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从小就不怎么快乐。虽然有姐姐弟弟，但是，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她自己。在南京别墅居住的日子里，她尚能在与她无关的生活里做个快乐的旁观者，琢磨那些平常的生趣，但是到了台湾，起初是与伯父全家一起挤着住，四五个小孩子在榻榻米上睡成一排，活动空间相对于南京那带着前后院的三层楼的别墅自然是窄了太多。
而且，她又到了可以上学的年龄。
小学生的快乐绝对不是在课堂里——除非她能遇上可爱的老师。否则，就要被穿成一样的制服，一样的白球鞋，每天在熟悉的路上走上一两个来回——上学，放学。很多学校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小孩子来上学，第一件要学的就是纪律，第一个要牢记的就是制度。很多老师也在犯错误——比如，教美术的老师，会忘记先教会那些懵懂的眼睛怎么去审“美”，就迫及待地要求那些小手们掌握画画的“术”；比如，教音乐的老师，会将“乐”字远远地抛出教室，刻板严肃地只教“音”准，只教读乐谱。
这些，其实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在仿佛只有笑声和歌声的小学校里，还会躲着一些让人生畏的“梦魇老师”——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小学生遇上“梦魇老师”实在是太寻常的事情。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三毛《蝴蝶的颜色》）
老师打学生，家长虽然心疼，却还得到学校里去拜托老师：“老师多费心啊，尽管地打，尽管地骂，只要能让她考上……”“老师，她背不出书你就打，我绝对不计较……”“老师，我不是那种护犊的家长，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你怎么打都可以……”
仿佛，打是行之有效的法宝，当精力不济时，智能达不到时，祭一祭便万事大吉。
打的时候，老师不会心疼——这些孩子的表情都是疲劳又麻木，又根本没有时间去洗澡洗头发，所以，只要她们靠近，就有刺鼻的酸味与臭味。如果起初那几下抽打只是为了惩罚，那么后来越来越重的抽打，便是鄙夷挑剔嫌弃。有时，边打，边会骂：“怎么会臭得像头猪啊。你妈妈不知道给你洗澡吗？”
三毛算是清洁的，但是，她显得比其它孩子要成熟，一种神经质的麻木的成熟。在被抽打或者揪眼皮时，她都不肯哭，也不肯说“错了”，只是木然接受。间或抬头看一眼老师，眼神里却是对老师的悲怜。即使让她背向老师，也仿佛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那股不调和。这种感觉太让人不舒服了，像是身上粘上一只软软湿湿的虫，只能跳着脚又狠又重地去打落它。
小学生的“减负”那时已经在社会上被提及。有同情孩子的督学常常来校检查。可是，不管督学怎么突击，学校里都会比他更早得到消息。所以，督学听到的是校园里知了沉闷的鸣叫与孩子快乐的歌声，看到的是笑容可掬的老师与机灵好学的学生。
被查得紧的日子里，老师也有办法来对付——一般下午5点钟天色就渐暗了，但是要在7点钟才可以开灯，这样，就不会明显地让人知道孩子们在补习。那样的光线，很容易让眼睛酸痛，起初还能看清黑板上的板书，后来就得连蒙带猜了。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四季。那样的两年间，三毛不只一次哀哀地对母亲说：“我不要去上学了。”而母亲，能做的只是帮她被鞭出伤痕的手臂涂些药膏，边安慰她：“姆妈过几天给老师送块布，让她不要打。”——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实施九年国民教育，小学毕业后得通过联考才能上初中。陈家希望三毛能考上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他们像所有的父母一样，认为孩子能进入名校便是对未来的有力保证。台北市第一女中成立于1903年日据时期。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省立中学，含初中和高中部。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名校被认为是台湾名女人的摇篮——作家朱天心毕业于北一女，并以北一女三年生活写下著名小说《击壤歌》；现台北市长马英九的四个姐妹以及太太和两个女儿七人也皆由北一女毕业；还有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女儿连咏心……
这两年，缪进兰与三毛有着共同的祈祷：“快点渡过联考。”
