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祖父
从小我就听贻安堂的族人说，我祖父有个“败家子”的外号。以后，我开始懂事，从家中祖父留下的物品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个有学问的、兴趣广泛的人。那么，他怎么是个“败家子”呢？我怀疑。于是，我开始寻找我祖父。从小起我一直在寻找我祖父。我要寻找到一个真实的祖父。
我刚懂事，那时大概是1937年，日军从长江边的福山登陆，家乡沦陷。母亲告诉我，家门外厅里那架布机是祖母生前织土布用过的，有一段时期家里就靠这手工活为生。记得在家里红漆衣柜抽屉里有张照片，在椭圆形的画框里有位美丽女子的像（还有一张同样的玻璃底片），母亲说她就是我的祖母。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体魄强壮的青年人，穿游泳裤，双臂叉在胸前，背景是游泳池。母亲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祖父。以后，我渐渐发现祖父留在家里的许多物品，其中我最早发现也是最喜欢的是一本精美的铅笔素描画册和一套《芥子园画谱》，还有线装古籍、大量油印讲义、五线谱和古碑拓片。记得那本画册中有一幅双鸭喜水图，上面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对，后来才知道是唐诗。我也见过一张毕业文凭，上面有中文文字，也有看不懂得字。到80年代，弟弟告诉我，那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书。家乡人提起我祖父，就叫“星爷”，就说“是个败家子”。听他们说，我祖父变卖了苏州的家产，去办什么学校，从此我家一贫如洗。他们说，后来祖父到一个庙里当和尚去了，祖母才开始织土布，她最后忧伤离世。家乡还流传不少关于我祖父的逸事。说有一次他在自家后门抓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拿了我家东西的小偷，大声呵斥道：“你偷了我家东西，你在这里等着，让我进去拿根绳子把你捆起来。”就这样故意把小偷放走了。还有，他养过一匹马，踢伤了养马人，他一怒之下把马杀了。从我有记忆起，我就知道祖母已去世，但祖父是否活着，他在哪里，谁也没有告诉我，而我也不敢问人。当时，家乡在日军的铁蹄下，整个塘桥镇人人自危。我们开始在小学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就是我同学庞济桴的父亲庞润生。庞老师对学生有个严格的要求，即坐、站、走时都必须挺直腰板。而这正是父亲对我的一贯要求。听济桴说，是我祖父送他父亲到上海学习体育的。我曾想过，庞老师和我父亲的这种要求，不都是我祖父传下来的吗？
1940年的一天，我觉得一场灾难从天而降。父亲说，我祖父去世了！父亲带着母亲赶到青浦去了。还记得母亲抱着弟弟出门的情景。他们回来后带我去看镇东的祖坟。我看见一所砖砌的镂空“小屋”，里面有一付棺木。后来我又听父母说，祖父一直隐居在一个他的学生家里。他在洗澡时受凉，得伤寒突然病故。他们说，在上海他的一位朋友家留下一只箱子，内有遗物。但我父亲不久也病逝，所以一直没有取回这只箱子。
我父亲是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去世的。此后约五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1949年4月盼来家乡解放。大概是1950年初，我在塘中上初三时，从太仓中学调来一位体育老师，叫陈壮吾，他的夫人是位音乐老师。他小个子，年过半百，但十分精神。记得第一天在操场上教我们做操，他突然先在地上做了一个前滚翻。在他影响下，同学们对体育课兴趣大增。他对我们有个要求：无论站、坐、走都要挺直腰板。有一天在课堂上讲体育，他忽然问道：“谁是庞醒跃的孙子？”我举了手，站起来回答：“老师，是我。”那天教室外正下着大雪，他看我穿得很单薄，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欲言又止。后来我离开塘中很久，才知道他也是我祖父的学生。1950年夏我考取不收学费的苏州农业专科学校，临走时母亲为我收拾行李。我只有几件单薄的衣衫，母亲都放在一只小箱里。这只旧箱子宽不到一尺，长约一尺半，铜皮包角。母亲用藏青土布为小箱缝制了外套。她说，这是我祖父用过的。后来我在1950年底参军时又把它带到了北京。生活无论有多少变化，我总是留着这只箱子，因为我知道这是祖父留下的唯一的实物了。
在“文革”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母亲突然从家乡“逃难”来到北京。她告诉我，镇上造反派说我祖父生前留给她一笔财产，一定要她交出来。但她对他们说：“你们想，人家都叫他‘败家子’，怎么还有财产留给我呢？！”于是，造反派把她关了几天“牛棚”，放了出来。
“文革”结束，我步入中年，那时已理解祖父的人生价值。我坚信祖父不是“败家子”。可以说，我是从那时起开始认真寻找祖父的。
大概是1982年底起，我开始求助我的长辈和亲戚们。1983年，在上海的振远六叔给我寄来了重要材料：刊登在1982年《上海体育史话》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陈梦渔写的《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沿革》。另一篇是钱泽民写的《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鼎盛时期》。曾任东亚体专校长的陈梦渔的文章说：“私立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创办于1918年8月。起初，借用上海南市方斜路庆安里体育传习所旧址为校舍。创办人庞醒跃（字同孚）。傅球（朗斋）、史忍（济群）、宗鹗（肖鹏）、陈熊（梦渔）等四人参加筹备。聘请环球中国学新会会长朱少屏任校长。日常事务，则由庞氏负责，1924年朱辞职，庞自任校长。1927年端午节前夕，庞因经济拮据等故突然离校。庞氏任校长名义上为四年，实际上主持校务达九年。在此期间，学校于1921年规模初具后，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次年又得江苏省教育厅传令嘉奖，1924年附设高中体育师范科，培养初中、小学体育及音乐师资，惨淡经营，打下基础。”他写道：庞氏突然离去，校务无人负责，后由在安徽和湖北省政府任职的宗肖鹏任校长，1929年后陈梦渔正式继任校长，到1949年为止。1949年上海解放，体专聘请来逸民为校长，陈居校董地位。次年，东亚校友黄狮出任校长。至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东亚体专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他最后写道：“上海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有史三十余载，办术科46届，毕业生1500余人，连同体育师范及童子军教练员毕业生，共约3000余人，育才几遍全国。”钱泽民是东亚体专的毕业生。他在文章中说，1933年到1937年是东亚体专的鼎盛时期。他写道：东亚体专的教育“非仅在只是灌输，体格锻炼，尤其注意人格修养与思想训导”。“东亚体专造就的人才，突出的也很多”。振远叔寄我上述文章时附上一封信说，他本想去拜访（当时仍健在）的陈梦渔，以便了解更多情况，但他不愿见他，因年事已高，但振远叔认为，更可能因为据说他与我祖父有过经济纠葛。
这期间有一个插曲使我受到了鼓舞。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以566环的成绩赢得冠军。这是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运动员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夺得的第一枚金牌。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由一位住在大连的东亚体专毕业生写的文章。他写道，中国人走上奥运会并夺冠，是东亚体专人当年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可惜我没有把文章剪下来。
