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出身于新闻记者，英气早发，笔露锋芒。
自追随蒋介石之后的二十二年间，凡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几乎无不出自其手。他长期参与国民党中枢机要，出谋献策，常能提出预见性的政治见解。蒋介石对他深为倚重，外界更是把他视为“辅弼重臣”，推为“当代完人”。但他自己却不止一次地对亲近的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并多次告诫后辈：“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陈布雷曾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或许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之路……
一、我的舅父陈布雷
曾经担任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的冯乃超，1979年10月建议我给陈布雷写一篇传记性的文章。他信上说：“你对陈布雷比较熟悉，找资料可能有较多的线索。为这一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写个传如何？给蒋介石拿笔杆子，想来不会愉快，我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觉得他当时是感到痛苦的……对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应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单看进步的一方面的人们是不够的。”四个月后，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到此事：“《民国史》编写的任务，我想各校都有分担责任。《陈布雷传》你独立写一篇何尝不可？要有决心上图书馆（报库）里泡一段时间。这样也可能是一种锻炼。”
可是，我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布雷先生虽是我的舅父，我的父亲翁达（祖望）在陈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多年，但我对陈了解不多，不深透，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这几年中，我写过几篇有关陈布雷的短文，发表后引起相当普遍的注意，但全面性的传记却一直未敢动笔。现在，我就权以本文替代那至今未能完成的陈布雷传记的撰写任务罢。
写了一生文章，却无著作传世
陈布雷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生写了很多文章。二十二岁（1911年，宣统辛亥），他方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即就任上海《天铎报》撰述。当时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写短评两则，每十天写社论三篇。以后，他在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时，写的文章更多。在《天铎报》时，一部分评论用“布雷”署名；后来在《商报》写的社论，则大都改用“畏垒”署名。可是到了后半生，他主要是为蒋介石代笔写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文章就极少了。偶有，多半也是为至亲契友写的寿序、悼文之类。这本《回忆录》是从他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写起，到1939年五十岁（虚岁）为止，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他家庭生活、求学经过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经历。原稿是用老式红格十行本墨笔写的（他习惯用这种簿子）。分两册：第一册是1936年夏他在庐山写的，写到1921年；第二册是1940年在重庆老鹰寓所养病时续写的（正是他五十生辰后一年）。出版时合成一册，二十开本，共九十五页，约七万字，还附了十帧照片，人们可以从这一本《回忆录》约略了解他的一生，可惜写得早，抗战胜利后就没有接续撰写，以致不能包括他一生最后九年的记录。《回忆录》前，陈夫人王允默写的“前记”中，虽述及“至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在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陆续付梓”。但后来很快全国就解放了。据我所知，陈夫人对陈一生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大抵剪贴成册（据说有两本）。同时陈自己从1935年3月起，天天都写日记。未尝中辍，到他去世为止，也有十三年半，十行簿至少得几十本。这些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抄家风中全被抄走，一度以为已经散失。现已查明存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史料说，应该是件幸事。因为这是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陈布雷本人十分有用，即从研究中国现代史角度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孝父忠“君”
不少人说陈布雷的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这是事实。陈布雷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依仁府君有两个兄长。兄长生了一子（陈训正，字屺怀）二女；仲兄无子。依仁府君却有七子七女，陈布雷居长（后来过继给二房了）。陈对父母极尽孝道，事事向父请示。父有命，从不敢违。十四岁时，父命应童子试，尽管心里极不愿意，还是去应试了。十七岁时，他在慈溪县中学堂求学，奉父命转学于宁波府中学堂。次年，因故在宁中辍学，得友人介绍而投考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也是请示父命而成行的。1910年夏，是他结婚后一年，在浙高正科还未毕业，却值浙省议送官费生十名赴欧美。他得到了浙高老师、岳父杨逊斋（号敏曾，历史学家，后任北大国史教授）的赞同和鼓励，在已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课后，由于父亲以家庭原因去信劝阻，他也就遵命放弃了这一机会。1911年6月，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天铎报》担任半年撰述，很快以长于撰论出名。当时，戴季陶创办《民权报》，叶楚伧创办《太平洋报》，陈陶遗接盘《申报》，都对陈有相约之意。陈自己不敢做主，请命于父。思想保守的父亲，认为上海“洋场”，非青年所宜久居。正值从兄参与发起创设宁波效实中学（1912年，即民国元年3月），所聘教师多是上年浙高毕业的同学如文科的董世桢（贞柯）、理科的冯度（威博）、王子让等。陈又从父兄之意，受效实中学英文、史地教员之聘，而放弃继续办报之机会。1914年7月，依仁公忽病故，遗子女多人，陈哀痛逾恒，且根据其父遗愿，毅然摆脱一切，家居达五年之久，专门经纪家务，并继父志处理家族事务以及乡里公益事业等。这同他个性格格不入，但还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了。而且在父丧后两年中，还谢绝在甬兼课之约，显然还有“重孝”不出的用心。1916年，效实同事虑陈乡居苦闷致病，力请兼课，始每周去甬任课若干小时。直至1918年发妻杨氏以产后子痫症去世，始于次年辞去族中事务而去上海。
后来，他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其忠心耿耿的程度，亦为近世文人中所罕见。正如他的遗书中所说：“我心纯洁率直，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最后以“感激轻生”自了。他对蒋可说达到愚忠的程度。
还有一件小事，时间在1933年夏。陈布雷回到浙江慈溪官桥家乡，为其祖母祝百龄“冥诞”。有一天，慈溪县县长来拜会，陈闻悉立即换衣，穿上长袍马褂出迎。其实他那时已两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还担任过一年教育部次长，而来者不过是一个县长。但他丝毫没有一点自大或轻视之气，相反，却是恭陪交谈。县长告辞时，陈直送至大门，弄得县长“诚惶诚恐”。过后，家人问他何必这样谦恭，他说：“县长是地方‘父母官’，我回了家同是‘治下民’，自应加以礼敬。”可见，到这时代他还是恪守封建礼教而不稍苟且。
反清反帝及其局限
陈布雷自早年起实在又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革新精神的人。他热爱新闻事业，且把前半生的二度记者生涯视作一生的“黄金时代”。其后进了官场，仍对报人生活梦魂系之。这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少年时代，他曾参加过“覆满同志会”秘密团体，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十七岁那年，入宁波府中学堂方两月，因发表演说中批评校内旧生生活腐化，竟激起学校风潮，后来他不得已自动退学，但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都同情他、支持他。十八岁，他进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4月，杭州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他任会场新闻编辑，这是他对新闻工作的第一次尝试。当时，国文老师沈士远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陈与同学们在课堂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而毫无顾忌。这年秋，他充任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反对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组织宣传，并集队请愿。1910年，清廷尚未倒台，他就与同学相约，剪去了辫子。1911年10月，武汉义师发动，他一连写了十篇《谈鄂》，在《天铎报》上发表，鼓吹革命；并参加在上海张园举行的民众大会，发表演说。次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他立即报名加入。参加成立大会之日，还与徐家光、林斗南（名瑞甫，曾任商校校长）为选举事，展开激烈辩论。陈自己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骘人”。后来受到他的老师冯君木的批评，说：“少年时炫露才华，祗自形其浅薄。”他对冯师素极敬佩，从此他就遵师教而“不再在大庭广众中轻率发言”了。
陈布雷那时期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鲜明的。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他不避艰危，力持正论，在为《商报》写的社论中抨击受贿者为“猪仔”议员。1924年7月，他在《商报》本埠新闻栏写评论，抨击公共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遭工部局控告，被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多次，几被投入狱，经延律师辩护，总算罚款了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工部局警察头目爱佛生在学生爱国游行时突令开枪，打死南京路上游行的工人、学生多人。6月1日，全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风潮。那时，陈作为《商报》记者，不仅每天撰写反对英帝日帝暴行、鼓舞群众的评论，而且还深入群众团体，进行采访，奔走呼号。这里留有陈当时写给其四弟训慈（时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家书中有关的一页，抄录如下：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这是家书（信末未写年月，时间当在那年6月10日左右），与当时《商报》社论相印证，更可见其爱国、反侵略的真实性。信中提到的“琯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琯卿，似可见他的思想尚未能摆脱“国家主义”的窠臼。但据甬上教育界中人说，陈当年连续发表在《商报》的社论中，对五卅与以后各处惨案，均竭力主张“惩凶”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等等，支持粤港工作长期反英罢工，直至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不过五卅阶段，陈的持论又主张“缩小对象”，逐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尽一致了。他对当时以虞洽卿等为代表的“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虽也有反感（见《回忆录》），但未能看穿当时上海和各地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早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买办威胁和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终于单独宣布停止罢市，与工商学联合会唱反调，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段时间，陈的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的立场相当鲜明，因此，他的文章深受上海中产阶级及广大市民的喜爱，《商报》社论脍炙人口，甚至当时共产党刊物《向导》也常转载他的文章，有意罗致他，但终因他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未能再前进一步，而竟无形中退缩持平。
