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茜卡
我要搬进基贝拉贫民窟了。
今早，肯尼迪在电话里坚持要约在拿库马特超市和我见面，接我去基贝拉。拿库马特超市是内罗毕市区离基贝拉最近的地标建筑之一，在那附近坐马他图就能到达基贝拉。我愤然反驳他，告诉他我不仅要自己坐马他图去基贝拉（这就算是一种冒险了），还要自己走去他家。我说，我不是三岁小孩，他对我的担心不仅很傻，而且让我很不舒服。其实我本不想和他发生这么激烈的争论，毕竟我们还不熟，我通常只对熟人才会不客气。
现在，我独自坐在去基贝拉的八路马他图上，既兴奋又紧张。车上的喇叭里放着席琳·迪翁的《因为你爱过我》，歌曲到达高潮部分时，司机突然踩了刹车。车停在了一个没有标志的地方，而大家都知道这是车站——外面站着一大群等车的人。售票员下车，对着人群大喊：“基贝拉！基贝拉！昆密！昆密！”边喊边拍着车身，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车里很挤，售票员站在车门口，把乘客拼命地往车上推。我在心里默默地记住了“昆密”，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车开动后，我不自觉地跟着歌曲默唱，嘴唇一开一合：“因为你爱过我[突然停顿]我才成为现在的我。”在美国如果我听到这首老掉牙的歌，肯定会哑然失笑，甚至被肉麻的歌词弄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此时，这首过时的歌却让我备感亲切。我发现车上不止我一个人在跟着席琳唱，坐在我前面的两位肯尼亚大叔也在心不在焉地跟着音乐哼唱着。司机野蛮地开着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毫不避让对面开过来的车辆。对于乘客们来说，这首老歌、他们跑调的哼唱、这个疯狂的司机和车辆剧烈的颠簸，都是司空见惯的场景，没有人留意。
我用力地抓着座椅上的金属边，指节都发白了。我的脚下有一个洞，透过它我可以看到柏油路面。这辆马他图经过路边破破烂烂的棚屋、清真寺和小饭馆，歪歪扭扭地驶向基贝拉。我看到有一个蓝色的小铁皮房子，挂着“网吧”的招牌，还有一个明黄色的房子上挂着“参议员酒吧”。一群擦鞋工坐在一个小屋前，屋子上挂着手写的招牌：世界顶级名妓。
车在中途偶尔停下，车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人们蜂拥而下。人还没下完，售票员就把手伸到外面，不耐烦地敲着车顶，看样子是告诉司机开车。车门还没关上，车就猛地开动了。
我不确定该在哪里下车，只好向外面四处张望着，也许到了上次和肯尼迪步行时路过的地方，就能看到一座熟悉的建筑。然而，窗外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我没有看到任何熟悉的景色或标志物。我懊悔地想起早上肯尼迪说的那些话，看来他坚持要来接我，只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因为他小看我是个外国人。
突然，司机猛地刹住车，我们的车差点撞上一辆大公交车。两位司机冲着对方吼来吼去，尽管我的斯瓦希里语水平有限，我还是听出了他们的大概意思。那辆车的司机不肯让路，而我们这边的路太窄，司机试着调整车的位置，可是几乎动不了。双方陷入了僵局。
我想起一周前，我的斯瓦希里语老师帕特里克在新生介绍会上给我们介绍过马他图公交车的情况。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低沉的老师。他建议我们最好乘坐正规的公交车，绿色和黄色的“城市漏斗”或者蓝色的KBS都可以，但是尽量不要乘坐马他图。马他图不仅破损严重，无人管理，司机违规驾驶，而且拥挤不堪，小偷频现。
帕特里克带着我们组的同学去坐正规的公交车。等了十五分钟后，一辆车都没来，他只好勉强带着我们上了一辆马他图。我问他，我们上车的那个角落是不是“车站”。
“是的，是这辆马他图的站点。”
“马他图的车站都不一样？”
“是的，每辆马他图都有一个号码，每辆车都开往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我要坐不同的马他图，要去哪个车站上车？我怎么能知道车会在哪些地方停？是不是像出租车那样，当你要下车时，直接跟司机说？”
“不是，马他图有固定的路线。”
“哦……那马他图有没有公交线路图？”
“什么？”
“公交线路图，就是写着马他图公交车的路线、车站和时间点的指示图。”
帕特里克困惑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象我说的这东西是什么。
“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边说边不屑地摆摆手。
“那你怎么知道该去哪儿坐车，又该在哪儿下车？”
“慢慢就知道了。”
有趣的是，欧多也给我们讲过类似的事情——肯尼亚人如何指路：“他们会说，一直走，一直走，再往前走，最后就到了。”
