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在北方的麦子
我的村庄叫作麦菜岭。有很多年，我对这个地名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村庄种有各色各样的很多菜，被高高低低的山岭层层包裹，可是麦子呢，麦子在哪里？
父亲在一张新置的竹椅上刻字。他表情严肃，嘴唇紧抿，像是正在进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对于我的疑问，父亲充耳不闻，他只是捏着刻刀，一刀，又一刀。我看到他手背上青筋暴凸，刻刀下模糊的笔画逐渐成形——颍川郡钟氏。字是隶书体，有蚕头燕尾，那高高翘起的一笔，仿佛谜题般地指向某一个遥远的地方。
“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在哪里。”父亲转过身来，轻轻地说。
我忽然间有些明白父亲。那些刻在桌椅板凳上的字，那些刻在锄头镰刀上的字，甚至是刻在禾杠、畚箕上的字，其实是刻在我们兄妹幼小心灵上的字。它们早已形成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场，揳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关于颍川，关于钟氏，我又懂得多少？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北方，那里生长着许许多多的麦子。而麦菜岭当中那个与村庄地理完全相悖的“麦”字，是否和久远的族群记忆有关？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坐进了村小的课堂，跟随十几个年纪大于我的孩子，用拖长的乡音朗诵《瑞雪》。那一天，我将“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背得滚瓜烂熟。
晚上，麦子来到了我的梦里：当厚厚的白雪融化，麦苗在广袤的田野里一根根地探出头来，针尖一般齐刷刷向着天空刺去。绿，一望无际的绿，铺天盖地的绿，一齐朝我奔涌过来。似乎是玉米苗的形状，又似乎是禾苗的样子，麦子始终用绿作为遮盖它的面纱，不肯让我确切地分辨出它的长相来。我越是急切地想要跑过去看清，却越是不能够。梦醒，我发现自己在冬天的棉被里大汗淋漓。
那时候，我与馒头之间亦隔着深远的鸿沟。我单知道它长得白白胖胖，只出现在镇上极其稀有的几家早点铺子里。它躺在大蒸笼上，冒着热气，身上披着一层薄薄的白网纱。可是它属于有工作有闲钱的人，于我，是不能逾越的奢侈，只可远观而不可饕餮焉。我认命、隐忍，从不为口腹之欲而哭闹耍赖。我只是想，不停地想，麦子是怎样被遗落在北方的呢？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从北往南的艰难跋涉中，何止是丢失了麦子这一样东西？祖图？族谱？一个贴身的玉饰？一件宽袍大袖的长衫？一些个共同踏上征程的亲人？没有人能够还原当年的纷乱仓皇，为着一些不能不走的缘由，为着一个活下去、将血脉延续下去的信念，他们走啊，走啊，就这样从一马平川的北方走到了重峦叠嶂的南方。其中必有一个，是我亲亲的祖宗！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匹马，驮起他疲惫不堪的身躯；是否有一个包袱，裹住他所剩不多的物事；是否有一条路，记得他深深浅浅的履痕。但是我知道，最后必有一块土地，收容了他生存的渴望；必有一个女人，与他共同繁衍生息。那是属于我们的一支，历千年，历百年，将一股滚烫流动的血脉伸向了麦菜岭。然后，才有了我。
我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如果他成了战役中乱刀横向的冤魂，如果他成了迁徙途中倒毙的饿殍……真的，我们是物竞天择、大浪淘沙中幸运的那一粒发光体。那么，即使没有麦子又如何呢？
我们的胃早已习惯了南方的大米、番薯，我们的腿脚早已谙熟了南方的沟沟坎坎、山冈陡坡，我们的骨骼变得娇小，性格柔润温和，还有一口完全丧失了卷舌的南方口音，都为我们的生命打上了永远不可复原的烙印。梦里不知身是客啊，我们，回不去了。那些一望无垠的青纱帐，那些属于北方的高大威猛和烈性，只留在血液里，留在口耳相传的记忆里。