抗日的决心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陈布雷在五卅前后已早有认识。五卅事件原由日本资本家在上海办的纱厂枪杀华工而起，以后又勾结英捕屠杀游行学生酿成惨案。当工潮中，《商报》发表了反日侵略与抵制日货自救的社论。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进攻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蔡公时），死我民众，宇内激昂。陈在报上撰《暴日应惩》社论，后来在《时事新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好些反日文章。其后日帝侵华日亟，自九一八不战而失东北三省，至一二八淞沪战役等，陈自也忧愤日深。可是，他那时已进入国民党官场，就不能随心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后在南京供职，更进而只能执笔为蒋介石说话了。他常对亲友提及，抗战开始时，他奉命写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稿和1938年奉命写的《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的长文，是他多年来最称心之作。前者是宣布抗战开始，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而后者则是反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诱降，表示中华民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和他自己的思想和希望完全合拍，所以写来得心应手，写成后心情舒畅，事后还津津乐道。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关键时刻，陈布雷一家曾出现四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第一个报名是他侄儿陈迨（现在台湾），1943年末在重庆南开中学与同学数人率先报名投效中国远征军。陈知悉后，即挥笔题了一段勖勉的话，如下：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
稍后，三子陈适，五子陈迈，也先后报名从军。当时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投军。陈适在同济大学学测量，报名参加炮兵；陈迈在交通大学学土木工程，报名参加工兵。陈适怕父亲阻拦，事先未告诉父母。陈迈也踌躇再三，未敢启齿。没想到陈布雷知道儿子报名投军，非常欣慰，马上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勖勉。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原诗如下：
儿名曰阿迈，儿字曰季前；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问儿何所望？破虏靖烽烟。问儿何所忆？乡土陷腥膻。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贻儿以短襦，戎装裹鲜妍。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勖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椽，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通俗晓畅，毫无矫揉造作，民族精神贯穿全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诗中连用三个“问儿”，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在民间一向流传的《木兰辞》。
陈的幼子陈远（现在北京，改名陈砾），那时还在南开中学初中求学。这个自幼关心国家大事的少年，尚未到入伍年龄，竟然瞒着父母也去报了名。在体格检查时，唯恐体重不足，暗地里塞了好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后来仍未能获得通过，使他很感失望。父母获悉后，劝他过两年再报名。当年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子弟是没有人会高兴去当兵的，即使是小职员、小商人的子弟也很少肯投军，逃避当兵的事倒是到处可闻。从这里，可知陈布雷对子女是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
淡泊廉洁
陈布雷先生一生淡泊、廉洁，他做了半辈子官，从不搞特权，真正是两袖清风。他生活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是人所共见。寓中陈设简单，会客室中仅三件旧沙发；自己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颇不以为然。潘公展与陈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友，但陈一旦知其加入CC，即渐与之疏远。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更是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么糟，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在作祟。但对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殊不知军统特务正是蒋介石用以自固权位的工具，而孔、宋二家及其僚属，如无蒋之宠信与裙带关系，哪能“笑骂由人”，久居高位？陈布雷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这些人周旋外，曾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祥熙）、宋（子文）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
1943年11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就是孔祥熙。蒋既出国，陈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关要事须与副院长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据孔在事后对他人说，内有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本票）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当即把信封掷还给孔，拒绝了孔的收买拉拢。过了些日子，陈的侄孙陈辟尘（陈屺怀长孙，抗战时在中央银行工作），在休息日来探望叔祖，陈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辟尘听，还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据说孔祥熙当时做不到国民党总裁，就在中央银行编制中也设了一个总裁名义以自命。所以“你们的总裁”这一称呼是体现陈布雷对孔的嘲笑。这件事，陈辟尘迄今记忆犹新。
陈布雷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等都较熟悉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还是青年报人，对之企慕特重。陈同张治中、邵力子则更为接近而契好。邵力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卸任驻苏大使后回到重庆，就住在陈的家里。那时陈自己住在美专街一号，南首还有一幢四号的房子，因为办公地局促，无余室作亲友偶来居住之用而加租的。1943年，邵力子自苏回国，一时无住处，陈留他在四号屋子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邵每天一起进餐，亲密犹如家人。陈称呼邵为“力子先生”。张治中对陈担负的政治任务与处境比较了解。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张治中到南京湖南路寓邸访陈，我正好在那里。张治中问我：“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说：“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惊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惦着他，特来问候起居而已。”我陪张在会客室坐了些时。张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内心敬佩他。”陈称张也称文白先生，张来访时，常被迎到私室长谈。
对于CC系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公私间都对人表示（包括对蒋的表明，并得到蒋的默许），不参与CC和什么中统组织。尤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中心迁来重庆以后，更较疏远。据他当时身边的秘书告诉我：陈果夫常派他在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的办公室走动，但很难得到陈的接见。陈还对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还不接受以CC为核心的合作金库名誉之聘，并告诫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与郭沫若的交往
陈布雷与郭沫若抗战前在上海就有旧识。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是很起一点作用的。当时郁达夫利用他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社会地位，也已在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的通缉。陈布雷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著作捧到蒋介石面前，称“郭沫若为国争光”，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把郭的著作翻了一下，同意陈的看法，准备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但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对蒋说：“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陈又认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共产党员，对政府有疑虑”，力主与共产党配合行动。乃通知周恩来，由李克农通知阿英（钱杏邨），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直到陪伴郭沫若归国。
1938年冬，我在桂林参加了郭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以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多年。三厅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单位。由于我的社会关系，那时我也做了一些有益统战的工作。因为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在当时虽然名为国共合作，纳入军委会的编制中，实际上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歧视、排挤的单位。郭老诗人气质浓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免要激动。我通过陈布雷的关系，也在三厅和顽固派之间遇到障碍时，适当做些疏通工作。郭老和杜国庠不止一次由我陪去和陈布雷洽谈。陈多次表示对郭和杜的思慕之忱，欢迎他俩常去他家谈谈。上文说到“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这段话也正是那时说的。而郭和杜也认为“陈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周恩来的创议和指导下，重庆文化界以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发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周恩来说：“这实质上是为了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的一次重大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根据周恩来指示，也邀约了国民党的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等做发起人。我是以阳翰笙为首的筹备工作组的一员，根据工作组的决定，我特地去访陈，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应允，并即在“缘起”横轴上签了名。接着，他还写了一封给郭老的贺信，如下：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过了几天，陈布雷又写了四首七绝以祝，原诗如下：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回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以民国十年前后最多。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成绩斐然。）
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七七事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归舟三宿见旌族”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陈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以上各条注文都是陈自注。诗句是发表后改易几个字的。）
陈自己不长于书法，就请他的左右手陈芷町（名方，江西人，当时任侍从室第二处组长）把贺诗代书在一立轴上。陈芷町代书时，把最后一绝第二句原稿“文士心情金石通”改为“相惜文心脉脉通”。这一改在诗意上是更好一些，但同陈布雷一向自谦的风格则有点不一致。事实上，陈当时曾踌躇于用这一改句，是否有抬高自己之嫌。陈芷町说：“你们两人都有‘如椽大笔’，且你的贺信中，不是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吗？”贺诗是交我送达郭沫若的。当时四面八方送给郭的贺联、诗词，真是不计其数。郭在纪念活动结束后，对陈的贺词特别注意，询问我：“是否布雷先生手笔？”笔者据实以告：“诗是他自己作的，写在贺幛上却是陈芷町代笔。”郭马上挥笔也写了一首答诗，并也附一谢信。
