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警视厅东京湾岸警察署。
我们的采访，是从在这个警察署进行的跟踪调查开始的。将东京湾岸警察署作为采访点，是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发现身份不明的溺死者。
东京湾岸警察署的辖区很大，陆上横跨江东区、港区、品川区、大田区四个行政区；水上除了东京湾之外，还包括隅田川、荒川、江户川等河流。以御台场为中心的东京湾地区发展迅速，相继建起了摩天大楼与各种商业设施。而东京湾岸警察署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发展，在2008年3月取代其前身——东京水上警察署而重新设置的。由于当时并入了周边警察署管辖的部分区域，所以现在的辖区比其前身还要大。
东京湾岸警察署更具有别的警察署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的编制中有管辖水面的水上安全科，还配备了二十几艘警备艇。这是因为它要监管东京湾和其他河流，而巡逻活动是不能缺少警备艇的。同时，这些警备艇还被频繁地用于寻找与打捞身份不明的溺死者尸体。
彩虹大桥下的溺死者尸体
我们的采访从太阳尚未升起的凌晨四点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正在东京湾岸警察署背后的栈桥上待机。这里是警视厅的警备艇专用栈桥，常时停靠着四五艘警备艇。其中一艘“天鹅号”艇是配给我们采访用的。据说因为早晨是船只来往的高峰时段，所以浮到水面上来的尸体因撞上船体而被发现的频度较高。由于天色还很暗，在发光二极管的照射下，警察署外墙上的警视厅吉祥物“小皮泼[7]”图案和“Tokyo Wanan[8]”的文字正反射出橘黄嵌蓝色的色彩。
记者与节目主持人，加上摄像师，全都一直屏住呼吸，等着发现溺死者尸体的电话。从一大早守候待机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
“彩虹大桥下发现疑似尸体的漂泊物。”
电话里的声音伴随着兴奋。这是东京湾岸警察署干部打来的联络电话。虽然他使用的是“疑似尸体的漂泊物”这种慎重的措辞，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溺死者尸体。我们立刻绷紧了神经。
当时的紧张感至今也忘不了。我们穿上警察事先给我们的救生衣，等着刑警们到栈桥上来。虽然没过几分钟，五名刑警就从警察署跑到栈桥上来了，但我们在栈桥上早已心急火燎，只觉得等待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刑警们乘上停靠在栈桥旁的警备艇“朝潮号”，立刻开船出发，我们乘坐的“天鹅号”也赶紧跟了上去。由于是快速启动，船尾呈现出略微下沉，当时我正站在甲板上拍摄，差一点儿踉跄跌倒。
没过一会儿，我们两艘警备艇上开始旋转表示紧急行进的红灯，震耳欲聋的警笛声朝着四周扩散开来。由于侧风很强，水面激起了大浪，但高速前进的警备艇不顾浪高一直朝前猛冲过去。
“湾岸警察署的侦查人员已经到达附近。”
驾驶舱里的无线通话机传出听不太清的声音，他们已经到达目标水面——发现溺死者尸体的现场了。从栈桥出发到现场只花了五分钟左右。那地方在彩虹大桥的正下方，让我们感到格外惊奇的是，从下朝上看到时，彩虹大桥竟然那么巨大。
这一天发现的尸首是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子。他上身是件白色宽松夹克衫，下身穿着条深藏青色的裤子。身体呈头朝下俯卧状，后脑勺露出水面，在波浪中摇来摇去，水面上他那件白色宽松夹克衫海蜇似的轻轻浮动。
一名刑警从船甲板上伸出一根三米多长的长棍，开始打捞溺水者尸体。棍子头上装着个J字形的金属钩，他用金属钩钩住死者裤子上穿皮带的裤襻，将尸体朝警备艇拉过来。接下来，警备艇最后面放着的那个类似货架的部件如同吊车一般向水中降了下去，这样一来，就能够把水面上漂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载到那“货架”上去了。与此同时，别的刑警用烧杯采集海水样本，测量水温，这是在进行现场取证，一旦这个案件具有刑事性质，即可作为物证。
彩虹大桥上，一辆辆汽车、卡车争分夺秒地疾驰而过，而桥的正下方却在进行溺死者尸体的打捞作业，日常与非日常的活动交错进行在彩虹大桥现场。然而，眼前的光景却令我们感到，对于已经死去的这个男性的存在，似乎没有任何人予以关注。
死者的搏斗姿态
男子尸体运进了东京湾岸警察署地下一楼的太平间。五名刑警把裹着鼠灰色被单的尸体横放在太平间的简易床上，然后要进行验尸，检查该尸体是否牵涉刑事案件。太平间里已经有警视厅的鉴定科验尸官等着了，他是从东京樱田门的警视厅总部赶来的。
清晰地说完一声“默哀”之后，验尸官与五名刑警双手合十，为死去的男子献上了一分钟默祷。他们双手都戴着极薄的医用橡胶手套，使得氛围与通常的默哀迥然不同。随后，验尸官平静地说了声“那就动手吧”，验尸便开始了。
那男子双臂朝前弯成钩形，姿态像是一个拳击手在进行搏斗。这种现象源于尸体肌肉发生了硬化，叫作尸僵。据说尸僵通常从死后两小时起先发生于下颌与颈部，半日左右会波及全身。然后再过三四十个小时又会开始逐渐消除，九十个小时后会完全消除。所以在进行犯罪侦查时，从死尸的僵硬程度，就可以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验尸进行的同时，别的刑警在一旁研究死者的体貌特征和他的随身物品，试图从中推测他的身份。他们给那些依山或傍海的警察署打电话，将死者与那里有人申报过的失踪者名单进行比对。他们想设法找出死者的身份，然后将尸体送到他在世时的亲友那里去。刑警们不言不语，不停地埋头工作着，然而他们的愿望也往往是一厢情愿。据说，这几年来，警察查找之后依然身份不明的无名尸体数有增无减。
三万二千名“无缘死者”的去向
我们的调查，使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事实浮出水面。其中，与在东京湾岸警察署采访时见到的那具男子尸体一样身份不明的无名尸体，一年高达近千具。这些尸体规定由各地行政部门火葬并埋葬，随身物品则由行政部门保管数年。
在东京足立区政府，我们访问了位于中央栋三楼的福利管理科。他们称，对于那些身份不明死亡者的随身物品，他们会保管五年。一位极为认真的戴眼镜的女职员随后把我们带到了保管处。
“这里就是。”
保管处的大门上写着“仓库0302”，女职员打开门锁进到里面。跟着她朝前走，看得到昏暗的仓库中排列着八排资料柜，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走近跟前第二个柜子，女职员从柜子里双手抱起一个纸板箱给我们看，那上面写着“文书保管箱”的字样。
“这是今年开始保管的（遗物）箱子。警察把遗物都装在这种形状的箱子里，寄存在这儿。里面都是些钱包、手机吧。”
她从纸板箱中拿出一个个按死亡者区分的B4大小的牛皮纸信封，又从信封里拿出分别装在塑料袋中的钱包、手机之类遗物给我们看。女职员接连取出遗物的手势非常熟练，而对我们来说，正因为清楚这些东西都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对着这些钱包、手机合起了双手。死者们的随身物品就是这样被按人分别保管，资料柜里密密麻麻排满了这种纸板箱，总共有将近二十来箱。每个箱子上都写着相同的文字。
“无缘死者”=“在途死亡者”
“在途死亡者”，指的是无论警察还是行政部门都无法搞清其身份的“无缘死者”。
《在途病人及在途死亡者处置法》的第一条第二项是这样记载的：“无法获知户籍所在地、住址或姓名，且（遗体）无人认领的死者，视为在途死亡者。”在第七条、第九条里，还规定这些死者的信息由行政部门在火葬和埋葬之后用官方文件进行公告。
这里说的官方文件，就是指国家每天发行的《政府公告》，即公布法律政令和条约、登载内阁会议决定事项和破产者信息的政府公告。在它的角落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这些启事是为了呼吁死者的亲属去认领遗体。
关于死亡者的信息只有几行：身高、随身物品、年龄、性别以及遗体发现地、死亡时的状况。但里面也看得到诸如“职员打扮”、“身穿西装”、“饿死”、“冻死”之类引人注目的表述。
为什么人们会渐渐失去与社会的关联而“无缘死”？他们本来与家人有“血缘”，与故乡有“地缘”，与公司有“职场缘”，这些“缘”与“纽带”在人生中是如何失去的？通过细心追寻他们的轨迹，或许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引起“无缘死”的我们这个社会吧。
归纳在仅仅几行字里的人生终点
