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六岁时，我长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在头顶的正中间。妈妈看到时，紧紧抱住了我，告诉我这是智慧的象征，预示着我的未来。她激动地跑出家门，骄傲地告诉所有愿意听她吹嘘的人：我们的穷苦日子有了一线光明，因为肯尼迪的白头发预示着伟大的成就。但是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才六岁，我经历过的痛苦已经超过了一大批六十岁的人，这根白头发就是我历经磨难的证据。
我出生时，家乡正遭遇大旱。我的母亲才十五岁，她没有结婚就生下了我，满心恐惧。整个村子的人都因此排斥她，只有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艾斯特一个人照顾她。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命不久矣。村子里，女人的私生子常常被娘家的男性直接杀死，或者被扔到树林中等死，因为这样的男孩会被娘家视为争夺土地的威胁。没有婚姻，这个孩子就无法继承父亲的土地，他长大后可能会要求继承母亲家里人的土地。因此，我母亲在怀孕时一直祈祷生个女孩。
村子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他们神机妙算、足智多谋，人们相信他们能够预测未知。旱灾中的一天，一位睿智的先知老人得到了神示，她来到我祖母家，告诉我母亲孩子会在今晚出生。被先知预测到要出生可是件大事，整个村子一整天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
当天晚上，我出生了。在外婆的小棚屋里，没有熟练的接生婆，我十五岁的妈妈就这样生下了我。谁都不想来帮忙，连村子里公认的产婆们都怕受到我妈妈坏名声的牵连。在她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唯一能紧紧握住的东西，是我外婆的手。终于，我的脚出来了。外婆看到先出来的脚，明白了先知的预言：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分娩。艾斯特非常害怕，因为她有可能同时失去女儿和新生的外孙。在我们村，若是没有医疗人员在场，臀位分娩能够母子平安简直闻所未闻。她握着女儿的手，祈祷分娩顺利，这时她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握着女儿的手了。然而那天晚上，奇迹接连发生。不仅母亲和我都撑过了这关，而且在我的第一声啼哭冲出小棚屋时，天空下起了雨！因此我有了这个姓“欧戴德（Odede）”，它的意思是“旱灾之后”。这场大雨接连下了好几天。
我出生后，村子里的长老们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来讨论我的命运。他们谈到，我的母亲没有结婚，这样我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麻烦。也许应该按照惯例，把我放到树林中让我被狗吃掉。但是他们还是犹豫了，因为我是通过臀位分娩诞下的。按照我们卢奥族[15]的传统信仰，只有国王和部落首领能在臀位分娩中活下来。还有，我出生时的降雨，又该怎么解释？卢奥族的人非常看重征兆。我妈妈常说，在等待会议结果的这段时间里，她紧张到心脏根本无法跳动。
宣布结果时，村民齐聚一堂。欧杰波·马洛克是村子里的一位长老和先知，他站在大家面前宣布我是上天的赐福，因为我的出生带来了降雨。外婆经常跟我提起，在那一刻她泪如雨下，嘴里喃喃说着“Nyasaye duong”，意思是“伟大的上帝”，她相信这句话会传到天堂。这位先知说我不仅是为这个村子而生的，更是为世界而生的，应该用一个伟人的名字给我命名。
他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我的名字。他们提出了两个名字：拉姆基或者卢安德，一位是罗部落的伟大先知，一位是著名的勇士。先知马洛克都不同意，他坚持要给这孩子取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这时，我外婆提出了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他的“空运计划”带给家乡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那年，这群年轻人陆续回国，成为肯尼亚著名的医生、律师和领导人，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贝拉克·奥巴马的父亲。那位美国总统就是约翰·F.肯尼迪，因为这群杰出的海归年轻人，肯尼迪这个名字对卢奥族的人们来说如雷贯耳，故而我的名字就取为肯尼迪·欧戴德（Kennedy Odede）。
我不到两岁时，我妈妈嫁给了巴毕，和他搬去了内罗毕，因为他听说在内罗毕很容易找到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把我留给了我的外婆艾斯特照看。