肯尼亚人的行事方式让我意识到，我们美国人太执着于了解细节了。含混不清的指路、没有路线图的公交车，这些都让我感到不安。我鼓励自己不要害怕，把这些看作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好。因为没有详细的公交车信息供我参考，我只得埋首于地图里，仔仔细细地研究。
我决定，不去坐中规中矩的公交车，而是坐马他图，享受冒险带来的刺激。乘坐马他图像是一个叛逆的选择：嘈杂的音乐、本该报废却飞驰在路上的破车、挤成一团的乘客，这一切都提醒着我，我身处在另一个世界，这让我莫名地兴奋。
终于，这辆去基贝拉的车开始继续行驶了——多亏我们的司机决定放下自尊，想办法把车靠边，让对面的车先过。一面墙上画着可口可乐广告，看起来有点眼熟，不过我犹豫了一下，因为肯尼亚好像到处都画着可口可乐。车到了下一站，售票员准备关门时，我心血来潮地跳下了车。一群男人正站在街角看报纸，他们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去讨论政治新闻了。我双手抓着背包的背带，尽力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是我每天都来这里一样。
我沿着大路走着，边走边找通向铁轨的那条路。上次我和肯尼迪就是沿着那条路，穿过低级中产住宅区和商店，走到了贫民窟的起点。眼前的店铺生意繁忙，我驻足于一家肉店前，看着一个屠夫从一头挂在空中的剥好皮的牛身上切肉，从他那临时糊上的窗户里看去，那头牛非常显眼。我从没见过有人从一整头牛上切肉，不过店里并没有烂肉的臭味，而是混合着皮革味的腥甜味。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闻一闻这种味道。
我接着走在破败的奥林匹克区里，尽管相对来说，这里还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街区。不一会儿，我走出了奥林匹克区，街上的景象看起来与上次见到的基贝拉贫民窟一样，既拥挤又混乱。阴风阵阵的小道、看似随时要坍塌的屋子、路边星星点点的小摊，看起来都是那么陌生。作为一个异乡人，眼前的一切还是带给我强烈的冲击力，我不由想到，对于生活于此的庞大人群来说，这就是生活真正的面貌，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和感叹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的确无法想象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过着如此卑微的生活。尽管我现在身处其中，看着鸡群在堆满垃圾的路上啄食，幼儿在肮脏的路上蹒跚学步，我还是无法彻底理解眼前的景象。我想要认识和了解基贝拉的角角落落，想要知道这里的规则和秘密。
我越往前走，就越弄不清楚方向。主路上连着无数条小路，却没有任何标志和指示牌，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走的这条是不是主路。对我来说，基贝拉就像是一个迷宫。我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感极差的人。在我十六岁时，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个GPS定位器。这时候我开始自责：我为什么这么自信，觉得直觉会引导我，帮我判断出大致方向？
我看看手机，已经五点了。不一会儿，太阳就要落山，到那时我可就彻底没办法了。我不能给肯尼迪打电话告诉他我迷路了，那样我就输给他了。我不想让他总是赢我，所以我尽量装出一副本地人的神气，却弄巧成拙。我走到一个菜摊前，捏了捏西红柿看看熟了没有，然后向卖菜女人询问价格，就像我来这里真的是为了买西红柿一样。她抬起眉毛看了看我，没有回答，嘴角却浮起了会意的微笑。
在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感到害怕。我一直天真地告诉自己：直到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所以不可能发生坏事。虽然我从没有在非洲的贫民窟里迷路的经历，不过环顾四周，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或者恶意。不管是卖菜的老女人，还是那群玩跳棋的年轻人，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只有好奇：这个白人姑娘在这里干吗呢？
如果我妈妈看到我现在在干什么，她可能会杀了我。想象着她震怒的脸，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一群年轻人走过，我听到他们说“Mzungu amepotea”，我暗自笑起来，“那个白人女孩迷路了”，他们说得确实没错。
肯尼迪突然出现了。