陈布雷自做了蒋介石事实上的幕僚长之后，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他对祝寿这一类活动不喜欢附和。这次为郭庆祝生日，他表现得那么热情周到，当是出于“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息息相通”吧。
1945年6月，苏联科学院给郭沫若和丁西林发来了苏联科学院建院纪念大会的邀请书，由于国民党特务戴笠横加阻挠，以致未能应约如期前去。那时，郭是很想赴苏一行的。这时冯乃超（文化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的书记）希望我为这事尽一些力。我于是为此专访陈布雷，转达了郭沫若这一意愿。陈听了我的陈述后，不表示相反意见。之后，经陈向蒋介石婉转陈词，郭的苏联之行终于得到实现。
周恩来的期望
抗日战争起后，陈布雷同周恩来接触的次数也多起来。周恩来公正和大方的风度，使陈布雷深为感佩。一次，我同陈布雷谈到“摩擦”问题，他说，“都是共产党不好，游而不击，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命令。”我说：“不是这样吧。周副部长（当年周任政治部副部长）说‘摩擦’是国民党军队故意挑起的。”陈于是又用他多次说过的话：“你们年轻人，阅历不足，容易受一方宣传的欺骗。我是看得多了。”我说：“有的宣传，当然我们要分析研究。但周副部长说的都是历历有据、令人信服的事实。你能说他列举的例子不是事实吗？”于是陈就默然无言了。对邓颖超他也表示佩服。日本投降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陈在一次有邓颖超参加的会议结束后回家午餐，我刚去美专街他家，他说：邓颖超给他印象极深。并且慨叹：“我们国民党就缺乏这样精干的人才。”
1941年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郭沫若家做客，我也恰在座。周恩来对我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上一向是不放过一切机会为革命争取同盟者和同路人的，上面这几句话，言简意赅，重犹千钧。我次日就将这话特地去传给陈布雷。陈听后沉思良久，半晌才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周这样的人太少了！”这后半句话，出自陈之口，正好说明他的偏见和局限。
1946年3月布雷先生才回到南京。有一次，陈托我代他在上海买一支老式派克自来水钢笔。我买妥后，决定赠送给他，并附去一短笺，再次复述了周恩来在重庆时嘱传言的那几句话。陈旋即复我一短信，开头说：“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来信中有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接着他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信的末尾用两句话作结束：“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布雷先生次女陈琏，中学生时代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以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陈的一家中第一个“叛逆”。陈曾多次试图用严父的地位和慈父的感情劝阻女儿走向革命，当然都没有成功。1940年，陈琏在重庆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兄姊幼弟多在重庆，她有心选择昆明，使家人耳目难及。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失踪”，陈布雷与家人闻讯深为不安。我把这件事同郭沫若谈了，郭又反映给周恩来。有一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郭沫若家，把我叫了过去，严肃而又亲切地问明了情况之后，对我说：“你可告诉布雷先生，不要急，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隔了十几天，周恩来又对我说，已分别发电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查询，陈琏两处都没有去过。原来，当时国民党特务在西南联大秘密活动，陈琏所参加的校内一个进步组织受到注意，有被捕之虑，为避开特务追踪，当地党组织把她转移到云南石屏县乡下。1942年初，根据红岩村的指示，陈琏回到了重庆（记得在当时，还先商定由陈琇在报上登一小广告，语简情切，劝陈琏见报来渝。不久，陈琏果然自滇函告来渝，举家欣慰，还以为是小广告生了效）。当时陈琏到重庆未回家前，她的同志、朋友不少已到达延安，她也渴望即转往延安学习。但周恩来听到后，却恳切地劝导她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同。现在国民党反共，但究竟还说是国共合作抗战。你如去了延安，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当时邓颖超（据后来所知，正是陈琏的入党介绍人）在旁也晓以大义，希望她留在重庆求学，一面仍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战时的统战工作是做得多细多深。
无法解脱的矛盾和苦闷
布雷先生后半生一直陷入深重的矛盾和苦闷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极其烦躁、痛苦的心情中度过的。同陈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属僚以及一切真正相知的老友都知道他自从政以后，很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经常表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担任记者工作的那些年份。他对当年上海望平街的报人生活，一直向往，渴望重回新闻界。蒋介石对任何人为他起草的文稿，都要用红蓝铅笔反复勾画，有时明明根据他的意见改了，一会儿他又画掉或又把它改回来。陈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这还仅就文字本身而言。有时陈对蒋叫他写的文稿，也提出一些建议和自己的看法，但绝少为蒋所接受。一次最突出的事例，是蒋介石叫他写的那本《西安半月记》。1936年蒋在西安那次，侍从室有毛庆祥、汪日章、王学素几个秘书随行，蒋同意陈留南京稍缓再去。恰好这次发生了张学良将军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赖中国共产党的苦心斡旋，使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回京后，指使陈布雷把接受张、杨要求的过程篡改为“对张、杨训话”，并面授了全书的要目，叫陈到杭州去“闭门造车”。陈根据指示不住在自己家里，而在里西湖的新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陈虽未去西安，但事变经过全然清楚，现在要把蒋被迫承诺条件，伪造成“领袖”对张、杨的“训话”，他感到这是他那一支笔的最大耻辱。他无处泄愤，只好在家人前发火出气。他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在旁的陈夫人急得奔告陈的五妹若希（我的母亲）去劝说，陈还是暴怒如故，说：“你们不懂，写文章当然有难易，但叫我全部说谎话，怎么不动肝火？”说着说着，又把一支笔在墨盒中狠戳，以至把这支笔杆也戳断了。这对陈布雷来说，已算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了。话虽如此，最后陈还是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西安半月记》，包括对张、杨的“训词”。
抗战后期，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叫他执笔写《中国之命运》。长时期来，陈已把奉命写文当做痛苦的事，借故拖搁了很久。蒋催促多次，陈最后以牙痛去成都华西医院做老年假牙为由，把执笔的任务推荐给已进侍从室的陶希圣，蒋同意了，陈这才舒了一口气。
一个陈的同邑知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是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的呼喊！
陈又对老同学董贞柯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对下一辈也常有此表示。早在1932年夏，他的长子陈迟中学毕业后，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想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由于时代背景，他对日帝侵略的忿恨，想进中央政治学校。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听完他的话，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后来陈迟终于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陈的另外几个子女分别学医、学测量、学土木工程，两个最幼的有一人进北大文科，这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事。
抗战胜利后，陈的一位亲家公、三子陈适的岳父董廉三，曾以多年老友的身份劝他“急流勇退”。陈青年时代在杭州的同窗知友董贞柯、范秉琳也恳劝过他：“身体这样不好，且已勉力坚持到抗战胜利，还是引退吧！”陈却痛苦地回答：“无法自拔了！”
还有一位叶景葵（葵初），是陈求学浙江高等学堂时所敬爱的一位老师，那时，在上海办一所“合众图书馆”。有一次陈特地去拜访，叶对陈说：“你做了官，初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次长，我们已经不大愿意同你来往了。后来你担任了什么侍从室主任，我们连看也不愿意看你了。”还说：“蒋如此做法，必无好结果。”陈无言以对，只有望着老师失声痛哭而已。
陈布雷身体一向孱弱，繁剧的工作，长期紧张的脑力劳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加上无法摆脱的矛盾和苦闷，失眠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到后来，几乎每晚非服安眠药不可，每次剂量达四五颗之多，而且不时更易新品种，其中很多是进口的烈性安眠药。朋友出国回来，送他别的礼物他不收受，如送安眠药给他，他从不拒绝。抗战后期和胜利以后，陈感到自己体力日衰，不堪工作，曾不止一次萌自尽之念。实际上，身体不好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心境恶劣。他既看不到前途，又不能自拔，与其在苦闷中煎熬，不如一死了之，以求解脱。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他的近身助手陈芷町打电话给他，向他报喜，在电话中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但陈布雷却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艰难的日子正在后面呢。”那时我们也参加了重庆的胜利游行，兴高采烈地回来，而他却满面忧戚，毫无欢容。可能他一方面洞察到国民党内的腐败已积重难返，同时也可能他了解内幕太多，因而已预见到一场更大的内战终将不可避免吧。那年9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开始，他的心情一度似曾比较好些。可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愈来愈使他失望，他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锁得紧了。
自杀
1948年11月，在陈布雷心中酝酿已久的自杀之念，在淮海战役震撼大地的炮声中化为他的决心。那时恰好他的胞妹瞻华的独生女在上海结婚，陈就借此为名，力劝夫人王允默等到上海参加婚礼。包括我的父亲也被他劝走，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和亲友们会会”。这显然是他有意的安排，但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断然走上了绝路。因此在他自杀前二三天，和他同住在南京湖南路寓邸中的，仅秘书蒋君章、书记金省吾、副官陶永标、勤务严尚友以及司机、厨师而已。11日，他关照陶永标，说他精神不好，如有来客，一概不见。当天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杂记”，接着他就给蒋介石、陈芷町、李惟果、蒋君章等以及夫人王允默、胞弟训慈、训悆和子女写诀别信，达十数封之多。12日，他突然打电话把女儿陈琏的丈夫袁永熙找来，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这话他对下一辈已告诫多次，而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又郑重地说上一遍。当天深夜，他把自己反锁在室内，吞服了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待13日上午，陶永标三次敲门未应，从气窗爬了进去，已经晚了。这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的毒性，足以致二十多个常人于死地，一个瘦弱的书生怎么抵挡得了呢！这时候，陈的一叠遗书也被发现了。大家只见陈平生爱用的狼毫笔没有插入铜笔套，还搁在墨盒上；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未加套，还在他枕边……
遗著、遗书
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一天写的一篇“杂记”，当时有的报纸也发表了。文如下：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7月6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有些价值。
而我是为了脑力实在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着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子已经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为我有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的罪恶。