至镇上念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了馒头。那一天，炖饭的搪瓷缸被人偷去，别无他法，只得战战战兢兢掏出少得可怜的那点零用钱，去买馒头。一直以为它会很贵，其实并不，两毛钱一个，我买了两个。我不忍大口吞咽，像品尝一个天上的蟠桃那般细致。吃完一个的时候，我想起了最要好的朋友水秀。我猜想她一定也没吃过，必须留一个给她。我深信那是我十三岁之前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它绵软，香甜，有着令我回味无穷的甘美。那一天，存在于生命里的味蕾记忆开始复活，我又一次为麦子而感到了莫大的遗憾。
我们的根在颍川，这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同一条根上生出来的许多条枝桠呢？隐约听父亲谈起过福建，然而那些多年以前的离散早已是无迹可寻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向如此令人难以捉摸，天灾、人祸、战乱、排挤，任何一个理由，都有可能导致一群人拖儿带女，跋山涉水，寻找新的立锥之地。毕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那些在同一条藤上结出来的瓜果，咕噜噜地向着可以遮蔽于乱世的地方四散开去。其实这样的迁徙，无非是从一座山向另一座山的奔赴而已。他们躲在闽粤赣浙的深山老林里，不问世事，不论功名，只求偏安苟存。这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历史，刀耕火种、织麻种桑，几乎与世隔绝，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我常常想，畲族的祖先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为山哈？山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多少年了，人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一片可以纵马疾驰的广阔平地？
有一年我来到景宁畲族自治县，在一个最原始纯粹的畲族村落里游走。那是一座长满了树木的小山包，在斜面朝阳的地方，我忽然看到一堆用片石垒就的简陋坟墓，一块石碑上，镌刻着一个离世之人的全部密码——颍川郡钟氏。我的眼前晃动着父亲刻下的那些字，它们在阳光下舞动、跳跃着，渐渐与石碑上的这几个字叠合。我忽然遏止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感到隔阻多年的血脉被某种巨大的力量瞬间接通。
总有一天，我父亲的墓碑上也会刻上这几个字，还有我父亲的儿子、孙子，还有散落在天南海北的钟氏一脉。这一条被深深扎进土壤里的根，是任何世事变迁也拿不走的。
暑假里，我带女儿往北走，去旅游。在一个餐馆里，服务员送上来一壶大麦茶。女儿第一次尝到，便惊呼好喝。我从未和她提起过麦子，但是她天生喜欢面食。现在，她对一壶大麦茶同样一见钟情，那是血脉里的回音吗？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算不算一种矫情。那个服务员体贴地抓了一把大麦，用袋子装好，送给女儿。“你是地道的北方人吗？”我问。他点点头。呵，可是我与北方之间隔了几个世纪。
我至今没有见过真实的生长在地里的麦子。我想，我们的祖先把它遗落在北方太久了。
歧路上的孩子
通往麦菜岭的马路上，年事已高的接生婆在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她肩上挎个军绿色的布袋子，一只手牢牢地抓着一个盆，脑后的头发被风吹动，拂起一片时间也挽不住的白。骑车的男人使劲弓着身子踩动踏板，穿过下段村成片的田野，穿过渔业厂波光粼粼的鱼塘，风风火火地往前方赶去。
不用说，又有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了。麦菜岭没有一个自己的接生婆，这个来自邻村的名叫肖展娣的接生婆，从十几岁开始学习接生，至少见证了麦菜岭三代人的出生。印象中，她总是有一双红红的手，回家时还提着一兜红红的蛋。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村庄里新添的人口八成以上都是从她手上抱出来的。我的父亲是，我们兄妹是，我的堂兄堂姐们还有侄儿侄女们都是。
稚童时期的很多年，我的生育常识来源于村子里的猪牛狗，自以为聪颖地认定孩子是从屁股里生出来的，像拉一泡屎那般轻而易举。我们喜欢玩一种叫作生孩子的游戏，将石头装在裤裆里，弓着腰走，然后从裤腿里哧溜地滑将下来，再用破布裹着抱在手中，就算是生了一个宝宝了。
