镜。”[70]
《北平交大周刊》是交通大学的校刊，这里经常登载有关交通博物馆的信息，例如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号的《北平交大周刊》登载了交通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办法，上面说“本院博物馆陈列物品具为民十年前征集之件，方今交通事务日新月异，若不继续进行征集，实不足以资研究而供众览”。征集的对象是各年级学生，征集的范围是“一，调查国内外交通事务图集”，“二，征集国内各路实物图集或与交通有关之照片”，学生实习时先“由博物馆分别委任为‘赞助员’，随时调查交通事物报告该馆，以使设法征集活条陈意见以备采纳。该馆当将姓名分别记专并列登周刊，借资表彰并以鸣谢。”
曾昭燏1948年著文说民国二年“交通部于北平创办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是为国家博物院之开始[71]”，也就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是民国时期成立最早的高校博物馆，而且也是中国人办的博物馆中成立最早的博物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先是南下到上海，又西迁湖北武汉、湖南湘潭钱家巷，到1938年底又迁至贵州省平越县。这样的辗转迁徙自然不会带上铁路博物馆所有物品，铁路博物馆被留到了北平（目前有关沦陷时期的这所博物馆情况阙如）。1945年光复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抗战结束后迁回北平府右街校址办学（但博物馆未被复兴），但没有了博物馆。也就是说在日本侵略北平期间，这所博物馆遭受严重损失已经无法恢复了。
博物馆作为实物教育的社会文化机构，其实物的保存最为不易。战争是博物馆发展的最大梦魇，日本全面侵华的脚步终止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化过程，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中国的一切一切，都因这日本侵略罪恶而不得不停下来。文明和野蛮较量了八年，终归文明战胜了野蛮。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博物馆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一道，在新生的政权下走向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