《政府公告》几乎每天都登载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我们决定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采访。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仔细研读一天一天的《政府公告》，然后一个一个走访那上面记载的尸体发现现场。
可虽然把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作为采访线索，但启事的简短、行文的超然都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因为它将一个人的人生终点归纳在短短几行字里，给人一种似乎是草草了事的感觉。每天目睹如此这般的现实，久而久之，无法不让人去想：人的一生难道就该是如此草率的吗？
启事如此之短，其实是有其原因的。我们被告知说，在《政府公告》上登载启事是要花钱的，因而文字都归纳得尽量紧凑。登载“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时，一行可以写二十二个字符，但每行须支付九百一十八日元的费用。某个行政部门的办事员曾经告诉过我们：“其实我们想写得更多一点，可再想想费用，还是不得不又写得简短了。”
我们感到愤懑，感到纠结，但这反而激励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过采访来揭开“在途死亡者”的人生之谜，以此来消除那些死者的遗憾。我们觉得，这或许能算是为死者献上的小小祈福吧。去聆听已经无法说话的死者的声音——我们就是满怀着这种愿望，毅然辗转踏勘在各个死亡现场上的。
死亡现场踏勘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一则关于“在途死亡者”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死者虽然是在自己家里的起居室亡故的，但却无法确认他的名字，只能将他列入“姓名不详”之列。除了遗体发现场所的详细地址，该启事只是描述道：
“（死者）在客厅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
他大概是坐在自家的起居室里，像平常一样在看电视什么的吧？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就在这时候，死神突然来临了。而且他已经腐烂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会没有被人发现呢？
在途死亡者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身高162cm左右，体格不胖不瘦，年龄约为60～80岁；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存折2本、现金卡2张、钱包2个、居民基本情况公簿卡1张、手表1个；身穿蓝色裤子。
2008年11月5日下午3时15分左右，该人被发现于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以下地址略）之起居室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死亡时间约为2008年10月26日左右。
该人遗体已付诸火葬，骨灰由相关部门保管。
倘有人了解该人线索，敬请提供给本区。
2009年3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区长
（转录自《政府公告》）
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我们决定去探索这个男子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首先要去的，是“在途死亡者”启事中写着的遗体发现现场——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
面积六十平方公里的大田区里生活着六十九万人。在东京的二十三个区中，它与世田谷区、练马区、江户川区一样，也属于人口多的地区。大田区东六乡在该区的最南端，靠近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分界线。那里老住宅密密麻麻，是个还保存着东京平民区风情的去处。
《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发现死者的地址，是幢独栋老平房。那是个还挂着姓名牌的普通住宅，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发现腐烂的尸体？我们心存疑虑，按了按房子的门铃。刚按完铃，里面就传出一声：“谁呀？”紧接着一张老婆婆的脸出现在玻璃大门后面，惊诧地望着我们。
“我们是NHK的，您这里是有个人故世了吧？”听我们问完，玻璃门咯吱咯吱拉了开来，里面伸出了老婆婆的脸。
“问的是我丈夫？他死了都十年了。有什么事啊？”老婆婆的表情更讶异了。十年前？跟《政府公告》上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干脆把具体情况对她说了。
“我们听说有人在这儿的起居室里盘腿坐着故世了，而且遗体已经腐烂。您不知道？”
“噢——，你说的是我们管理的公寓里发生的那件事啊。这种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看来《政府公告》上登载的地址是弄错了，这里不是发现遗体的现场，而是房东的住处。
“当无依无靠的人亡故的时候，国家发行的政府公告上会登载有关的信息。我们就是看到启事才来的。”听我们老老实实说完，老婆婆像是理解了：“哦？信息还登在那上面呀？”说着，她穿上拖鞋走了出来。
“是在那边死的。”她依旧趿拉着拖鞋，领我们朝另一个地方走去。
房龄四十年的二层公寓
发现遗体的现场离房东家有二百多米，是住宅区里的一幢公寓，那地方建满了独栋住宅。这幢二层楼的公寓面向一条宽不足两米的窄巷，红褐色的外壁分外引人注目。正面的墙上挂着块细长的木牌，上面的墨笔字已经褪色，勉强看得出写的是“喜作庄”三个字。
房东老婆婆说，这幢公寓的房龄有四十年了，死去的丈夫当年因为期盼“住在这里就能喜事盈门”，所以才给它起名叫“喜作庄”的。
“就是这儿。”进入公共大门后房东老婆婆打开了左边第一个拉门。门上写着：“十七号室”。
“门一直是开着的吗？”刚问了一句，房东老婆婆就催着我们进屋：“是开着的呀。又没有什么拿得走的东西。来，请吧，进去看看！”
穿过拉门，紧挨着左边的是厨房，右边放着洗衣机和冰箱，朝里是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墙壁上不少地方已经变成了褐色，让人感受得到昭和年间的质朴气息。
房东老婆婆说，那天是她到屋子里来收房租，这才发现住在这里的男子已经死了。
“当时，是不是有什么气味啊？”
我问了一句，因为我想起了《政府公告》那篇报道里栩栩如生的描述——“遗体腐烂”。
“有气味，难闻极了！他们说他死了起码有一个星期了！”
房东老婆婆回过头来答道。说话时她正在打开外廊窗户，想要给屋子换换气。
我们开始在屋子里拍摄。那个姓名不详的男子就是死在这屋子里的。
开动摄像机之前，我们在思考：这个人孤独地死去时，眼睛在看着什么？耳朵在听着什么？真想把他最后瞬间的氛围忠实地记录下来。因此，在拍摄屋子里的环境时，我们完全停止了对房东老婆婆的提问，不发出一丁点声响，让摄像在一片静寂中进行。
这段录像与通常的节目不同，没有解说员的旁白。我们决定只用解说词画面来淡淡地介绍情况。这一段的解说词画面是这样的：
“姓名不详的男子死亡，一个多星期未被发现。”
“不停播放出声音的电视机。”
“灯光一直不会熄灭的房间。”
“没人注意到他已经过世了。”
在这段录像里，从放着烧饭锅、平底锅、烧水壶的厨房，到至今还清晰地留着遗体痕迹的榻榻米；从男子临死前或许正在看的显像管电视机，到他长年使用的衣橱和已经不会再响铃的电话……摄像机要把这姓名不详男子孑然独处、悄然死去的屋子都收录进去。那古代仕女装束的日本娃娃，想必是眼睁睁地看着这男子死去的吧。还有眼前的大杯子里这把孤零零的牙刷，男子临死之前一定也能看到它的吧。
我在那屋子里仔细倾听着各种声音：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唧唧啾啾的鸟叫声，过往自行车的吱吱刹车声，送报员机动脚踏车时停时响的引擎声……这些大概是男子在那最后瞬间听到的声音吧。在节目播放时，我们也把它们忠实地播了出去。
我们虽然是采访，但到现场去时总是做好追悼死者的准备。记者包里藏着佛珠，腕上套着念珠，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双手合十进行祈祷。节目主持人和摄像师也随身带着水晶念珠，在结束录制后合掌追念死者已经成为我们的惯例。东京都大田区的这个死亡现场当然也不例外，采访结束离开屋子前，采访组全体成员双手合十，为死者进行了祈祷。
