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最初说自己要去西班牙时，仅是随口一说。
其实，不管是西班牙，还是结婚，对三毛来讲都不是它们原本的意义。
她只是二十一岁的女孩，虽然念着哲学系，写过一些爱情故事，但是对生活或者爱情，都还缺乏实践，她说要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时，都是小孩子般无来由的冲动。
她说要结婚时，并不是真的想去系上围裙，而是想通过婚姻这根绳子将自己与对方系住并打个死结——她以为这样她就会有安全感，就会对梁光明彻底放心。但其实，不能让她踏实的并不是梁光明或者他们这持续一年多的爱情，她隐约地知道一切的由头不过是占据她多年的自卑，但是，她并不想承认这个。承认自卑比起自卑本身，更让她不安。
梁光明是不想结婚的。
所以，当三毛将结婚两个字越说越频繁时，他的眉头也越锁越紧。他并非不爱三毛，只是，三毛对他的爱从来都太强烈，以致于他小小的爱的火苗被吹得气若游丝。他试着说服三毛：“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你还有两年，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三毛听了这话冷笑起来：“等什么？等我们在这一年里分手？”风吹掉了她头上的贝雷帽，短且卷曲的头发很快就被风拨乱了，她不理会这些，只顾着盯紧了梁光明。
她的眼神和她的决心一样的强硬，梁光明只能转头不语。阳光从西边涂亮了校园，扶桑和尤加利投下浓浓的阴影。他很久没有注意它们了，三年多以前，在他刚入学的时候，这些尤加利刚刚被移植过来，又细又弱，得用绳子来绑木枝来架。
阳光从树梢缝隙里射在三毛的身上，她的裙子上跳动着一个个圆圆的斑点。
“如果你不想和我结婚。我们可以现在就分手，不用再等。”
梁光明心烦得很：“我哪儿有说不和你结婚？”
听到这样的反问，三毛忽然又笑了，将手环住梁光明的腰，盯紧了他的眼睛说：“既然是要结婚的，早晚有什么关系？”
“结婚。结婚。既然是为了嫁人，何必要来念大学。”梁光明听到结婚两字，太阳穴就能感觉到针扎般的痛，明知道这句话会激怒三毛，他还是要讲。
果然，三毛在那一刻歇斯底里起来。她用手里拎的提包去打他，五官因为痛苦而扭曲，声音也激动得尖利如猫抓玻璃。阳光在她的脸上布下奇怪的光与影，像活动的补丁，将她的脸弄成陌生又让人生惧的样子来。
她说：“你滚，你去找不想嫁人的大学女生……”
他们站在候车亭的栏杆边，周围有一些小孩子在跑来跑去。车站后面是贴着很多日历女郎和汽水广告的冰店。冰店正在放着不知名的歌曲，拉丁情调的旋律，从那个充溢着甜腻香气的小店里飘出来，奇怪又伤感地在空气里飘荡着。站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学校，闪闪发亮地立在对面的山顶上——这所在台北市郊阳明山上的文化学院是新开设的私人学校，三毛入学时正是学校的第二届学生，全校师生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
冰店里来来往往着很多学生，他们听到三毛的声音都纷纷扭眼来看。
两百余人的学校里，看熟一个人太容易，更何况梁光明与三毛都是学校里有名的才子与才女——梁光明以舒凡为笔名已出版过两本书，三毛此时也已在很多杂志与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梁光明的脸变得滚烫，他几乎可以听到同学的私语：“那不是舒凡和陈平吗？他们吵架了？”
他想将三毛拉到路边像火焰般怒放的美州菊花丛后去，刚伸出手，便被三毛抓得缩回手去。他急急地低吼：“平平，你不要闹了，让别人看笑话。”
三毛听他这样说，反而大声地对着路边行走的同学去喊：“你们谁认识特别的女孩，可以介绍给他。你们认不认识他？著名的舒凡……”
梁光明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红一阵青一阵，对神经质的女友无计可施，只能甩手而去。
他转身时，三毛还在让他“滚”，但他真走了，她又在后面追，边追边喊：“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来找我。我们完了，梁光明，我们完了。”
梁光明回到宿舍时，同学都同情地看着他。大学里，流言总是传得飞快。他们都知道三毛又在逼梁光明了。梁光明坐在床沿上，满脸的无可奈何和疲惫。
有人去拍他的肩，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和她订婚还是吹？”
他听到这样问话时脑袋顿时一炸，没好气地推开同学，一言不发地又出了门。
三毛看梁光明从宿舍楼里走出来时，将身子向树后躲了躲，她对自己说，如果梁光明是去找她，那么她就原谅他，反之，他们就真的不再有干系。可是，梁光明只是取了自行车，飞快地向校外骑去。
等三毛骑着自行车赶出校门时，早已没有梁光明的身影。她将车子踩得飞快，快到格子裙里鼓满了风，随时都会被掀起来。
回到家里，也不好好停车，只将自行车向墙角一扔，任由它咣当有声地摔倒在地，自己冲进房间里找母亲缪进兰。