一九五七年，仿佛是个快乐的年份。这一年，三毛一家搬到了与伯父家隔几条街的合江街，终于告别了寄居在伯父家生活的日子。缪进兰开心地在这套小小的日式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而不是每天呆在厨房，等孩子们都睡下时在他们身边铺床被来睡。从南京到台湾这八年，她几乎成了沉默的厨房里的妇人，连孩子们也是叫伯母“妈妈”，而管她叫“姆妈”。陈家从来都是团结又重视家庭关系的。在重庆生活时，陈嗣庆一家便与兄嫂在一起生活。他与哥哥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搬到南京后，也是两个家庭住在一起，如非父亲陈宗绪那时搬回了舟山群岛的定海老家，那么就会有三代同堂。缪进兰忘记了自己年青时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嫁给陈嗣庆的这十几年，盘亘在她心里的，只剩了一个梦：有自己的家！
三毛也很开心，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脚在木地板上踩得“啪啪”有声。她开心的不只是有了新住所，还有，她考上了北一女。
快乐仅仅维持了一个暑假。
那个暑假里，三毛看了很多书，常常到家附近的书店里找书来读。陈嗣庆索性在那个书店里帮三毛预存下一些钱，这样，她便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去。
三毛看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大房子里居住的日子。
那时，她的藏身之处就是二楼的图书室——那间图书室还兼做伯父的女儿明珠表姐的卧室。明珠表姐那时在学校住校，每周才回来一两次。三毛便常躲在那些书架的后面，靠着墙壁翻着书架最底层的图画书：《三毛流浪记》《苦儿寻母记》《格林童话》……才两三岁的她还不大认识字，但是图画里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她不厌其烦地将那些画一看再看，并且拿着书去求年龄大一些的哥哥姐姐将故事讲给她听。
在台湾，她也一直在找各种书读。没有人告诉她应该读什么，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将身边能找到的书一股脑地看了过来。小学生的她，喜欢儿童书，也喜欢鲁迅的《风筝》，甚至《红楼梦》。五年级时，她就因为将《红楼梦》盖在裙子下，趁老师板书时偷看而被老师体罚过许多次。
中学开始上课了，她的心也没有从书里收回来，她依然在课堂上偷看书，那时，她看《水浒》。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大脑的分派，大多对文字敏感的人，都会对数字非常的不敏感。
在三毛看来，数学其实就是将简单的问题怎么复杂化的学问。
比如说，有应用题问三只鸡和四只兔子关在一起，笼子里共有几条腿。会问这种问题的人真的很弱智，知道有多少条腿有什么用，难道是要给它们做鞋子？
还比如说，三只鸡和四只兔子关在一起，一只鸡一天要吃一片菜叶子，一只兔子一天要吃三片菜叶子，那么它们一天会吃掉多少片菜叶子。天啊，为什么不将鸡和兔子分开关？这样喂食也方便，它们还不会互相去抢菜叶吃。
三毛不喜欢数学。而且，太多书要看了，根本顾不得鸡和兔子。
小学时如此，初中时，还是如此。她不喜欢的科目几乎都成了她的阅读课，以至于期中考试时，她有四门不及格，成了令人担扰的孩子。
父亲问她：“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看书不能解决温饱啊，不好好学习，你的未来怎么办呢？”
三毛是不担心自己的未来怎么办的，未来如果能简单到只是吃饭睡觉和看书，那她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小孩子。但是，她的父母不快乐，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快乐，这是羞耻又罪恶的事情。于是，三毛开始配合每个老师，上课听讲，下课补课，暂时与那些书本们分了手。
学习，其实也有捷径可以走。比如说像数学老师，她出题时，就喜欢在课后作业里选题来出。三毛发现这一点后高兴极了，很认真地做熟每道课后的习题，果然在接下来的三次考试里都得到了一百分。
数学老师不相信有白痴忽然变天才这种故事。她怀疑三毛考试时做了弊。她去盘诘三毛，三毛没有敢说是自己发现了老师出题规律——她担心说了以后老师会换一种出题方式，这样，她的捷径就被堵住了——而且，就算她是取了巧，但是这个也绝对不是做弊。
从小被培养做一个正直的真人的三毛，被人这样当众盘诘，真是感觉羞辱，比四门不及格更大的羞辱。她告诉老师：“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这话，可能伤害了老师的骄傲，只能冷笑一下：“那我们重新再考一次。”
再考，却是拿高年级的方程式来考试。三毛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那样没面子，她根本不可能再还三毛什么清白。她只要用她的方式来证明三毛是个做弊的孩子。
三毛一道题都解不出，得了鸭蛋（零分）。