死亡现场公寓里的房客
结束屋子里的录像后，我们采访了一个这幢公寓里的房客。那具男子遗体被发现的当天，他曾经到该男子的屋子里去过。这位七十多岁的大林七郎住在二楼的十二号室，是个身材不高、态度和蔼的老大爷。他步履蹒跚地下楼来到我们所在的那间发现遗体的屋子时，穿着卡其色的夹克和一条灰裤子，头上还戴着一顶毛帽子。
“您发现他死了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他在这边来着。这里有个被炉嘛，被炉在这儿，他是以这个姿势死在这儿的。”
老大爷在还留有明显污渍的榻榻米上盘腿坐下，又朝前弯曲身体，自己按照当时看到的遗体姿势模仿了一遍给我们看。望着他那弯曲着的苍老而瘦小的后背，我们感觉他与那个死亡男子的背影重叠在了一起，仿佛我们自己当时也在遗体发现现场似的。
“他是夜里死的，还是白天死的？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记得，看到他的尸体是在那天的黄昏。”
合同里写着的真名
“我仔细找了找，找着了！你们瞧！”
“找着什么啦？”
“合同啊。”
正当我们在公寓二楼采访另一个房客的时候，刚才回了趟家的房东老婆婆又来了。听到她那穿透力很强的大嗓门的招呼，我们急忙下楼赶到大门口，来到她的身边。
那是一份1991年3月31日签署的公寓租房合同，上面写着“十七号室，租赁费壹个月贰万捌仟日元”。在承租人栏里，棱角鲜明的笔触写着姓名：大森忠利。
“他是叫大森忠利吗？”
“对，是叫这个名字，他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嘛。”
可为什么明明有姓名，却成了“姓名不详”呢？
我们决定去问问这幢公寓里的房客，于是再次上了二楼。只见刚才为我们介绍发现遗体情况的大林君正在跟另一个男子说话。
发现遗体的那间屋子的上面，是二楼的八号室，里面住着六十多岁的神野征二郎。这幢公寓里的房客净是外地来的单身汉，大林君是新潟县出身，神野君则说自己是秋田县来的。我们跟神野君也聊了聊。
“您常跟过世的那位大森君说话吗？”
“不，我没跟他说过几次话。到了这把年纪，就算听到了各种事情，要说也说不清楚啊。”
住在同一幢公寓里，难道就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
“我瞧他信箱里塞满了报纸，是觉得奇怪呀。可是听到有电视机的声音从他屋子里传出来，我一转念，咳！他好着呢。怎么想得到他会死啊？”
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为了慎重起见到大森君的屋子里去看看清楚。这些房客之间的来往看来是不多的，没有一个房客知道大森君的详细情况，既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他过的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大森君无亲无眷，孑然独居，谁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这使他成了“姓名不详”的人。
离开这幢公寓的时候，在房子和院墙间的窄缝里，我看到一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小猫，尾巴的花纹跟老虎的尾巴一样。它没戴项圈，看来是只野猫。我望着它心想，这只猫说不定认识生前的大森君吧。那猫见我盯着它看，立刻把身子蜷缩到墙缝里，也朝着我瞪起眼睛来了。
担保人与钉子袋
从房客那里，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房东老婆婆拿来的公寓租房合同上的担保人栏里，倒是有个住在东京都大田区的男子的名字。
而且，在发现遗体的屋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建筑工人绑在腰上使用的钉子袋。钉子袋上写着神奈川县川崎市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名字。
我们决定通过担保人与钉子袋这两条线索来寻找大森君走过的足迹。
一开始，我们去找他的担保人，住在大田区的那个男子。那男子原来住在一幢高级公寓的三楼，但我们拜访时已经人去楼空。无奈之下，我们采访了这幢高级公寓的管理员，他一脸为难的表情，冷冰冰地回答说：“这位先生已经搬家，不住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他搬去的地方，再说，牵涉私人信息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能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钉子袋上写着的建筑承包公司的所在地，但那里已经建起了别的高级公寓。那是幢刚完工的新公寓，遇到的居民没人知道有那家建筑承包公司。我们又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寓住户的门，总算有一位老婆婆说知道那家建筑承包公司。老婆婆说，那家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关门收摊，经营公司的一对老夫妇如今住在别的地方。我们立刻向她问来地址，去见了那对老夫妇。但他们说不认识大森君，而那个钉子袋，他们说是分送给客户的。至于分送给了哪些客户，已经记不起来了。
“蹲点刑侦一科”时期的痛苦记忆
“无缘死”——孑然一身悄然死去之后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
因为这些人本就是在失去了血缘、地缘、职场缘之后死亡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采访难以取得进展的思想准备。然而虽是做好了准备，但一旦遇到挫折，也还是会灰心丧气地想：“这次又不行啊……”之所以会如此，不仅是因为在进行与大森君有关的采访中碰了钉子，更是因为几乎在所有案例的调查过程中都出现了进行不下去的情况。“这种采访没戏吧……”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差一点都要放弃了。
每当这种时候，激励我坚持下去的，是心里的一种歉疚感。在参与现在这些采访之前，我一直担任警视厅刑事部侦查第一科（刑侦一科）的专职记者。这个第一科侦查的是杀人、抢劫、拐骗之类的凶残犯罪。我的工作用媒体的话来说，叫作“一科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一科蹲”也成了刑事案件记者的代名词。在干“一科蹲”的时候，东京都台东区的隅田川里发现了一具溺死的男子尸体。那男子年龄大约五六十岁，身高一米六左右。大凡负责刑事案件的记者在进行采访时，会很注重采访的案件是否为刑事案件，我当时也是如此。尸体发现后，刑侦一科科长说：“这个案子说不定是刑事案，可他的身份还弄不清楚，我们得公开他的模拟人像。”因此，我们也把那张模拟人像在新闻节目中播放出去，号召观众提供信息。
可是，播放之后，刑侦一科又研判这个案件“不是刑事案”，于是取消了立案，我们媒体也随之偃旗息鼓。然而，不管案件有没有刑事特征，有人“悄然死亡”的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遗憾的是，警察和媒体面对诸多案件时，首先都是以其是否具有刑事性质来进行划分。当时我和警察以及其他媒体也不例外，都撤离了发现那具尸体的现场。“那个男子以后会怎么样？”坐在车子里往回开时，我虽然心中也曾难以割舍，但或许是连天的忙碌化解了心中的纠结，我说服自己：“还得去采访下一个刑事案件呢。”当时就这么想着撤离了现场。如今想来，那个人大概也被作为“姓名不详者”处理掉了吧。而现在我心里想的是，一定要通过这次采访洗刷那一次的愧疚。
这种决心激励我多次奔赴发现遗体的现场，因为我们只能在现场搜寻其他的线索。
我们心里很明白，这种采访跟警察的侦查活动是很相似的。发现身份不明的尸体后，警察如果判断案件或许带有刑事特征，就会不停地进行问讯调查，死者是谁？他是怎么死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就这么一直查到真相大白。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警察的侦查技巧。警察对于现场的踏勘是极为重视的，正所谓“现场百回不算多”，说的就是该多跑现场。譬如，警察侦查嫌疑人时尽管已经到一户人家采集了目击证人的证词，但他们还会造访那户人家好几次，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询问。“既然证人已经问过一遍了，再问下去不是白费心力吗？”虽然有时也会有这种想法，但他们还是会坚持把这户人家的所有人都问遍。譬如，他们会这样考量：虽然已经问过这家的父亲了，但事实上这家的儿子说不定才是更重要的目击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之所以对同一个人多次询问，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记起更多的东西；改变询问的方式，有时也会问出新的线索。
