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二章第三节《史记》的实录精神
开心一刻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廷，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匈奴单于相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奋战，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兵，但终因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而被俘。
消息传到长安以后，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战死沙场，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见机行事”，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迎合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不辨是非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一万多匈奴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李陵杀伤敌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回来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表面上是在为李陵辩护，实际是在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了大牢。
不久之后，司马迁被处以腐刑。遭受了侮辱的司马迁差点自杀，但最终他想到自己还未完成父亲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于是忍辱放弃了轻生的想法，并最终完成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开心学国学
《史记》是正史“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之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体例上来说，《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不仅内容上条理明晰，司马迁的文笔也酣畅淋漓，在众多史书中别具文才。《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发扬到了极致。我国史学传统讲求“直书”，讲求“无征不信”，讲求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直书”即所谓的“实录”。司马迁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怀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发愤著书。
《史记》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司马迁对史料的广泛收集以及认真考证和选取上。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到处游历寻访，东到沿海，西到甘肃，南到湘江潇水头，北到内蒙古河套边，东南到江浙吴越之都，西南到四川云贵高原，足迹遍及整个汉王朝版图。同时，他还参考了大量古今图书，尤其是先秦古籍，凡汉代以前的书，无所不采。另一方面，《史记》的“实录”精神还表现在作者对史实“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作态度上。无论写人还是叙事，司马迁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绝不无故添加。
生活的不幸使司马迁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悲愤化为著书立说的动力，却没有让自己的私人好恶影响史实的记载，所以，他最终能够完成“直可孤行天地”的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中国的历史书进入了一个规范的时代，人们写历史开始有了仿效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