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杭州艺专的师生们正兴致勃勃地筹备着建校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紧接着，“八·一三”日寇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很快随着南京的陷落，西子湖畔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
国土被侵犯，同胞遭杀戮，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艺专的爱国师生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他们冲出艺术的象牙之塔，用手中的画笔做武器，创作出一幅幅抗日救亡的宣传画。几十年之后，赵无极还能忆起吴大羽先生画的那只染满鲜血的巨手，以及画面上那斗志昂扬的题款：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岗，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
这一年冬天，战争的烽火逼近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之命撤往内地。赵无极与全校师生一起乘木船，到诸暨的乡间暂避。谁也不知道时局会怎样发展，撤离也没有一个续密的计划，再加上仓促成行，交通混乱，学校积累了十年的教材、资料及师生们的作品都未能带走。
随着战火的蔓延，以后的几年中，学校不断迁徙，几乎每年粮转一个地方。
1938年，艺专师生们经江西的贵溪、鹰潭，湖南的长沙、常德，来到湘西沉陵的老鸦溪，与流落到此的北平国立艺专合并，成立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次年，日军进逼长沙，沉陵不宜久留，他们遂又经贵州贵阳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越南战局危及昆明，他们只好入川来到璧山县，一年后又迁至重庆城外百里的青木关松林岗。1942年，师生们再度移至磐溪。
流亡的路程漫长而又艰辛，他们吃了不少苦。不少人半途离开了，有的是为了非常时期能与家人在一起，有的则直接投身于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赵无极一直和学校师生在一起，湖南、贵州、四川，一路上都有敌机的轰炸，躲警报已成了家常便饭。虽然环境险恶，但他们每到一地，总是很快就安顿下来继续上课，教室就设在当地的农舍或庙宇中。
战争导致了空间规模的人口大迁移，机关学校疏散，黎民百姓逃难，水陆要道均人满为患。令赵无极稍感欣慰的是，虽然历经艰辛，全家人总算平平安安地团聚在战时的首都重庆。
重庆是座美丽的城市，长江、嘉陵江在这里汇合，周围群山起伏，城市依山而建。建在山坡的一排排民居多数是木板结构的，看上去很简陋，不过住着倒还舒服。夜晚，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山坡上万家闪烁的灯火，映在江中犹如摧灿的繁星，构成山城独特的景色。
山城的街道狭窄，而且坡坡坎坎，走起路来相当累人。这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车夫不但要有力气，还要掌握熟练的技巧。下坡的时候，他们用两臂夹着车把，飞也似的往下跑，好像脚不着地一般，令初次坐车的人难免心惊胆战；上坡时，他们则需弯着腰吃力地左摇右晃，真是寸步难行。
逢到这种时候，看着车夫瘦骨嶙峋的脊背，赵无极总会感到心里不安，经常是下车步行，让车夫把空车拉上坡后再坐上去。
经常遭受敌人的空袭，有时一日之内就要躲几次警报，逢月明之夜连个安生觉也难得睡。每天上午浓雾笼罩时敌机一般不会来，人们就都抓紧这个时间外出办事。空袭警报一响，大家就纷纷跑到附近的防空洞里躲避。在日本人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无辜百姓的生命每一刻都受到死亡的威胁。
1939年，震惊世界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更使这座山城遭受到空前的浩劫。大量的燃烧弹把整个城市变成了火海，烈焰冲天，浓烟蔽日，焦尸遍地，哀号恸天。一个可容纳千余人的防空洞，因洞口被大火包围，滚滚浓烟将洞内所有的人全部熏死。一些人拼命想逃出去，却因洞口太小挤不出去，不少人活生生地被挤死踩死，其状真是惨不忍睹。
惨无人道的日本人，还经常变本加厉地将飞机分成数十批，每两小时一批地进行“疲劳轰炸”，以致空袭警报长时间不能解除。人们躲在防空洞里无食无水，熬到天黑以后才敢冒险出来，胡乱吃点东西充饥，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1940年6月28日，八十六架敌机对重庆连续轰炸了三个多小时，大片房屋被炸毁，高楼矗立的街道一日之间被夷为平地。无数同胞葬身火海，不少家庭恸失亲人，赵无极一家总算是安然无恙。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亡的生活是艰苦的，更是压抑的。赵无极在动荡不安的境况中，更加努力地作画，更加深入地探索。此时，绘画艺术对他而言，已不再单纯是种内心的追求与需要，而成为赖以在这样的境况中活下去的理由。
他知道除了自己所能见到的这些画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绘画，那是值得用全部的心血和才智，甚至整个的生命去追寻的。因为如若不能突破传统的重围，中国的绘画艺术必将日趋式微“自十五世纪以来，我们失去了颜色，只剩下氛围……”他曾不无焦虑地和同学说起。
他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彻底摆脱因袭的案臼，努力去创作更丰富，更具表现力，更能够真实表达自已艺术观念的作品。虽然这目标实现起来很难，但他的心却因此而有所属，可以不去恐惧空袭，不去忧虑警报，不去困惑前程，终日只有一个念头：画画，画好画，画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画！
为了打破僵化的传统束缚，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古代的青铜器、石雕、玉器以及更早的陶器、岩画。他发现人类早期的艺术遗迹中，既有逼真的野兽形象，又不乏夸张的人物符号，还有令人费解的几何图形，不论当初是否具备何种特定的含义，都不妨碍人们从中获得艺术享受。从中国文化诞生的初始入手，探求尚未流于程式化之前的艺术本源是极有收获的，孕育了他早期绘画风格的胚胎。
他梦想着一种二十世纪的新绘画，与悠长远古的艺术同样充实且直接。可是，他没有办法一笔勾销数百年的历史与传统，要在源头汲水而无视山泉的脉络流向是不可能的。
1941年，赵无极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校成为艺专最年轻的老师。这时候林风眠先生早已离开了学校，校长儿经更迭后由吕凤子先生担任。学生们的年龄都比赵无极大，为了在他们面前能显得老成些，刚满20岁的他只好蓄起了小胡子。