我还在蹒跚学步时，就知道自己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有吃的东西，她总是让我先吃，对我说“吃得饱才长得好”。她常常把我抱在怀里胳肢我，逗我玩儿。外婆无论去哪里，都要背着我，因为到了同龄人会走路的年龄时，我走起路来还是不太稳当。我永远忘不了外婆那双温柔的手是如何紧紧地抱着我，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我放下，始终让我待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然而在其他人眼中，我只是一个累赘。
在我三岁时，外婆艾斯特被一只疯狗咬了。她死前受尽了折磨，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依旧爬进她的被窝里，问她什么时候我们再去逛市场。她临终时，我陪在她的身边，泪水从她的眼里淌下来。她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不管发生什么，世界上都会有属于你的位置。”外婆去世后，同村的舅舅们都不愿收养我，我妈妈只好把我带去了内罗毕。我的中间名“欧维提（Owiti）”的意思就是“没人要的孩子”。
我来到了基贝拉，这里再也没有像外婆那样温柔的手了。我从人们看我的眼神中就看得出来我是一个累赘，是他们没钱喂的一张嘴。当他们背着我去这去那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好重；而当他们不耐烦地把我放下时，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嫌弃。在我快四岁时，家里人对我学走路已经不抱希望了。比起穷困的家境，我的残疾让我们家蒙受了更大的耻辱。突然有一天，我在基贝拉迈出了第一步。我来到污水沟边，竟然走过了一个临时搭的小桥。消息很快传开了：那对穷鬼的孩子，终于能走路了。
五岁时，我只有一条短裤，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我的妹妹杰姬比我小两岁，她有一件衣服，是一件我已经穿不下的旧衣服。继父巴毕买不起皮带，所以用一根绳子勒在裤子上。住在隔壁的女人常说，虫子要是住在我们家都会被饿死。基贝拉的水摊卖的水对我们来说太贵，我们只好去流动的污水沟里打水，拿回家后妈妈会用沙子把水稍微过滤一下。
到了晚上，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们浑身瘙痒，翻来覆去，身上到处都是被跳蚤咬的红印子。有一天，我妈妈终于有钱在附近的小商店买了块硬币大小的肥皂。她把我们早早叫醒，我们都尽可能用最少的水和肥皂洗了澡。因为太久没有接触过肥皂泡沫，我的皮肤被蜇得刺痛，妹妹杰姬在洗澡时都哭了。洗完澡，妈妈洗了我们的衣服，把衣服晾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那块小小的空地上，让太阳烤干。我干干净净地坐在家里的地上，微微发抖。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喧闹。
“你想把病传染给我们吗？把这些脏衣服拿走！”欧蒙迪妈妈大喊着。她是我们的邻居。
我看着妈妈。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她看起来神态自若，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她对欧蒙迪妈妈的粗鲁置之不理，仍然不紧不慢地用我们唯一的壶烧水泡茶，并且注意着尽量节约燃料（mafuta）。欧蒙迪妈妈并没有停止恶语伤人，仍然大声骂着我们有多穷多讨厌。突然，我们听到一阵跺脚声。她把妈妈洗干净的衣服扔到地上，在上面一顿猛踩。我看到好不容易洗干净的衣服上沾满了尘土，气得哭了起来。我们可能再也买不起肥皂了。妈妈走过来，擦干了我的眼泪。她轻声安慰着我，告诉我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都不能轻易放弃。她冲我眨眨眼，从口袋里拿出一片只有之前四分之一大小的肥皂！这是她准备留到下次用的。这一刻，她是我的英雄。邻居们这样欺负她，让五岁的我伤心万分，然而她用行动教会我，这样的人不值得理会。
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我小时候一直有些害怕她，因为她总是与世俗抗争，并能从中获得力量、自得其乐。她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发声，哪怕这会显得与他人格格不入。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这么敢冒险，长大后，我懂得了她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愈发尊重和敬佩她的勇气。