天下最大的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之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之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迟钝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力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过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分心去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有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的，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己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如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算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是足以发生大变态的，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期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陈布雷留给亲属的三封遗书全文如下：
临终遗夫人书
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愆，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言可求谅恕。但婉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唯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临终遗训慈、训悆、叔同诸弟书
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七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之疲散不实，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方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方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生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只望弟等告病而死。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并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唯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彦及手书。（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临终遗诸儿书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十九岁，而父之年已过矣。国家遭遇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廿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
根据手迹影印的陈布雷《回忆录》，1949年1月在上海出版。陈夫人王允默写了一篇“前记”，文中叙述了她对“先夫子”自尽的看法。文如下：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施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尝谓人生谁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友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
同年2月20日，陈布雷逝世百日祭，王允默又在《申报》发表《悼布雷》一文。这篇文章对研究陈布雷也有参考价值。全文如下：
悼布雷
——陈布雷逝世百日祭
王允默
呜呼布雷，君之于我，犹如明灯，亦类指南，而今明灯陨落，南钉坠毁，我这一叶孤舟，面临汪洋，将何以续航？君自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世人竟以辅弼视君，推为“当代完人”，孰知允仅小离数日，岂竟生机绝灭，乃遽以身殉，呜呼痛哉！此后岁月，允自身甘苦，姑置不论，综君生平，遗恨孔多，挥泪怆悼，洵百身莫赎也。
允三岁失怙，三十失恃，百天而后，来归于君。承君厚爱，教导指示，无微不至，情好专一，煦和雍穆，亲朋见慕，久而弥钦。虽家计艰啬，然履处则泰。今君中道捐弃，实命不犹，夫复何言？留此忧患余生，度人间最痛苦的岁月，自己了无生趣；所以犹覥颜人世者，老姊身世孤苦，幼儿尚未成立，苟延残喘，欲有以慰君在天之灵尔！
君年十六，即失慈亲，二十五岁，又遭失怙，三十岁更逢琴瑟失调，其时子女五人，幼弟弱妹，又近十人，扶植教导，俱集一身，家庭多故，形销骨立，相见之初，心窃忧之。君自谓形体虽瘦弱，而先天尚厚，可望永年，且相者曾许古稀可期，喻解恳款，情挚言真，但允终忧相者之说，事涉迷信，强弱寿夭，端赖摄生，奈因生不逢辰，时会多艰，事与愿违，驯至回天乏术，溘然长逝！犹忆民国十五六年间，领袖简拔贤良，君亦与焉。君尝以一介书生，擢升要道，参与密勿，深惧殒越，贻误国事，转辗抱愧，耿耿在怀，辄愿以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终因领袖礼遇有加，友朋敦劝备至，恪于至诚，不欲过拂，遂涉宦途。人或有以新贵贺者，辄拂然不怿，归则绕室彷徨，终宵无欢。迨九一八事变而后，鉴国势之艰虞，惧大厦之倾覆，始毅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明训自绳，许身于国，夕惕朝乾，克己俭行，期分领袖忧劳，争取国族光荣。凡亲友往还，语不及私，间有以私事干扰者，辄多婉谢，退则又自责不近情理，失好亲友。然而公私不能两全，人天交战，抑郁寡欢，不可终日。允洞悉此情，从不以兄姊甥侄等事轻相烦累者以此。
明儿怀胎七月而生，初生十五年间，孱弱可虑，死生莫卜，幸护持在意，卒获长成，窃尝自喜。乃君终以宵旰忧劳，不遑宁处，寝至体力不继，遘兹鞠凶！朝夕侍奉，卅载心力，略一疏忽，尽付东流，抱恨终天，追悔何及！历检君能脏器健全，然诸症丛集，殆成宿痼，往往呻吟郁结，不能自解；值有要公，仍强自敛藏，奋然若失，故人多不知君病之深且危也。在君因责任心重，以为身荷重任，终宜敬恭将事，自身症患，未暇计及，而不知病益不治。曩者先舅谢世，弟妹幼弱，屏弃一切，困心抚教，不自计本身基业之成就。迨允来归，屡经讽劝，其后四弟叔谅，亦渐知家业兴替，乃始摆脱家务，专心国事。会逢国运累卵，忧愤交并，遂矢志奉公，竭己尽命，不敢少休。既捐弃嗜好，复屏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呜呼人非铁石，何堪苦思焦虑，长年憔悴，鞅掌胼胝，尽日不足，如此公而忘私，国尔忘身，今大局未靖，君已先自毁灭，赍志以殁，静言思之，谓非时代之牺牲者，抑何可得？
友好知君荏弱，忧君辛劳，讽示勿亲细故，不知君思虑缜密，稽考周详，撰拟文稿，每以作者身份说话，而以读者感想下笔，耗竭心思已甚。而处理事务，必综核名实，冥推利弊，且往往揣摩不良后果，预计应付步骤，以此恒自憾才力不称，学识不足，耿耿孤怀，其何以自别于乡愿？终因世风不古，同志难求，不敢身尸要职，有负领袖识拔，友好推崇，默默自了，结束一生，惨乎痛哉！允尝私咎上苍，既赋君以志，曷更予君以健康，俾少有建树，藉偿其愿，如今饮恨终古，自听湮没，于世何补，于民何有，呜呼痛哉！
王允默在《回忆录》的“前记”和《悼布雷》两文中，对蒋介石固是歌功颂德，但也并无反共的词句。她所说“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且，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却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陈布雷先生的思想。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传到上海，陈的青年时代同窗学友董贞柯曾说：“死得其时，犹有哀荣。”但我在全国解放后见到张治中和邵力子，他们都说：“布雷先生可惜了，他没有勇气活下来，他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一个爱国书生。”陈的老师钱均夫（钱学森之父），也惋惜地说：“布雷如能活到今天，看看站了起来的新中国，该多好！”钱老先生是清季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后在浙教育厅任首席秘书，与陈又是同事，他是很器重陈这个老学生的。
我的第一篇写到陈布雷的文字，即《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公开了一个一直为人所不知的秘密，说：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员推荐的。当年，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攫取军政大权后，他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面目已日益暴露。正好这时他到上海，想在新闻界物色一位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李一氓在内，考虑能不能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推荐一个能为中华民族着想的人物，从而对减少革命的损失多少有所裨益呢？当然，推荐一位革命的人物必不能见容于蒋，只能找中间的，比较正直的，于是想到了陈布雷。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向蒋推荐，李老未谈。我后与冯乃超谈及此事，他说他当时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然而他说李老的话是可信的，因为李老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
布雷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他同亲朋的谈话中，在他同友好的通信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在他的遗书中，以至在王允默的悼文中，都可以找到“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事实上，“书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是“无用”，而是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的甚至是相当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你是否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陈布雷的“如椽大笔”后来没有能为亿万中国民众服务，而只是效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才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我对我这位舅父的德操一向是钦敬的，我们上一辈和同辈的亲戚对他的私德，也同样钦敬。记得张治中在和我交谈中，曾两次对布雷先生的品德表示由衷的叹服，还说：“你有这样的好娘舅，实在是你的幸福，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了。”淡泊、廉洁，正义感、爱国心……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好品德，在布雷先生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邹韬奋先生与他在《时事新报》共事时曾为文赞美过他（近年出版的《韬奋全集》还收录此文）。韬奋对陈的文章、正义感、爱国心，特别是对职务的认真态度等等，备极颂扬，甚至视作楷模。上文述及周恩来说的“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当亦指此。无怪乎当前海峡两岸，凡是接触过布雷先生的人或略知他品格的人都在纪念这位历史人物。
（翁泽永）
二、先兄陈布雷杂忆
家庭、宗族、乡邑
先胞兄陈布雷（1890年生）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他十四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主要是从兄陈屺怀）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禅诸师）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佛矢）、吴兴、戴传贤（季陶）一道，使《天铎报》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申报》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二十五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来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约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十人。时最长的三妹二十二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十六岁者共四人。我十四岁，五弟训恕十岁，以下是三个四至八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实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商报》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父丧后布雷对诸弟妹的衣食、教养、婚嫁之操持，不尽缕述。这里仅就他对我、对五弟训恕（行叔）的培养为例，作些回忆。
我在父丧那年，离高小毕业尚差一年。当时亲属长辈有以为布雷已承继于二房，且在外文教界已有资望，我在宗法上为三房长子，还是改计业商为好，将来在近处商店做事，便于带管家务。盖甬人重商，以为生意人精明，善理家务。众口成理，到秋季开学时，即准备让我辍学从商，而让训恕独自仍去慈城住校就学。他只十岁，家里陪去的人回来说，当替他铺好床位后，他哭了。布雷和我闻之都感不安，这才决定让我仍去原校读毕业，后还读完中学。1915年夏我考入效实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大同学院专修英语，目的似仍在想学好英语后在沪从商。五四运动那年，因学校罢课停考而返里，我以为没有续学希望了。原来，布雷认为几年来大家庭以有限的恒产岁入（包括田产及合资之店息所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有入不敷出之虞，故不能不作一规定，弟妹人人只可读完中学为止，并要从我开始。他对我说，除非有什么可以不付学费的高校可考，否则就不能再求学了。谁知恰巧这年报纸广告载南京高等师范招生，果真不收学膳各费，布雷一见，喜出望外，立即要我去考，其爱护培育之心令人感奋。我经一番复习，竟得考取南京高师，以后该校又扩建为东南大学，我又于1923年续读大学学分，次年以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而为文学士。如非胞兄布雷之着意培育，我是不能达到如此文化水平的。