已退休在常熟的庞树家是我们贻安堂同族父辈最年长者，1985年已85岁。我叫他树家伯伯。我想他一定知道我祖父更多情况，就去信询问。他于当年4月18日亲笔复信说：“醒叔生平，我当然知道些。但说不来。如要说，可用：‘富家子弟派头，易被人欺’几个字。他留日时与弘一大师同学，来往颇多。”我想，树家伯伯是以亲闻目睹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这样的评论的。我以后核查，祖父与李叔同不是同时期留日的同学，但他们应有密切的关系。
1987年，我收到定居苏州的振麟四姑的回信。她在信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回忆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已经小学毕业，因家境贫困，母亲织布，我也能帮着干些零碎的活。母亲看我懂事，因此会同我谈父亲过去的事。原来我家住在苏州，母亲只生了大哥、二哥（庞注：即我父亲）（二人相差二岁），父亲就出走了，音讯全无。母亲不识字，只是和外婆天天烧香求祖宗保佑，能早日平安回来。过了两年，父亲回来了，说是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回来后卖去苏州房子，价值三千两银子，去日本留学。我家迁西塘桥（老家）居住。去日本留学几年回家，又卖去田产，在上海办学校，即东亚体专学校。我在小学读书时，常常听老师讲外国人骂中国人东亚病夫，那时才明白父亲为了挽救中国，变卖家产，去办这样一个学校。”四姑在信中还说明，他大哥，即振华大伯出生于1908年。我祖母叫庞张氏，小名小毛。四姑的外婆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依靠，所以随女儿来西塘桥生活，她在四姑9岁时去世。
以后，堂弟仲予给我一份材料，这是振华大伯父80年代逝世前写的。大伯父在这材料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祖父的情况。据他说，曾祖父的号是缵之公，世袭“云骑尉”官职，在家享受地主清福。在苏州胥门学士街建住宅，屋分四进，占地三四十亩。缵之公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寿，二的叫星，人都叫他星爷，他就是我的祖父。祖母是苏州木瀆人。祖父把家从苏州迁回塘桥贻安堂，大概是在1914年，当时大伯父六七岁。祖父用“星爷”的谐音为自己起名醒跃。他变卖了苏州新宅，留学日本。三年毕业，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所属的尚公小学当体育教员，月薪24元。他教育有法，每年全上海小学运动会，尚公小学的团体操比赛都评为第一，校方非常满意。他因此感到全国教育界还没有把体育一门列为专业的地位，很多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大都由音乐教员兼任，体育的专业教师异常缺乏，他就决定创办一所体育专门学校，定名“东亚”。当时南京东南大学有个美国体育教授叫麦克洛，他极力支持他，上海教育界的朋友也资助他。他就在上海南市西门方斜路租了两幢弄堂房子，一块菜地做操场，体专就这样开学了。第一学期就有50多人录取上学，两年之后，每年就有一百个体育教师毕业。他办学经济绝对公开，全校师生团结如一家人。他自己担任体育理论教学，自编讲义《体育哲理》、《体育管理》，得到专家麦克洛的称许。后来学校办得很有名声，他决定筹款建一所像样的校舍，第一步在真茹买了30多亩地，准备建校址。按照几年发展的情况，再努力二三年即可达到目的。正是那时上海有个洋人开办“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体专第一个月储蓄了12元，开奖就中了两千元。他从此想赢一大笔钱，加快建校，不想“屡战屡败”，卖掉了真茹的地还翻不过来，把学校的公款也输得无法公开，债台高筑，最后统计，债务当在万元之谱。在此情况下，他写下遗嘱，假说自杀，一走了事。后来大伯父从父执宗肖鹏处了解，他是避债出走。以后又知道，他经友人李叔同介绍，到杭州西湖葛岭山下一个小庙出家。后来他又回到上海，住在虹口。我祖父出走后，大伯父承担起我家生活的重担。祖母积劳成疾，几年后病故。大约在1933年，大伯父在郑州才收到祖父的信，称他在上海国货展览馆当个小职员。 1936年后又断绝音讯，直到抗战开始后不久，有个东亚体专毕业生王某由上海寄信大伯父，说我祖父在青浦病逝，棺木晢厝（浮厝）在一家人家祖坟上。后来才了解到，祖父的学生王某在青浦学校当校长，邀我祖父任庶务。据大伯父说，祖父是得禁口痢疾，突然病故的。大伯父最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祖父和我父亲都爱音乐。在大厅墙上挂满琵琶、丝弦、胡琴以及笛、箫、笙等，有人进来只要拿得起一样，不问姓名，就能登堂入座，烟酒茶饭相待。”
不久，我在堂弟仲予处发现大伯父珍藏的一批旧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祖父的。非常可贵的是，这三张照片都是祖父在上海办学期间拍摄的。一张为他在学校办公室阅读教材。还有一张是他与大伯父的合影，看上去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面容刚毅，是个很自信的人。大伯父在这张照片上用英文写了一句话：“我的父亲在哪里？我亲爱的父亲！”很明显这张照片是祖父“失踪”前不久拍的。我得到这批照片非常高兴，立即复印。
大概是在1986年，我在新华社总编室值班，处理一篇体育稿，偶然翻阅《体育词典》，突然一个名字出现我的眼前。这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的建国后第一部体育辞书。在859页上有这样一个词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18年8月由庞醒跃创建于上海”。我顿时想到：“历史公正，我祖父不是‘败家子’！”
大概是90年代初，家乡中学同学庞梁寄来他主编的《塘桥志》书稿，请我作序。书稿第十二卷《人物》栏中正式记录了我祖父的事迹。据庞梁考证，我祖父属虎，应生于1890年，于1940年患伤寒症病故。《塘桥志》1996年9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出版。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和孙四印合著的书稿《话说塘桥》。这本书稿讲述了塘桥史上的一百个真实的故事，都曾在塘桥镇镇报上发表过。其中有一篇是《庞醒跃与东亚体专》。文章除叙述庞醒跃创办体专事迹外，还说：“就塘桥境内来说，解放前在塘桥中学和塘桥几所小学任过体育教师的储祖培、庞润生、徐培寿、陈壮吾等人都是东亚体专的毕业生。”这段话实际上提到了我祖父四个学生的名字。
1993年我应我的墨西哥朋友、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的邀请到上海观看世界女排锦标赛。我利用此机会，专程到华东师范大学，拜访该校体育系的老主任，想了解有关情况。但他说，他知道解放初期东亚体专并入师大的事实，然后可惜未留下任何实物和资料。我向他讲了一些我祖父办校的情况，他很感兴趣，说：“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这将是我们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我还就近回家乡塘桥，去拜访了一位百岁老人，他原是铁匠，叫王小二。我小时他就喜欢我。我一直记得镇上每年正月十八庙会时他总要骑一匹瘦马，在狭窄的石板街上乱跑，有时还冲进店铺。那天，他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知道吗？你公公骑的是一匹高大的白马，真俏呀！可是他踢伤了人，你公公拼命鞭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2000年初，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孙萍赠给我一本刚出版的她的著作《百年家族——庞薰琹》。她1977年生，是我的常熟老乡。这本书以画家庞薰琹为主要人物，以常熟庞氏家族为场景，通过我们家族从清乾隆年起五代人的生活道路，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过程。作者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初叶，塘桥贻安堂出了两个有传奇色彩的新式人物，即同盟会会员、诗人庞树伯和东亚体专创始人庞醒跃。