“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她问。
缪进兰皱着眉头从厨房向院子走去，嘴里嘟哝着：“自行车迟早会被你摔坏。”
“有没有人来找过我？”三毛拦住她，当她与母亲的眼睛对视时，泪水哗地落了下来，边哭边问：“有没有啊？”
缪进兰不是第一次看三毛这样哭。一年多以前，也是这样一个凉风习习的下午，三毛从外面回来，还没有进房间，就激动地喊：“有没有我的电话？”知道没有，她也不多解释，只是板着脸将自己锁进房间里，谁去叫都不理会。可是，一旦听到电话铃响，她就马上冲出房间，边向电话奔去边喊：“我来接。”这样反复地折腾了几次，谁都看出了她是在等男孩的电话。缪进兰好气又好笑，拉住她问究竟，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三毛的眼泪就哗地一声落了，她说：“姆妈，他不会给我打电话。”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她刚刚主动跑到一个男孩的面前，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钢笔来，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人家的手心上。缪进兰听她讲到这里时，忍不住“唉呀”一声——这种主动，在她看来的确是不太好的事情。她说：“妹妹（作者注：三毛在家里排行老二，父母习惯称她为“妹妹”。书中“老二”或“妹妹”都是指三毛），这样主动会吓着男孩子的啊。”三毛的眼泪刚刚缓和，听母亲这样一说，几乎懵了，她哭哭喊喊地说着话，但是谁也听不清她倒底在说什么。哭累了，也平静了。饭不肯吃，连饭桌边坐一坐都不肯。七点多时电话铃又响时，房间里异常安静，全家都在看着三毛，三毛倚在房门边，手指一下下地抠着木框上的木屑，任电话响了几声后，才箭一样地窜了过去。她拿着话筒，轻轻说了一声“我是”，马上笑了起来……缪进兰看着女儿，头缓慢地摇动着，说：“没有人来过，也没有打来电话过。”
同样的二十一岁，缪进兰那时已经嫁给了三毛的父亲陈嗣庆，而且生育了一个儿子。从十九岁与陈嗣庆被介绍认识，到一年多后与他结婚、生子，她都没有生过像三毛这样恋爱中的神经质和痴颠。这些感觉缪进兰是有些隔膜的，她不懂这种情绪，但仿佛又是懂的——电影电视剧里恋爱的人都这般。
她的心也曾激动不安地跳跃过，不过，那是因为战争——她一个人带着不足岁的儿子从沧陷区上海长途跋涉到大后方重庆去投奔丈夫。与三毛相比，她的青春多短暂啊，只有十九岁前那些可以活泼泼与女同学一起打篮球的一两年，以后的日子，战火和炊火让她飞快地从少女向少妇转变。
她伸手去理三毛的乱发，边理边问：“你的帽子呢？”
“不知道。”
“那，梁光明呢？”
听到梁光明这三个字，三毛光火起来：“死了。”
不等缪进兰说话，三毛就冲进自己的房间里，将日式的门很响地拉上，录音机被开得很大声。
缪进兰去扶自行车时，陈嗣庆正好从外面回来，他问：“怎么了？”
“是妹妹。”
“老二又怎么了？”
“她可能没什么，我担心她会把那家的孩子给逼得有什么了。”
陈嗣庆和缪进兰都很喜欢梁光明。
陈嗣庆简直认为，与梁光明的恋爱，是三毛这些年里惟一正确的恋爱。当三毛带着梁光明到陈家来时，他长松一口气。这个男孩符合他对女婿的一切要求：青年才俊，品德兼优。
梁光明走后，陈嗣庆还按捺不住自己的欣喜，破例跑到女儿房间里去叮咛：“这次，不能再随性子来。要认真地恋爱。”
三毛被父亲的话逗笑，她反诘：“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
陈嗣庆也不多说，复杂地笑着，说了一个地名：“屏东东港。”
三毛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说：“那，那是许多年前不懂事。”
那是在三毛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小的三毛开始认定恋爱是通上长大的捷径。十三岁时的她一心想做个大人，于是，在一次被家里佣人玉珍带着的去东港、小琉球旅游的途中，她认识了一个军校的在读生。她一本正经地与那个男孩谈起了恋爱，还骗人家说她已经十六岁。这件荒唐的事情一被家人发现就被迫停止了。三毛还为此惆怅了好一阵，第一次有了朱丽叶的感觉……三毛真的满十六岁以后，来家里约三毛出去跳舞或者郊游的男生层出不穷，还有一个在香港念大学的邻居家的男孩每周用淡蓝色印着暗花的信纸从香港给她写信，每年寒暑假回家时，也会来找三毛，可是三毛的态度总是很冷淡，这个男孩便只能在巷子里天天徘徊……大部分的男孩陈嗣庆都见过，不能怪女儿总是拿不定主意和谁恋爱，连他这个父亲，都不得不承认，这些男孩和三毛在一起，看上去并不和谐。
还好，终于有了梁光明。虽然陈嗣庆对梁光明并不了解，但是，仿佛是男人之间的默契，他很清楚，三毛会经由梁光明，发挥爱情的正面意义。“只是”，陈嗣庆看着嘴角挂着甜蜜微笑的女儿，心里隐隐地不安：“那个男孩，妹妹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他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她虽然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有才情的女子，但是她与梁光明并不一样——她的学识都是庞杂而缺乏有机联系的，她的才情都是随性而发缺乏根基的。
