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
无论它有多少个名字，我永远把它叫作番薯。这个习惯来源于我操习多年的母语词汇，就像番薯对泥土的坚守，早已根深蒂固。
起初我以为这名字土得掉渣，后来略长见识，方知“番”其实是和洋气沾着关系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甘薯疏》有云：“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此中所提番薯便是了。相传此物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传入菲律宾，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处以死刑。明朝万历年间，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冒死将番薯藤运回中国，从此广泛种植，最后遍及中华大地。
原来，它是正儿八经的“舶来品”。在我的故乡麦菜岭，一切和远方有关联的作物都被冠上了“番”字，譬如番芋、番豆、番茄……就连外地娶来的媳妇，一辈子不能融入当地方言的，背地里也被人呼做“番声婆”“番背人”。
无论如何，番薯在中国大地上活了，而且活得很滥贱，不管红土黄土黑土，它只顾遍地生根，根茎横贯东西南北，没有一丁点娇贵和水土不服的意思。以至于许多人都对它的存在感觉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根本想不起来它曾怎样漂洋过海，历经千难万险，才落入我等口腹。也不知那两个不怕死的先祖，在泉下是否心有腹诽。
番薯的好种易活，在为它赢得广泛喜爱的同时，也被人为地附着上了诸多的轻视和贬义。你想，随便扔一根番薯藤在泥面上，高山也好，坡地也行，河沟也罢，它都要落地生根，竭尽全力地铺展开枝叶，还没心没肺地开花结果。不挑土质，不挑肥料，不挑水分，就这么恬不知耻、愣头愣脑地长，谁会小心翼翼地把你捧在掌心，像大熊猫那样金贵地呵护着呢？
因此，家乡人普遍爱用“番薯”来骂人，“死番薯”“番薯婆”“番薯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专指那些痴愣愚钝、脑子不会转窍、想问题不懂换个角度的人。说白了，就是一个“蠢”字。我依然记得儿时，混在祖祠的人堆里看热闹，望见一个前来提亲的后生坐在一边，垂头丧气，默默地领受着他的长辈不迭声地责备：“我家这个死番薯啊，就是不懂事……”他长得很帅，还会做爆竹，经常来我们村找未出阁的莲娇。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知何故竟冲口而出：“莲娇，我是不爱你了哟。”一门即将到手的亲事就这么黄了，长辈们“死番薯长死番薯短”的替他道了无数个歉也无济于事了。那后生此后再没来过，但终究成了全村人恒久的笑柄。他叫什么名字已无人记得，提起那桩事，人们只是会意地一笑：“哦，那个死番薯啊。”
番薯似乎浑然不觉委屈，它匍匐在大地上，沉默、隐忍。它对抗着一切旱涝，连虫子都不惧，不需要给它特地施肥，也不需要替它喷洒农药。假以时日，便慷慨地捧出它的叶，捧出它的茎，捧出它的根，尽着人类与牲畜大口朵颐。它难登大雅之堂，却往往成为很多人舌尖上终身惦记的美味。
我们家乡盛行着一种小吃，叫番薯叶米果。小时候，因为种番薯，我挖地、开沟、担水，把一切劳作之苦都尝了个遍。但摘番薯叶却是件极愉悦的事。一走进番薯地里，到处铺开着水灵灵打着露珠儿的叶子，看着便满心的欢喜。在每条茎上取顶部最嫩的几片摘下来，不消多久，菜篮就沉实了。洗净拌上米浆，上锅蒸熟，绿莹莹地端出来，切块蘸上佐料吃，那种滋味简直妙不可言。此后，我的家乡人走到哪里，便将这味小吃带到哪里。先是大范围地占领了本市的早点市场，后来，他们又在打工者密集的地方，一家一家地开出店来。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只要有九堡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这味九堡特色小吃。甚至连外地人也寻上门来，大声称赞：“真好，的确是绿色食品啊！”
在饥荒年代，番薯充饥果腹的作用功不可没，曾经成为众多乡野农民的救命食粮。时间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末，谁也没想到我的堂哥春林还会在番薯的救命史中添上一笔。那一年他第一次出远门，随乡人去武汉打工，不多日突遭变故，乡人各散西东。而他被包工头抛弃，身无分文，只得徒步回家。他日夜兼程，整整走了26天，方才一屁股跌坐在了我家的椅子上。奶奶抚摸着他瘦削的脸，老泪纵横：“孩子，这么多天，你是吃什么过来的？”堂哥说：“只有番薯，饿了就趁没人时在路边掘几个吃。”幸而有番薯，幸而只要有泥土的地方便有番薯的身影。