“庞醒跃，字同孚，1890年生于塘桥贻安堂。其父庞钟瑍（字辅明，号瑞卿）是大房庞文洋的五世孙，与探花庞钟璐同辈。”（庞注：我不清楚孙的考证是否准确，但我小时就听说曾祖父叫“瑞大爷”。）“深受民主、爱国思想的庞醒跃，并不安于富裕的家庭生活。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他突然离家，不知去向。两年后回来，家里人才知道他在外参加了辛亥革命。不久他把苏州的房产卖了，得白银三千两，靠这笔钱留学日本，进早稻田大学专攻体育专业，立志学成归国后发展体育事业，鼓励国人锻炼身体，以摘掉‘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这也是他以后创办体校，取名为‘东亚体专’的深刻寓意。”作者说：“据说，庞醒跃一生与弘一大师交往密切，关系甚笃……或许，庞醒跃倾向辛亥革命，留学日本以及选择教育救国道路，全都与此不无关系。”作者说：“关于1927年庞醒跃突然离校，原因种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办校同时炒股票亏损，导致学校经济拮据，难以维系。”作者说：“庞醒跃全力奉献体育事业，倾尽家产办学，以致家境日衰。”“庞醒跃是一位真性、直性子的人，只要是认准的事必定坚持到底……他性情的真与直到老未变。”这本书还登了一幅我祖父在上海办校时拍的照片。
2004年8月27日，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以12秒91成绩夺冠，平了英国选手1993年创造的世界纪录，这枚金牌也是中国选手奥运会上夺得的首枚田径金牌。我从电视上看到，刘翔在授奖仪式上，突然高举双臂，打开一面国旗，一跃而上领奖台。刘翔就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学生。看到此场景我非常感动，立即打电话给一位友人，说：“你知道我看到刘翔跃上领奖台时想到了什么吗？”她应声脱口而出：“醒跃！”
由于近年来网络上提供的信息丰富，我想到也应从网络上寻找我祖父。于是，我给了小孙子康康“庞醒跃”三个字，请他去搜寻。很快，他从上海一个网站下载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人物资料，言简意赅地评述了我祖父的一生：
“体育人物传略：庞醒跃（1890-1940），江苏常熟人。体育教育家，东亚体专创始人。青年时期，抱着体育救国思想入中国体操学校，毕业后赴日留学体育。民国7年（1918年）学成归国，与傅琅斋、史济群合力创办上海东亚体专，变卖家产，作为办学经费。自任国文、体育理论、体育教育学法课程教师。民国17年因无力摆脱办学经费之困难，突然留言出走。办学十年，招生21届，培养师资600余人。主要著作《体育哲理》、《体育管理》等书。”
另一份是一篇文章，题为《上海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文章介绍了体专从创办到并入华东师大的过程。文章说，东亚体专创办于1918年8月，创办人为留日学生庞醒跃、留美学生傅球等人。“傅球负责校务，由于筹备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所以确定11月7日为校庆日。民国10年傅球授课时受伤身亡，校务由庞醒跃负责。”“民国10年学校成立校董会，由蔡元培、朱少屏、张之江、王壮飞、庞醒跃、宗肖鹏、陈梦渔组成校董会……翌年，江苏省教育厅曾通令嘉奖，称该校为全省在成立的十一所体育学校之冠。”文章说，民国16年，学校经费困难，庞醒跃校长因无力支持而出走，师生组织了校务维持会，同时校董会由邵力子任主席校董。文章说，东亚体专的毕业生钱行素、符保卢、贾连仁、潘瀛初、陈荣棠等人曾获我国全运会的冠军。文章最后说：“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曾一度迁往南市体育场，解放后又迁回江湾，聘留苏学生来逸民任校长。1950年改聘沈子球兼任校长。后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华东工作委员会接办东亚体专，改组校董会，由李昌任董事长，该校毕业生黄狮任校长。1951年春，学校迁往徐家汇，同年7月，学校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原建制撤销。”
家乡人告诉我，1959年农民平整农田，把我祖父的遗骸放进陶缸，深深地埋入地下。现在，没有人能说出埋在哪里。也是在这一年，我祖父留在家里的物品都被人销毁了。在那片大地上，人们再也不能看到我祖父留下的印迹了。
一天，康康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听他开玩笑似地对同学说：“你们知道吗？我从网上竟然找到了我爷爷的爷爷！”听康康说他也找到了“爷爷的爷爷”，我感到欣慰。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大概也是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寻找祖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写于2006年11月，2007年4月10日发表于《张家港日报》）
青橄榄
我出生在常熟西乡西塘桥的贻安堂，并在那里度过了15个春秋的童年生活。贻安堂是常熟一个望族——庞氏家族的发源地。但是到了我童年时贻安堂已经败落，“会元厅”里的四根大木柱油漆已剥落，露出残破的麻皮。这里居住着包括我家在内的四户人家，除隔房的树家伯伯家外，我们三家早已家道衰微。树家伯伯在家乡沦陷时到重庆去做事了，是个爱国民主人士。只有他的妻子，大家叫她“新嫂嫂”，在家掌管着约一二十亩租田。我们家是祖父卖掉了苏州城里的房产后从那里迁回贻安堂的。我家的古本藏书上有“五常堂”的印记，估计我们在苏州的家就叫五常堂。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五太太讲故事。五太太是一位隔房曾祖母，在贻安堂里算她年事最高。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的“长毛造反”故事。她说，“长毛”红头发，红胡子，见人就用大刀杀，贻安堂原先的“墙门”（大门）就是被“长毛”一把火烧掉的。我家祖上有一个当官的，与“长毛”打仗，坐骑受惊，误入敌营被杀，最后只收到一具无头尸体，后来做了一个“木人人头”才安葬入土。我家门外大厅里的一张八仙桌上有个玻璃柜，里面供着一个用绢做的小人，他就是我家那个老祖宗。我从小常听老人们反复讲这一类话：“爬得高，跌的重”，“坐吃山空”。后来读《红楼梦》觉得其中有些语言似曾相识。如秦可卿“托梦王熙凤”就说过“登高必跌重”。我父母在我刚懂事时就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要我养成节约的习惯。如吃饭时是绝不许在饭碗里留下一粒米的，一粒米落在桌上也必须捡起来吃掉。母亲说，碗里留下一粒米，脸上就要长一颗麻子，留一口米，就会长一脸麻子。在我们家乡大家都说麻子最丑，长大了脸上长麻子，谁都不愿意和他成亲的。我很相信这种说法，从小就养成了节约每一粒米的习惯。在贻安堂里，老人们很重视各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教育的方法也很讲究。大概每年清明节，大厅里总要挂出一个身穿官袍的老祖宗（我不知是谁）的画像。在大厅东边有一间神秘的房子，里面摆着许多排祖宗的牌位，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烧香和跪拜。我家每年大年夜都要祭祖，母亲在一张八仙桌上摆好酒菜，家里人轮着在桌前磕三个头。我们吃年夜饭，是必须等祖宗们吃完饭后才能上桌的。贻安堂东厢房天井里长满了方竹，这种竹子下端是方形的，只有上端一小部分是圆形的。听老人们说，以前曾传出贻安堂里一位闺秀失去“贞节”的绯闻。这位小姐把一双筷子插在东厢房天井的泥土里，跪拜天地说：“老天爷有眼，让这双筷子长出竹子来，证明我的清白，否则就雷打死我！”第二年春天，天井里果然长出了一片翠绿的方竹。我们家住在后厅，进后厅要经过一道布满精美砖雕的大门。母亲常给我们讲每一块砖雕上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她指着一块砖雕说：“看，母鹿在给小鹿喂奶，那只小鹿吃妈妈奶的时候是跪着的，你看它多孝呀！”在我们贻安堂里，不知为什么“新嫂嫂”是最有权威的，对人也最严厉。记得我看见有一次她痛骂一个佣人并说要严惩他，这个人很年轻，原来是看守庞家祖坟的农民。后来听说是因为他在打扫她家有一棵高大桂花树的小天井时唱歌。我听见过他唱过的歌，而且觉得好听，还记得歌词第一句是：“栀子花开心里香……”贻安堂种着不少种花木，“新嫂嫂”能说出许多花木，如南天竹、万年青、腊梅等的“身份”和象征意义。她家住在中堂，中堂前是个有口水井的院子，院子左边有棵高大的杏树，杏树下有大片凤仙，右边墙旁有一簇玫瑰。听“新嫂嫂”说过，凤仙花是小姐，玫瑰花只是丫头，但“丫头”长得比“小姐”标致，如果种在一起凤仙会被气死的，所以要分开。