线索出现在供餐中心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非常重视现场调查，决定再去拜访作为第一发现者的房东老婆婆。
“什么？你们还在调查？你们是不是没事可干啦？”房东老婆婆奇怪地冲了我们一句。
然而就是这一次，她说出了一个情况，让我们叹服起“现场百回不算多”这句话来。
“上次你们回去以后我左思右想，总算记起大森君是在供餐中心工作的。你们到没多远的那家供餐中心去问问吧，没准儿他们知道点儿什么。从这儿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了。他们现在还在营业呢。”
找到了新的线索，我不禁心潮澎湃起来。想的最多的不是“上回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呀？”而是“还好你想起来了，谢谢！”
我们劲头十足地冲出公寓，房子和院墙窄缝里一只蜷缩着身子的小猫惊得蹿到路上去了。是那只长着黄白两种毛的猫，我们第一次来造访这幢公寓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它竖起跟虎尾一样花纹的尾巴瞪着我们，像是在问：“你们又来啦？”
我们火速去采访房东老婆婆说的那个供餐中心。它离大森君生活的这幢公寓大约一公里远，房子的外观颇煞风景，墙壁上用红漆大大地写着“供餐中心”几个字，房子前并排停着几辆运送盒饭的卡车和小面包车。我们从车旁穿过，朝着里面的入口走去。
或许因为是中午时分吧，那些看来刚干完活的人正在供餐中心办公室里休息。我们正是在这个当口来的，一打开门走进办公室，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朝我们转了过来。
“对不起，我们是NHK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忠利的情况，他原来是在你们这里干活的。”
坐在最近位子上的女子听了我们的话，撂下一句“请稍等”，慌慌张张地朝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男子走去。她跟那男子低声耳语了一会儿后，男子起身走了过来。他一头白发三七分开，戴着眼镜，一脸戒备的神情。
“你们有什么事啊？”问话的这位男子是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我们把来采访的缘由告诉他后，他说道：“大森君原来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干活的。我们也听警察说他死了。不过他在这里干活是在十几年以前了，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煮米饭的活是他干的。”大森君确实在这里工作过，房东老婆婆的话没说错。
二十年间“不迟到”、“不缺勤”
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把我们领到了大森君原来干活的米饭生产线。这里在卫生方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得全身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完全遮住头发的帽子，还要戴口罩。一根一根手指连同指甲都进行了两次消毒，这才被准许进入米饭生产线。
米饭生产线是传送带式的，基本不需要人手，唯一需要人工作业的只有一道工序，那就是把重约十公斤的铁锅一个一个放上传送带，再把大米和水按照比例放进锅里，最后盖上铁盖。现在的煮米饭工人正在那里不言不语地埋头干活。放进大米的铁锅在米饭生产线上缓慢行进二十分钟并加热蒸煮，然后再焖二十分钟。生产线不停地缓缓向下一间屋子移动，在那间屋子再有人把米饭盛进一个个饭盒里。
供餐中心上午开工很早，煮米饭的工作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作为正式职工干了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们说他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过勤。
我们采访了一个自称以前跟大森君一起干活的工友。
“大森君比我大几岁，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是时常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大森君住的公寓房间我也去过。虽然我们互相之间没有深谈过什么兄弟姐妹几个人啦、结没结过婚啦之类的话题，但我记得有一次大森君透露过一句，说他没有任何亲戚。
“我们俩虽然都是外地人，但我从没见大森君露出过怀念家乡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神挺凄凉的，没准儿心里还是想回老家去吧，因为那样总比一个人待在这里（东京）强嘛。”
据他说，虽然是一起喝酒的哥们，但自打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大森君跟工友的来往就少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他后来在干什么。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我们一次也没一起喝过酒，只不过在路上碰到时点头打打招呼，从来没有停下来正经说过话。因为连我也觉得，自己从这里退休后，跟供餐中心的人的交情也是不会维持下去的。虽然有点凄凉，但退了休的人也就是这么回事嘛。”
保存着的履历表
我们又回到供餐中心的办公室，专务董事从文件柜里取出一大捆纸，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他是在找有没有大森君进供餐中心时填写的履历表。
啪啦啪啦地翻着那捆履历表的手停了下来，专务董事指着一张履历表朝我们转过身来。
大森君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找到了。
大森忠利享年七十三岁。
履历表上的填写日期是1975年3月1日，是大森君三十九岁时写的。从那以后二十年，大森君一直在这个供餐中心工作，直到1995年迎来六十岁的退休。
履历表的左边贴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大襟的白底黑色竖条纹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件浅灰色的西装。跟一般的证件照不同，这张照片像是在哪幢房子前被抓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照片画面让人感到大森君是站在一张照片的右边，左边好像还有别人。照片的取景实在太差，他旁边的是他父亲还是他兄弟？要不就是他的太太？总之，看样子他是把跟别人一起拍的照片剪去了一半，而将另一半贴在了履历表上。在我们这些采访者眼里，这半张照片似乎象征着他的某种“关联”被切断了。
而且，履历表上还留下了新的线索。
原本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大森忠利在履历表上亲笔写着，他是从秋田来的。
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检索
大森君的故乡是秋田。我们虽然马上就想要去秋田，可还是觉得应该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东京尽可能准备充分之后再到秋田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国会图书馆。这是规定出版者有义务将所有出版物的样品都交到这里来的中央图书馆，它收集、保存着国内出版的一切出版物。藏书量超过三千五百万种。
我们来查找的，是老的秋田县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推测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对个人信息如此敏感，电话号码簿里或许还留有什么关于大森忠利的线索。通过电脑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了一下，找到的最古老的电话号码簿，是《秋田县（中央版）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我们赶紧去柜台借了出来，只见这本电话号码簿的封面已经伤痕累累，纸也褪色发黄了。我们小心地一页一页翻看，像是在摆弄易碎的玻璃工艺品。翻着翻着，一段文字在我们眼前跳了出来。