并非她不如梁光明优秀，而是，他们原本就是形成于两个世界，偏偏又都太有自我意识，谁想改变谁，都非易事。
三毛告诉他们她打算结婚时，他们并没有太惊讶——与三毛做家人的好处就是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再爆炸的消息，他们都可以波澜不惊从容镇定。
他们只是问：“梁光明怎么说？”
“他会同意的。”起初，三毛这样说。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过几天，三毛这样说。
“他不同意我就出国去。”最后，三毛这样说。
“出国？去哪里？做什么？”缪进兰皱起了眉头。
“念书。念大学。去西班牙。”三毛头也不抬地回答。
“可是你在这里的大学还没有念完啊。”缪进兰停下筷子，担忧地问。
三毛轻抬眉头，向上空瞟了一眼：“不用念完，反正出国后也得重新念。”
陈嗣庆很不喜欢女儿这种准备与所有人做对的表情，事实上，这个表情，在三毛七八岁时的一张照片上就被永久定格了。那张照片是在照像馆里拍的，起初三毛只是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被摄影师当做木偶，听话地摆出微笑、可爱、天真等表情与动作。随着闪光灯一次次地明灭，她开始自觉地做一些动作，比如将旁边留声机的唱片拿在手里做扔飞碟状，比如将两只脚向外撇成八字做小丑状——就是那张让人不愉快的照片，小丑一样外撇的脚，仿佛受了惊吓或委曲而夹紧的双肩，下巴收得很紧，但是眉眼却古怪尖锐地张扬着。他几次想将这照片撕掉，但是三毛不同意，她个人很喜欢这张照片，她说，其它那些类似于咬着小手绢扮可爱的照片都不是她本人。她指着照片上表情阴凉倔强的人强调，这个才是真正的她，是她的魂，她的真……
“胡闹！”陈嗣庆将筷子用力地放在桌上，他说：“说出国就出国，你怎么不说去外太空呢？”三毛说出国他并不太意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安定。
陈嗣庆不愿意用流浪这样诗意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童年。流浪，带着太多的自主与自愿，那段被战火和硝烟逼迫着四下搬迁的日子，是逃难。那时，是民国初年，正值军阀混战的时期。他的父亲陈宗绪，在当年南京下关经营着袁世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启新洋灰”江南五省的代理；买卖木材五金冰厂、美孚煤油；买下大片的土地盖起五六十幢二层楼的房子……如果不是混战，他也许会和哥哥一起子承父业，继续着这些买卖，一幢幢地盖房子。混战使陈家的业务一落千仗，只能在家谱《陈氏永春堂宗谱》上一窥陈宗绪曾经白手起家的辛酸，曾经的辉煌——十四岁时，夹着一床棉被、两件单衣和一双布鞋独自来到上海做学徒，中间那些奋斗史在家谱上却是大段的空白，直接过渡到“泰隆公司经售美孚煤油，祥泰行做木行生意，顺和号销售新水泥……”江南处处都是他的大事业。再然后，像所有叶落归根的游子，他回到故乡，建小学，盖医院，修桥铺路，吃斋念佛，直到一生终了。他知道他是两个儿子心目的英雄，但是，他太知道他一生的苦与颠簸，所以不要求两个儿子有一个像他，于是看紧了他们的学业，让他们拥有哪怕在乱世也可以谋生的专长。他的儿子们都是律师，在乱世学会了谨小慎微、踏实、灵活、正直的处世。
陈嗣庆和他的父亲不相同，他知道被迫放弃理想是怎么样的痛苦，所以，从小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一直都比较自由开放，甚至专门去发掘他们的爱好。很多家长都还认为搞艺术是件要捱穷又失体面的事情时，他就让孩子们学画画，学钢琴。他希望自己的四个孩子里，能有一个艺术家，一个运动员，一个像他一样的律师……三毛看起来像是最适合成为艺术家的一个，但是，她总是不肯配合，学钢琴像是受着极大的罪，学画画算是坚持了下来，但是却也坚定让她认为没有做画家的天份——这个二女儿一直都像烫手的山芋，让他为之痛苦紧张。
三毛看父亲拍了桌子也不惧怕，反倒嘻嘻笑着抬头看父亲，她说：“我要是去外太空，担心受怕的人是你们。”
“一定要去吗？妹妹？”缪进兰拉拉丈夫的衣襟，不让他与女儿对着来。
三毛冷笑：“不去也可以啊。不是他疯就是我亡。”
死亡对二十一岁的三毛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
在她还是两三岁的幼儿时，她就失足摔进过成都老家厨房埋在地上的大水缸里。当时全家人都在外面吃饭，听到厨房里有异响，赶去看时，她已经倒立在水缸中，呼救不得，就尽量将小脚伸出，将水面拍打有声。这次接近死亡是无心，但是少年时的几次却是存心了。
回到三毛的少年看看吧，虽然陈家人都在尽力去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