番薯的好，乾隆皇帝也知道。他在晚年时曾患“老年性便秘”，太医们千方百计给他治疗，但总是不见效。一天，他散步来到御膳房，闻到一股焦香气味，十分诱人。乾隆问道：“什么东西如此之香？”正在吃烤红薯的一个小太监见是皇上，忙跪倒磕头道：“启禀万岁，这是红薯。”乾隆从太监手里接过一块烤红薯，吃后连声道“好吃，好吃”！从此，乾隆经常吃烤红薯，不久，他久治不愈的便秘竟不药而愈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领着孩子在野外烤番薯。一群大人聊着番薯的N种吃法，N种功效，聊得口沫生津，直到香味在整个田野飘散开来。恍惚间我又看见了烈日下挥锄种番薯的那个少女，金黄的老茧握在手心里，多年来仍未消散。像眼前的番薯，无论被人们端上多大的台面，开发出多少的功用，它还是它，不邀宠，不谄媚，不忘初心，安静地活着。
芋头
这个时候，乡间沃野上的芋头应该已经长得亭亭如盖了。
比之番薯，芋头显然有着更值得倚老卖老的资本。早在《诗经》的《小雅·斯干》中便出现了“君子攸芋”这样的句子，据说这里的“芋”便是指的芋头。不管这说法靠不靠谱，至少《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一曰蹲鸱，一曰芋魁，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诸种叫法，盖因芋的个头之大也。
幼时在麦菜岭，有个小伙伴就叫“毛芋头”，因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头发则又黄又短，根根往外倒竖着，活像个大芋头。也不知是谁最先叫起，得到全村人一致拥护，越叫越响，以至于他的大名早被人们忘记。直到今天，连他的媳妇也一张嘴就是：“毛芋头——”农村人取外号之形象生动，信手拈来，由此更见一斑。
初春时节，便要开始种植芋头。将床底下藏了一冬的芋子取出来，选那些出了芽的，一个一个小心地平切了底部，切面还得醮上草灰。田里早已做好了芋沟，把这些带芽的芋子埋进土里，撒上稀松的粪肥，再盖上一层干稻草，淋点水，便告功成，只等着小伞盖一样的嫩叶破土而出了。那时候，我常常是撒粪肥的那一个，提着畚箕，将和着草灰的猪屎捏得细碎，再均匀地撒在土里。春光明净，鸟唱虫鸣，田野里到处膨胀着生长的气息。我欣欣然被大美的万物陶醉，早忘了手里握着的东西里夹带了脏和臭。
其实芋头只是埋在土里的那一部分，长在地表上的茎和叶，被我们称作芋荷。我估摸这个名称的来由，是因它那撑开在地面上的椭圆形叶子，像极了荷叶吧。一样的翠色，一样的光滑，就连叶面上驻留的雨水或露珠，也一样的晶莹剔透。但是你千万别被它那完美的表象给迷住，以为可以亵玩。若是把叶子弄破，汁液不小心沾到衣服上，那好了，不论是什么颜色的布料，一律印上了难看的褐色花斑。
田间劳作的人们，渴了就去找一眼泉喝水，旁边不忍心扔下锄头的人会说：“给我带点水回来啊。”用什么带呢？随手摘下一片芋荷叶，盛了水，团成一团便是一个水瓢。逢上下雨，来不及跑，摘片最大的芋荷叶，顶在头上，便成了最简陋的雨具。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发明，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芋荷是我们家乡特有的一道美味小菜。取粗大的茎，撕了表皮，晒干，切碎，放进瓦缸里腌成酸菜，炒着吃，极其开胃。但撕芋荷却是一件苦差事，被沾上芋荷汁的皮肤，无一例外地红肿奇痒，几天难以消散。偏偏这事又一般是细皮嫩肉的女人做，男人是不屑于动手的。可是年复一年，女人们从没停止过制作芋荷，可想而知这道美食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如果把芋头分得细一点，有母芋和子芋之分，甚至还有孙芋。那种圆溜溜的，附着在子芋旁边个头最小的便是孙芋了。而口感最好，最面最烂的也是孙芋。这种小芋子刮了毛后不用切，圆溜溜的，直接入锅煮着吃。小时候不懂，只把它叫作圆芋子。我们家常煮芋子粥。芋子加米煮烂，将熟之际再撒上绿油油的青菜，淋点辣椒盐，堪称世间美味。像我这样饭量极小的，也能撑上三大碗。当然，其中最美的事，还要数舀到了圆芋子。在一锅煮得黏稠的粥里，捞着几个圆芋子，感觉便像如今的中彩。需得意地高声宣布：“啊，圆芋子！”长辈们对我慈爱，如果碰巧舀上，定要体贴地搛进我的碗里。似乎听我兴奋地高呼一声，比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芋子的吃法可谓多矣。最简单省事的，便是煮毛芋子。洗净了，连皮也不去，放进大铁锅里，烧旺了火呼呼地蒸。蒸熟后剥了皮直接吃，绵软流香。农村人，芋皮连毛也不会浪费，可以喂猪。但在父亲的口中，剥下的芋皮还有用处：“就这样，把光滑的一面翻出来，有毛的那面卷进里面，放进嘴里，‘咕’地吞下肚去。”