“大森忠利（门窗隔扇）01882—※—※※※※ 秋田市（下略）”
跟大森君同名同姓，而且与我们手里的他的履历表上的籍贯和地址一样。我们不由得高兴起来，感到找到了证实大森君当年确实在秋田生活过的官方证据。电话号码簿上跟在他姓名后面的“门窗隔扇”几个字，是新掌握的信息，他当时可能是个做这些东西的匠人。
接着我们又检索了按职业分类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他职业的线索，所以觉得如果调查一些他当时的同行，说不定里面也有了解大森君的人。在最古老的一本《秋田县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里，我们查找了“门窗隔扇”和“木工”职业类，里面共登录了五十一个秋田市内的电话号码。望着排列在眼前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不管是谁，但愿里面有大森君在世时的熟人。
前往大森君的老家秋田
我们决定几天后赶到大森君的故乡秋田去，因为我们想了解大森君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亲属和友人。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然而去大森君故乡的旅行从一开始就有不尽如人意的兆头。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后，由于秋田机场附近笼罩着浓雾而无法着陆，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据说秋田机场之所以容易起雾，是因为它位于远离秋田市中心的山区。我们等着天气转好，可雾始终不散，飞机不得不又返回了羽田机场。我们心中烦躁，觉得老天爷好像非要阻止我们前去采访似的。
原来的预定是坐早晨第一个航班去的，结果，等换乘的临时航班降落到秋田机场时，已经是下午了。这次采访是在11月进行的，秋田倒是还没下雪，但气温低得跟东京没法比。不用说，呵出来的气也是飘着白烟的。
从机场到秋田市中心的大巴一路摇晃了四十分钟，才到达秋田火车站西口。我们下车后立即赶向大森君在履历表上亲笔填写的户口所在地，想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一点儿。
大森君的履历表和国立图书馆里的电话号码簿上，都有他的户籍所在地址，那地址离秋田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但这两个地方写的都是已经被改掉了的旧称。这使得我们虽然找到了大致的地段，但却难以弄清确切的地址。
于是，我从包里取出在国会图书馆查来的门窗隔扇匠人信息，靠着这些记载，我们在大森君户籍所在地的区域里，找到了一家门窗隔扇店。
这家门窗隔扇店至今还在经营着，店主自家居住的平房紧挨着工作车间。车间里传出听上去很舒服的声音，那是机器在切削木头。眼前的银杏树迎风摇摆，阳光下的树叶闪烁着金黄色的光。
“对不起，打扰一下。”
我们打开发出机器声的车间的大门，向正在最里面切削木头的主人打招呼。不知是因为他正在埋头干活还是机器声盖住了我们的声音，他竟然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们放开嗓门又招呼了一遍，主人这才停下手来，从耷拉到鼻尖的眼镜上头用眼睛和蔼地注视着我们，操着浓重的秋田腔问道：“什么事啊？”他看上去七十来岁，跟大森君差不多。
我们说出大森君的名字，问他大森君是否在这一带生活过。
“啊——，好像是有户人家姓大森来着。可是，后来人都没了，现在已经没那户人家啦。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可他比我大几岁，再说我们交情也不那么深，所以我对他不太了解。”
我们拜托他带带路，想至少把大森家的地点搞清楚。“行啊！”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从自家房子里取了件土黄色的防寒服后，他就迈开步子领我们去了。一到外面，大概是因为风刮得冷飕飕的缘故吧，主人把手插进裤袋里，像去附近散步似的悠然走了起来。他领我们走到临街的一家理发店前停住了脚步。
“原来是在这里的吗？”
“嗯，就是这一片儿。”
“这儿啊？能不能请您说说，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
“实施城市规划以后，这一带彻底变了样，连道路也全都改了。”
“那地点呢？是这一片吗？”
“对，是这一片儿。”
老家的土地如今易入他人之手，大森君的双亲也早已亡故了。
我们去当地法务局申请了一份那块土地登记簿的副本进行确认。据上面记载，大森君的父亲是1927年购入这块土地的；他于1963年过世后，大森君在第二年继承了土地；这块土地在1970年变更为木材公司所有后，随即又转到了理发店经营者的手里。那一年，大森君三十五岁。
这家酒馆离大森家老房子的地点大约二百米远。我们跟着门窗隔扇店的店主走进酒馆里，见到有位老太太正坐在外廊上一边烤火一边喝茶。她旁边有条斗牛犬，跟她一样也蜷缩着身体在烤火。
“这几位是专程从东京来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君的情况。奶奶，您跟街坊邻居熟吗？”
老太太快到八十大寿了，看样子耳朵有些背，门窗隔扇店的店主是凑在她耳朵边上大声招呼她的。
“大森忠利在东京过世了，现在成了个没人认领的孤魂野鬼。”
听了我们的话，刚才像是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太太突然睁大了眼睛，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哎呀！真的呀？”
老太太仍然清楚地记得大森君和大森家的其他人。
她告诉我们，大森君是三男三女的六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三个男孩。两个哥哥因为战争和生病早就死了，几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所以大森君才成了支撑全家的顶梁柱。高中毕业之后，他一直在本地一家木工厂里干门窗隔扇的手艺活。可是三十三岁的时候，家里破产了，于是他把母亲留在老家，自己到东京去工作了。
“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喜好的东西只有酒，所以常到川反（秋田的娱乐街）去喝一杯。可是啊，他心太善，容易受骗上当，再加上说话有点儿冲，不太随和，所以后来就撑不下去了……现在落得个没人烧香供养的孤魂野鬼的下场，实在是可怜啊！”
大森家的坟墓
没有一个人知道，大森君已经在东京悄然离世了。老太太说大森家的墓地就在附近，可以带我们去。她腰腿看来已经很不得劲了，拄着拐杖好容易站起身子，趿拉着鞋子在街上慢悠悠地走去。太阳已经开始西垂，晚霞把整条街染得通红。老太太边走嘴里边嘟哝着：“真可怜啊……”
她领我们去的是一个寺庙，这个老旧土墙环绕着的古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佛堂。佛堂旁有片不大的墓地，老太太在墓地中一言不发地穿行，走到了佛堂墙边一块小墓地前。那墓地的长度还不及一个成人的身高。
“大森家之墓”，这是墓碑正面雕着的文字。里面埋葬着1963年七十岁时过世的大森的父亲和1991年九十岁时过世的母亲，双亲的法号[9]、卒年与享年刻在墓碑侧面。毫无疑问，这里确实是大森家的坟墓。
坟墓前杂草丛生，没有供奉的鲜花，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扫墓了。
“真不应该啊，明明有自己家的墓地，根本用不着把他当成孤魂野鬼的嘛。就算不搞葬礼，也可以让他跟娘老子葬在一起的呀。”
大森君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已过世，几个姐姐也都嫁了人，家里最后剩下的老母亲也在大森君去东京之后亡故了。老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跟大森君联系。老太太合在一起的手掌轻轻搓动着，对着坟墓拜了又拜。
那天晚上，为了暖暖冻僵了的身子，我们去吃了顿秋田的土产酒和地方菜。吃饭的地方就在据说大森君也经常去的川反地区，那里位于秋田市中心旭川的河边，自古以来就是娱乐街。那一带的景致很有风情，河边柳树的叶子一直垂到河面，水中摇曳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倒影，真是让人百看不厌。