我的母亲叫简·阿晨，大家叫她阿洁。她从小到大都很叛逆。她出生于肯尼亚偏远的农村，家中有十二个孩子，她排行老八。她从来没有上过学，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她的人生只需要结婚生子即可。她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做家务，走上几个小时的路去打水，在兄弟们放学回来之前就开始准备晚饭。晚饭通常是粥。百忙之中，我的妈妈会偷偷地拿出兄弟们的课本，自学识字。女孩子看书学习是不规矩的行为，但是她对书中神秘的文字实在太好奇了。
妈妈十二岁时，她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嫁给了附近村落里年长的男人。她们几乎从不反抗——如果反抗，他们就把你绑起来，逼着你嫁人。妈妈的一个朋友出去打水，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女孩家里先前收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她的家人并不会为此伤心，反而对这样的收获心满意足。我妈妈不想接受包办婚姻，也不想被迫嫁人，尽管她也身处贫穷，但是她有一个其他女孩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我可以想象，正处青春期的她，就像全世界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渴望被爱、被关怀，作为一个含苞待放的美丽姑娘，她也渴望被人倾慕。
在妈妈十三岁时，村子里的长老们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要她嫁给邻近村庄的一个男人，成为他的第六个老婆。这让大家都目瞪口呆，简·阿晨竟然能嫁给这么有钱的男人！要知道，一个男人的老婆如果超过两个，就意味着他是个有钱人。因此整个村子都为我妈妈的这桩婚姻骄傲，能够嫁到这么富有的人家，简直是全村的荣耀。她的聘礼是七头牛和十只山羊，这样大手笔的聘礼在我们村可是多年未见了。
可妈妈并不这么想，这个男人的年龄足够当她祖父了，她不想嫁给这么老的人。但是她又有什么选择呢？我的外婆很心疼，她爱自己的女儿。虽然外婆从没上过学，却有开明的思想，她不希望女儿陷入悲惨的境地，遗憾终身。外公的第一个妻子爱丽丝不能生育，外婆是我外公的第二个妻子，爱丽丝和我外婆亲如姐妹，虽然她生不了孩子，但是外婆的十二个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
长老们已经给妈妈定下了婚约，她无法直接反抗。在一个静悄悄的晚上，外婆带着妈妈逃跑了。她把妈妈送去了一个很远的村子，那里住着外婆的姐姐。妈妈在她的姨妈家躲了好几个月，她们村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她的父亲去世，她才不得不回去参加葬礼。她回到村子后，除了外婆，没有一个人理她。大家都对她充满敌意，甚至责怪她引发了大旱。父母都不让女儿跟我妈妈来往，大家都躲着她，免得沾染上她身上的厄运。因为妈妈公然反抗了长老的决定，蔑视了那个有钱人的贪婪，她在这个村子里失去了立足之地。村民们都想让她过得痛苦不堪，对其他女孩子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十四岁时，村里的长老们来到外婆家，警告妈妈，这次她必须结婚，她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村里的女孩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长老们在村里的权威不容置疑，妈妈明白，很快就会有新的包办婚姻落到她头上。几天后，他们又找到另一个老得可以做她祖父的人。他叫萨科瓦，住在另一个村子，他已经有了四个老婆，要娶妈妈做第五个。
这个老男人由一个自行车队护送着来到村子验收他的新老婆，来到妈妈面前时，见她面若冰霜，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他和我的舅舅们坐在客厅喝着本地酿的啤酒，商议着彩礼数目。双方都有一位谈判代表。一位舅舅开始推销妈妈的优点：年轻、厨艺好、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老男人并没有还价，为了炫耀他的财富，还主动提出把彩礼翻倍。他希望人人都知道他很有钱，不在乎这区区彩礼。
他们达成一致后，叫我妈妈从厨房出来，给她未来的丈夫行礼。按照约定，她当天就要离开，搬去萨科瓦家。我们部落的风俗是女孩子嫁过去之后，彩礼才会送来。舅舅们让妈妈走到萨科瓦身旁，他们对即将到手的彩礼满心期待。妈妈和萨科瓦握手时，触到那又老又干的皮肤，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卖给一个老人，心中怒不可遏。她强忍着怒火，提出想做完饭再出发去新家。她回到厨房，做了一锅滚烫的粥，倒进一个大瓢，端着粥走回客厅。她的兄弟们都面带微笑，满意地看着她，叛逆的简·阿晨终于肯顺从婚姻安排了。
然而妈妈并没有把盛粥的瓢端给她的新丈夫，而是直接将冒着热气的粥泼到了他的脸上。