他难为情地说：“有人到我家来告诉我：‘市长，有一个白人姑娘在转来转去，看样子迷路了，她肯定是来找你的。’”
“市长？”我睁大眼睛，随后想起来上次在基贝拉，大家确实都这样称呼他。
他大笑起来，我们向他家走去：“我是假市长！如果有白人来这里，通常是来SHOFCO，所以他们猜测你也是这样。幸亏他们告诉了我，不然在你找到我家之前，可能都游荡回美国了。”他微笑着开我的玩笑。
“美国人啊……你们都是这么顽固吗？硬是觉得自己可以在陌生的贫民窟里找到路，硬是要搬进一个陌生男人家里住，不管人家同不同意。美国这地方，一定很难搞。”他摇摇头。
现在轮到我微笑了：“我觉得我可能比大多数美国人都要固执。”
他又摇摇头：“我妈妈觉得你疯了。如果你现在想改变主意还不晚。谁也没见过白人住在贫民窟里面啊。”说着，我们走到了他家门口。
“你这是表示你同意了？”
他用眼神扫了扫我背上巨大的背包：“我有别的选择吗？”
“不过有一点。大家都说，如果你出了什么事，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队会来找我麻烦的。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人，我不想给自己和家人添麻烦。”
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是当我看着他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写着恐惧。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经常表现出害怕的人，因此他看起来很不自然。对我来说，美国大使馆向肯尼迪追责是个荒谬的想法，然而肯尼迪并不怀疑有这种可能。我有点担心，也许我真的给他带来了风险，也许我住在这里是有些不安全。
不过，我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可怕的事情，因此我想象不出我会出什么事。
“我保证我会在美国大使馆面前替你说话的，我会告诉他们，你一直在拒绝我，你是被迫接受我住在你家的！”我难掩笑意地说着。
我想让肯尼迪知道，我走进他的生活不会给他带来问题和麻烦，他大可以安心。
“我的东西放哪儿？”我取下背包，把它放在房间一角，那里放着几个帆布包，像是肯尼迪的“衣橱”。背包很重，我举起胳膊，左右伸展了一下。房间太小了，我的手几乎能碰到墙。
我们坐下来，不知为何，我突然给肯尼迪讲起，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觉得，我想住在基贝拉是因为想做一场“文化苦旅”，这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强烈地吸引着我。他抬起头侧向一边看着我，镇定地问：“是吗？”看起来我的话并没打动他。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告诉他，“那些可能算是一些因素，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有住在基贝拉，我才能真正了解这里，我可以看到它的日日夜夜，看到人们生活的细节。我想和SHOFCO合作戏剧项目，给基贝拉的社会带来一些变化。如果我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这里，效果肯定不够好。”
我接着说下去：“说实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我以前甚至天真地以为，这里会跟我的生活有些许相似之处。我是看过一些贫民窟的照片，但是因为它们离我的世界实在太遥远了。因此在我的潜意识里，它们跟我的世界毫无关联，我甚至会忘记它们的存在。我可以每天早上来基贝拉工作，下班后回到舒适的寄宿家庭或者旅馆，住在和基贝拉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其实很容易。”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就算我住进了基贝拉里面，跟这里的人们相比我还是有一个特权：可以随时离开。
我真诚地说：“当白人来到贫民窟时，人们总觉得他们是来提供帮助或者支教的，我没有东西要教，相反，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也许我可以做出一些改变，那就是住在这里。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会发现，我是真的想打破我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去了解他们，我是真的想看看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但是，如果我只是来教戏剧课，大家只会对我讲他们认为我想知道的事情，我们的相互了解只能仅限于此……”