在一家老牌地方菜餐馆里，我们就着新米年糕火锅和盐烤带子叉牙鱼，喝着温热的土产酒“新政”、“高清水”来暖和身子。叉牙鱼胀鼓鼓的肚子里满是鱼子，那鱼子一咬就噼噼地爆开来，口中立刻充满了可口的鲜味。
嘴里品尝着美味的地方菜，话题却没有离开过大森君。我们原来以为秋田与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不同，相对而言，大概还是比较重视乡情纽带的。正因为如此，当听到大森君老家的人对于他的死竟然一无所知时，老实说，我们是很震惊的。然而我们又不由地想到，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故乡，与老家朋友的联系就会减少；到了双亲相继过世之后，更会变得没有老家可回。这样的事情，不是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吗？
实际上，我们录制组的成员也都是从各地来的。在东京忙于工作的时候，回故乡的机会就少得微乎其微。哪怕回去，也只是在新年和盂兰盆节期间去一趟父母还在的老家。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双亲过世了的话，就很少有可能主动回去了。
大森君这样的事不能说与己无关。一想到这里，不管怎么喝，我们也兴奋不起来了。真的没有人知道大森君死亡的消息吗？真的没有人为他的死而悲伤吗？
我们累得浑身乏力，一回旅馆就深沉地睡着了。
寻找大森君的同届同学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寻找大森君中小学时的同届同学。因为我们了解到，大森君小学毕业那年（1947年）的毕业生，一直定期召开同学会，是历届毕业生中相互联系最频繁的一届。由于负责召集大家的那个同学曾经当过秋田市政府的干部，所以这个同学会得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们立即去那位秋田市政府的退休干部家里拜访。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位看上去很有知识的长脸老人。一听说我们是从东京来的，他立刻尽量不说秋田方言，而是用极为接近标准话的语调跟我们谈了起来。
乍一听到大森忠利这个名字时，他没想起来。但后来听我们说到大森君当过门窗隔扇匠人时，他大梦初醒似的使劲点头：“啊——，有，有这个人。”随即说了大森君当年留给他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种类型。在学习、运动方面不怎么突出。”他说自己不怎么跟大森君一起玩，随后告诉了我们几个他记得跟大森君交情好的同届生的名字。
对这几个大森君的同届生逐一进行调查时，我们找到了看来跟他关系最好的同学。去拜访的时候，一位满面红光的圆脸男子出来接待我们，他就是大森君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届同学——高田仁。
高田君把我们请进最里面的屋子，那是间有被炉的起居室。刚坐下，他太太就拿出秋田名产烟熏萝卜干来招待我们。这种烟熏萝卜干，是把萝卜先用烟熏，再跟米糠和盐和在一起腌制而成的。它虽然跟一般的腌萝卜干有点儿像，但表面被熏得发黑，味道里也有用烟熏制留下的香味。
我们不客气地把烟熏萝卜干放进嘴里，一边咯嘣咯嘣咬着，一边问起了大森君当年的情况。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您还有他当时的照片吗？”
“我们老在一起玩啊，因为我们两家很熟嘛……哪个是他呀？没准儿是这个吧。”
说着，高田君拿出一张已经变成褐色的小学集体照来给我们看。他戴上老花镜，把照片上那些同学的脸一个一个仔细地过滤着，然后指着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一个的男孩子说：“这个是我。”照片上的那个圆脸男孩剃着光头，身穿立领学生服，虽说是五十多年前的照片，可仍然看得出高田君的影子。他的学生服上看不到第二粒扣子，高田君说：“那扣子是我跟别人摔跤时弄掉了。”
高田君的眼睛继续向右边望去，手指点着站在第三个的男孩子不动了：“是他——就是他！”这个男孩子就是大森忠利。他跟别的男同学一样剃着光头，穿着立领学生服，高田君说大森君的习惯就是老朝右歪着脑袋。
“大森君耳朵不好，有个老是歪着脑袋听别人说话的毛病。他个子矮，所以位子总是在前头。记得他学习跟我差不多，不算是拔尖的。”
照片像是勾起了高田君的回忆，他对我们说着，不禁眉开眼笑。
借款担保人
高田君说，自己后来学做面包，成了面包师，大森君则走上了门窗隔扇匠人的职业道路。他说大森君拿手的本事是做“小活扇拉门”和“彩饰拉门”。“小活扇拉门”是一种特别的拉门，它的一部分必须做得可以上下左右自由开闭；“彩饰拉门”上的一部分格棂则必须加工成富士山或流水的图案。
他说自己跟大森君常一起到秋田市的繁华街川反去喝酒，可善良的大森君却因为心太软，当了别人的借款担保人，以致自己的人生被搞乱了套。
“他当门窗隔扇匠人时，有一阵子把做的家具、拉门都从秋田卖到东京那边去了，自己的活忙得很。可听说不知什么时候他好像又去担保别人借款，到后来不得不代替别人还债，连自己家的房子都被拿去抵债了。其实他也结过婚，生过孩子，不过好像又因为债务问题离婚了。再往后，他就突然间不见了。”
怎么？大森君原来是结过婚，有过家庭的！我刚要为他也有过幸福的时光感到高兴，但立刻又想到今天他孤独死亡的下场，这反而使我心里更为凄凉了。假如现在他没有离婚，还在过着家庭生活的话……虽然明知再怎么假设也是无济于事，但此时此刻我忍不住这么想。
特别是当我目睹他的同届同学高田君现在也生活得很幸福时，这种想法就更为强烈了。高田君看来很喜欢喝热茶，他一杯接一杯地不停喝着，我看到他手里的茶杯上刻着字：“祝爷爷寿比南山！”高田君说这是孙子送给自己的，他用孙儿送他的茶杯幸福地喝着茶。而当年的同届同学大森君呢？他已经在东京孤独无助地死去了。而且即使是大森君，我不能不说的是，如果他当年走的路稍微不同一点儿的话，也是有可能像高田君一样过上幸福生活的。
因为听说与大森君和高田君同年（1947年）毕业的同届同学定期召开同窗会，所以我们又问道：
“大森君的事，在同届同学会上有人谈起过吗？”
“哎呀——，好像……没有啊……”
说着，高田君拿出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小册子给我们看。只见封面上写着：《1947届毕业生同学会》，这是本同学会的姓名簿。是在2007年12月召开同学会时编印的。
第一页上印着当年的校舍照片和校歌，第二页登载的年表中有历代校长的名字与学校的沿革，第三页是男生的姓名和联络地址，第四页是女生的姓名和联络地址。
然而我们采访组的人凑在一起把姓名簿从头看到底，却在哪一页上都没找到大森君的名字。高田君拿过姓名簿使劲翻了起来，翻到第五页的时候，他说道：
“也许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吧。恐怕……噢，在这儿呢。”
那是写着“无法联络者”的姓名栏。
在男子一栏的第六行，写着大森忠利的名字，地址电话栏里则是空白的。
大森君那一届的同学共有九十人，其中有十九个人“无法联络”。大森君自从双亲死后，就切断了与故乡之间的纽带。
失去与故乡的关联
“十年来每况愈下的中小城市。”
“滞留大城市的无法还乡者与日俱增。”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秋田画面的结尾处打上的字幕，是打在重现大森君坐火车进京的情景画面上的。在画面上，车窗映出的秋田景色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漫天飞舞的细雪之中。
结束在秋田的采访返回东京时，我们强烈地感到：今天与大森君进京的时代相比，整体结构实际上或许并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是诸多青年集体乘着就职专列火车从农村去城市工作的往昔，还是中小城市不断衰退、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的今天，年轻人离乡去城市工作的队伍从未中断，有去无回、无力重返家园的人依然屡见不鲜。今天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中，几十年后或许也会出现与大森君走上同一条路的人。
回到东京，我们继续追寻大森君的足迹，希望了解他进京之后是如何生活，如何迎来自己人生终点的。
留在大森君遗物中的一张通行证给我们提供了线索。那张横写的通行证与名片一样大小，最上面印着“出入通行证”，下面是手写的“大森忠利（六十九岁）”几个字。笔迹与他留在东京都大田区那个供餐中心的手写履历表上的字是一样的。既然写着“六十九岁”，就等于说他从供餐中心退休之后，直到快七十岁了还在干活。