老男人发出了一声孩子似的尖叫，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来逃跑。她的兄弟们和萨科瓦的随从们为了躲开她，都跌跌撞撞地跑着，他们的脸上带着恼怒的表情，不时有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妈妈跑出了村子，逃离了她被迫嫁人的命运。这件前所未有的事迅速传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她的兄弟们气冲冲地发誓说要好好教训她一顿，要把她绑在全村人面前打一顿。
我妈妈去她另一位姨妈家躲了一年。所以阿洁逃婚的故事可不止发生了一次，而是两次。有时我会想，逃跑是为了什么呢？无论她跑去哪里，她都得嫁人，不结婚的女人是无法在我们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后来，妈妈怀孕生下我之后，还是嫁给了巴毕。巴毕是他们家中唯一的男孩，高中时因吸毒而辍学。虽然他还年轻，却已经因为粗暴野蛮和酗酒成性而臭名昭著了。人们觉得他与强悍的简·阿晨十分般配。妈妈嫁给巴毕是为了抚养我，因此我也是让她遭受折磨的一个原因。
我最喜欢巴毕微微喝醉的时候，因为这是他会跟我们亲近和说笑的唯一时刻。
“你们这些小崽子懂不懂啊，有时候穷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你看那些有钱人总是担心来担心去，还是我们过得又穷又开心！”
我打断他：“巴毕，可是我们活得不开心啊。我想吃好吃的、喝汽水、玩玩具、看电视，但我一样都没有，有钱人的孩子们什么都有，还能去上学。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快乐？”
他看着我说：“我知道，但是你听我说，我听说过城市里的有钱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成天担心自己的钱会被偷走，连觉都睡不好。还有，他们的孩子可不像你和杰姬这么乖。他们的孩子都是被宠坏的小浑蛋。”
我和妹妹开心地笑了。我还不懂什么叫作被宠坏，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好。跟所有孩子一样，我喜欢被爸妈表扬，而巴毕极少夸奖我们。平时，巴毕总是拿我撒气，对我非常凶狠。他打我比打妈妈的次数还要多，常常把我打得喘不上气。打我时，他还要逼妈妈在一旁看着，这样他会从中获得乐趣。我年纪很小时，就意识到要离他远一些。
他喝到中等程度醉时也还好，并不可怕。因为这时他很疲乏，虽然嘴里仍会对我们骂骂咧咧，但是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有时候，他会往地上扔几样东西，或者对妈妈推推搡搡，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开始呼呼大睡，我们便获得短暂的解脱。
然而当他喝到酩酊大醉时，我们的末日就来了。在我五岁时，有一次只是因为我让妈妈给我再加了一勺米饭，他便兽性大发，发疯似的打我，我被打得当场拉了裤裆。只要巴毕看到我吃东西，他就满心不悦。为了以防万一，有时妈妈会在他回家之前偷偷给我吃些东西。有一次，他撞见了妈妈这样干，就把炉子上正烧着的热水往她头上浇。看到这可怕的场景，我尖叫起来。我心里明白，妈妈是因为我才受到这种折磨的。
在基贝拉，人们很容易看出来一家是不是有饭吃。因为做饭时，必须去室外点炭炉（jiko），炭火才能着起来。如果哪家没有把炭炉放在家门口做饭，大家就会知道他们的日子最近过得水深火热。在贫民窟里，女人们喜欢炫耀自家的生活，邻居欧蒙迪妈妈更是这样。每当她家有肉吃时，她都要弄得尽人皆知。我们家无米下炊时，妈妈有时仍会把炉子搬到外面，点着火，假装她也在做饭，尽管锅里空空如也。她还让我们把油抹在嘴唇上，要有邻居来串门，他们会以为我们已经吃过饭。她不准我们去别人家吃饭，因为邻居们会在背后嘲笑我们穷。
妈妈的解释是：“人活脸，树活皮，再穷也不能露怯。”
我家只有一间房子，每天晚上我们都席地而坐，用母语祈祷，默默祈求这一次上帝能听到我们的哀求。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摆脱这令人窒息的贫穷，哪怕是暂时的喘息也好。妈妈从没上过学，但是她会用卢奥语（她的母语）读书和写字。我们家唯一一本书是《圣经》，她非常喜爱诵读《圣经》中的谚语。读完《圣经》后，我们会唱颂歌唱到睡前。无数个晚上，我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像是在附和着我们的颂歌。
有一阵，我和妹妹经常在午饭时间溜到欧蒙迪妈妈家吃饭，尽管我们知道妈妈尤其不愿意让我们去这位邻居家吃饭。一天，妈妈和欧蒙迪妈妈吵架，她对妈妈吼道：“你连你的娃娃都喂不饱，还好意思跟我吵架！知不知道我帮你喂过好几次你的娃娃！你要是养不起他们，生这么多孩子干什么？”
妈妈勃然大怒。我和妹妹本想抵赖，结果没用。当妈妈极为生气时，她的气势足以把我吓得忘记饥饿，所以我不敢回家。