肯尼迪打断我：“你总是这么健谈吗？你们美国人把所有事情都搞得这么复杂。”他摇摇头，接着说，“作为我的朋友，你可以住在我家，这很简单。我们之间肯定会有隔阂，哪怕你住在这里，隔阂也不会消失。不过你不用代表所有的白人和那些为了感受不同文化而来的游客，你什么都不用代表。”他脸上的笑容充满理解，却又有些嘲弄。
“我只有一个问题，”他严肃地说，“你的父母知道你给住在非洲贫民窟的男人发邮件，连一面都没见过，然后就要求和他住在一起吗？”
听到他这么问，我捧腹大笑，他也笑了。我们坐在那儿一直笑了几分钟，我才能平静下来接着说话。
“没有！回家之后我都不一定会告诉他们！得到他们的原谅比得到他们的允许容易多啦！”
他笑着说：“来吧，我带你到处转转，上次来你只看到这里的一部分。”
肯尼迪家附近，有一条小小的水泥地巷子，久经风霜的路面上布满了小坑。路两旁有好几排棚屋，看起来有一百多个，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孩子们吵吵闹闹地玩耍着，女人们在棚屋之间的缝隙里洗着衣服。
肯尼迪带我去看公共厕所。厕所用铁皮和旧木板搭建而成，有两个狭窄而简陋的便坑，其中有一个是公用的，一百多户人家共用这个小小的茅坑。肯尼迪打开门时，里面窜出几只老鼠，扑面而来的恶臭几乎将我熏倒。旁边的便坑门上上了锁，但是门还是关不严，拼凑而成的墙上布满缝隙。在这里上厕所，毫无隐私可言。
我问他为什么那个厕所是锁起来的，他看着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我。“只有房东和我有钥匙，这一片地包括厕所都是房东的。其实我本来没有这个钥匙，因为你要来住，我才去要了钥匙。”他干巴巴地提醒我，“小心老鼠。”
我看着他，显然他还是不相信我能在这里长住下去。我的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怀疑。也许他是对的，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看得出来，这一片地方经常有人打扫，还算干净，但是街角有一个垃圾堆，散发着恶臭，几只鸡在垃圾堆里啄食。垃圾堆附近，有一个巨大的钢制水缸，街角小商店的店主在这里卖水，人们拿着塑料罐子，在这里排起了长队。
我住在基贝拉的第一晚，肯尼迪做了美味的晚饭——辣味炖牛肉盖浇饭。几个月后我听说，为了在第一晚做顿好饭迎接我，肯尼迪用存了几星期的钱来买肉。肯尼迪的两个弟弟，五岁的沙得拉克和六岁的科林斯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他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肯尼迪是老大，晚上他的弟弟妹妹经常来他这里睡觉。这两个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我发现肯尼迪几乎没吃肉，他把自己的那份都分给了弟弟们。
吃饭时，肯尼迪坚决地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不能给我钱。”
我的交换项目会向寄宿家庭支付吃住的花费，这个规定我已经给肯尼迪讲过了。我张开嘴，准备反对。
在我出声前，他就把我的话顶了回来：“拜托了，我们是朋友。如果你只是在SHOFCO工作，我可以收你的钱，但我绝不收朋友的钱。在非洲，都是男人付钱。”他开玩笑道。
我坚持要求，如果他不让我直接付钱给他，那我就负责买吃的和生活用品。他说以后再说吧，便不再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肯尼迪的小弟弟们一开始有些害羞，晚饭后他们渐渐鼓起勇气，问了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他们问：“美国有猫和狗吗？美国的猫和狗是不是每天都有人喂，生病了还能去看医生？”我回答说：“是的。”
他们想了一会儿，沙得拉克说：“我希望我是一只美国的猫。”
这孩子的话出乎我的意料，而肯尼迪则躲闪着我的目光。我开始局促不安起来，因为我意识到，他不愿让我看到他和家人困苦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自尊心很强，尽管他同意我住在他家，却仍然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持着工作伙伴的关系。如果我走得太近，越过那条线，他会让我离开他家的。
这时，他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对小孩子们说：“该睡觉了。”
孩子们清理了自己的碗碟，然后跑了出去。平时他们都睡在肯尼迪这里，今晚他们去妈妈家睡觉，家里一共会有九个人。
“其实我住这里他们也不用走啊，他们睡在这里没事的。”
“他们动静太大，会影响你睡觉。”