通行证上还贴着大森君当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大森君身着浅蓝色工作服，里面穿的是米黄色衬衫，脸上的表情好像有点疲倦。
我们去寻找发放这张通行证的公司，没过多久就弄清楚了，通行证是横滨市的劳务派遣公司发放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了解到，大森君作为劳务派遣的员工，在东京一直工作到他过世的半年前。
我们马上去拜访那家劳务派遣公司，公司的总经理接待了我们。
“大森君总是笑呵呵地干活，那段时间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因为那是一般人不愿干的活啊，又单调又脏，连指甲下面都会被油弄得黑乎乎的。”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之后，一直在干按天计酬的合同工，过了七十岁也没闲着。他的工作是清除沾满在工厂大型机器上的油污。得先把机器拆卸开，然后手工清除粘在里面的油污，再用玻璃制的研磨剂打磨干净。这项工作通常是由正式员工来干的，只有在人手不够的忙季才会来找他，每天的工资是一万日元。
劳务派遣公司的总经理说，他虽然对大森君年过七十还努力工作的精神心存感激，但不理解他为什么非得那么拼命地干活。
“有时候我问他：‘大森君，你没事吧？’他也只是朝我咧着嘴笑一笑。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怎么多说话。我听说他已经在领养老金了，所以一直以为他是靠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来这里干活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可是见他干活真的很玩命，我又觉得有点奇怪，心想他可能有年过七十还得工作的苦衷，也许是不能对我们说的吧。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
望着车间旁边地上油迹斑斑的劳动手套，我们也遐想起来，为什么大森君要一直工作到自己人生的最后呢？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谜是我们再次去秋田采访之后才逐渐解开的，大森君这样做，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割舍掉对于故乡的思念。
一直工作到临终的原因
我们又向秋田出发了，因为我们感到，大森君一直工作到临终的理由，也许能够在秋田找到。
再访秋田时，那里已经白雪皑皑，冷得更彻骨了。听人说秋田冬天的暴风雪来时，像是把雪从下朝上刮起来似的，不过我们这次到那儿的时候，雪下得还没有那么猛。
真的是“现场百回不算多”，离开秋田的那段时间里，又收到新的信息，我们得到了一个大森家老邻居的新地址。那家人原来住在大森家隔壁，是跟大森家来往最热络的。上次我们去秋田时，这家人一直没找到。
这户人家的玄关装着两道门。第一道门打开后，是块玻璃墙围着的区域，那里装着第二道门。这种唯独北国才有的建筑结构能够防止冷空气进到家里来。
我们刚到那里，一位个头矮小、精神矍铄的老妇人便迎了出来。她好像已经知道了大森君过世的消息，一听我们提起大森君，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大森家坟墓所在的那个庙里听说，他死在东京，成了没人认领的孤魂野鬼。那个庙原来的长老最近死了，换了个年轻僧人在当住持，他不了解大森家的详细情况。可原来的长老告诉过我，大森君每年都会把双亲的香烛供品费从东京寄到庙里来。长老说，大森君是觉得既然双亲葬在这个坟墓里，那自己早晚也会埋到这里面，所以才会寄香烛供品费来的。可想不到他没能埋进这坟墓里，落了个无人收尸。真惨啊！”
这就是说，大森君直到临死之前，都在坚持给故乡的寺庙寄父母的香烛供品费。而且为了寄钱，他年过七十还一个人在东京不停地工作。然而，没有一个亲属知道他的苦心，寺庙的住持也换了代，了解情况的人已经没有了。大森君死后无人前来认领遗体，被埋在了东京都新宿的无名死者墓地。想必他一直盼望着把自己埋到父母长眠的坟墓里吧，然而这小小的愿望也成了破灭的幻梦，他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大森君留下的人生痕迹
从大森君辞世的屋子开始，我们辗转采访了他的工作单位和故乡秋田。毋庸置疑的是，各个采访地确实都留有大森君的人生痕迹。
然而大森君最后的下场呢？他是被当作无主尸首，当作一个“姓名不详”的人而被画上人生句号的；是作为《政府公告》上每天登载的“在途死亡者”之一，被按部就班地处理掉的。对待一个人的人生，能够如此草率吗？仅用十几行文字表述一个人的人生，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凄凉，愤懑，我们心中百味杂陈，无法自已。
这种凄凉、愤懑该如何表达是好呢？
在节目中，我们决定只是把《政府公告》上的报道平淡地读给观众听：
“这是政府公告上关于大森君的报道。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
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
存折2本。
这篇启事到第十行就结束了。
一个过着极正常生活的人，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社会的连结，
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孑然度日，悄然逝去的身影。”
被拆除的公寓
节目播放之后，大森君在东京悄然离世的那幢公寓要被拆掉了。当初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房东老婆婆就说过：“这房子越来越破旧了，过些日子得把它拆掉。”
所以节目播放完后，只要一有机会，我们还会去造访那幢公寓。2010年2月下旬的一天，当我们又一次走近那幢来过多次的公寓时，早已看惯的住宅周围风景依然如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就是那幢公寓。铲车开了进来，红褐色的外墙正在拆除，破旧的公寓墙壁早已疏松了。拆房工人大概并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拆除工程平静地进行着。然而对我们来说，却一心只想寻找这里曾经的痕迹。我们去找每次来时都会遇到的蜷缩在房子与院墙间窄缝里的那只野猫，它长着黄白两种毛，尾巴上的花纹跟老虎尾巴的一样，可现在哪里也找不着它了。
我们问开铲车的工人：
“是全部拆除吗？”
“是啊。今明两天里得全部拆完，把这里整治成平地。”
“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
“那我们可不知道啊，光是有人让我们来拆房子。”
为什么会牵挂原来生活在这里的那些房客？因为那些房客净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几乎都跟大森君一样，也是断绝了与故乡关联的无依无靠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无缘死预备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难设想因为拆除公寓而失去住所后，那些房客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新的去处。
早在公寓拆除之前我们采访大森君的事情时，房客们就在谈论这方面的事了。
神野征二郎原来住在大森君屋子上面的八号室，他也是从秋田县来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哪天也会走上大森君的那条路。不知道会不会也在这里一个人静悄悄地死去，连认领遗体的人也没有，最后变成孤魂野鬼。因为我们从乡下出来已经多年，很久没有回去了。”
十二号室的大林七郎是新潟县出身，他也说道：
“就是啊。我也是从新潟出来后就一次也没回过老家呀。就是这里，也不知道能待到什么时候。等上了年纪，人家会把我当成累赘的。”
正是因为听了这些话，所以我们惦记着他们的下落。我们在周围四下打听，最后只弄清了神野君现在的住处。
我们马上去了一趟神野君的新住址，那是坐落在东京都大田区蒲田的一幢二层旧楼房，神野君就住在一楼最里边的屋子里。一开始，我们在玄关按了门铃，可大概是因为门铃坏了吧，并没有听到一点儿铃声。于是，我们一边嘴里叫着“开开门啊”，一边使劲敲玄关大门。这时候，只听吱啦一声，玄关大门打开了。