五弟训恕，在我手足十余人中是最慧敏的。他在中学毕业时，名列第一，亲友都主张应让他升学。可是既有诸弟妹皆读完中学为止的成议，而布雷又甚拘谨，以为对诸弟要一视同仁，不可例外。这时行叔以效实第一名毕业可保送升入圣约翰大学，而圣约翰是教会学校，学费较高，布雷即毅然决定由他个人负担，不在大家庭内开支。此时，布雷已有子女五入，续娶嫂嫂还将生育，凭他夜里工作、白天兼任他职之所入，省吃俭用，始能供给行叔学费。如此满四年后，行叔又发生了出国留学的问题。原来五卅运动那年，上海学生发起反帝爱国运动，而圣约翰美籍校长卜舫济禁止学运、侮辱我国旗，致使爱国学生抗议离校。在这次学生的爱国行动中，行叔虽只有一个月就可毕业，但他和许体纲等同学，热心奔走宣传，不惜放弃教会大学文凭，与其他同学一致行动，退学以示抗议。当时爱国教育家和民族资本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大力支持，捐地捐款，即在当年秋季，创办了光华大学，接纳所有圣约翰大学退学的同学，原圣约翰毕业班即由光华补考，发给光华大学毕业证书。行叔因在这一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表现较好，参与了创校之劳，乃受聘为光华大学秘书，并在低年级任教。这年冬天，他结婚成家，所入原可自给。但当时有一惯例，在大学任教须有留学资历（中文除外），他自己又好学，光华教授中如孟宪承、李石岑等也都劝他留学英国或法国。这事向布雷提出，布雷实在犯难了：因为在上海“信交”风潮中，我们家两房的投资，折损甚巨，虽然采取拢会、举债等办法，犹未清偿，又因他于暑夏中重病两月，经济拮据异常。但是，尽管困难很多，他为了弟弟的前途，还是勉力为行叔筹措学费旅费，留学法国，除借贷于亲友外，凑集千元以助之。使行叔得于1926年8月赴法，进巴黎大学，研制经济学。原定三至四年为期，却因他嗜学若渴，本已着手写博士论文，又于1930年秋往德国进汉堡大学听课半年。不料返巴黎后，已患肠结核，竟于1931年5月3日不治去世。噩耗传来（时布雷在教育部任职，我在中央大学任教），对我们一家打击极大，布雷更陷于深深的悲痛中。总计此五年，为五弟留学所费当有五六千元之巨。但布雷得弟耗后，只在其《回忆录》记下“此为余毕生一大憾事，亦一最大伤心事”二语，而于平时绝不对人述及五年所费及对其个人经济之损耗。我们弟妹，则于丧弟之痛的同时，莫不感喟兄长为手足尽心竭力的深情厚谊。
关于其他弟妹升学的事，后来由于时势的发展，实际没有按中学毕业为止的成议去做。六弟训悆即升入上海同文书院，七弟训惠（叔时）也进过同文，后由屺怀设法公费使他留日三年，八弟叔同也随着去日。季妹玲娟，高中毕业后曾任小教，后考入杭州艺专，转入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不过她的学费已由几位哥哥协力负担了。另如弟妹的婚嫁，我和我以上的三位姐姐及以下的三个弟弟，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布雷操办。最小的季妹在南京成婚时，他亲自主持，自任大部分费用。事后，他才高兴地对我们说：三十余年前先父临终时心许办完诸弟妹教养成家之责，今日总算了此夙愿，始可告慰于先父。由此可见，布雷除于日夜工作外，对我们这个父母早故、弟妹成群的大家庭，是竭尽其家长的沉重责任的。但从丧父、丧妻、丧弟等不断的打击与折磨中，也使他的思想、性格因受了很大的挫折而至于忧郁善感。
此外，从族里救恤、教育等公益，推广及于乡邑若干学校、医卫等事业，布雷亦悉心尽力为助。这里仅从教育方面举述其要：先是先父所创立的官桥村鸡山小学，父殁后即由我兄继任校长，1920年由我继任，1936年增建教室，1946年，扩建礼堂办公室、教员宿舍等。两次筹募，均得布雷全力支助。尤以后一次，他为亲撰募捐启事，由他名义募得之款，约占全数的五分之四。1947年返乡一行，欣观其成。其次是宁波私立效实中学，于1912年由先从兄陈屺怀与钱吟苇先生等发起创立，当时经费即已较艰，以后校舍逐步扩建，大都皆赖捐募。布雷在该校任教，并曾任校长一年，历次筹募皆参与其事。抗战时宁波沦陷后停办，在上海设分校，支持数年，校长冯度师早至后方，组复校委员会，胜利后布雷被推任校董会主任，力助冯师共同号召各地校友合力募款，重建被毁的校舍。该校曾一度改名宁波市五中，现仍恢复原名，一直是我省的重点中学。另外，慈溪县立中学，战时全毁，亦赖布雷助其筹募重建，此即今日之慈湖中学。
与邵力子的交往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介石，经蒋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舍记者生活而从政。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他所最熟稔、认识也较早的是邵力子先生。虽在《天铎报》时他与宋教仁、戴季陶相识更早，但邵既是新闻界老同行，又是国民党元老，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因布雷在《商报》时期，邵力子恰在《民国日报》，主编其副刊《觉悟》，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遗志，名震一时，而为布雷所钦慕。等到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时邵力子虽亦从政，但始终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仍恪信三大政策。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邵虽久为国民党中委，但已日渐为蒋所疏远。
记得1930年，我始在南京前中央大学任教，10月间，布雷自浙来京，我去访晤，见布雷即住三元巷邵力子办公的地方。其时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邵为总司令部秘书长（总司令部即设于三元巷）。布雷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每来京皆因邵的关系而住在那里。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邵先生，当时我曾面请邵先生去中大文学院演讲，他说他现在最“落伍”了，向我辞谢，语极谦冲。不久，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要布雷辞去浙教厅事，来京任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布雷恳辞未即到任。这时，我在布雷处见到邵给他的信，劝布雷不必固辞，信中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说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可以说只是“仕隐”。我确记邵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昔人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此信布雷甚珍之，知我爱保存史料，交我保存，后失）。这种说法，我当时感到新奇，在当时官场中是难得听到的。由此可见他们过去在沪同操笔政，交情匪浅，故能作此肺腑之言。而“仕隐”一语，也可见邵原来不愿身入蒋幕，虽然勉为之，还是保持自己宗旨的。由此蒋对邵的不信任感，愈后亦愈甚。而蒋蓄意一而再地拉布雷到南京去工作，亦如拉邵入幕一样，但布雷虽一而再地拖延不去，终于去了，且日益陷于蒋的幕僚核心圈内，这当然是由于布雷的软弱，思想上跟不上邵，而在蒋是早有定计，必得之而后已。
毛泽东在其书信中有这样的话：“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激勉邵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而重新振作起来（1936年9月8日致邵函，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页）。这时正在西安事变前夕，邵在西北任陕西省主席。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府慎选大使，还是利用邵之比较进步色彩而委以驻苏大使。当抗战初期，美英袖手旁观，而苏联究竟还有空军武器援助，邵是出了力的。但约在1942年左右，邵和驻美大使顾维钧同时被召回国“述职”，盖因那时蒋在外交上一意亲美，反苏倾向日显，要将主要使节易人了。于是邵又被冷落，邵到重庆，一时竟找不到住宅，布雷即延邵住入美专街自己寓所毗连的屋中（此屋原为招待短期来渝客人而租定的）。当时二人间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还是时作晤叙，一起共膳，亲如家人。时已初冬，邵于过新疆时带来哈密瓜，我们多次被邀剖瓜共啖。
当时我亦住美专街，常有机会到邵老房间里去闲谈请教。布雷则又忙于文告的撰拟，盖抗战时每逢元旦等节日，蒋必有策勉军民的文告发表，需兄撰拟，而篇幅老是很长，且多滥调失当。我与邵老谈及时，邵即说他也常觉不宜，且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我告以布雷此等拟稿，往往写好后仍须按蒋意一改再改，蒋又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反反复复，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种种意想不到、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老即苦笑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惋叹布雷之拘谨服从，以为不妨力陈少写。我估计邵在住于美专街的半个多月中一定会对老友有所劝告进言。而布雷终于对这苦差事忍着、忍着，对于每年至少元旦和“七七”两次的文告撰拟工作，总是时近发愁，临事发恨，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松口气，这才对我发牢骚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动气时甚至说：“这种‘生活’（甬语，工作叫“生活”）简直不是人做的！”
后来邵曾在国民参政会工作，有时偕夫人来布雷寓所做客。胜利后在南京，当我与兄闲谈中问及邵的近况时，布雷说在蒋主持工作汇报或召开小型会议时，邵常坐得很远，很少说话，时或瞌睡，佯作疲惫。据闻他对蒋有所陈说，迄无采纳。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布雷主持的“宣传小组”，邵即拒不参加，并对有明显不利两党合作的社论，认为违反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这时，这两位老友已很少来往了。
布雷自杀之次日，邵来慰问家属，似在下午。他理智较强，但对此惨变，伤感形于辞色，频作叹息。他是竭力主张发表全部遗书的，这当然是有他的考虑。
邵后以和谈代表去北京不再南归。解放后，几次来浙视察。一次我特访谒于其所住招待所，邵老竟于次日来我家回访，勉励我和子侄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并问候在上海的嫂嫂。
与张治中的交往
陈布雷长久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担任过第一处主任的，如林蔚文、钱大钧，很少来布雷寓所，唯有1939年后约一年多时间内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与布雷交密。盖两人私人间往来原较频繁，在侍从室共事后就更密切了。以后张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常见他来布雷寓所访叙。布雷对我也常称道“文白先生有远见”、“能担当”等等。最近我见1985年版《张治中回忆录》中有一段题为《一个文人——陈布雷》，作者认为在侍从室期间，“帮助合作”的所有朋友中，陈布雷是“最好的一位朋友”。所引布雷给他的几封信中，布雷也称张相待“真不啻家人骨肉”。
作者在回忆中说他们在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常“意见相投”，但“在政治主张和见解，特别对中共问题，我们就很少甚至简直没有谈过”。接下去张治中写道：“在党的某次全会时，他（指布雷）向蒋坚决表示同意我写的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一文，认为非常恰当。”
从张治中的这些记叙，可以看出陈布雷与他对中共问题的意见也有接近的地方。这使我回想起，那时张治中每次到美专街陈寓来，从不经传达室，而是径直登楼入室（指布雷卧室，也是日夜工作的办公室），而且来时往往不是布雷忙于工作之时，若经约定者。他们谈话有时达一小时以上，这是其他人来时所没有的。如陈立夫、朱家骅一年来一二次私人访问，必经传达室引至会客室，通知布雷下楼来会见。还使我回想起，布雷对侍从室六组送来的《三号情报》（记中共“摩擦”的印件）常略过不复看。又布雷每谈到中统特务时，也与对军统一样的反感。
恰成对比的是，在《张治中回忆录》中又有一段以《一个武将——陈诚》为题的文字，说他与陈诚虽然“接触最多”，但，“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却始终无法一致。我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和，他则一贯地反共主战”。
在布雷死后的公祭中，国民党要员及亲友是分日前来吊唁行礼的。我见到张治中乃一人自来，在灵前较为久立。在场的沙孟海后来告诉我，他亲见来吊的要员中，只张治中行礼时泪下颇哀。
陈立夫的一次胁迫
大家知道，陈立夫同朱家骅长久以来是争夺文教领导权的对手。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是所谓CC系的头子。陈果夫于抗战时请蒋介石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自为主任。朱原来也是CC要员，曾兼任中统局长多年，而中统实权则在副局长徐恩曾手中。但在抗战前，朱就已自成一个小派系，故与陈立夫有争夺。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管文，蒋介石要他多管宣传、新闻和文化方面的事，所以在业务联系上同二陈和朱都有较多接触。朱家骅出于戴季陶的提拔，二陈则似为戴所疏忌。至于布雷与朱家骅、陈立夫这两个对手之间，对谁较好，却很难作具体比较。仅从抗战后期看，则因陈立夫久任教育部长，在工作上自然与布雷较多接近；若说感情与看法上，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只因蒋的关系，不能不多与联系有所迁就。杨玉清有文谓布雷曾斥二陈也办起合作金库来，简直是“与孔、宋争骨头”。布雷对至亲谈话中，我们也常听到其责斥的话，可与杨文印证。这里先引述张治中回忆陈布雷的一段话：