那天晚上下雨了，我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坐在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在泥地上画画打发时间。其实下雨时，待在外面也挺好的，因为家里的情况更糟。我们的房顶是用硬纸板和铁皮搭成的，雨水可以轻而易举地流进家中，打湿铺在地上的硬纸板，那可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时，我的面前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捏着一片珍贵的面包。我听到有人说“给你”。
我抬起头，是欧蒙迪。他是欧蒙迪妈妈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慷慨地把面包分给我，而我犹豫着不敢拿。
“没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他说。
欧蒙迪和我一起坐在雨中，我小口小口地吃着面包，仔细地品味着食物的香味。吃完后，我们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顽皮一笑——一起在雨中玩耍是我们最爱干的事情！我们在巷道里奔跑，在泥地上滑行，一同放声大笑。我们在路边捡到了一个烂了的黑色塑料袋，举着它神气活现地走在路上，假装我们是有钱人，打着有钱人用的那种黑伞。
我俩还经常自己做玩具，用废弃的塑料袋和绳子做足球，用罐头盒子做玩具车，其他小孩对我们的手工玩具羡慕不已。如果有人想跟我们一起踢足球，我们就让他拿食物来做“门票”。我的安提诺姨姨叫我“聪明勇敢的运动员（Ogwanjo）”，因为我喜欢踢足球，而且能利用废物做出足球。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街上有一群像是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的人，他们的皮肤白得吓人——姆宗古。他们拿着一个黑色的机器，对着我时还会闪出白光。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伤害我，大叫着逃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照相机，照相机的闪光和那群人说话的声音都让我害怕。不过我们很少看到这群人，最多一年一次。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跑开躲起来。
我对他们有好几个看法：第一，他们肯定很笨，因为他们总是对着没用的东西拍照，比如街上的鸡、棚屋，还有一些其他无趣的破烂；第二，有次我看到一个孩子摸着白人的皮肤大声对他们说：“你好吗（How are you）？”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所有白人的名字都叫“你好吗”。再见到他们时，我也去摸了一个人的皮肤，发现摸起来跟我们的皮肤一样软软的。不过我还是很惊讶，因为我以为摸完他之后我的手会沾上白色，结果并没有，这让我有点失望。
欧蒙迪的父母可以付得起每月五美元的学费，因此他可以去基贝拉的非正规学校上学。我家当然无力供我读书，不过欧蒙迪回家后会带着我和他一起学习。他先把学到的东西教给我一遍，然后我和他一起写作业。我用他唯一的一根铅笔在作业本上抄写字母，写好后用橡皮擦掉，他再写上他的作业。
然而好景不长，欧蒙迪突然毫无预兆地病了，他变得十分虚弱，连玩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经常去他家，坐在地上，看着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人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许是麻疹，也许是疟疾，也许只是因为贫穷。妈妈不准我再去他家，怕我被传染。但是我不怕，一直以来，他都违抗他妈妈的要求，主动帮助我，在他需要我时，我也绝不会离开。
突然有一天他去世了，他才八岁。他爸妈没钱把他那小小的尸体放进停尸房，只好把他放在家里。一周后，他的尸体变长了，并且开始发出异味。我们的风俗是孩子不能看死人，但我会偷偷溜去他家看他，我想看看他会不会醒过来。没有人跟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既孤独又害怕。每天晚上，人们都聚在一起，大声放着音乐，一起祈祷，并为欧蒙迪家募捐，好让他的尸体能放进停尸房。终于，钱凑够了，我亲眼看着欧蒙迪被抬走了。我心想：我的好朋友跟原来不一样了。他一直在睡觉，而且他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我开始夜夜做噩梦，半夜里浑身湿透地尖叫着醒来。我太想念欧蒙迪了，我想让他回来。他给过我多少帮助，他那么小却那么慷慨。想到这些我开始失眠，害怕再做关于他的噩梦，我也不敢走夜路，害怕会突然看到他。