他认真地示范给我们看，却并不吞下。然后是更长久的说教：“我们小时候没得吃，只能把芋毛吞下去充饥。一粒粮食一粒汗呀，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儿时的我和哥哥如鸡啄米般地点头相信，并身体力行地执着于勤俭节约。上初中以后，哥哥对这种反复的说教有了质疑和反感，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经常说他小时候吃芋毛，但从来没见他吃过。即使吃过，现在时代也已经不同了。如果照他的逻辑，他应该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才对……”多少年过去，吃芋毛的故事仍然成为我们家的餐桌佐料。我每次提起，父亲只羞赧地笑，并不承认真的吃过。但他说，困难时期的确有人吃过的。在特殊年代，芋毛可充饥保命，这，我必须要信。
尽管对我们兄妹从小施以节俭教育，父亲的慷慨大方却是连乞丐都知道的。彼时乡里有个叫“包子嘴”的乞丐，颇有些年岁了，没有亲人，也从不说话，长年住在一个破砖窑里，靠乞讨活命。此人只要来到我家，父亲总要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桌上有的菜，一样不少地给他添上。合上煮了毛芋子，还要取几个放在他的布袋子里。“包子嘴”也聪明，平时在外面能讨到，决不到我家来，有点感恩的意思。但实在讨不到了，他来，就一定有他吃的。
说起来，芋头还助林则徐报了一“仇”呢。广州的英美俄德等国领使，用冰淇淋来招待林则徐，林则徐看到有气冒出，以为是热的，便用嘴吹之，好凉了再食，惹得领使们大笑。后来，林则徐宴请那些领使们吃饭，上了一道芋泥，颜色灰白，表面闪着油光，看上去没有一丝热气。领使以为是一道凉菜，用汤匙舀了就往嘴巴里送，被烫得哇哇乱叫。林则徐嘴里抱歉，说没想到他们原来不知道这“芋泥”外冷里烫，其实心里想必是偷偷暗笑罢。
而我喜欢煨芋子。打小无人教授，却每于烧火时，懂得取了芋子在灶膛里煨，火烧完了，芋子也熟了，兀自吃个满脸乌黑满嘴香。陆游有诗云：“地炉枯叶夜煨芋，竹笕寒泉晨灌蔬。”“烹栗煨芋魁，味美敌熊蹯。”看来煨芋远非我的独门馋功也。
我在石城县一所小学实习时，曾吃过一顿最回味悠长的芋饺。彼时我住校，周末，一群女学生携了芋子等食材来到学校。十一二岁，她们已谙熟了做芋饺所有的复杂程序。没有人提出过要求，孩子们只是要做，做给认为重要的人吃。后来我想，她们多么像田里的芋，毫不起眼地生长于沃野，可是只要你一想起来，便觉得唇齿生香。
花生
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后，每年春天，我开始怀念一片黄色的小花朵。那时候，它们在我的词典里叫作番豆花。少有人注意到那些花儿，它们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只安静地贴着泥土开放，还被一丛丛茂密的绿叶遮掩着，像一粒粒生怕被人发掘了的金子。花落之后，花茎伸进泥土，不声不响地便将果实给结了。
据名猜想，番豆应该是有着洋出身的。其实关于花生在中国的起源，一直以来被世人争论不休，主流说法是明朝时期经南美洲引种而来。后来一次次的研究证明这一说法从时间推论上站不住脚，一来在江西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炭化花生种子，二来元朝贾铭的《饮食须知》中已经提及了花生。不管怎样，它是来自海外无疑，算坐实了番豆这个别名。
当然花生根本不需要理会人们的喋喋不休，它只管铆足了劲地适应各种气候各色土质，然后安然地生长、开花、结果。它似乎对中国的土地非常满意，温暖、厚实、肥沃，正符合它喜好被深埋、被包裹的性子。现在，它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早已发展成铺天盖地之势，位列世界三大生产国之一，将老祖宗南美洲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常常想，如果花生也会思乡，它会于梦中和那片美洲的老母土相遇吗？就像我们这些离开故土的人，终生念念不忘的，永远是故乡的事物。
我们家每年都要种花生。我几乎不记得花生需要人们特别的伺候，把种子埋进土里，甚至无须施多少肥，也不用经常给它浇水，你完全可以扔下它不管，继续干其他的农活。只消等待上四五个月的时间，它就乖乖地把一串又一串的果实给捧了出来。彼时村里有个根头叔，因为当兵受过刺激，脑子已经不太好使了。自从大嫂让他分家后，只能一个人生活。分得的那些田里，他也栽下过禾苗，可是草长得比禾苗还高，最终只收获一小箩筐秕谷。唯独那一大片花生地，出人意料地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泥土对人类是慈悲的，但它讲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花生，它却不挑人，不挑地，不挑肥地给予，这份慈悲，已接近了佛的意味。