许多年以后，我饱受育婴的折磨。直到孩子长大，我仍无比警觉，时常在睡梦中被某一个窗户里挤出的啊啦啊啦的婴儿啼哭声惊醒。我总是与那个无措的母亲一同失眠，一个人睁着眼睛谛听黑夜里的响动，女人的哄劝声，男人的怨怒声，偶尔还夹杂被吵醒的邻居的咒骂声，直到世界重新安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害怕重复那样的一种生活，那种完全晨昏颠倒的，睡眠永远在和你捉着迷藏的抑郁症患者一般的生活。那个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童年的那一场生育游戏，想到那块不吃不喝不哭也不闹的，乖顺地躺在我怀里的石头，不禁哑然失笑。
记事中的第一场出生发生在老洞水那间黑乎乎的旧房子里。待产的女人英，一声接一声嗷嗷地痛叫着，发出猪嚎一般的声音。接生婆进去了，英的婆婆进去了，而我们被阻隔在门外，英的丈夫也被阻隔在门外。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我素不知生育会有这般的痛苦。而可怖的声音持续从屋子里传出，我的心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手一次次地捏紧又松开。她会死吗？她为何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英的丈夫脸上却泛起若无其事的笑，话语里甚至有些嫌恶女人叫得夸张的意思。年长一些的女人教育着他：“人家是头胎，你懂得什么？”
就在我们等得快不耐烦的时候，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接生婆手捧着一个双目紧闭，满脸皱巴巴跟老头似的小东西出来，老迈的脸庞笑成了一朵菊花：“恭喜恭喜，是个带把的。”我看见英的丈夫那欣喜若狂又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想，他应该是骄傲的，穷苦让他多年抬不起头来，但是一个“带把”的儿子，却给他的生命带来了最初的荣耀。我不知道，接生婆究竟给多少个家庭带来了这样的喜讯？而她面对一个没有“带把”的婴儿时，又该以怎样的神情公布消息？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侄儿出生时，肖展娣已76岁高龄，她的背变得佝偻，动作明显不那么利索了。“是个男孩。”她走出房门，有些龅牙的嘴边泛出和多年前一样喜悦的笑。刚刚当上爷爷的父亲急不可待地拨通了嫂子娘家的电话：“亲家，碧林生了。”“生的什么哟？”“是从楼下跌下来的，七斤多呢。”所谓跌下来的，跌破了的，自然是女孩的代名词。父亲满以为他说的反话能被亲家破译，满以为他那激动万分的语气已经传递出了某种意义。只可惜亲家不是个高明的译者，所行的礼数完全如对待女孩之凉薄。为这，母亲埋怨了父亲多年。
父亲常常埋首于案头，手抄一本厚厚的族谱。他的字仿佛用钢板刻过一样，是标准的仿宋体。谱系里密密麻麻按着字辈往下延伸的名字，全是属于男人的。没有女孩，一个也没有。父亲有兴致时会讲给我听：“顺生五子，一郎、二郎、三郎……你看这四郎身后，就没有再接续下去了。”“为什么？”“应该是膝下无子吧。”然后是长久的沉默。他抬起头来，目光探向空中，似乎在为一个无后的先人哀恸叹惋。
身为女孩，我一直愤愤于村庄里对待男孩女孩的天壤之别。可是那一刻，我忽然透过父亲的目光，洞见了某种难以言喻又真实存在的东西。那是某位先人衰败的屋脊，荒草丛生甚至已被岁月铲平不留一丝痕迹的坟茔，还有一个终将消失的名字。他们在世间活过的数载光阴，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基因中最值得显性遗传的容貌，通通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父亲叹了口气。我知道，读懂了族谱，其实就读懂了人们对于男丁的渴望。
过年的时候，父亲为全村人写对联喜帖。我常常在一旁打下手，一张一张地接过来，摊平在地上晾干。我注意到，父亲永远不会忘记给每一个家庭送上“人丁兴旺”这个喜帖。因为，父亲深深地懂得，他们需要怎样的祝福和憧憬。
每年的正月初二，麦菜岭都要举办盛大的添丁酒会。旧年添丁的家庭，抬出一缸缸最香醇浓酽的米酒，装出一盘盘用心煎制的果品，邀请全村老少一起享用。桌面上，酒壶上，碗沿上，均粘上一层红纸，一抹抹的鲜红营造出喜气洋洋的气氛。的确，他们有足够的欢喜的理由，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昭示他们的扬眉吐气。而那些未曾添丁又亟待添丁的家庭，脸上总是写着些许落寞的神情。