我总感到我家还有一些特殊的“家训”，与贻安堂的其他人家不同。如父亲规定我无论站着还是坐着，特别是走在路上必须挺直腰板。在这一点上，父亲是非常严厉的，这个要求似乎是代表着我们家的一种精神。后来我看到，在小学里和中学里的两位体育老师—庞老师和陈老师都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而他们都是我祖父的学生。以后我想过，父亲要我“挺直腰板”的规定大概是从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吧。
我小时候，在我家不远处的石桥旁，有一家姓赵的老妪开的水果摊，主要卖福建运来的福橘、金橘、甘蔗、青橄榄等水果，也买些荸荠、柿子等家乡产的果品。我常闹着要母亲给我卖水果吃。我什么水果都吃，就是不吃青橄榄。但母亲却偏偏只买青橄榄给我吃，我刚咬一口橄榄，舌尖透出一股苦涩，立即吐掉了。母亲又给我一枚，并说：“青橄榄可是好东西，先苦后甜，又能止咳润肺，吃吧！”我说我不吃这苦的东西。母亲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以前，有个农夫得到一枚很大的青橄榄，放到嘴里，咬了一口，说这东西这么苦，立即吐出来，用力向背后扔去，扔到了他家的草房顶上。但是，就在这时，他感到口里甜起来了，而且越来越甜，嘴角流出了口水。于是，他爬到屋顶上去找那枚橄榄，但是他把三间草屋屋顶抓光了也没有找到那枚香甜的橄榄。”听到这里，我的嘴角也流口水了。我吃着母亲给我的一枚青橄榄，刚咬一口，嘴里感到苦涩，但等一会后一股淡淡的甜味缭绕在舌尖。再细细品味，青橄榄的确是甜的，是淡淡的甜，清香的甜，而且久久地留在口中、舌尖。
以后，在我成了一个懂事的人后，知道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的社会、学校和家庭影响决定的。我想过，在我们家族传统和教育中，对我的成长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讲的那个故事，一生都在回味着，就像咀嚼一枚青橄榄。
（写于2003年）
“磨刀背”
我还依稀记得父母亲送我上小学前夕的情景。那张黑漆书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父亲坐在桌旁，我站在他面前。他叮嘱了什么，全记不得了，但我觉得对我一直很严厉的他，那时显得十分和蔼。第二天早晨，他亲自给我洗脸，用力擦我的面颊、脖子和双手，擦得我好痛。母亲给我吃了一个水煮“和包蛋”，仍让我穿上开裆裤，就送我上学了。在家乡，据说上学吃“荷包蛋”就聪明。整个第一学期我都穿开裆裤，母亲怕我在学校不会上厕所。
这里要说一下我的生活环境。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叫贻安堂的古老的大宅院里。大厅上挂着“探花”、“会元”等六个大匾。我家里有许多古籍书，封面上的朱红印记是“五常堂藏书”。木柜里有许多祖父留下的讲义、乐谱、画册、拓片和他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我非常喜欢那本印刷精美的铅笔素描画册。画册上有一幅写着古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画，非常生动。我从小就觉得长大了当然是要上学去的，但为什么上学，不知道。
从我家到小学有一条约“一站”路程的小路。走出家门，沿着石板路上学去，就走进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出门是一条不到两米宽的石板街，走过塘河的石桥，再走一小段“塘南”小街，就是一条用许多不到一尺长的石条砌成的乡间小路，通向学校。小路旁有几个池塘和种着水稻及其他作物的田地。每天来回四趟，一路上可好玩呢！一次走过叫葫芦屯的小池塘，看见一只骄傲的白鹅，在池中央旁若无人地徜徉。突然听到池边十几只绿头鸭仰天齐鸣，潜入水中，过了一会，鸭群从水中把大白鹅拱出水面并赶到岸上。我想那只白鹅平时一定“欺鸭太甚”了。以后我一直相信鸟禽是有自己的语言和感情世界的。路边有一大片绿地毯一样的苜蓿田，我们称苜蓿为“红花”。每天放学走过时，我们几个同学都要在“红花”田里打滚，从南滚到北，再从东滚到西。农民站在田埂上笑，后来才知道这种肥田作物越压长得越茂盛。这条路有时也给我吃苦头。刮风下雨或下雪时，我穿着钉鞋，撑着桐油布雨伞，在泥泞的路上，走几步滑一跤，刚爬起来又摔倒了，或者是顶着大风趑趄不前。在这条路上有一件政治性很强的事，一直没有忘记。在半途路西有一家香烛店，店面上有一扇用木杆撑起的木窗，贴着一张告示。告示的纸已严重脱落，但是写的黑字“入木三分”，依然清晰可见。到我懂事时老人们告诉我，那是辛亥革命的报捷告示。1964年我回乡时还能看到，但到90年代再回去时就看不见了。这条小路，我走了9年。在这条路上，我学到了或许比学校里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我认识了大自然中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鸟兽和虫鱼，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我的小学叫常熟西塘桥中心小学，1917年创办。校舍是民国初期的欧式建筑，有大礼堂（礼堂顶四周的彩色玻璃窗子特别吸引我），还有室内和室外运动场，有木地板的教室非常明亮。校内有两个花园，有各种花木，有些是我从未见过的，其中有罗汉松、柏树、冬青、棕榈、金银桂花、玉兰、木芙蓉、腊梅、栀子花等等，树干上都有学名牌。我喜欢这样的环境。
开学时我们都列队站在礼堂大厅里，听一个“小老头”在讲台上说话。他就是校长孙再叔，是苏南有名的教育家孙翔仲的兄弟。我听不懂他讲的那一翻语重心长的话，只记住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你们不要磨刀背。”后来才懂得他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对各门功课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兴趣。我到现在还能背出语文课中的句子：“罂粟的老家在印度……”；自然课中的句子：“空气流动便成为风……”。至今还记得我在操场上熟背乘法口诀的情景。我很快就能打着算盘帮母亲记账。在我印象中，我最喜欢的是国文老师庞洁清。她对我们学生那么和蔼可亲。我还记得她教我们在形容雨中的小路时要说“泥泞的”，形容山路时要说“崎岖的”。我有三个同学孙觉琛、孙笑渠和顾剑明曾受过古文教育。我听他们有时说出些文言文句子就记，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来之则安之”等。
我从小喜欢体育。我常在露天操场上打篮球，在长廊里踢足球（大皮球），但从不到室内操场去打乒乓球，认为那种小球不好玩。我经过花园里冬青树做成的短墙时从不绕行，总是一跃而过。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秋天，我上六年级，在我们学校操场上举行了西乡中小学生运动会。我参加了100米短跑、200米短跑、跳高和跳远四项比赛，都获得了冠军，而且是整个运动会的总分第一名。运动会结束时，我被请到操场中央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取银盾和奖状。我看见母亲挤在台下的人群中间。当时，我完全感到意外。直到长大以后，才想到这或许就是为体育教育事业而倾家荡产的祖父留给我的“遗产”吧。
