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没有违约，因为六个星期过去了，贾汉·科塔德客栈还是没有开业的征兆。这段时间我在X酒店上班，一星期四天在便餐部干活，一天到四楼给服务员帮忙，一天顶替那个打扫食堂的女人。幸运的是，我还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但有时会有人病了，那我就得顶班。上班时间是从早上七点直到下午两点，然后从傍晚五点到晚上九点——十一个小时。但打扫食堂那天就得干十四个小时。按照巴黎小工的普通标准，我的工作时间并不算长。除了酷热难当和通风不畅之外，在迷宫一般的地窖里干活并不算太辛苦。酒店很大，而且管理很好，大家都认为是个舒服的地方。
我们那间便餐部昏天暗地，长二十英尺，宽七英尺，高八英尺，堆满了咖啡壶和切面包的刀子等餐具，一走动难免会磕磕碰碰。里面就靠一个光线微弱的灯泡照明，四五口煤气炉喷射着炽热的气息。这里有一个温度计，气温从未低于110华氏度——有些时候高达130华氏度。在房间的一头是五部载货升降机，另一头摆着一个冰柜，用来贮藏牛奶和黄油。当你走近冰柜时，多走一步就有一百度的温差，总是让我想起那首描写格陵兰冰山和印度珊瑚礁的赞美诗[14]。除了波里斯和我之外，还有两个人在便餐部上班。一个名叫马里奥，是个意大利人，块头很大，很容易激动——像个当警察的，但动作就像在演歌剧一样；另一个是毛发浓密、手脚笨拙的粗人，我们叫他“马扎尔人”。我觉得他是特兰西瓦尼亚人[15]，甚至来自更偏僻的地方。除了“马扎尔人”外，我们三个体形都很大，忙起来的时候总是会撞在一起。
便餐部的工作分忙时和闲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歇的时候，但真正忙碌的时候一忙起来就是两个钟头——我们称之为“子弹时刻”。第一波“子弹时刻”是在早上八点，那时楼上的客人陆续醒来，点了早餐。八点钟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地窖爆发出一声巨响，四面八方响起闹钟的响声，穿着蓝色围裙的员工在走廊穿梭，我们房间那几部载货升降机同时降了下来，五层楼的服务员全都开始用意大利语朝着升降管道下面破口大骂。我记不得所有的工作职责，但我们得制备茶、咖啡和热巧克力，从厨房接菜，从地窖里拿红酒，从食堂里拿水果，切面包，做吐司面包，弄好一小块一小块的黄油，涂果酱，开罐装牛奶，放方糖，煎鸡蛋，煮麦片，打碎冰块，研磨咖啡——为一二百个客人提供服务。厨房有三十码远，而食堂有六七十码远。我们送到载货升降机上的每样东西都必须登记在收据里，每张收据都得保管好，就算不见了一块方糖也会有麻烦。除此之外，我们还得为全体员工准备面包和咖啡，端菜给楼上的服务员吃。一言以蔽之，这份工作非常复杂繁琐。
我算了一下，一天下来得走十五英里的脚程，但精神方面的压力比身体方面的压力更大。乍一眼看上去没什么能比这份乏味的苦力活儿更容易的事情了，但你忙起来的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很难。我们在一大堆工作中疲于奔命——就像在计时的压力下整理一堆卡片一样。比方说，你正在做吐司面包，突然咣当一声，一部载货升降机下来了，要一杯茶、几个蛋卷和三种不同的果酱，与此同时，另一部载货升降机下来了，要炒鸡蛋、咖啡和葡萄柚。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冲到厨房拿鸡蛋，再冲到食堂拿水果，因为你得在吐司面包烤焦之前赶回来，你还得记得备好茶和咖啡，还有其他六份菜单在等候着。与此同时，一个服务员一直跟着你，为一瓶苏打水不见了找你的碴儿。你跟他争辩起来。这份工作对脑力的要求超出你的想象。马里奥说得没错，得花一年时间才能成为便餐部靠得住的帮手。
从八点钟到十点半我们忙得团团转，有时候累得似乎就要断气了，有时候工作会突然停顿下来，没有新的订单，一切似乎变得很平静。于是我们把地板上的垃圾扫走，洒下新的锯末，拿起瓶瓶罐罐，管它里面是酒、咖啡还是水，仰头就喝——只要是液体就行。我们经常在工作时凿碎冰块，吞食生冰，因为那几口煤气炉实在是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们一天得喝好几夸脱[16]水，才干了几个小时，就连围裙都浸满了汗水。有时候我们根本赶不上要干的活儿，有的顾客吃不上早饭就走了，但马里奥总是带领我们苦苦撑下来。他已经在便餐部工作了十四年，能协调好不同的工作，不浪费一分一秒。“马扎尔人”很笨拙，我则毫无经验，而波里斯老是磨洋工，因为他腿脚不方便，而且他觉得当过服务员，再到便餐部上班很丢人。但马里奥实在是太能干了：他能伸出长长的手臂越过整间便餐部，一只手往咖啡壶里倒水，另一只手煮鸡蛋，同时还看着吐司面包的火候，冲着“马扎尔人”给他下达指令，时不时还能哼哼歌剧《弄臣》的小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老板知道他很能干，每个月给他一千法郎，不像我们三个，每个月才五百法郎。