“什么事啊？”满脸诧异来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神野君。
“我们是NHK的，以前为了大森君的事，在喜作庄打搅过您……”
话没说完，他就答道：“啊——，好久没见啦！”
“原来那幢公寓被拆除了，我们不放心，所以在找你。”
听了我们的来意，神野君告诉我们：
“真是遭了罪啦。房东说是要拆公寓，让我们搬走，但我无依无靠，没处可去呀。没有办法，我只能申请生活救济，请他们帮我解决住的地方，可是他们说：‘房子得请你自己去找。’我自己到处奔波，总算找到了这个公寓。可这个公寓也很旧了，还不知道能让我住到哪一天呢。我现在已经死心了，还是听天由命，住到哪天算哪天吧。”
见他精神还不错，我们本来松了一口气。但一想到他始终生活在“还不知道能让我住到哪一天呢……”的担忧之中，我们又惴惴不安起来。
自杀的公寓房客
更为痛心的是，我们终于听到因为拆除公寓“出事”了。
有人因为找到最后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悲观至极，最后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个七十二岁的男子，以前我们也采访过他，至今我们的录像带上还保存着他生前的影像和声音。
“您以前在干些什么工作？”
“我一直在各个建筑工地干活来着。”
“听说这幢公寓以后要拆掉了，您有可以搬过去的地方吗？”
“没地方可去，得流落街头了。”
“您有没有什么兄弟之类可以依靠的人？”
“没有。”
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回答我们的声音那么无力、低沉。消息说，就是他一直也没找到可去之处，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森忠利君失去了与故乡的纽带，又失去了在东京的任何关联，独自一人溘然长逝；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公寓房客其后的遭遇，也无一不折射出我们这个“无缘社会”的残酷。
[专栏] 悄然普及的“直送火葬”
既不搞灵前守夜，也没有在家中的告别仪式，只经过遗体火化就算追悼过死者的“直送火葬”已开始悄悄地普及。这种送葬方式不开追悼会，只需把遗体从死者家中或医院直接运到火葬场付诸火化就行了。
炉前葬、火葬场告别仪式……殡仪公司的网站主页上介绍着叫法五花八门的直送火葬方案。费用大约从十几万到二十几万日元。对这种最简素葬礼的需求正在急剧增长。据港区一家名叫“联结”的专营殡仪中介和丧礼咨询的殡仪信息公司介绍，在东京都内举行的丧礼中，直送火葬已经占到了三成。
在直送火葬中，没有通常丧礼中那种人们汇聚在灵柩前彻夜追思的场面，只需死者遗属和朋友集中在火葬场的追悼厅里完成献花等简短的告别仪式。棺材一旦进入火葬炉，不用多久便可将骨灰收进骨灰盒了。
无人送终的生命终点
“这个人有是有儿子，只是好像很少来往……”
殡仪公司接到了一个电话，在埼玉县的一家火葬场里即将举行一场火葬场告别仪式，死者是一个接受生活救济的七十六岁男子。我请殡仪公司的员工对外说我是“遗属”，因此也得以参加了这场火葬场告别仪式。
盛放遗体的灵柩安置在炉前的一间小屋里，据说这男子的遗体被发现时，是倒伏在廉价公寓的公用厕所里的。宁静的小屋里，灵柩中的男子脸色发黑，有些浮肿，看来已经死了好几天了。他真正的遗属和朋友一个也没有来。
“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一起为他献花？”
殡仪公司的两个职员加上我这个“遗属”，在场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一起把花放进灵柩，再点上香。
“死亡之前，他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
也许他曾经被家人围绕，生活得很幸福。这个男子度过了七十六个春秋，最后却没有遗属和朋友来为他送别。我双手合十，目送着滑入火葬炉的灵柩，胸中五味杂陈，无以言表，我问自己：为什么直送火葬会呈现急剧增加的趋势？我要通过亲自采访找到答案。
直送火葬每天都在进行。我们对用直送火葬方式为亲属办丧事的人进行了采访。
圆崎城治（七十三岁）住在千叶县浦安市，2009年，他用直送火葬的方式送走了九十二岁亡故的母亲。母亲在丈夫死后痴呆症恶化，在老人护理福利院中住了十五年有余。她的兄弟姐妹均已过世，也几乎没有朋友到福利院来看她。
“母亲辞世的时候，已经没有必须要通知亲戚朋友了。与那种徒具形式的丧礼相比，我倒是希望只由我们家里人来静静地送她走。”
那天，十来个子女、孙儿和曾孙聚集到火葬场，一起在圆崎君母亲的灵柩中放满了鲜花，与她作了最后的告别。那天连念经的僧侣都没有请[10]。
“来火葬场的真的全都是自己家里人，仪式和致辞都没搞，孙儿们摸摸她的脸，帮她捋捋头发，就这么从容度过了最后与她在一起的那段宝贵时间。”
二十年前举行父亲的丧礼时，来参加灵前守夜和家中告别仪式的多达一百来人。当时，虽然对来参加丧礼的诸多亲友心存感谢，但仪式搞得大家身心疲惫，花了那么多钱也让人不痛快。圆崎君觉得，母亲素来为人腼腆，不擅长待人接物，与她这样告别尽管不够风光，但却是能让她满意的。
一般认为，直送火葬增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长寿化”。活得越长，认识自己的人中离世的也越多。以前确实存在过的邻里交往和血亲关联，也会因为隔代的原因而趋于中断，以致即使举行丧礼，这些人也不会来参加。硬把人召集到一起举行丧礼的举动，无论对逝者的家人还是周围的人，都不啻为一种“麻烦”。这种观念正在社会上普及。
生前签署“直送火葬”合同
“我死了以后请按直送火葬办。”有人活着的时候就签署了这样的合同。
一个住在埼玉县川口市的六十七岁女子，四年前死了丈夫，现在一个人生活。她没有孩子，与年迈的哥哥也几乎不来往。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生病卧床不起了。要说死的话，我倒情愿一下子悄悄地死掉，给谁也不添麻烦。”
丈夫死后，这个女子曾经一度病倒，孤零零地待在屋子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使她对于孤独死亡有了强烈的意识。
为了排遣寂寞，她每天跟朋友们积极交往，不是去参加和服穿着讲座，就是一起去唱卡拉OK。可是一回到自己家里，涌上心头的孤独感依旧会让她感到悲凉。
这位女子已经写好了遗书，为的是能在生前就与今后为自己办丧事的非营利组织签署合同，好让他们为自己办理直送火葬。因为她觉得，为了自己的后事而让别人费心，是很过意不去的。
“人死的时候，说到底也是一个人去死。就算有孩子，我也不愿意给他添麻烦。那种面子上的风光，我根本不需要。只要在我的棺材里放满我喜欢的大波斯菊，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外，因为生活拮据的缘故，以直送火葬方式办理死者后事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我们访问了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个殡仪公司，这家公司声称，他们承包的丧礼中，半数以上是采用直送火葬方式的。这是一家成立才三年的公司，女总经理三十几岁，手下有十来个员工，一个月要承包二三十次直送火葬的业务。
“他们很多都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办丧事，但在经济上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说明现在过日子艰难啊。”
那天，我们看到公司办公室里安放着将近二十个骨灰盒。据女总经理说，这些都是直送火葬之后没人来领的骨灰。有些是因为死者没有亲属而被运到这里来的，但其中也有些骨灰是家人拒绝领走的。
安放在这里的不少骨灰，是那些从行政部门领生活救济的人的。这些接受救济的人生前就与兄弟姐妹或自己的子女疏于来往；生活贫困，又失去了与周围联系的纽带，最后迎来生命终点时，就只能是直送火葬了。这位总经理告诉我们，在这些接受生活救济者的直送火葬现场，一个亲属也不来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时候，只能代之以由殡仪公司的员工来烧香，并从火葬场领取骨灰。
“刚出生时那么得人疼爱，最后送终时却只剩下这个人自己。尽管想来太凄凉了，但我们还是想尽可能诚心诚意地送走他们。”
安放在殡仪公司的那些骨灰在迎来他们各自的七七四十九天后，会由殡仪公司的员工运送到为无依无靠者设立的合葬墓地去。
人生最后的追悼场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前行，人际关联正日趋式微的事实已不容否认。
山口满（NHK仙台电视台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