“外面有人说他是CC，其实，他同CC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谈到CC在各地接收中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引自《张治中回忆录》）
既然张治中文和杨玉清文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外面有人说他是CC”呢？原来有个原委，这里有必要将布雷亲口告诉我们诸弟和至亲的关于陈立夫胁迫他的一个故事叙述一下：
大约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四年，有一天，陈立夫用自己的小汽车邀约陈布雷，说作近郊小游，布雷同意了。车开出后，越开越远，到一条僻巷的一所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着，陈立夫即软硬兼施，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给了他一张加入CC的小誓书。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多人强制下，布雷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狠狠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他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蒋介石立即同意，批评了二陈。布雷和我们诸弟谈这件事时，又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我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见到赵澍写的文章，提及这事的上段经过，却未写布雷向蒋报告这一重要的下段事实。这是必须订正的。
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故事。布雷原来对年长的陈果夫是比较尊重的，对陈立夫总也有多年公私交往，所以对CC原还多加体谅，而这一场他所痛心的风波，是我战时到渝后他特地告我的，谈时有声有色，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与张其昀的关系
当国民党的名声江河日下，几已到为知识分子不齿的时候，陈布雷还是站在忠于国民党的立场上，一意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等参加国民党。他的这一动念也许较早，但具体行动主要还是在1938年开始的。他第一批的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受的师友。他最先提到的是竺可桢、秉志两师，对张其昀的友人，则提到抗战前夕来浙大任教的郭秉和及在中大任教的缪凤林诸人。
1938年初，浙大西迁，从建德、吉安而迁往泰和。张其昀是在1936年秋来浙大主持史地系的。他与布雷相识，最先开始于上海《商报》时代，当时张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应邀为《商报》写过几次专论。因此布雷最先争取了张其昀与郭秉和二人加入国民党。当时我在浙大，与张其昀同事。原先，布雷致我及张的信，有云：“与党内至友谈及，颇思约请藕舫、农山两先生加入本党以为文教界倡率”，并问我：如直接函竺（可桢）是否使他感到冒昧。我和张其昀去信后，布雷回信说：“弟与晓峰（即张其昀）来书中均提到征竺先生入党，不宜直接致函，以托咏霓兄（指翁文灏）转请为宜。余则以为不然。国民党唯有今日，约请国内有志之士为绝好机会，因吾人今日请人入党，不是共安乐，乃是共艰危，受之者必不以为忤，亦决不认为孟浪，则如秉、竺诸先生，固非邀约不可，即晓峰亦牺牲书生之见；又弟之同学友人中，如缪、胡、景诸君，余亦深望弟等转为征求。……”并说中委张厉生意亦拟征询柳翼谋入党（原信与后引之信，尚存我处）。其后，张其昀与郭秉和即在是年秋末由布雷为之办好特种入党手续。抗战后期，布雷在重庆继续有此活动。此时有一信曾云：“呼吁正士加入本党，乃兄在今更所竭力主张者，虽响应者寥寥，然此志仍不放弃。”又自谓“立身行己如我者，有心人想不致羞与为伍”。唯竺、秉二师当时终未接受。直至1944年间，蒋介石使出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的独特做法（即延聘至中训团推为“训育员”名义入党），这才使竺与后方著名校长如王星拱、张伯苓诸人都勉强成了国民党员（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4年8月）。其实当时即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早已威望不振，布雷之想扩充国民党中所谓“正士”来提高其素质，还是很难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共鸣，如迁在渝郊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发展成果也有限（据我所知只有二三人入党），这使他感到失望。
陈布雷在抗战期中，与高教界中校长、名教授接触频繁，由他介绍参加国民党而以后又因而更接近的，张其昀可算是一典型。在抗战发生前，张原在旧中央大学担任地理系教授多年，那时国民党军委会里新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张即应布雷之邀为设计委员之一。抗日战起，张随浙大内迁直至遵义。国民参政会在渝成立，张由蒋介石直接决定延揽为参政员，这与布雷的推奖而更得蒋的器重有关。因此张常有来渝的机会，在参政会前后必来见布雷，也常受蒋引见。我因与张早年在东大同研，后又在中大同事，抗战后期在渝工作时，对他与布雷的联系，了解较多。张其昀与陈布雷乃至蒋介石的交往，主要有如下数事：
1.张其昀在报上连载其所撰《中国历代之教育家》，为蒋所称赏，就交付出单行本，亲题封面书名。以后蒋要布雷找一人撰写一部《中国军事史》，供军校人员用。布雷考虑后，征得张其昀同意为之撰述，后由正中书局出版，他还叫我为他代撰一序。
2.继《三民主义月刊》受命编印发行之后，布雷常感到还缺乏一种既符合国民党宗旨而又多学术界名人学者撰文的期刊。这时，张其昀亦正有自办一种刊物的意图，经布雷与他商定，报请蒋准拨特费资助，要求文章水平要高，稿酬较多，经张拟定刊名为《思想与时代》（月刊），举聘钱穆、郭秉和、张荫麟（1942年病故）、朱光潜、谢幼伟连张自己共六人为“特约撰述”，六人供稿较多；亦征载通人学者如贺麟等的论著。另聘浙大一讲师兼干事。这一刊物，并不显露国民党面目，确也不局限于三民主义政治范畴，而着重阐扬我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布雷原旨希其以中和平实论调，使读者看不出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而在文化界多少足以冲淡当时“左翼”的进步刊物风行的影响。出刊后，布雷对之深表满意（也送蒋一份），始终支持《思想与时代》社的发展，几度增加预算。当张其昀出国时，由郭秉和代主编。原在遵义出版，胜利后在杭州继续刊行。
3.张其昀出国考察研究，乃竺可桢校长提名，而由布雷助成其延长研究时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通过美大使馆邀请我国几个著名大学推举专家教授赴美访问并讲学，经商定由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大、浙大、复旦、川大、云大各推一人。各大学所推如金岳霖（联大，哲学）、蔡翘（中大，生物学）、费孝通（云大，社会学）、刘乃诚（武大，政治）及萧作良（川大，经济学），大抵皆曾留学欧美；唯浙大竺校长则以对我国史地有研究，又能阐扬我国文化者，各大学似尚乏其选，虽张未曾留学也不善直接用英语讲课，仍提张其昀为浙大出国访问教授。六教授先集重庆，蒋介石决定出国教授都要经过中训团以训导员名义受训约半月。张于4月初先到渝，较先入团结业，并留住布雷寓所若干日，于6月初起程，21日抵美。出国前，蒋约见他们并为饯行，由布雷与教育部长作陪。布雷对竺校长之举荐张其昀，称其自有见地。以后访问教授讲课不多，实质上美国也不甚重视。访问原以半年为期，唯张其昀开始即有意在海外多作研究，将期满时，即函布雷请代向蒋申请延长在美研究时间，竺亦同意他在浙大续假，当即得蒋准予特拨研究费。张在美大学讲过中国地理与文化问题，大部分时间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研究地缘政治学、美国史与中美关系等。次年秋，并与霍布金大学校长、著名地理学家鲍曼（1918年后之《战后新世界》一书作者）会晤，讨论古代中国之海陆领域与文化影响。张其昀留美共计二年又二月，直至1945年9月由海船东归至上海，那时抗日战争已先一月胜利结束，在遵义的浙大与迁后方的许多大学还未能复员。他自沪先回甬探亲，复西行至渝见过布雷，并向蒋汇报旅美经过，仍返遵义浙大复课，继上年病故之梅光迪师为文学院院长。浙大在1946年全部迁返杭州后，张曾在沪杭各大报如《申报》、《中央日报》与杭版《东南日报》承办几种学术副刊，有《学津》、《地图》、《云涛》等，就其研究涉览所得撰文很多。他还对浙大史地研究所的发展、协助竺可桢对大学增系与充实设备等，多所效力。
4.当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破坏政协协定，挑起内战，召开行宪“国大”时，张其昀也被列为“国大代表”。据布雷告我，这是出于蒋之直接推选的（在此之前的国民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张以三青团中央理事资格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委）。这些经过，以布雷当时职位与关系，自也有联系助成的作用。
1948年11月布雷死后，自南京运柩至杭，张来站迎接，后又送葬，对家属备致慰唁。对布雷自然是深于公私知遇之感的。
这里，顺带附述一些张以后去台到去世前据我所知的情况。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故台北。消息系新华社发稿，遍见各大报。据港报及港台亲友函告，张去台初期，颇受蒋介石信任，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还任过“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秘书长，选入中常委，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以后又任“教育部长”数年。这显已舍教而从政了。唯自1960年，他在台北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后又扩为多科性的“中国文化大学”（初称学院，仍设研究所），又发起建立“中华学术院”，主编《中文大辞典》、《中华百科全书》等大部头书。他又退出中常委，肆力著述，撰写《中华五千年史》（至西汉止，以精力不继中辍）。总的说，他对台湾文化出版事业影响不小。他去台后期所为，就其倡导沟通海峡文化这一点来看，还是有所贡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即通知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其他两处主任，决定将军委会名义下的这个侍从室于1945年9月底办理结束。结束后，一处人员大部分转职分配于国民政府参军处；二处人员多数转职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林森作古后，蒋已任国民政府主席）。对布雷本人，蒋要他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王宠惠），但重要文告仍要他撰拟。我从1940年10月至后方，布雷要我在他那里，即侍从室二处工作（任第五组秘书），原约定为三年，后照他说，做到抗日胜利为止，并在胜利前一年联系好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考选委员会委员（在侍从室不支薪，作为借用）。至此，侍从室既撤销，10月以后，我就专职在考选委员会了。唯因飞机票难买，我仍留住在重庆有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中，布雷虽结束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侍从室二处、即蒋介石的文职幕僚长的工作，却转而接受了蒋要他担任的国民党宣传中心的工作。从此他的职务虽似较轻，实际上却更深地陷入了蒋政权统治核心之中。
原来布雷在抗战后期，已经接受蒋介石交给他的新的任务，即较多地联系和过问新闻宣传工作。那时蒋介石已十分注重内外宣传，故要布雷为他效力。我在渝五年间所见，布雷与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及其他大报乃至新闻检查处等，都经常有联系（如对《大公报》从张季鸾去世后，布雷对王芸生颇曲意联络）。唯对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世杰，布雷却较为谦退，只在重要问题上，作为蒋的传言人，对王世杰用电话或专函通知。及至胜利前一年，王调任外交部长，吴国桢继任宣传部长，蒋知吴虽长于国际宣传，但又嫌其对宣传方针及各方面联系较差，认为更有统一和加强宣传领导的必要。于是在胜利后不久，蒋就有建立一个宣传指导中心的决定。
1945年胜利后半年中，部分政府机构陆续“还都”，但国民党政权中心仍在重庆。在11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召布雷去谈建立国民党的宣传中心的问题，要他负责联络党政军各单位的宣传部门，包括中宣部本身，成立一个特种的“宣传小组”，作为宣传工作联系和指导的中心，并要布雷为召集人。还说，你原有的任务已减轻，宣传方面正可在原有联系基础上加强。且说，为了“对付中共的宣传攻势”，须共商对策。显然蒋是为对付共产党而有此举的。就这样，布雷接受了筹组这个“宣传小组”的任务。
就在这月底，昆明各大中学师生，以西南联大为首，发动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蒋方疯狂镇压，而酿成一二一惨案。这时，布雷比平时更忙了，与朱家骅（1944年冬继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傅斯年（以北大老校友资格受委去滇调查疏解）等人时多来往，有时在他寓中聚谈、开小会。当时我虽见到，还没联想其原因，后来才悟到：这时布雷刚开始负责这一宣传小组的任务，在昆明学潮中所商谈的，当即是关于对付这一学运的事。
1946年布雷回南京后，在当地租住湖南路一所房屋，照他的工作习惯，仍在自己寓所内设有一个小型的工作班子，人数只秘书、缮校等三五人。我也直至1946年夏才自渝东归。因寓所休养，偶来南京开会，去湖南路布雷寓所访候。我从其秘书蒋君章和布雷本人处所知：他的工作仍忙，除拟文告较少外，忙的正是这个小组的工作，并且仍奉命须参加一些会议。