如果把花生比作母亲的话，它绝对算得上英雄的母亲。埋进土里的一颗花生米，最后结出的是成百上千倍的果实。人们都说花生多子多福，有着吉祥之兆。所以在乡村婚娶大事中，花生是必不可少的事物。它们被撒在陪嫁的箱子里、新婚的床上，和红枣桂圆莲子一起，被赋予了诸如“早生贵子”这样热切的期盼。
在我的家乡九堡，有九件宝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之一便是杨梅村艾刀石的花生，有民间顺口溜为证：
“艾刀石，种花生，稀奇古怪，引人论争，生摇有响，晒干无声；何故如此？水分不等，壳胀仁干，果壳收紧，细细思量，科学论证。”
普通的花生都是刚挖出来摇不响，晒干了才响，而艾刀石的花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世界这么大，为什么独有这个地方的花生能长成这样？不可谓不奇也。这个传奇我自小便有听说，言之凿凿，应为真实。杨梅村离麦菜岭亦不算远，而我多年来却从未亲身前往验证品尝过，颇为遗憾。
相比于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花生，我更偏爱壳中尚裹着泥土的花生。似乎只有连带着泥土香，才不失了原始的甘美香醇。小时候，母亲一直以为我不喜欢吃花生。家中洗净晒干屯放好的花生，我极少染指。而我有一个羞于出口的秘密，她至今仍不知晓。在花生成熟的季节，我愉快地接受拔鱼草的任务，然后钻进花生地。将草拔好了，我定会拔一颗花生，坐在地里慢悠悠地吃个够。刚刚起土的花生，尚带着清新和湿润的气息。嗅着泥土的清香，咀嚼着甘甜多汁的花生仁，只觉得内心被一种幸福装满。田野寂静，只有风哗啦啦地吹过花生苗。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在密密麻麻的田畴间享受美味。
数日之后，待到全家一起挖花生，摘花生时，我偶尔还会就着泥土吃上几颗，但兴致早已大减。及至晒干，我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当然，水煮盐花生除外。但家里舍得拿来水煮的，往往是那种挑剩的颗粒不饱满的嫩籽儿，嚼劲和味道都差了许多。
我不知道和我有着同样癖好的人是不是很多，但我的确在市面上发现了供售卖的泥花生。金黄的泥土还粘在壳上，抓一把在手上，香味就悠悠地渗进鼻腔，仿佛久远的时光又一次重现于眼前。于是无论生的，熟的，我都喜欢买这种带泥的。我把它们含在嘴里，似乎就把泥土咀嚼进了生活里。
在城市里，再没有一块土地，可以供我们种植一畦花生。只有父亲时常回到麦菜岭，看望那些已经老得掉光了牙的近亲，看顾我们家那栋苍老斑驳的旧屋。他从城里给那些嬷嬷叔叔们带上松软的面包、橘饼，而那些老人，总是用抖抖索索的手，量上一二升花生，让父亲提回城里。父亲一直不忍饕餮，一颗一颗细心地剥了壳，炸成花生米，用玻璃瓶装了，放在饭桌上。吃的时候，他总是极有节制，极有耐心地，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品咂出故乡的滋味，那回味无穷的故乡的滋味啊，才不至于很快地从空气中散去。
许多年以后，我忽然回想起属于乡村教师的那段时光。我的讲台上，常常会出现一小把花生。那些农村的孩子，睁着纯净的眼睛，却无人承认是谁放的。只是七嘴八舌地说：“老师，你就把它吃了吧。”有时候甚至是一大包，无声无息地潜伏在我住房的办公桌上。那样单纯的用心，甚至令我不忍用肠胃去脏污它。
后来我知道，每天生吃一把花生，可以润肺、化痰、清咽，防治咽喉炎。而我，时常嗓音嘶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咽喉病。这些每天在我的目力威严之下小心翼翼的稚童，没有计较我的严厉，却记挂着我的隐疾。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在我离泥土越来越远以后，几乎再未有过了。
现在，我在钢筋水泥地面上生活的年头，早已超过了在泥土上面翻滚的日子，可是泥土对我捧出的东西，却永远超出于城市的给予。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离开了泥土，却用一生来怀念泥土。是的，世界上永远不缺乏这样接近于矛盾的守恒定律。当泥土越来越少，钢筋水泥越来越多。经年以后，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抔土，会温柔地，慈悲地，给予我们一个最后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