教学以外的时间，他几乎都用作油画探索。他认真研读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虽然可以看到的只是复制品。他认为这三个人的艺术观是最接近大自然的，从他们身上得到的灵感可以释疑自已在绘画上遇到的一些困惑。他竭力想了解他们是如何画的，怎样凸现色彩？怎样组织空间？画面为什么能够给人如此鲜明、轻盈和震颤的感觉。
画人像、画静物、练构图，他反复琢磨着，努力尝试用画笔展示出内在的感觉，用线条表现出空间和变化着的光线。他的工作精力相当旺盛，没有课的日子可以整天站在画布前，不知疲倦地进行探索。有时，他画得很急切，希望能走得更远；有时，他却一连几个小时在那时发呆，什么也画不出来。
这段时间里，他竭力摒弃所有的中国趣味，试图找出突破束缚的途径。但是，他尚处在寻觅的过程中，还没有能够了解自己的特质，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出自己的不同。时而充满信心，时而迷失方向，每天早晨涌上他心头的都是同样的焦虑：能不能继续下去？该不该重新开始？
有时候他变得消沉，甚至感到泄气：“为什么我的绘画语言如此贫乏？为什么我总是束手束脚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我究竟能不能画出富有变化的画？”
不过，他从未想到过要放弃。
为了能将自己的艺术探索推向社会，从观众的反应中汲取有益的启示，毕业的当年，赵无极就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
从这次展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赵无极受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影响有多大：《丑角》源于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女人肖像》则得自这位大师在希腊停留时期的思考模式。这些画虽然用色大胆，但还显得很稚嫩，模仿的痕迹相当重，自然也不会博得太多的好评。
靠做讲师的那点薪水支付展览的费用远远不够，他只好向别人借了一笔钱。本以为可以靠卖画的收入来抵消费用，却不想展览期间只售出去一张画，而这惟一的顾客还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直对他的艺术追求持开明的支持态度，自然不忍心看到儿子首次展览就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为了顾及儿子的自尊心，也为了给他打气，父亲并没有直接拿出钱来给他，而是出高价买下一张画，使他得以免去债务缠身的烦恼。
画展虽然没有经济上的收益，其它方面的收获还是可喜的。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最大的收获当属结识了当时法国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东方学家叶利塞耶夫。
看过画展后，叶利塞耶夫十分热情地鼓励这个在绘画上很有潜力的年轻人赴巴黎去深造。后来他卸任回巴黎时，还特意带了二十多幅赵无极的画，安排在塞尔斯赤博物馆展出。日后，赵无极以一个东方人的身份，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巴黎画坛很快打开局面，也与叶利塞耶夫的鼎力相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1942年，由赵无极牵头组织的林风眠、吴大羽、赵无极、关良、丁衍庸、李仲生六人联展在国立博物馆举办。这个当时没能获得社会认可的展览，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次展示了受西方前卫艺术思潮影响的一批艺术家，为突破传统而进行的大胆探索：林风眠的风景画具德国表现派风格，关良汲取了古老民间艺术的营养，丁衍庸的作品受马蒂斯影响，李仲生作品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赵无极自己的作品则已显现出意象绘画的倾向。
虽然这些作品还不够纯熟，但他们勇于创新的精神，还是受到了年轻知识分子们的欢迎和好评。
在重庆期间，除举办画展外，赵无极的生活中还发生了一悲一喜两件大事。
悲：他的第一任“老师”曾经给予他最好的启蒙教育的祖父，禁不住岁月的消磨，抛下一家人独自驾鹤西去了，带走了他的奇思妙想，带走了他的豁达睿智，留给亲人们的除了无限的哀思，或许还有早年在孩子们心田里播下的中华文化的种子。
喜：他平生结交的第一位女朋友多才多艺、充满活力的景兰成为了他的妻子。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封建而保守，青年男女不能随便接触，彼此间有了往来就等于是定了亲。因此，为了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赵无极和景兰必须结婚。
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对人生、对爱情除了朦胧的僮憬外还一无所知，就这样匆促地走到了一起。祖父刚去世，居丧期间家中不得有喜庆之事。他们只能等到服孝期满后才完婚，婚礼是在香港举办的。
战乱之中，不仅婚事不可能大操大办，而且事后他们几经根转，才总算安全返回重庆与家人团聚。回来的路上非常辛苦，徒步逃过日军占领区时，都是夜晚匆匆赶路，白天则要提心吊胆地东躲西藏。
日本侵华期间的逃亡经历，给赵无极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回忆。那时候，生活十分艰苦，黑市上的粮价早晚之间可以上涨十几倍。穷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米买盐，一家人只能靠稀稀的米汤充饥，用盐块在汤里醮一下，就算是调了味。虽然赵无极的家境较好，没有亲身遭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苦难，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令他触目惊心，终生难忘。
这段时间，除了埋头作画，让艺术的光芒照耀温润苦涩晦暗的心灵外，赵无极还喜欢以画钞票的方式练笔消遣。他能把钞票画得几可乱真，可惜的是无法真拿到市场上流通。否则的话，他愿意不停手地画它成千上万张，分送给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最起码让他们在炮火硝烟的威胁下，在颠沛流离的煎熬中，得以填饱那没有一点油水的肚子。
他和景兰的第一个儿子是在逃难途中出生的，患了白血病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来到这世上仅一个星期就不幸夭折了。
刚刚做了母亲就痛失爱子的景兰，终日以泪洗面，好久都不能从哀伤中挣脱出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一个男人，赵无极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