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社会，日本。
这次采访的启动，源于与一个“无依无靠”男子的邂逅。这个男子五十岁时失去了劳务派遣的工作，从派遣公司用作宿舍的公寓里被赶了出来。他辗转找了半个多月工作，晚上就投宿在桑拿浴室或胶囊旅馆里，最终工作没有找到，只能沦落街头。那时雷曼冲击[3]刚过去三个月，正是2008年12月的隆冬时分，这男子晚上就睡在位于东京正中央的新宿的一个公园长凳上。
新年[4]过后，1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去走访公园里他每晚必在的那张长凳时，他正两手撑着塑料雨伞在簌簌发抖。冷啊！那真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我想听听人声，管它是哪个歌手的声音。”
男子嘟哝着从双肩包里取出收音机。
“我的朋友，只有这台收音机。”
为什么这个男子刚失去工作，就一下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境地呢？
家人、朋友这些“人缘”没能帮助他吗？老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吗？没有人对他施以援手吗？
如今，“穷忙族”可谓满街都是。这些人稍有差池，便会一落千丈，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听着他们的倾诉，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起“关联”的问题来了。
那男子但凡遇到有人去采访，便会说出同样的话来：
“我不想为了自己的事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男子虽然无家可归，但没有领生活救济，依然一直在寻找工作。他对自己的生活毫不气馁，不愿依靠任何人。
这么说来，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采访组成员们心中深深怀着的这个疑问，久久无法打消。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象征着“关联”是何等脆弱。
于是，日本社会中的“无依无靠者”便与日俱增起来了。
我们希望日本是个“自己一个人也能安心生活的社会，自己一个人也能安然迎接死亡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什么呢？我们的采访正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邂逅失去“关联”的人们
发生雷曼冲击的2008年年底，“劳务派遣告终”这句话在各种媒体上蹿红，好不热闹。
东京都中心的日比谷公园笼罩在一种异样的热闹气氛中，那是非营利组织和工会为无房可住的失业者发起的“劳务派遣员工辞旧迎新部落”的活动。硕大的锅中煮着阳春面[5]，等在锅前的队列浩浩荡荡，有近五百人。
那个说“我的朋友只有这台收音机”的男子，就是在这个公园里跟我们邂逅的。大年三十，这位石田君（化名）步行来到了这个劳务派遣员工部落。他说在来这里接受救助的三个星期前，劳务派遣公司单方面中止了与他签的劳务派遣合同。
石田君眯着眼睛，高兴地吸吮着味噌汤，脸都被热气蒸得湿漉漉的。我们跟他约好了采访时间，想听他仔细谈谈为什么不向任何人求助，怎么会一下子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的。
然而在约定的2009年1月3日，石田君从劳务派遣员工部落消失了。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在公园里四处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
谁知两天之后，石田君自己打电话来了，因为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给过他名片。令人吃惊的是，石田君又过起了风餐露宿的日子。
“咱们再约一个见面的时间好吗？”我们问他。
当石田君出现在高田马场轨交车站后面的见面地点时，除了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之外，身上倒收拾得挺干净，看不出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在劳务派遣部落领了衣服，所以行李也多了，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他背着双肩包，两只手还抱着两个旅行袋。我们朝着没人的公园走去。
“你怎么离开劳务派遣部落了？”
听了我们的询问，石田君多少有些语带愠怒地说了起来：
“因为他们让我们都去申请生活救济啊，而我是不想接受救济的嘛。你瞧，我才五十一岁呀，还完全干得动呢。干活养活自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当然啦，能给我钱的话当然想要，可我又觉得要是拿了一回钱，说不定就再也离不开生活救济了。”
我们虽然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但还是反复追问他不申请救济的原因。因为得到生活救济就能确保有公寓住，那时候不是也可以再去找工作吗？