日本投降那一年的初春，大概是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从那以后，我的家境日益贫寒，学习条件也越来越艰难，成绩越来越差。但现在想起来，这段经历的好处是，它使我有了一个不是枯燥的童年。大概是上初一时，还凑不起学费，母亲就把银盾和四个有奖状的镜框卖了。东街银匠店的老银匠丁丁当当敲打着银盾，加工成了好些个小孩佩戴的福字银锁。记得还有一年，开学很久交不起学杂费，眼看要辍学，母亲向语文老师孙一朴借了一斗米，我才不好意思地溜进了教室。但仍没有课本，与我同桌的是女同学邵丽霞，上课时她就把她的课本摆在两张桌子中间让我看。在大礼堂上音乐课时，她和我一起拿着她的乐谱学唱歌。按照那时的传统，我们相互间从不说话，但我心里对她充满感激之情。晚上从不复习功课，原因之一是没有灯火。但到期中考试时怕留级就必须复习一下，然而没有灯怎么办呢？我们教室后墙有一幅汉代匡衡凿壁偷光读书故事的壁画。我想也可以借同学的灯光来复习功课。一天晚上，我去敲附近一位姓钱的同学的门，想利用它的灯光一起复习，等了很久他也不开门。我过桥从河对岸观看，发现他听到敲门声就把灯捻灭了。后来我和同学孙觉琛商量好，一个敲门，一个在对岸观看，看他一次又一次地点灯熄灯。这位同学知道了是我在恶作剧，后来和我同在苏州农校学习，当我报名参军时他“报复”了我，写信向我母亲“告密”，使我几乎没有走成。中学时我几乎差点辍学。有一次母亲决定让我到常熟城里陈连九的裱画店当学徒。陈是我外婆的亲戚。后来因裱画店迁到苏州城里，母亲又决定不让我去了。还有一次，香港一个搪瓷厂老板来塘桥招工，我的两位姓夏和何的同学被招去了，他们希望我同行，母亲没有同意。后来这个厂倒闭，他们也回乡了。我幸亏没有去，否则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文革”中被打成“香港特务”。塘南有个道士，他有两个职业，帮人做道场和走街串巷给人补面盆等搪瓷器皿。他要我当他的助手，他用洋铁皮和锡补器皿上的洞，然后让我用彩色的漆画些花鸟虫草之类东西。我很想跟这道士到外面世界去走一走，但遭到母亲坚决的反对。
上小学时我从未被老师用戒尺打过手心，但上初中后我就成了“磨刀背”的学生，被老师打手心的事可说是屡见不鲜。每次打手心是打五下，只打左手。我受过三种级别的打手心处罚。我举如下的几个例子。有一次，我上学迟到，不敢进教室，逃学一课。老师就在第二节课堂上通知我下课后到教务室去一下。我一进教务室就挨了五下手心，打完就可以走了。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英文字母时在a字的“小尾巴”后画了个圈，老师立即叫我把左手仰着放在教桌中央，重重地打了五下。然后问我：“你知道错了吗？”我摇了摇头。还有一次，上化学课时我把向同学借来当足球踢的大皮球放在书桌下，不知为什么皮球慢慢地滚了出去，正好滚到老师脚下。老师没收了皮球而且再也不还给我。球是借来的，我怎么有钱买球还给人家呢？于是我在上毛笔字课时在练习本上写了一句不满化学老师的话，这句话只有斜着读时才能看出来，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要我把左手张开，放在教桌的角尖上，用力打了五下。这种打法最厉害，手心和手背都要痛好多天。根据我的经历，老师打手心的方法是很讲究的。老师高高举起长长的竹板，这时教室里肃静无声，突然清脆的“啪”的一声，震动了整个教室。但老师不是立即打第二下，而是要等第一下完全发挥威慑力后再打第二下，一直打完五下。当着全班同学打手心，这种耻辱感是刻骨铭心的，至今难忘。为此我常要作一些抗争。在各种“战斗”中，孙觉琛和庞济桴两位同学总是我的战友。我们在化学老师每天要经过的路边的墙上，在比我们低一个头的位置上画了一只在几秒钟内就可完成的“一笔乌龟”，然后用左手在旁边写上那位老师的名字。第二天我们趴在路旁的蚕豆地里观看化学老师经过那里时的反应。
1950年上半年初中毕业我的成绩是很差的。我照着写在英语旁的中文注音朗读完了英文课，老师勉强给了我60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语文课。我曾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完了教室隔壁阅览室里的一套《现代作家散文文集》，记住了鲁彦、王统照、许地山、郁达夫的名字。母亲还给我买了一本鲁迅的《彷徨》，我没有读懂。国文考试时我写了一篇题为《鬼门关》的作文，叙述过年时母亲躲帐的情景。这一学期发生了一件事，感到奇怪。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宣布要在全校举行时事比赛，接着就向我们每个人发试题卷。我漫不经心地填写下答案，不一会就交卷了。以后“考卷”都贴在大走廊的墙上，我一点也不关心此事。几天后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得了奖，记不得是全校还是全班第一名。奖品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我把这本书随身带到苏州，后又带到北京，还真的很有兴趣地读完了这本书。初中时我对考试总没有信心，所以对这次“考试”的成绩，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是不是老师弄错了？我写到这里时细细地追忆了一些往事。记得外公家的茶馆里有一台收音机，我常去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苏州评弹，但在评弹节目前后都有广告和新闻，当然也会顺便听一听。那里还有一份上海的《申报》，我不记得是怎么读的。有一件事我还记得：一天报上登了一个猜谜比赛通告，要读者立即把谜底寄去，说猜中者都可得奖。我猜谜底是画眉，并于当天写信寄给报馆。以后我又看到《申报》发表通知，说谜底就是画眉，并告将邮寄奖品给猜中者。我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就想报纸原来也是不老实的。但是现在想来，这一情况说明我是常读这份报纸的。我还记得，那时我在邻居家还读过《观察》杂志和《常熟日报》。这些回忆起来的往事或许说明这就是我在“时事比赛”中竟然得奖的一个原因。
前些年我回久别的故乡时去了母校塘桥中学。我的同学王瑞林已当了校长。他陪我翻阅了当年的学生档案，我们看到我在初中毕业生中被列入中下等学生的行列，对我的评语是：“该生学习不努力，并且不遵守纪律”。我和王瑞林都笑了，异口同异说：“评语准确无误！”
（写于2003年）
《塘桥志》序言
故乡塘桥第一部地方志的文稿摆在我的案头。家乡人盛情地邀我作序。我顾虑再三，不敢拿起笔来。这是因为，写这样的序，会搅起数十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痛苦回忆和复杂思绪，也无法不提及个人经历。然而，在仔细披阅文稿之余，恭敬桑梓之情油然而生，为家乡的历史发展而骄傲，我不禁提起笔来了。
我在故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后又离乡数十年作为国际新闻工作者历尽世界各国的沧桑变幻。确切地说，故乡不是我儿时的乐园，而是地狱。生来第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小伙伴惨死，父亲惊疯失踪，全家下乡逃难。接着就是整整8年的亡国奴生活。那时，日军可以在任何时候杀害每一个塘桥百姓。我曾随着呼救声爬上后门的围墙偷看日军鞭打同胞的惨状。还记得当我哭闹时，只要母亲在砖地上踏响钉鞋，说：“东洋人来了”，我就会立即噤若寒蝉了。我目睹伪军头目用刀架在人的脖子上，抢走一位天真美貌的少女——我的喜舅舅。那时我想，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保护这个弱女子吗？我也不能明白，一个父亲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被伪军绑走，从背后一枪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亲眼目睹的这些事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直到突然有一天，人们奔走相告，我们赶到东桥头，看见日军士兵倒背步枪，个个耷拉着脑袋。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生来就是亡国奴的！”但是，塘桥人盼来的却是国民党3年的黑暗统治和内战苦难。塘桥是国民党在苏南调兵遣将的必经之地。他们在塘桥无恶不作，我目击过国民党军人在百姓的灶上拉屎撒尿的恶作剧。我还亲眼看见他们押送青年教师上刑场，他头上蒙着麻袋，走过塘桥的长街。在我们的贻安堂竟也发生了逼良为娼的罪恶。记得在我参加革命不久懂得阶级压迫的道理后，曾独自在无人处为她整整痛哭了一天。直至1949年春天，我们终于听到解放军渡江的炮声逼近了，全镇男女老幼涌上街头，在痛骂声中赶走了最后一批被称为‘黑乌鸦’的国民党警察。