“那他们住你这里的时候，他们睡在哪儿？”脱口而出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听起来高高在上。肯尼迪不卑不亢地回答他们睡在地上的纸板上。我突然想到，我会睡在哪儿？我看着肯尼迪，他点点头，我轻手轻脚地掀开布帘子，看到后面有一张单人床。我把自己置身怎样可怕的处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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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我很不习惯地被吵醒了——有人在外面使劲敲门。恍惚间，我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也不记得昨晚是怎么睡着的。我发现我还穿着昨天的衣服，躺在单人床上，身上盖着一张薄如纸片的床单。单人床很窄，我觉得我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肯尼迪睡在我旁边，离我只有一英寸，脸朝向另一边。我们一定是说着话就睡着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努力回忆着昨晚的事情，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肯尼迪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去开门，与门外的人眉飞色舞地交谈了几句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啦？”他关上门后，我问他。
“他们都来问你是不是还活着！他们觉得像你这样的白人住在这种地方，很快就会死的。”他摇摇头。
我打开门，向厕所走去。不出意料，厕所外面排着长队。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我尴尬地朝他们挥挥手，就像在告诉他们：“别担心，我还活着！”一个皮肤粗糙、牙齿缺落的老奶奶也朝我挥挥手，眼里充满了善意和疑惑。我戴着一条薄围巾，一进厕所，我立刻用围巾捂住鼻子，尽量屏住呼吸，避免闻到这恶臭。我蹲在里面时，看到铁皮墙上的洞，想到有人可能会从中偷窥，我就不寒而栗。
我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厕所，想要找一个地方独处片刻，再回肯尼迪家。但是我发现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我太引人注目了。我正靠在一堵墙上想事情，突然发现面前站着好几个人盯着我看。他们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鬼似的。我想，我必须要习惯在一群女人和孩子的注视下想心事。嘈杂的收音机声从这堵墙里面传出来，是斯瓦希里语播报新闻的声音；隔壁的屋子里，有人在叮叮当当地做早饭；女人们在巷子里洗衣服，大声唤着孩子；远处的屋子里传来吵架的声音。在这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都邻里皆知，无处可藏。
我在众人的目光审视下开始回想，我们是怎么都在床上睡着的？我记得我们为谁睡沙发争论了很久。我坚持要睡沙发，因为我一开始就用花言巧语保证过，我在他家里会像猫一样蜷成一团，让他几乎察觉不到我的存在。而肯尼迪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坚称这是我住在他家的第一晚，所以我得睡床，而且他睡沙发也没问题。“沙发”实在是个不准确的词。这只是一个沙发形状的金属线做的支架，有两个座位，粗糙的金属上面盖着薄薄一层布料。
肯尼迪拿着牙刷出来了，看到我靠着墙，面前站着一群观众，他忍俊不禁：“你给你的粉丝们打过招呼了吗？”
他对我很友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开始忙他自己的事情。我叹了口气，如释重负。如果他不提昨晚睡觉的事，我也不会提。他穿着我带给他的礼物，一件印有“丹佛”的绿色T恤。他给我的耐洁（Nalgene）水杯里倒满水，我把紫外线消毒棒放进水里消毒。这是我和爸爸在REI[17]专卖店里买的，店员保证用过它之后，任何水都能变成可饮用水。看着杯子里略显棕色的水，我强烈地希望这个消毒棒能管用。我上下摇晃着杯子，消毒棒发出了亮光。周围所有的孩子都被这个东西迷住了，他们围着我，要求我再做一次。我必须承认，看起来如此简单的科技，竟然能把如此浑浊的水变成可饮用的水，这确实有点像魔法。
我学着肯尼迪刷牙的方法，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含一口水漱漱口，再把水吐进篱笆下面的小洞里，水会流进另一边的污水沟里。
肯尼迪说：“现在我教你怎么洗澡。”他把屋子中间的桌子拿开，放在床上，然后拿来两个塑料盆放在地上。他把塑料罐里的水倒进一个盆里。