几周后，邻居中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也因病去世了，她的死引起了人们的恐慌。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只是看到病死的人身上满是疮肿，令人胆战。这个女孩家没钱买棺材，她的尸体只好先用布包着。所有人对她家的屋子都避而远之，大家都怕会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我意识到世界是多么地残酷：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人民，总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变故，让生活雪上加霜。
一天晚上，我们家的门被踹开了，两个警察闯了进来。他们人高马大，脚穿大警靴，手持钢枪。我们吓坏了。妹妹杰姬抱住了巴毕的腿，襁褓里的利兹哇哇大哭，我则从睡觉的纸板上一跃而起，光着身子缩进了角落里。
“是他。”他们指着巴毕。
巴毕那天本来很幸运，找到了一个焊工的活儿，现在警察对他边打边骂，我们在一旁听到了事情的原因：工地丢了东西，人们怀疑是他偷的。一个警察狠狠踹着他的肋骨，吓得妈妈尖叫起来。在我们家，巴毕一直是最暴力的人，从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现在看着他被殴打，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在心里祈祷利兹停止哭泣，怕她把警察惹毛。她出生后，我从早到晚地照顾她，她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亲。另一个警察在家里横冲直撞，翻箱倒柜，四处寻找赃物，打碎了一个盘子，还摔坏了几样东西。
最后，他对同事说：“东西不在这儿，什么都没找到。”
巴毕浑身颤抖地躺在地上，双手护着被踢断的肋骨。他的眼睛被打得乌青，鼻子淌着血，他的样子让我魂飞魄散。残暴的巴毕第一次如此脆弱，如此无助，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既惊恐又刺激。
打人的警察怒吼道：“把他带走！他可能把东西藏起来了，或者卖了！还得再收拾收拾他。”
“不！求你了！我怀孕了，我还有三个孩子！求你放了他，要不我们怎么活啊！”妈妈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扑到巴毕身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对巴毕表达如此强烈的感情。警察粗暴地把她一把推开，拖着巴毕走了。
妈妈抱着肚子躺在地上，绝望地哭着。看着妈妈，我暗自发誓要成为一名勇士。我心里知道，妈妈非常爱我，一直很关心我，尽管平时她不敢在巴毕面前表现出来。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想要保护她。我把小宝宝利兹抱进怀里，轻轻地晃着她，哄她平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也只是个孩子，在哄一个更小的孩子。不过那晚，我觉得我的肩膀上扛着的是整个世界。
巴毕被关进了监狱。以前他虽然会用偶尔挣到的钱去喝酒，但还能剩一点贴补家用。现在我们彻底走投无路了，没有一个人向我们伸出援手。巴毕在家时，家里总是闹得鸡犬不宁，邻居本就不喜欢我们，这次连警察都冲到家里来了，大家更是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
妈妈很快想出了办法。周六早上，妈妈叫了一群女人去教堂见面。她让杰姬留在家里照看利兹，叫我跟她一起走。
“肯尼迪，我需要你帮我写点东西。”
我没有在学校学过写字，但是我跟欧蒙迪和另一个朋友波尼费斯学过写字。波尼费斯和欧蒙迪在一个学校上学，他总是穿着合身的衣服，是我们这一片里最干净的男孩。因为我家的名声不好，家长们都告诉孩子不要跟我玩，免得学坏。但是波尼费斯很有主见，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和波尼费斯商量好，我们都要学会认字和写字，长大后如果我们相隔很远，就可以给对方写信。每天下午，我都急切地等待着波尼费斯放学回家，他那些破旧课本里的知识让我如饥似渴。波尼费斯在学校时，我就在街上和垃圾桶里捡旧报纸看。一知半解地读完后，我用铅笔画出不认识的词语，让波尼费斯把它们写下来，拿去学校问老师。他每天都拿着一长串词语去问老师，尽管我不去上学，我却渐渐地比他学得更快、更好了。不过时间一长，波尼费斯的老师开始不耐烦了，告诉他要把重心放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上，别再去记课外的单词了。
我遇到不认识的词，还是会记下来，等到周日去圣马可教堂时，向弗朗西斯神父求教。等到弥撒结束后，我走到他身边。他身穿长袍，友好地问我：“肯尼迪，什么事？”
“神父，能不能教我这些词怎么读？”
“你能先试着读一读吗？你读完我再教你。”
我吃力地读着。他拿过我手中的纸，把上面的词读给我听，并让我跟着他读。我读得很标准，他有些意外：“肯尼迪，现在你能不能自己读出这些单词？”
“可以。”我说。