十点半的时候早餐的忙碌戛然而止。我们就在便餐部抹桌子，拖地板，把铜壶铜罐擦亮。有时早上的活儿少，我们就轮流到厕所里抽烟。这是我们的闲暇时间——但只是相对清闲一些，因为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吃午饭，而且总是会被打断。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是客人们的午饭时间，就像早餐时间一样，我们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从厨房里端菜，老是被厨师们责骂为“讨厌鬼”。到了这会儿，厨师们已经在火炉前挥汗如雨地站了四五个小时，脾气变得非常糟糕。
两点钟的时候一下子闲了下来。我们扔下围裙，穿上大衣，匆匆跑到外面。要是身上有钱，我们就跑到最近的小酒馆。从火烧火燎的地窖里走到街上感觉很奇怪，空气变得凉爽清冽，就像北极的夏天。闻惯了汗水和食物的恶臭，连汽油味闻起来都那么甘甜！有时候我们在小酒馆里遇到同一间酒店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都很友善，还请我们喝酒。在酒店里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但工作之余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酒店工作的一条规矩，他们也不骂我们是“讨厌鬼”了。
四点三刻我们回到酒店。六点半之前都没有人下菜单。这段时间我们擦亮银器，洗干净咖啡壶，干点别的什么。然后，一天最忙碌的时候开始了——晚饭时间到了。我希望自己能有左拉[17]的文采，形容一下晚饭时间是什么样子。最关键的情况是，一二百个客人各自点了五六道不同的菜式，得有五六十个人给他们做饭、上菜、打扫卫生。稍有餐饮服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就在这时，工作量翻了一番，整个后勤团队却已经精疲力尽，有几个还喝醉了。那些情景我就算写上几页纸也无法让读者了解其全貌。我们在狭窄的过道里穿梭，互相碰撞，大声嚷嚷，运着柳条箱、盘子和冰块，忍受着酷热和阴暗，心怀恨意地争吵不休，却没有时间打一架解决问题——这一切根本无法以文字加以形容。要是有人第一次来到地窖，他会以为自己来到了疯人堆里。直到后来我摸清了酒店工作的门道，这才了解到，原来在这纷繁的混沌中也隐藏着秩序。
八点半的时候工作戛然而止。我们得到九点钟才下班，但我们都会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让腿脚歇息一下，连去冰柜那里弄点喝的都懒得去。有时人事部主任会拿几瓶啤酒进来，因为要是那天工作辛苦的话，酒店会额外奖励我们喝啤酒。我们的伙食只是勉强能够下咽，但老板对喝的可不小气。我们每天可以喝两升红酒，因为他知道要是不给小工喝上两升的话，他们可能会偷三升。我们还能喝酒瓶里剩下的酒。因此我们总是喝过头——这可是好事，因为喝醉的时候工作起来似乎也快一些。
一周有四天就是这么过的。另外两个工作日有一天好一些，有一天却更糟糕。这种生活过了一星期，我就觉得要好好放个假。星期六晚上，小酒馆的人都在喝酒，我明天不用上班，于是也加入了喝酒的行列。我们都喝醉了，凌晨两点才上床睡觉，本以为可以睡到中午，但五点半的时候就突然被叫醒了。X酒店派来了一个看更佬，正站在我的床边，他把衣服扔还给我，粗暴地将我摇醒。
“起床！”他说道，“你喝得很爽，呃？好了，不管那么多了，酒店缺一个人，今天你得去上班。”
“为什么要我去？”我抗议道，“今天我放假。”
“放什么假！那工作还干不干了？起床！”
我起了床，走出门外，感觉背都快断了，脑壳里像填满了炽热的煤渣。我以为自己今天不可能撑得下来，但是，在地窖里干了一个小时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地下室里非常闷热，就像土耳其桑拿浴室一样，把酒精统统化为汗水蒸了出来。小工们都知道这一点，而且很会利用这一点。他们几夸脱几夸脱地喝酒，然后酷热在酒精对身体造成伤害之前就将其蒸成汗水，这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