这个小组的主要秘书就是蒋君章兼的，从他们告我大略，现又参据蒋君章后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过的一文，及台版《陈布雷传》所引用的材料，始知这一小组包含当时许多重要单位成员，除中央宣传部本身正副部长外，有行政院的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国防部的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原为宣传部的派生机构，张道藩任主任多年），也联络组织部（1944年陈立夫由教育部长改职，调任该部部长），有时还邀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参加。国民党中宣部前部长吴国桢已改任上海市市长。“还都”后的宣传部正副部长是李惟果、陶希圣，二人与布雷早很接近。小组设秘书三人，都是兼任（新闻局、宣传部各一高级职员，又一人即国防委员会秘书、在布雷处工作的蒋君章）。小组原定每周开会一次，一般是常在蒋介石的“官邸会报”之前一天。负有宣传方面的设计、建议、联系、策动，有时还兼及解决问题的责任。集会地点常在湖南路布雷的寓所。因此，陈布雷在当时甚至被各部门宣传方面工作要员看作所谓“宣传作战的参谋长”了（据蒋君章在台北写的《布雷先生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一文，原载台湾《中央日报》，台版徐咏平撰《陈布雷传》中“指导宣传”一节，多引载此文）。1946年春，蒋介石违反旧政治协商会议所议定之《和平建国纲领》，破坏《停战协定》，引起了全面内战。布雷就是受蒋的信托，忠实于蒋，结合好多蒋的亲信，通过这个宣传小组的活动，来贯彻蒋的这一方针的。这个小组的全称是“戡乱宣传小组”（据1984年台北国民党党史汇编的《陈布雷文集》中布雷致中宣部的信，见函牍类），正是符合它当时的这个中心目标的。
人们还可以回忆解放战争中所见国民党各报纸，发布关于内战的或外交方面重要新闻，很多用所谓国民党的发言人吴铁城、陈布雷二人谈话的形式发布的。吴是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执委会）的秘书长，布雷则就是国民党宣传中心负责人的关系。如果说陈布雷在抗战时期已有指导新闻宣传的实际任务，究竟还带些幕后性质，及至1946年到1948年间，他是完全站到台前来，成为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核心人物了。
在这一“宣传小组”集团中的人物，除军委会政治部系统及当时三青团宣传方面代表外，自然多数是CC方面的人（如张道藩、陈立夫、潘公展等）。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人，则为陶希圣。陶希圣早年尝在若干大学任教，以参与所谓“社会史论战”而知名，还是庐山谈话会的参加者。但在抗战初起时，他即表示过反对抗日，并与高宗武跟随周佛海组设所谓“低调俱乐部”，散布失败主义论调。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所谓“艳电”，当时陶希圣与高宗武就是最早附和从逆。可是陶不久又反过来，秘密出走到香港。据说陶到港即电蒋认罪，并自请效命，蒋就趁机加以利用，畀以在港从事特殊的调查宣传的任务。我在1940年冬后，在布雷主持的侍从室第二处、他自兼组长的第五组工作，所任职务主要是为他搜集与提供写文章的资料等。当时就发现常有香港寄来的港九各方面报刊的部分复印件等，渐渐知道这些就是陶希圣搜集并经常从港邮来的，他的生活费与公用费就是蒋供给的，蒋还要布雷随时去信与他作秘密联系。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突发，港九与东南亚各地都沦于日手，陶希圣即从港间道至渝，暂住美专街四号（即布雷住宅东首毗连的楼房，备为客人下榻处），甚至和我们同桌用餐，说一时租不到房子。约过了一个多月，布雷告诉我，说是蒋介石指定陶即在侍从室工作，担任五组组长，他自己以后不兼组长了。我立即严肃表示：不愿在这样的组长手下工作。布雷即对我说定：我仍在他自己直接领导下做对他负责之事；另外还委婉解释说，陶富有学识，在香港做了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并着重说：“这是委座的决定。”后不久，陶迁住重庆南岸，日间来五组，实际只写他自己的文章，包括很多对蒋介石提出的专题报告或建议，还带一个曾姓的秘书。渐渐地他就常受蒋的传见。布雷又与之商量，分任试写蒋交拟的文告。他又逐渐插手在《中央日报》写社论的任务。
陶希圣进侍从室第二处后，我感到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布雷护翼陶也有意见。据我揣度，布雷所因，当由于他自己既不愿意多用人，又由于负担蒋所任命的新闻宣传重任，自感无暇研制各门新的知识，陶这种驳杂的“横通”之才，正是他想倚重为“智囊”的。当时国民党内只要能得到蒋的欢心，也就可很快上爬。《中央日报》几次改组，胡健中任社长后，陶写社论颇多，以至在胜利后受任宣传部副部长。陶为人城府甚深，而外似恭顺，能投上司所好。布雷既主持宣传中心工作，陶也攀附在左右，更活跃地露其锋芒。还有一个因素，即是他拟稿的那本《中国之命运》。这样一篇长文，实在酝酿很久。原来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早想自己撰写一本书，宣扬反共，并拉拢美日。当他与布雷商谈时，布雷以为蒋自己出名写书要慎重，并以自己精力不胜为辞，从而使这事拖延着。值1942年冬，布雷请准长假去成都治牙和疗养，蒋就直接叫陶执笔，陶经常去面聆指示，根据笔记逐章阐述写成。待布雷1943年2月回渝时，此书样本已出来。我记得布雷只在前二章字句语气上略提改动意见，又多未被蒋采纳。所以此书正可说为蒋、陶合作的产物。其对当时国内外影响之恶劣，自不待言，一时识者多鄙视它，但陶却从此更可露面而地位上升了。陶希圣凭借蒋之支持与布雷之信任，不但在《中央日报》自告奋勇写社论，还做了“总主笔”，而且是这一宣传小组中的有力分子。在某些问题上，他甚至可跳在布雷头上招摇目显了。
陶希圣这样上爬的成功，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亦有意见（出自妒意者多；少数如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诸元老，严别正邪，对布雷之举陶，多不以为然），终因他已直接受蒋的倚重，在宣传工作上，CC头子如陈立夫、潘公展等也得迁就他，使陶更为得意。这里并略提他与蒋君章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蒋君章原是我介绍给布雷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本来在第五组协助我搜集资料（如在重要纪念日前布雷要为蒋介石撰拟文告时，须据报刊和其他原始材料摘编当时国内外形势等等），但他既好自撰书稿，且因布雷已不自兼五组组长，而由陶任组长，蒋君章就日渐向陶靠拢，很少协助我的工作，陶亦因而存利用之念。1944年秋的一天，蒋君章忽向我提出，说是有一个乡友代“中央调查统计局”向他联系，要他每天下午去兼一些文书工作（每日约二小时），要我转陈“主任”（指布雷），说不会耽误原职工作。我知道这即是“中统”特务机构，布雷向来反对特务活动，劝他不作此想。但他早已打定主意，即报告陶去向布雷陈说，使布雷竟予同意。陶又介绍蒋君章为《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的一员。后来我渐觉察，陶与“中统”的关系很不寻常。
抗战胜利后几年，在内战弥漫的岁月里，蒋介石一意孤行，陷于广大人民的反对声中，而陈布雷则又深陷在这一小圈子内，对大势对社会更多隔膜，不但看不清听不进广大人民的疾苦与呼声，连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较年轻、头脑较清醒的人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据闻，在国民党某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不满于蒋的独裁做法，且同时归咎于蒋的“左右”有所蒙蔽，布雷竟激动地发言至于哽咽，即此可见那时他已深陷迷途了。
总的看来，在抗战后期到胜利之初，布雷还曾对孔宋集团、对CC、尤其对各种特务组织表示过反对和不合作，与张治中、邵力子等较开明的人多所交往、接触。及到胜利后，套上这一“宣传小组”的任务，周围的圈子越来越小，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刚愎做法，勉力为之尽忠到底，他的路就只能愈走愈窄，以至无路可通，最后只有结束自己生命的一途了。
遗书及其他点滴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2日晚间自服大量安眠药而在午夜后去世的（气绝当在午夜以后，故作11月13日去世）。临终前写了致家属、致部属、致党内友好以及致蒋介石等遗书。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些遗书有的主张发表，有的主张不发表。最后还是经蒋决定全部公开发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与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均将遗书影印或排印全文登载。那时社会上曾一度盛传除了见报的十一封信外，还有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密信，说是被党政当局扣下未发表。是否真有其事？以我平日所了解到他当年心情思想看，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所有发表的遗书之外，确还有一封（给两个女儿的信），则是无意中先落在家人之手，未被汇送发表于报端——只此一信未为外间所知。
当时，我在南京，住在城北考试院的宿舍中。事发后，布雷随从副官陶永标开了小汽车来通知我，把我接去。等我到湖南路寓所时，会客室已坐着好几个人，有陈方、李惟果，似还有陶希圣，他们在商谈。等我上楼，遗体已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在中央社工作的季弟叔同已先到，还有琏侄女立在床旁啜泣。我悲泣之余，即问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辈官员手里。记得我是从他们处检出来阅读布雷给诸弟和家属等的信的，阅后仍被收去汇存。我在纷乱之中，未及问明是谁最先检出并阅读这批信的。当时嫂嫂王允默与六弟训悆，都是直至下午自沪赶来，方才见到这些信。所以如果要在其中抽去一封，李惟果等是有动手之可能的。但推想布雷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败退，是非常悲观的（这在各信中与《杂记》中多处用“艰危”、“艰难”等词可见），也许他逆料这些信会被公开，所以虽在国民党军已节节失利之际，而致蒋书中还用了“当此捷报频传，各方秩序渐稳”的门面话，实际全部遗书的基调，显然是充满对国民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看来各信中最重要的话，就在对蒋“再鉴”一信中所引韩退之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庸知感激徒媕婀”[1]二句诗。这里“老于事”，意存讽刺，指处事老练圆滑，甚至老奸巨猾；这“感激”一词，自然全不同于表示谢意的所谓“感激”，而有感奋、激发，乃至带有起而尽力改进的意思；“媕婀”一词，原意为依违随人、没有主见，甚至献媚迎合。在这里，布雷引用这两句诗，可说是针对当朝的国民党大官僚、蒋氏周围掌权的亲信人物而发的。布雷一向温厚谦让，不惯轻易得罪他人，及至此生命的最后一刻，乃用古人这两句诗来反映时事，在他可说是愤然大胆骂尽国民党大官僚了！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同样跟蒋走错了路，所谓“感激”而“轻生”，似乎他虽想尽力而已无能为力了。有感于国事而他主观上感到自己是尽力勤职，耻于迎合的，故到大势已糜烂不可收拾之时，虽自己“轻生”，而还痴想激发蒋能改革政治，振作士气，挽回局势。这样的思想心情，自不会联想到主张罢兵谈和的。他又在对诸儿遗嘱中着重说上一句：“国家之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意在防止传说猜测，这也说明不会另有什么主张和谈的遗言。
记得我在11月10日或11日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只诉说自己最近一件苦恼事，是蒋要他草拟一件“战时体制纲领”什么的，说蒋“自己也讲不清楚”，当然更写不出来，而怕蒋又要来催促了。言下十分沮丧。揣想他当时目击东北已完全为中共军队所夺取，对蒋或许有过请考虑根本问题等献计的话（例如在用人方面，或甚至有请蒋考虑到“下野”等），而受到了蒋的斥责，从而促成其自尽之决心。
上述发表这一大批遗书，只少了一封致女儿的信，后来我是从侄女陈琇处知道实有此一信的，此信开端是写上两女的小名“细儿、怜儿”，内容与致其他家人信大致相同。当时陈琏还在南京的编译馆工作，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取来了。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听从左右的建议，为他办理公葬。用专车运柩至杭州，葬在杭州九溪徐村萝卜山布雷旧时所买的山地上，由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造墓。用费较大，这是违反布雷的素志与遗言的。
当专车从南京和平门出发，国民党上层官员包括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都往送。我见于先生立在一边，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我又为之陪泪。心知于老这位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对此有着异常感伤与愤慨交并之心情。
近来报刊上有传说蒋介石后来到过陈墓，这是不确实的。蒋在布雷故世后，曾召见布雷之家属，我与两弟也在被召之列，蒋不过问了我嫂氏几句话，并没有深切的表示。不过，蒋经国先生是奉父命来杭参与送葬的，步行时他与我走得很近，我也未曾与他招呼。只记得他穿的是蓝布长衫，默默地走在送葬者的行列中。
（陈训慈）
三、陈布雷的自全之道和难言之痛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汉民在香港办了一个《三民主义月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这件事给蒋介石的印象很深。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重庆也想找人办个刊物，以达到笼络人心、欺骗舆论的目的。开始决定办一个《三民主义月刊》，蒋想让陈布雷负责此事，谁知陈胆小怕事，先是委托李惟果，后又委托我来办。这时议定先办《三民主义周刊》，陈说：“现在抗战，大家都很忙，特别是对主义有研究的人，都负有大责任，更忙。办月刊，一定得有一些够分量的文章，现在办不到。先办周刊试一试，以后按情势的发展，再逐步改为半月刊或月刊。”通过办这个刊物，我和陈布雷接触多了，关系日渐亲密起来。
陈布雷办事非常谨慎，总怕出乱子，挨蒋的骂。他不止一次地说：“委座亲自主持的事业，只有这一个。”要我特别谨慎从事。刊物经费是经蒋亲自批准交由军需署发的，但这笔钱数目很少，主要靠三青团中央团部拨付。
这个刊物在周刊时，有“社评”一栏，到交给我办月刊时，“社评”一栏就取消了。以后我利用“编辑后记”作为我说话的地盘。陈布雷托人转达他的意见说：“编辑后记要写清爽些，用不着夹杂很多问题。”在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敬告读者”代发刊词，送给陈看过，有些地方陈作了修改。