最离奇的一次出生发生在弱智女人带娣身上。她嫁到麦菜岭有十多年毫无生育的迹象，饱受丈夫的拳脚和叱骂之苦。连带我的父亲，也成了被责怪的对象。因为是父亲促成了这一桩婚事。男人全然忘了，如果不是父亲为他四处打探消息，矮矬穷老的他连女人的边也沾不上，兴许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十几年后，带娣的肚子突然一天一天隆起，全家人都没往怀孕这层去想，只当是得了大肚子的怪病。是病也不找医生看，而是寻了村里的巫婆桂秀问神，说那是得罪先人降下罪来了。于是一边烧香拜神，一边吃跌打草药，硬是把个能干粗活脚步咚咚响的女人折腾得上吐下泻。最后男人家一个年轻的弟媳妇实在看不下去，带到诊所一搭脉，方知原是有喜。吃了那么多打药，孩子竟然还活着，也算是一个奇迹。
女人生产是在严冬，肖展娣在寒风中赶来，人已经颤巍巍的了。但她仍然不负使命，顺利将婴儿接生。据前去帮忙的人讲，婴儿又黑又瘦，跟小老鼠似的，啼哭的力气都没有。因为小，从一出生便得了一个外号“粒粒婆”。但是无论如何，孩子是个带把的。于是那个又穷又破的家里从此有了天伦的气息，男人不再打骂弱智的女人，转而悉心哺养孩子。第二年的添丁酒会上，他们抬出来的那缸酒味道近乎潲水，但大家还是配合地喝了一碗又一碗。
前几年母亲回了一趟麦菜岭，带来一个消息：“粒粒婆”娶了老婆，生了儿子了。而且在全村同龄的男丁中，数他第一个生儿子。我一时恍惚，脑海中回想起他幼时的情景。那时候他常常将屎尿拉在身上，他的父亲把他拎到村边的水田里洗净，像拎一只青蛙那样。
母亲回村的那天，“粒粒婆”的父亲强留我母亲在家吃饭，饭是他儿媳烧的。男人对着我母亲感慨着这些年的不易和幸运，终于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良心话：“多亏了南昌（我父亲），才有了我这个家！”的确，在“粒粒婆”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抱定了终身无后的信念，开始张罗命里的大事。在长辈们的主持下，他的弟弟将多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到他门下。如果不出意外，这个男孩的名字将刻在他百年之后的墓碑上，续写在他的家谱后面。
对于“过继”二字，无人着意解释，但我从小便谙熟了其中的要义。我的二爷爷无后，是由我的二伯养老送终的。事实上，我的二爷爷当初也是过继在我的二太公门下。中断的血脉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勉强接续下去。我于是想，一本根系庞大、枝蔓繁多的族谱，是否会因为这样的“过继”，最后出现追溯不到真正祖先的情况？父亲点点头肯定了我的想法。
在植物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叫作寄生。它们依附在大树上，从寄主身上汲取养分和水分，几乎和大树融为一体。但是无论黏附得多么紧密，它们终究不是树。
从什么时候开始，麦菜岭的出生事件变得隐秘，像地里结个番薯那样不为人知？和喜气洋洋的添丁酒会相反，相当一部分人的出生不再大张旗鼓，不再挨家挨户发红蛋，甚至，不再将接生婆请进家门。我已经有许久没看到肖展娣了，兴许她已经老得走不动了，兴许这样的出生连她也看不懂了。村庄里突然冒出来那么多蹒跚学步的孩童，我望着他们，常常感到陌生而怪诞。
多年以后，母亲与我说起堂嫂的某一次生育。是在冬天，孕妇躲在密不透风的偏屋里，几乎足不出户。已有多次生产经验的她，没有嚎叫，没有声张，自己一个人应对了阵痛，应对了接生，剪断了婴儿的脐带。产后的第四天夜晚，她怀抱初生婴儿，坐一辆摩托车躲进了山区一个远房亲戚家。是时，寒风凛冽，山路伸手不见五指。
“怎么能这样？”我对一个女人如此凌虐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可理喻。“有什么办法呢，都生四个女儿了，被抓到就得结扎。”母亲知晓堂嫂的执念，不生个儿子，她岂会罢休。的确，在东躲西藏的几年以后，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其间她还有过好几次孕情，有的一经鉴定性别就被放弃了生命，还有的幸运一些，有了出生的权利，但是很快就被送走。
那些年，麦菜岭的孩子大多出生在打工的地方。比如福建煤矿边上的简易工棚，比如工业园附近的出租屋。男孩，欢天喜地地带回家乡，办酒，交罚款，上户口；女孩，留一两个自己养，其余的养不起，只能送给别人养。自然，在年复一年执着的生和弃之间，大多数夫妻最终得偿所愿。只是我常常想，他们在余生里，将以怎样的心情怀念起那些被抛弃的女婴？为了与收养女婴建立亲情，大多数养父母会选择与孩子的亲生父母断绝一切联络。那么，她们在那些不可知的地方，活着，还是死了；幸福，还是痛苦？谁又知道呢。