这动人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家乡是古老的，历史上曾有“金塘桥”之称。不久前，我还曾漫步塘岸，见到美丽的明清瓷片俯拾即是，使人想起塘桥昔日的繁华和辉煌。自古塘桥就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人民聪明、勤劳。就是这个小镇，产生过一批政治、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有一定全国性影响的杰出人物。塘桥人民及其大批有识之士曾经前仆后继，为塘桥的富强和中华的振兴奋斗不息。然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及拥有的巨大生产力被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扼杀了。到解放前夕，塘桥已是市面冷落，社会黑暗，民生凋敝，毫无生气了。新中国的建立使塘桥获得了新生。塘桥的三条街就是它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的见证。第一条是现名和平街的狭隘的古街，它像一个佝偻而行的老人，走过了许多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塘桥人民在50年代扩建了跃进街，但是试图飞跃的愿望还是落空了。第三条街就是70年代末开始修建的人民路。我认为，在此以后在塘桥正在形成的繁荣、洁美、开放、文明的现代化小城镇，都是人民路的延伸。塘桥人民正从人民路走出狭小的天地，走向全国和世界的。
为什么我要在这篇序言中讲述这些个人经历和感受呢？我认为，我或许可以代表塘桥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或少年曾在旧塘桥度过，有过旧社会生活的经历，亲眼目睹塘桥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划时代变化。在回顾塘桥历史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塘桥人民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初的成长过程中，也正是从家乡的历史中吸取力量的，像吸吮母亲的乳汁一样。正是这样，当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岸时，我决心离开家乡，投笔从戎，从此，把个人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我们健在的父辈们是塘桥的另一部分人。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这部方志，对民族和阶级压迫以及新旧社会的对比的感受，一定会比我们深刻得多。塘桥的第三部分人，也就是大部分人，他们对旧社会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没有切身体验，这是他们和世代后来者的幸福，但或许也是一种缺陷。他们可以从这部方志中了解过去，得到启迪。因此，这部方志必将成为塘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部存史、资治、教育的好教材。
塘桥是苏南水乡的一个典型的古镇，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经历了跨越时代的社会巨变。可以说，它的发展史是苏南历史的一个缩影。《塘桥志》反映的当地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历史状况具有苏南特色和典型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部一方的百科全书，对全国读者乃至外国人士说来，都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这部方志的完成首先要归功塘桥人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写下了塘桥的历史篇章。为了编纂《塘桥志》，修志工作者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坚持严谨、科学的态度，对本地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把塘桥走过的道路忠实地记载下来，既记述成绩和胜利，也不回避教训和失误，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塘桥志》凝聚着塘桥几代修志工作者的心血，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修志工作是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和镇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各届党政领导同志一贯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和组织工作为《塘桥志》编纂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看，塘桥已经取得的成就还仅仅是起步，但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已经打开。塘桥大有希望，但也任重而道远。
1995年初夏于北京
（故乡塘桥镇1996年9月出版了庞梁主编的《塘桥志》。我应塘桥镇党政领导和地方志办公室要求，为这部地方志写了序言。）
竹鞭、大海和两个我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总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大海时那种欢乐和激动的心情。还有，在我眼前也总时常浮现出一只粗壮的手向我扬起的那杆竹鞭。
记得是1955年10月的一天上午，校长办公室突然通知我和同学杨林常去那里谈话。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想：“这下可糟了！”我们是参加军干校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在外校的近五年里，我们一直享受包干制的待遇，而且每月还能领到3.85元的生活补助费。但是从1954年下半学期起，外校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并公开向社会招生，开始正规化了。我想现在组织上大概将通知我们取消生活补助费，甚至要我们交饭费了吧。我要对组织上说，“我交不起！我早没有家了，外校就是我惟一的家呀！”然而，没有想到，组织上是决定把我们二人提前调出学校去工作。我们刚在办公室坐下，办公室负责人就像下达命令似地对我们说：“由于要完成一个紧急任务，组织上决定调你们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工作，今天下午就出发。现在你们回去作准备吧！”我们二话未说，就立即回宿舍打起背包来了。午饭后，我们就乘上停在校门口的一辆小吉普车，准备出发。同学们都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我们。这时，我看见同班同学乔惠珍同志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赶来。她是我们校长刘柯同志的夫人。她对我说：“刘柯同志知道你将要与外国专家一起共事，而你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所以他托我把他的一套旧制服送给你。”我们的车开动了，同学们齐声高唱我们的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勇敢地走向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以后，在广播局的三年工作期间，刘校长的那套半新的青灰色制服一直是我最像样的“礼服”。