我读完后，他说我有“锋利的[16]脑子”。我心想，我的脑子并不是把刀啊！但是我还是困惑地点点头。我又问他，下次我还能否再向他请教生词。他说每周六他都可以教我，我们就定在每周这个时候学习单词。走之前他问我：“你从哪儿找的这些词？”
“从街上和垃圾桶里捡到的报纸上面。”
他看着我，点点头，说他很感动，下周六会带些杂志给我。
就这样，我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连波尼费斯都感到惊讶。我的英语比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学得还好。我每周都要请弗朗西斯神父给我解释生词的意思，可是时间长了，他也有些厌倦了。他说，我问的单词对他来说都有些难度了。最后，他送给我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老师——词典。
妈妈需要我写些什么？为什么要写东西？不到关键时刻，她总是不肯告诉我。
我们到达小铁皮房教堂时，已经有二十个女人聚在那里了。我实在不懂妈妈叫她们来做什么，我知道其中有不少人都不喜欢我妈妈。但是妈妈有着职业政治家的潜质，她有办法让人们跟随她。
妈妈既没说客套话，也没吹嘘自己的想法，而是带着与生俱来的演说家气场，开门见山地开始讲话：
“虽然现在我们很穷，但我们都是有尊严的人。我们挣到的钱总是被丈夫拿走，永远不够用。我有一个办法让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钱。”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讲话！我看着妈妈，被她的勇气和独创力所打动。她接着说下去：
“我们每周会面一次，每个人都带上五十先令。我们把钱凑在一起，二十个人的五十先令加在一起就是一千先令。每周，都有一个人可以拿到这一千先令，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做点小生意，挣更多的钱，甚至可以存下来一些以备急用。我们一直轮流下去，直到每个人都拿到一千先令。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开始新的一轮了，到时候每人每周再拿出一百先令。”
“我们可以活得更好。”妈妈柔声说道，听起来像个牧师，也像一个生活的斗士。
一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突然，所有人都开始说话了，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像是妈妈弹出了一个漂亮的和弦。
“我们每个人都要签名，并且保证每周都要交钱、不中途退出。只要有一个人退出，这个计划就无法进行了。有人会写字吗？”
没人举手。妈妈用眼神示意我，现在我明白了。就这样，十岁的我成了妇女互助小组的官方秘书。
一个女人急切地问：“我们能不能明天就开始？”
我看到妈妈屏住了呼吸，这也是她想问的问题。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她们能不能在今天就凑到五十先令。大家都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晚上，她们又回到这座教堂，只有两个人没能凑到五十先令。妈妈把她藏在纸板“床垫”下面的最后五十先令拿出来了，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她们举办了正式的选举，妈妈被选为主席，我是秘书。我无比自豪地帮在场的所有女人在一张纸上签下了名字。签好名后，要选出一个人拿到第一周的集体资金。妈妈选了奥提诺妈妈成为第一个受益人。
看着妈妈把五十先令都交了出去，我心慌起来，用胳膊肘碰碰她，不满地低声说：“妈妈，你在做什么呀？那是我们最后一点钱了，给了别人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最需要这钱了！”
她瞪了我一眼，说：“肯尼迪，想要获得别人的信任是需要付出的。”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不理她。因为她的豪言壮语，我们全家得过整整一星期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三周后，轮到了我们家领取资金！我激动地跑到街上跳起了舞。拿到钱后，我和妈妈直接去了市场，为她的菜摊进了双倍的番茄，还买了洋葱和卷心菜。那天晚上，我们卖光了所有的菜。几周以来，妈妈终于能在家门口骄傲地做一顿晚饭，并让所有邻居都看到。
吃饭时，妈妈给我传授了一些她的智慧：“你要知道，我们的世界里有两种神——上帝和其他的小神。上帝非常忙，他要操心全世界所有人的问题，不一定能顾得上我们。不过，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小神，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他们能给我们很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