数学老师看着空白的考卷笑得很开心，温和地将三毛拉到讲台边，让她立正，再用蘸满墨汁的毛笔在她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的圆饼，边涂，边笑：“你爱吃鸭蛋，老师再让你吃两个鸭蛋。”
涂了还不算，还让她转过身去给全班同学看。
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老师开心极了，像是拉着一件自己的艺术作品，又将三毛扔到走廊，让她从一端走到另一端。
这下子，是全楼的学生都在笑了。
忽然，三毛就成了很出名的学生，他们都知道了她的姓名，还在她背后小声地叫：“鸭蛋陈平，陈平鸭蛋”。
三毛第二天醒来时，心情还是低落的。并没有像睡前心里祈祷的那样——那只是一场梦，天一亮就不算数了。
像往日一样地洗脸吃饭，背着书包和母亲说再见。
母亲对她微笑时，她的心里酸得很，想向母亲倾诉遇上的不公正，但是，又担心，母亲只会流露出温柔得让她都会碎掉的表情，无可奈何地说：“可是，还是得上学去啊！让姆妈去和老师再解释一下好吗？”
进校门时，她紧张坏了，感觉每个路过她身边的同学都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看，昨天那个被画鸭蛋的……她考试做弊……”
数学老师走进课堂时，她的心又跳到绝望，她担心老师还不肯放过她。老师虽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她只需要轻轻地看三毛一眼，三毛就紧张得发抖，以为跟着这一眼的就是被叫上讲台，被考试，被画上鸭蛋。
下课，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去和同学讲话。她担心他们都还记得昨天，而且，她恨他们当时的嘲笑。
她孤独地看着窗外，感觉这里，真的是呆不下去了。
然后她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堂兄懋良那样？他不也是家里的二儿子么？”
懋良是伯父第二个儿子，比其它堂兄和三毛的关系要好一些。
他也是一个异数，像她一样，是闯进白色羊群里的一头黑羊。
这头黑羊，在前不久，向伯父宣布自己不再去念书，因为他认为他想要的学校里教不了他。伯父还让三毛的父亲去和儿子谈话，但是这头黑羊，居然连叔叔的帐也是不买的，当着他们，一把扯碎了他的学生证，以此来表示他不上学的决心。
三毛曾问他：“不上学，你要做什么呢？”
他奇怪地看着三毛：“我很忙呀，我要练琴，要学音乐。”
“可是不上学，将来怎么办呢？”三毛将母亲平时挂在嘴边的话说了出来。
他却说：“可以做作曲家呀。”
家里其它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是，三毛却羡慕死了，只希望自己长到堂兄这样大时，也有这样的勇气，对念书说“不”。而“画鸭蛋”事件，只是她弃学的导火线。
三毛不像堂兄那样勇敢——她从来都是个胆小的孩子，学校和家庭又太过强大，她不敢对抗，就只能选择逃避了。
于是，她去了一个公墓，因为是白天，公墓也不算可怕，而且，果真安全——死人绝对是可以替她保守秘密的。在公墓里呆着的她，不停地看书，只有这样，她才能投身进另一个相对美好稳妥的世界里，忘记她小小少年的烦恼。逃学的三毛绝望的很，但是，越是绝望，越是将“我上学去了”“我回来了”的话说得更轻松更响亮。
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很可怜，明明是打算好好学习让父亲母亲不担扰，却换来了“做弊”的冤枉，而且，就算有人相信她是被老师冤枉的又能如何，她现在对父母做了更不诚实的事情，她可以预见这会让他们有多么愤怒和伤心。
想到这样的后果，她就忘记了自己是多么厌恶学校，而将逃学的过错归结到那个数学老师身上。
过了不多久，逃学的事情终于被学校通知了家长。
三毛一直提心掉胆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当父亲忧心忡忡地问她“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去上课了”时，她却如释重负，只是轻轻地点头：“是的。”
父亲说：“哪家的孩子不上学啊！”
三毛想回答“二堂兄”，但是终于还是咬着嘴唇什么都不说。
母亲也来说了：“找个老师补习一下，我们再去向学校道个歉，继续上学好不好？”
三毛听了这句话，马上昏了过去。
再醒来，却是哭，哀求着他们：“不要去学校。不要送我去学校。”
然后再讲了逃学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讲的时候，那毛笔在脸上涂抹的痒又生动了起来，她哭得更大声，以致于又差点昏倒。
在家里呆了几天，母亲还因为她的昏厥带她去看了医生。
医生找不到什么生理上的毛病，看着三毛阴晦的表情，眼睛里的不安和哀伤，认准了“你不会理解我的感受”而死咬的嘴唇。他叹了口气，告诉三毛的母亲：“或者，是自闭症吧。”
三毛听到这个词时，心里还是有些喜的——她还不太明白自闭症的意思，但是，知道这应该是一种病，这种病不会死人，却可以没有考试，没有竞争。
她认同了她的病症，而且将自己进一步的自我封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