“这么冷的天，在街上流浪也找不着工作的吧？”
说着说着，石田君谈起了自己的过去。漫长回忆的讲述中，他的语调充满了留恋，间或夹杂着些许怨恨。
“从东京一所私立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年。泡沫经济那阵子，公司的效益扶摇直上，工作真的是很开心的。可是后来公司业绩衰退了，我不得不接受买断条件而退职。退职的时候，我以为下一个工作总会有办法的。但那是大错特错了。正式雇佣的工作根本找不着，但我好歹还是在劳务派遣公司注册干了下来。现在也是啊，虽然这阵子没有工作，但我觉得如果去找的话，应该还是会有的。”
“你最后一次工作是在什么时候？”
“是去年12月中旬，在钢铁联合企业的工厂里打扫铁做的储槽。我不死心啊，今天早晨还捡了张体育报，按着上边招聘栏里登的号码打了电话。可我一说自己五十岁，对方连面试都没让我去……可我还是不死心啊。”
说到这里，石田君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鱼粉拌紫菜。
“这是在劳务派遣部落领的鱼粉拌紫菜，就剩这么点儿了。我现在是靠喝公园里的水熬日子呢。”
之后，石田君的口吻中又充满了决心，斩钉截铁般地对我们说道：
“我已经没有钱和时间了，流浪在外，体力也会衰退。明天又得开始找工作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工作，我都会二话不说立刻去干的。就这么定了。”
石田君告诉我们，为了御寒，自己每天夜晚都得不停地行走。他的鞋尖已经破了，看得到变黑了的脚趾甲露在外头。
我们为了感谢他接受采访，提出请他到一家专卖套餐的小饭店就餐。他被我们好歹硬拉进去，吃完以后就告辞了。当时石田君一再郑重其事地点头致谢说：“吃了这顿饭又有精神了，明天一定能找得到工作。请你们等我的消息吧！”说完就朝他一直待着的那个公园走去了。这一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石田君。
那个公园我们后来去了好几次，又去找过以前下雨时石田君一直躲在里头的图书馆，还分头到附近别的公园搜索了很久，可惜都没有找到石田君。
所有可能找得到他的地方都已经找遍了。
去向不明。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不知道石田君的下落，一筹莫展。
专门救助无家可归流浪者的非营利组织那里我们也去求助过。
“你们为他担忧的心情我能理解，可就算去找，也是找不着的呀。”
回答我们的，是非营利组织中负责在公园里做饭的志愿者，他淡淡地说道，
“要是已经死了的话，那就没法找啦。”
“哦？怎么没法找？不是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不是无亲无友吗？如果又是死在路上的话，那就成在途死亡者[6]了。”
“在途……死亡者？”
在国家发行的政府公告上，每天都登载着无依无靠的身份不明者死亡的消息。这种政府公告在因特网上也能找到。从此，在网上浏览“在途死亡者”的信息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然而，连续看了几天这种信息之后，我们才开始明白了“没法找”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因为报道中并没有可作为线索来确定死者身份的详细描述，短短几行字只记载了死者的性别、服装与死亡原因。
找不到石田君的线索，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谁都认识几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人”这句俗话的含意。
新的死法——“无缘死”
浏览了几个月有关在途死亡者的信息后，我们想到对在途死亡者的殡葬情况进行调查。他们多数是由死亡地的行政部门予以火葬，骨灰保存五年之后，再合葬于无人认领的死者的墓地。
据受行政部门委托火葬的殡葬公司说，这十年来他们受托火葬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我们直接到东京都内二十三个区去采访，各区行政部门负责人都说，这种“无人认领的尸体”数量剧增，让他们近乎疲于奔命。行政部门的办事员一脸困惑地告诉我们，尽管也有些死者在外地有家人，但他们却推托说长年不相往来，因而不肯来认领遗体。
这种“谁都不来认领的遗体”在全国有多少？查了以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个数据。那些负责人虽然异口同声说这种遗体“在增加”，然而我们没有各地累加起来的数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全国进行数据统计。可是刚开始对全国所有一千七百多个市镇村进行电话调查，立刻就碰了钉子。
“我们没有采集数据。”
“这种数字我们不清楚。”
调查极为困难，但我们坚持用电话仔细地说明情况，以求得到他们的回答。这些人都是动用税金进行火葬和埋葬的，我们至少要知道人数。耗时两个半月多，调查结果出来了，累计的数字为一年三万二千人。
这个惊人的数字堪与一年的自杀者数相匹敌，我们把这种新的死法称为“无缘死”，决定进一步进行追踪。
板垣淑子（NHK报道局社会部节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