“你先站在空盆里，”他边说边给我演示，“接着，你用手把水舀出来浇在身上。”盆不够大，用来洗澡的话不方便。
“你是怎么不让水流得到处都是的？”
“洗的时候对准盆，水就会流进你站的这个盆里。明白了吧？”他说得好轻松，好像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一样。
“我的手舀不住水，可能会把水洒得到处都是，到时候你就会后悔让我住进你家的。”我沮丧地说。
他递给我一个塑料杯子，是他厨房里仅有的三个杯子中的一个。他说：“我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后悔请你住在这里。别把这个洗澡用的杯子和其他两个杯子搞混了，我们只用手洗澡就是因为害怕弄脏杯子。”
他要去买些喝茶时用的牛奶，他对我说，洗澡时可以把门从里面锁上。他走之后，我锁上了门，摇了摇头。太好了，现在我不仅占用了一个他喝水用的杯子，还因为不会用手舀水洗澡而让他失望。我从背包里找出香皂、洗发水和护发素，迅速脱掉衣服。我不想花太长时间洗澡，因为我在家里洗澡，肯尼迪就得被关在家门外面。
我哆嗦着站在空盆里，拿杯子舀起水，从头上倒下来，尽量让水流进盆里。水是凉的！我毫无心理准备，全身猛地一抖，只有三分之一的水流进了盆里。我在心里嘲笑自己，竟然会以为洗澡水是热的。这次，我做好准备，又把一杯水浇在自己头上，我得把头发打湿，洗发水才能起泡沫。然而，效果并不好，我用洗发水揉搓着头发，发现头发还是又干又硬，我还得把洗发水冲洗干净。我还是笨手笨脚地对不准盆，大部分的水都没有流进盆里，不一会儿满地都是水。盆里剩下的水不够我再用护发素了，我只好顶着一头乱蓬蓬硬邦邦的头发，洗完了澡。我用我的速干毛巾擦了擦头发，接着拿起梳子，想把打结的头发梳顺。梳了两下我就放弃了，把梳子扔回包里。肯尼迪家里没有镜子，我在心里说了声“真是谢谢了”，又抱歉地看了看我弄在地上的一大摊水。我拖了一下地，但还是没能把水拖干净。
我在大背包里翻来翻去地找衣服，心里迫切地希望现在能有一个衣柜。我无法想象，如此落魄的生活该怎么过下去。我所有的衣服都满满当当地塞在背包里，因此我很难选择出搭配的衣服。我知道，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这种小事不值得抱怨，但是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我要是把那条裙子带来就好了。
来肯尼亚之前，妈妈帮我一起打包行李。我们把所有的衣物都摊在卧室的地板上，为我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交换项目的老师反复强调，所带行李必须要自己拿得动，切勿带太多东西，因此我必须精挑细选。我挑中的衣物妈妈都觉得不实用，而她挑出的衣服虽然实用，我却毫无兴趣。我们在卧室里争论不休。我妈妈试图让我带上一顶围着防蚊纱的帽子。
“你想把我弄成养蜂人吗？”我怒气冲冲地说。
对我来说，穿衣的美观比方便和舒适更重要。我妈妈无法理解我为何一定要带上那条新的背心裙。她怎么会这么迟钝？我就是需要它！穿着这条裙子，我就自信满满，身心愉悦。可最终我还是被她说服了。
此刻，我无比怀念自己在丹佛的家，卧室地上铺着干净的米黄色地毯，整个房间布局精巧有序。肯尼迪的家太小了，而且墙上还附着做饭时烧煤油的呛鼻味道。现在我独自在他家，闻着这个味道，我不适地皱了皱鼻子，打了个哆嗦。
我套上一件衬衫，穿上裤子，又拿起梳子开始梳头。没有镜子，我实在判断不出头发是否梳整齐了。收拾好之后我把门上的锁打开了。
肯尼迪在外面敲敲门，推开门向屋里张望着，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牛奶。我从没见过这种包装的牛奶。他用牙齿把盒子咬开一个口子，把牛奶倒进一个小锅里。他用火柴点着野营炉子，火燃起的一瞬间，他的手指灵活地躲开了。煤油燃烧的味道闻起来像泥巴和橡胶的混合物，我尽量屏住呼吸，不让自己被熏得龇牙咧嘴。肯尼迪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撮茶叶，放进快烧开的牛奶中。
第二天，肯尼迪邀请了他最好的朋友安东尼来和我们玩。我第一次去SHOFCO时，就见过安东尼。我也叫上了我的新朋友凯拉，她是美国人，与我在同一个交换生项目里。凯拉谈吐幽默，富有冒险精神，遇事常常给出一句机敏而嘲讽的评论。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非洲卫生与政策专业，她的专业知识愈发显得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凯拉第一次来基贝拉，想到我要向肯尼迪和安东尼介绍她，我有些兴奋，虽然我心里清楚，她很可能不需要我替她介绍。
“咱们去买些汽水，然后到我家玩儿吧。”肯尼迪说着，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前走，凯拉把我拉到一旁，悄声问：“你们俩怎么拉着手啊？是不是有情况？”