回顾45年以前的这一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党在外校教育、培养了我将近五年，在我21岁时，就把我送上战斗的第一线了。从此，我就像一匹永不停蹄的战马奔驰在征途上。从离校到1958年秋，我与一批西班牙的国际主义者一起，参与了新中国对外的西班牙语广播的初创工作。1958年秋到翌年春天，我随中国重庆杂技团首次访问了南美四国，在那里看到了富饶无边的大地，也感受了贫民窟里的失业工人向我送上一支红花时表达的热望。那时，我曾对着高耸的安第斯山发誓，要为那块大地上的人民贡献我的青春。正巧1959年1月2日，我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普拉塔河畔看见成千上万的拉美人涌上街头，欢呼和庆祝古巴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他们把一面巨大的红黑两色的旗帜高挂在古巴大使馆的楼顶上。于是，我得到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到刚取得革命胜利的古巴去从事新闻工作。1959年春，我与记者孔迈受新华社派遣，从智利赶赴古巴首都哈瓦那，去建立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和报道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记者生涯。我在那里与古巴人民风雨同行了约七个春秋。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我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事态的旁观者，而是与古巴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事件的参与者。我用手中的笔报道那里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也扛着枪随时准备投入明天的战斗。我在拉丁美洲的大地上前后从事了约15年的新闻工作。从1980年起，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和总社的领导岗位上，负责国际报道工作约10多年之久。我是把新闻工作当作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的事来做的。我逐渐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在国际和国内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我总是力图忠于党，忠于自己的信仰和誓言，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嘲讽“工具论”是“非人性”的时候，我总要站出来骄傲地说：“我就是那架巨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齿轮！”
我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代人，他们是亲历黑暗的旧中国成为光明的新中国的划时代巨变的见证人。这一代人的不幸和幸运、痛苦和欢乐，同样是巨大的。我出生在苏南古镇的一个已经破落的名门望族家庭，我们四家人住的深宅大院叫贻安堂。祖父在1914年变卖了苏州的全部房产，留学日本，并于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东亚体专。但10年后他破产了，以后，我们家逐渐衰微，到我童年时已是一贫如洗了。在我不到10岁时，一个雪天的清晨，妈妈把她出生不久的婴儿——我最小的弟弟放进竹篮中，让我把他放到我家河对岸周家的尚未开门的门外。我回家后抱着妈妈大哭了一场。父亲早逝，母亲被迫改嫁，我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我记忆起的人生第一件事就是日军飞机在我家旁狂轰滥炸，几个小伙伴惨死，父亲惊疯出走，全家下乡逃难。不久，日本兵占领我们的镇，一次集体枪杀34人，并纵火烧毁许多房屋。接着就是过着漫长的亡国奴生活。那时，日伪军可以在任何时候杀死任何一个中国百姓。我曾随着呼救声爬上后门的围墙偷看日军鞭打同胞的惨状。我看见同院的一位隔房叔叔在他父亲同意下被伪军绑走，走出镇外时，背后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另一位隔房叔叔在田野里被伪军砍头。伪军把他的头颅当作球玩，从这边田埂抛到对面田埂。据大人们说，他的“罪名”是要过江（后来才知道江北有新四军）。我外婆家的邻居是一位姓徐的禀性刚烈的老铜匠，我妈妈从小就认他为干爸，因此，我出生就叫他寄公公。他只有一个养女，是全镇最美丽的少女，我叫她喜舅舅。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时期，喜舅舅天天躲藏在我床的蚊帐后面过夜。有一天她没有来，第二天听说伪军头目派人把刀架在寄公公的脖子上，把喜舅舅抢到常熟城里去了。那时我想，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保护这个弱女子吗？我11岁那一年的一天，我跟着全镇的乡亲奔到镇东头去看日本兵，他们都倒背着枪，耷拉着脑袋。一位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生来就是当亡国奴的！”但是，家乡人民盼来的却是国民党三年黑暗统治和内战苦难。我们家乡是国民党军队从苏南北上的必经之地。他们在那里无恶不作。贻安堂的我的一位隔房姑姑，非常美貌，竟被他们逼良为娼，拐卖到上海去了。我目睹他们绑押一位青年教师上刑场，他头上蒙着麻袋，走过古镇的长街。在到处是吸毒和赌博的环境里，我也学会了吸香烟，并精于赌博。我是一个生活散漫、无法无天的野孩子。妈妈叫我“拆天”。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恶作剧的事。我偷偷地爬上正在塘河里行驶的轮船顶上，拆下鸣道用的铜喇叭，扔进河水中。晚上，我领着几个伙伴，用长长的麻绳把一块巨石挂在我们认为“黑心”的商店门前，然后把石头拉远，再猛力发动“炮击”。我也在黑夜里替中学的地下党组织把传单塞进乡亲家的门缝里，还与同学商量如何去偷国民党青年军仓库里的枪弹。但当时我并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只是认为冒险就是最好玩的事。我相信老人们说的命运是前世决定的。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1949年5月，家乡刚解放，我就进城投考了革命建设干部学校，在虞山下的宝岩寺里生活了一个月，感到非常受束缚。在休假返校时，我迟到了三天。教导员看我年幼不懂事，对我说：“你还不到15岁，先回家去吧，将来还有机会参加革命。”我在干校睡了一夜，第二天进城找到一位隔房伯父的家，但发现母亲在送行时给我出外谋生的两块银洋被人偷走了，我不得不返回家乡。突然，我看见寄公公手举着长长的竹鞭，怒吼着向我冲过来。我拔脚就跑，但他还是追上了我，要狠狠鞭打我。妈妈像母鸡护着小鸡，奋力抱住了我，哭叫着：“要打，就打我！”寄公公大声说：“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个家，为什么跑回来了呢？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拿出几颗红枣，放在我母亲手里，说：“让他到外面自己谋生去，他再‘早早’回乡，我就打断他的腿！”