若干年前，我在城区一所小学里教书。同村的一位叔辈找到我，托我打听学校里是否有一个名叫杨欢的女孩。早些年，他的大儿媳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下诸多女娃，其中大多数已无踪可寻了。唯有这个孩子，隐约了解大致的方向。可惜杨欢这个名字太过普通，况且他知道的也只是个大概，尚不能完全确定。在几千名学生的大学校里，我最终没能找出他要找的那个孩子。其实找到又该如何呢？送一些零花钱？来一场感人肺腑的血肉相认，还是只远远地望上一眼便得到满足？当孩子的姓氏、生活都已经与他无关，又怎能让她回到当初的轨迹之上？
离开麦菜岭的时候，我以为我终将和一种因循的世俗告别，后来才知道，其实不然。就在我调到城区那所学校不久，便听到一个本校女教师被开除的故事。她叫芳，按照政策只能生育一胎，可她生下的是女孩。她的丈夫单传，在婆家的强烈要求下，芳一再冒险，又生下两个女孩。芳最终丢失了她的工作，也丢失了她的婚姻。在广东的某个城市里，芳带着她超生的女儿，独自饮下余生的苦酒。据说，她一直没有再婚。
而我刚刚带着的一个见习生，则经历了另外一重风暴。见习生于某个周末到山区去找同学玩，那原本是一个多么平常的日子，可是他亲见了同学家腆着孕肚的嫂子要被强行拉去引产。一场争执在所难免。见习生就像遭遇了龙卷风，身不由己卷入其中。青年的血气方刚，友情的真挚深重全都冒出头顶。那时候，他怎么知道他的命运会从此拐一个大弯，他的工作分配和未来的走向，会成为一个迷局呢。
生活的歧义，渗进了光阴的每一个缝隙里。
2004年，我生下了我的女儿。除了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难掩遗憾的神色。甚至，包括我的母亲。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逃离麦菜岭就可以逃脱的。丈夫抱着他的孩子，常常自言自语：“好是好，可惜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我想我终究可以释然，毕竟丈夫没有因此而嫌弃我，嫌弃孩子。而我的一个好朋友，正带着女儿孤独地住在一套大房子里，那是婆家为了让她顺利答应离婚允诺下的补偿。她的前夫，已经有了新妇，大着肚子等待生产一个“带把”的儿子。
我的婆婆临终前，按照法律程序立下遗嘱，把一切的财产都留给了她的子女。她给两个儿媳留下的，只有一句遗言：“你们两个，一定要想办法再生个儿子啊。”是的，她活着的时候没有抱上孙子，这一定是她带入泥土的最深重的憾。彼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命令、埋怨和责备了，她的眼神里只剩下哀求，对，哀求，甚至还有几丝讨好。十几年相处的光阴里，她从来都是强悍的，不容置疑的。这样的眼神，我第一次从她眼里读到过。我的心一软，便应承下来：“若是有政策，我会争取生。”真的，我不忍拂逆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何况，我想有政策在前面挡着，我自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过日子。或者等政策出台时，我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那样快，快到我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2015年10月的某一天，一条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地传播着，“普遍放开二孩”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逼近眼前，冷光闪闪。彼时丈夫还在外地出差，在得悉国家新政之后，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明天，你就去把环给取下来。”他的语气里，竟有着一种恶狠狠的扬眉吐气的味道。天知道他盼这一天，盼了有多久啊。
可是这时候，我已三十五岁高龄。我有了我不甘愿放下的文学。十一年前那种生育哺养之苦，我仍心有余悸；十一年前落下的暗疾，依然与我如影随形。
窗外开始下起雨来。我一遍一遍地刷着朋友圈，看到世人的欢欣鼓舞，或者遗恨怨怼。关于二胎的各种版本的笑话、图片、标语满世界地疯传着。那个晚上，属于月子病的失眠症又一次光临了。我听见风声、雨声，还有枕畔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明天，我是否终将奔跑在同一条歧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