我回答道：“这是肯尼亚的风俗，拉手代表你们是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肯尼迪时他告诉我的，凯拉并不知道这个当地风俗，这让我很得意。
我们在肯尼迪家待了整整一个下午。肯尼迪有一个小小的装电池的收音机，他打开收音机放着音乐，我们轮流展示自己国家的舞蹈动作。我和凯拉跳了几种动作，有“喷洒器”、“割草机”，还有“游泳”，我们跳得太糟糕了，逗得大家放声大笑。接着是安东尼出场，大家更是笑得快要流眼泪了——他跳得和我们一样难看，甚至更糟。附近的孩子们都挤在肯尼迪家门口观看我们的表演，我们成了那天下午的娱乐节目。肯尼迪知道自己跳舞跳得很好，他把桌子推到一边，舞动起来。他的屁股、膝盖和肩膀同时自如地扭动着，舞姿令人眼花缭乱。围观的孩子们像获胜的战士们一样，高兴地大喊起来。他们学着肯尼迪的动作，在门外的小巷里跳起了舞，嘴里齐声喊着：“肯，肯，肯！”
一群傻里傻气的年轻人开开心心地闹腾，这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的事情，就算在贫民窟里也可以。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和肯尼迪躺在他的单人床上，如同往常一样，我们中间隔着一点点的距离。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凯拉发来的短信：“我寄宿家庭的姐姐跟我说，朋友手拉着手不是肯尼亚的习俗！”看完短信，我的脸唰地红了。
******
在肯尼迪家门口，我看到一个步履维艰的女人：她的背上绑着一个婴儿，头上顶着一大桶水，胳膊和胯部之间还夹着满满一壶水。我摇摇头，想起了这周在学校里，老师讲过肯尼亚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低下的地位。
“这里的女人们太可怜了。”
肯尼迪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女人们都得拼命干活。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能吃上饭。”
“我们上课时学过，结婚前，肯尼亚女人的一切都属于父亲。这里的文化不接受女性能够单独生活，因此女人们必须在结婚后从父亲家直接搬进丈夫家，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财物都交给丈夫！”我愤愤不平地说。
肯尼迪叹了口气：“是啊，尤其是穷人的女儿。上层社会的女人就好过得多，这太不公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SHOFCO创立帮助女性改变命运的项目SWEP。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不过我们对女性有一种特别的崇敬，是你们的文化里没有的。在非洲文化里，女性是神圣的，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
“可我觉得把生孩子看作女人的全部价值是很狭隘的想法。而且我还在广播里听到过，人们不相信在婚后还会发生强奸。”
他点点头，说：“有不少人现在还是这么觉得，不过在以前，这个问题压根儿不会有人在意。现在你能在广播里听到人们讨论这个，这已经是肯尼亚进步的表现了。”
“上课时我还学过，在你们的文化里，如果一个男人想娶一个女孩，他会对女孩的父亲说，他想要一个厨房。如果这个父亲有两个女儿，他就会问对方想要哪个厨房。这样的比喻真是太恶劣了。”
肯尼迪双眉紧锁，陷入了沉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也在想，在美国，女人也得承受不同的压力。她们都想让自己瘦得像牙签一样。”
我大笑起来。
“没错，这的确是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
我开始思考，也许这个问题比我想的还要复杂。我在肯尼亚见到的女性都坚韧不拔，她们身上那令人震撼的强大力量，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的。
我们沿着狭窄的小路走下去，尽量避免被屋角翘起的铁皮挂到。
“回去我得洗衣服了。”我说。
“我也是，到时候给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洗衣服的。”他微笑着说。
“你自己洗衣服？”我惊讶地问。我知道，这是很罕见的，因为这里的男人在结婚前，衣服都是由姐妹来洗。这里没有洗衣机，因此洗衣服是一项很繁重的活儿。
“我不仅自己洗衣服，而且我还要帮你洗衣服。手洗衣服得用力搓才行。”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他加了一句，“我是个不一样的基贝拉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