1950年夏天过后，我考入苏州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园艺，那里不必交学杂费。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飞机在鸭绿江对岸狂轰滥炸。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党和政府号召青年起来保家卫国，投考军事干部学校。在城里的一个广场上，我去听了市团委书记陆享俊的动员讲话，心情非常激动。我回到农校后用水墨在纸上画了一个美国兵拿枪对着一位手抱婴儿的母亲，贴在农校开动员大会的礼堂墙上。我是个在公众场合讲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但是，在动员大会上，我感到身上有一股力量在推我勇敢地走上讲台。我说：“同学们，我过去见过东洋兵杀我们中国人。美帝国主义现在打到鸭绿江了。如果打过来，一定会像东洋兵一样对待我们中国人的，我们决不能再当亡国奴！我决心要保家卫国，申请参加军干校。”我当场还用手指上的血在表示决心的血书上签了字。谁知我的一位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学怕日后无法向我母亲交代，所以写信“告了密”。妈妈怕我上前线有生命危险，曾三次派人用各种说法逼我回家乡。这时我想起了寄公公手中的那杆向我扬起的竹鞭和他鞭策我的那些话，下定了走的决心。我写了一封安慰妈妈的信，骗她说我是不会去参军的。我们集中报到的那一天，下了场大雪。第二天清晨，只见我们住的院子里积了约半尺厚的雪。许多家人都来送行，场面非常热闹，但我是独自一人。我胸前别着大红花，和一批热血青年一起，穿过古老的苏州街道旁市民欢送的人墙，走向火车站。我身穿一件单薄的长袍，踏着积雪，但我的心是热的。当我乘上北上的火车，从此刻起，我个人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永远地紧紧联结在一起了，但我那时还并没有这种自觉和认识。我从未出过远门，也没有乘过汽车或火车。我晕车了，在车上将近两天两夜只是蒙头睡觉。我听到别人在议论我，说我可能是想家闹情绪了吧。我心里明白：“我是不会走回头路的。”我们到达北京火车站，乘上敞篷大卡车，到了西苑外校。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校门口那条横幅标语：“到家了，好好休息！”是的，我到家了，从1950年年底到1955年10月，我在外校度过了将近五个不平凡的年头。
1955年暑假，我第一次请假回南方看望母亲。那时，我已经从一个小孩长成个小伙子，从一个野孩子培养成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了。妈妈见到我很惊讶。我说：“妈妈，每次寄给我的布鞋都小一号，不合我的脚！”妈妈说：“我还一直想你仍是一个小干（小孩）。”我去看望了寄公公。听妈妈说，那个抢喜舅舅的坏蛋后来被同伙打死了，喜舅舅逃回老家，解放后，她正式结婚。24岁时因难产而故世。我大声喊：“寄公公，我回来看你了！”他的目光呆滞，只是向我微微点点头。晚上，乡亲们和老师都来贻安堂老宅看我。中学教我英语的钱老师说：“你不是最不喜欢学英语吗？没有想到，你抗美援朝去了，反而学会了外语。”他向在场的人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英语。有一次，他叫我在黑板上写英语字母“a”字，我漫不经心地在画那个“小尾巴”时画出了一个小圈。为了教育我，他用教鞭狠狠地打了我五下手心。有一天他发现我故意举手问他：“我们中国人到底为什么要学洋人的话？”他回答说：“将来你们到上海商店去学生意，洋人来买东西，就能说得通。”他对我说：“从那以后，你从小学到初中毕业英语再没有考及格过。”我补充说：“我原来最恨日本‘翻译’，‘翻译’就是汉奸的代名词。说到学外语，我就想到了‘翻译’，本来就不想学。钱老师那样回答我的提问后，我就更不愿学了。”我说，到了农校，我发现同学们都不愿学英语，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都说英语是“美帝的语言”，我们解放了，还学它干吗？英语老师姓蒋，是个和善的白发老人，急得流着眼泪劝我们学习。我从心里可怜蒋老师，可就是不愿学习。我响应号召，参加抗美援朝，最初通知我考取的是炮兵学校，没有想到，最后又被分配到了外校，任务就是学习英语。我第一次听到教导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了解世界，介绍自己，结交朋友，打击敌人。我在分班考试时，在英语考卷上没有写一个字，而是在考卷下用中文写了一句话：“我愿服从组织决定，今后好好学习英语。”结果我被分配到英语系最低班——丙班，从ABC学起。我最后说：“由于明确了学习目的，我在外校没有很大困难，就学了英语和西班牙语。”钱老师笑着说：“我现在也知道应该怎样教英语了。”老人们说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说：“不，对我说来学习外语不是件困难的事，最困难的是思想和习惯的改造。我到外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一个想欺侮我的高大的同学在宿舍里打了一架，受到严厉的批评。近五年的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准军事化生活，把旧社会留在我身上的恶习都冲刷掉了。党给了我理论武器，教我怎样生活和如何战斗。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人是分阶级的。世道不公，产生那么多坏人坏事，是旧社会剥削制度造成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有一天，我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为我的喜舅舅和姑姑痛哭了整整一天。我们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却形成了一个温暖的集体，整个外校是个革命的大熔炉。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思想改造的武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我可以解一个“密”了，在我19岁时朦胧的初恋时写的第一封信就是谈阶级和人生的价值。
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我在新华社的领导岗位上，兼任社培训中心主任。有一次，我到我社的中国新闻学院出席开学典礼，与部分师生举行座谈。我们学院就坐落在50年代初我们曾住宿过的圆明园遗址旁的大有庄附近。记得那时庄口有一位老人卖炸糕。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可口的北方点心。老人曾经在颐和园里为慈禧太后做炸糕。他常一口一个“老佛爷”，向我们讲述慈禧太后的故事。那时，我们每人的全部行李是一个背包（背包里也装有书和衣服）、两只饭碗、一双筷子和一个马扎。清早，就背着这些东西到西苑旧军营里去上课。傍晚，又背着行李回大有庄，在老乡家里挤在炕上过夜。不知道多少次我们曾顶风冒雨，走在圆明园最西边的那条泥泞的小路上。我们吃的是小米和高粱。我们的老师，包括外语、理论、体育等老师以及组织委员（政治辅导员）大多是早于我们入学的留校老同学，教材也是从无到有边教边编出来的。在那次新闻学院的座谈会上，有些同学提出了学院建设的求洋求大的要求，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材来。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当年学习的条件，并说：“那么，我们学习的效果怎样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外校50届同学约有500人，培养了数百名大使、参赞级的外交官、教授、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以及各条战线上起骨干作用的人员。因此，能否培养出好的人材，首先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好的老师队伍和符合工作实际需要的教材。当然，我也主张学校尽可能现代化。而且认为，如果当时有现在这样的条件，能让我们在学校奠定更深厚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就可能出更高水平的人材。”
在我人生的征途上，我眼前经常浮现出那只劳动者的手向我高高扬起的竹鞭，它在警告我：不要忘记过去，要义无返顾地朝前走！在我人生的征途上，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原是小草上的一颗水滴，眼看将被烈日晒干，是一阵风暴把它冲到小溪，流进江河，最后汇入大海，成了永不枯竭的大海的一部分。
（2000年写成，发表在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无悔人生——北京外国语大学50级同学回忆录》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