刊物创刊时，陈介绍我去看戴季陶，请示办刊物的方针，说“三民主义半月刊”这几个字要请戴写，岂知我已先请吴稚晖写了，因为我听说“三民主义周刊”这几个字就是吴写的。陈布雷听我说完以后，脸上现出不快的表情，意思是只有戴才配写这几个字。
陈布雷要我办这个刊物，多少有点向蒋“交差”的性质。每期出版后，我照例先送几本白报纸本给他，他再签请蒋看。刊物办得是好是坏，蒋从未讲过什么。陈因此感到很满意，说：“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但是有一次，我闯了一个祸：1943年1月，我连出了两期“制度与人才”的专号，其中引用了一些故事，牵涉到蒋介石和侍从室的人。那时陈布雷在成都养病，陶希圣、李惟果都向我提出了警告，并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是陈布雷的意见。
陈布雷不仅怕事，而且怕麻烦，这也许是他的自全之道。
我在办这个刊物时，总想介绍刊物的工作人员去见见他，这对大家无疑是个鼓励。但陈拒绝这样做。办刊物的人总想多了解一点各方面的情况，我曾向他要一份当时中央通讯社发行的《参考消息》，但始终没有得到。但是，陈也并非什么责任也不敢负，在一次对我来说至为关键的事情上，他曾帮过我的大忙。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时，作为当时团的书记长的张治中曾据一面之词，签请蒋免了我的职务。我去找陈说：“我到青年团是他们找我去的。我犯了多大罪过，为什么要免我的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一个普通人尚且不可，何况同志对同志之间？”陈马上安慰我说：“你回去，不要管，我去和张书记长商量。”以后陈果然写信给张，相约此案留中不发，等到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改组再说。这封信据说是贴在张治中的呈签上的。陈帮了我的忙，替我撑了腰，以后我之所以乐于为陈所用，就是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上感动了我。
二
据我所知，陈布雷从1927年2月到南昌追随蒋介石开始，直到1948年11月自杀为止，其间整整二十二年，凡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几乎无不出自陈布雷之手。他替蒋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27年2月在南昌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据陈自己说：1929年他为蒋写的文章最多，计有：《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主要问题》、《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嗣后，每逢政治上发生重大事情，就一定有陈为蒋所写的文章发表。例如1935年1月所撰《敌乎？友乎？》的长文，即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上。那是陈在浙江奉化溪口住了十多天，在蒋的直接授意之下写的。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蒋欲以此文向日本帝国主义送一瞥“秋波”。西安事变以后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飞机就要陈布雷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不久蒋又要陈到杭州住进新新旅馆，为自己杜撰一篇《西安半月记》。陈虽未去西安，但对事变全部经过了若指掌。但是要凭空伪造一篇文章，这无论对谁都很难说是件乐事。据说，陈在杜撰这篇奇文时，心中有苦难言，愤懑无从发泄，就拿笔来出气，他手握狼毫，久久未写出一字，却在墨盆中狠戳，笔头连被他戳断了几支。在旁的陈夫人王允默看了着急，就让陈的胞妹去劝他不必动火，陈暴怒地挥手让她们全都出去，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此外，凡是有关蒋介石个人的重要纪念性文字，也大都由陈捉刀，如蒋五十岁生日所发表的《报国与思亲》一文，就是由陈起草之后，再经邵力子、叶楚伧两人酌加一段而后发表的。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撰写文章，而且表现在逐渐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可以这样说，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干部，极少不和陈布雷打交道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蒋介石的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手负责。陈经常感叹国民党缺乏宣传人才。尽管叛徒叶青等人为国民党大卖气力，陈却很瞧不起他们，多次对我说：叶青等人不算是真正的国民党。陶希圣当了汉奸回到重庆以后，名声一直很臭，而陈却因“惜才”而倍加培养和庇护。后来，他还让陶写《中国之命运》，作为蒋介石反共的一大“法宝”。
在国民党内，陈布雷也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1945年10月22日，陈在重庆曾这样对我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他这话的意思是，他不能决定蒋干什么，不干什么，但在一个问题发生以后，他的几句话往往可以左右蒋的行动。陈对我讲了几件事：一件是三青团成立时，原拟议称蒋为“领袖”。在蒋上台讲话前一分钟，陈给蒋写了一张纸条言及此事，意思是称“领袖”不好，“在家为家长，在团为团长，无不当也”。蒋看了纸条以后，欣然接受了陈的意见，在大会上指示：以后确定称蒋为三青团团长。另一件是朱家骅献鼎的事。陈说：“当朱骝先（家骅）献鼎时，我事先说过，不必如此做。我意古人说鼎革，就是说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以鼎为献非其时，且易引起陈旧意识。但朱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所以后来受到委座的责骂。”这是当时轰动重庆的一件大事，舆论为之大哗，纷纷指责蒋蓄意制造“献鼎”的把戏。陈以上这一席话，说明他事先是知道此事的。据我推测，他也一定向蒋作了报告。蒋在事前不加制止，等到事情发生，舆论对他不利才对朱加以“责骂”。这不是蓄意制造又是什么？
陈布雷对我说过：“因憾体力不能任繁剧，故对国事之主张，对委座之赞勷，心有余而力不逮。”这时，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彻底实行宪政，真正开放政权。陈对此评论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不但委座如此，其他的老先生，也不愿受文字的羁縻。将来因此发生问题，自不能免。”在国共两党正在举行谈判时，陈说：“深以终必破裂为虑。”陈深悉蒋对和谈的态度，他这样说绝非脱口而出，而是有所根据的。由此可见，蒋的拒绝和谈，是早已“成竹在胸”，蓄谋已久的。
1946年10月15日，蒋介石非法召开“国民大会”，一手包办通过了完全违背政协决议原则的“宪法”。陈布雷这时也忘乎所以，在我面前为蒋大肆吹捧了一番。他把蒋投降帝国主义，说成是打倒帝国主义；把蒋收买军阀，说成是打倒军阀。他说：蒋非常“伟大”，有“深心救国”。“过去打倒军阀，有时与军阀妥协；打倒帝国主义，有时与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全国骚然均不加谅。而今此种理想完全实现。因时机未成熟，不能不耐心以求之。安见民权、民生两主义，无实现之一日？”陈当时还极力拉拢一些民主人士替蒋捧场，有的人拒绝，陈却自我解嘲说：“这些人是‘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是会有些扭扭捏捏的。”又说：“现在国民党当权，有些人不愿加入，是怕被人诋为投机。”
时局一天天朝着内战的方向逆转。当马歇尔几上庐山，进行所谓调停时，陈在1947年1月17日在南京对我说：“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挠国家的建设，为国家根本需要，故此点必须坚持。”陈又说：“马歇尔先对委座不甚谅解，至最近国大闭幕，制宪成功，即转致敬佩，说委座够坚强，亦够伟大。”他还为我分析了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最后谈到雷震，则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个极不可靠的人，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委座。”最后又反复说“军事方面极有把握”，足见这是当时蒋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证明。
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之下宣布“改组”政府，把人们所熟知的政学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几个反动小党派拉入其政权充当摆设，这时，陈布雷又对我重弹其“民主”、“宪政”的老调。4月25日，他讲了很长一席话，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唯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踏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陈这时越说越兴奋，不仅为蒋吹捧，而且自吹自擂起来：“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能推卸责任。我敢说，本党如果再有两打陈布雷，中国当更有办法。”最后，他对《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宣传方针，也有所指示：“关于破坏性的批评文字，仍以慎重刊载为好。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建设这条大道，总是不错的。”
当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全面崩溃的前夕，陈布雷的思想依旧顽固不化。1948年5月31日，他絮絮不休地对我说：“天下大定，人事可以大变；天下混乱时，则人事绝不宜变。所以此次行政院仍无大变。”最后这句话，他是指翁文灏当时任行政院长一事而说的。不久，我提出“取消总裁制”，他大不以为然，对我说：“当确定总裁制的时候，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还不需要。但是，你说要取消总裁制，我却又认为此时非要总裁制不可。因为今天天下大乱，正需要总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国民党内，陈是常以“无派无系”、“无权无势”自诩的，因此，他嘱咐我，要在立法院树立一个正义力量。他这话的意思是，自己的一言一动，不要牵涉到派系中去，不要丢掉“国家的利益”，而单纯考虑派系的利益。他所谓“国家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及其政治集团的利益的代名词而已。
三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好像一个“孤家寡人”。他既不是CC，又不是复兴社，更不属于政学系和孔、宋家族。外界对他的看法，认为他是“宦官头子”，“炙手可热”，而他自己却时常发牢骚，说自己既“无权”，又“无势”。抗战结束后，《三民主义半月刊》搬回南京没有房子办公，我去找他，只见他也没有住房，没有家具。他说，人家正在逼他搬家，逼他归还家具。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陈布雷曾对我大骂过陈果夫、陈立夫。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所以在他们办合作金库时，以我为监事，我是拒绝接受的。他们开会，我也没有到过。”陈布雷的身体很坏，一望而知其为“病夫”。在重庆时，我曾劝他注意营养，他说：“我的营养已经很够，如果以抗战时期定量分配来讲，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人。”接着又说：“我每天除正餐以外，蒋夫人还送我一磅牛奶。”我劝他抽空去看看戏，他摇摇头，说：“我不能走路，现在汽油困难，坐车子去戏院，人家不讲话，自己也难为情。”
抗战时期，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做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宋美龄曾为此责备陈太顽固。陈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摆在礼堂上也太不像样子。”他身体矮小，瘦弱。见了人，身体好像站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似的。“我的志愿，一直是想做蒋先生的私人秘书。”有一次他这样说，“当蒋先生北伐以后到上海第一次和我见面时是这样，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对蒋先生这样讲时，蒋先生说：‘那我怎么敢当呢？’我说：‘你是全国的领袖，我做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怎么说不敢当呢！’”他想了想，又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以后蒋先生要我定居南京，情不可却，才住了下来。”后来蒋要他做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在蒋兼任教育部长时，曾要他当教育次长。他说：“这都不是我的志愿。”
1948年10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的一次大会上说：九一八以后十七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过了不久，到同年11月8日，蒋又召集所谓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讲话，其中提到：“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据说，陈布雷看到这句话以后顿时吓呆了。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陈想略去这句话，蒋坚持非保留不可。四天以后，即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就服安眠药自杀了。就陈布雷来说，也许这是他对蒋的“死节”，或是“尸谏”；但对蒋介石来说，陈的死对他毫无触动，他依然故我，坚持与人民为敌直到最后。陈死后，蒋不许发表他的遗言，几经力争，才发表了一部分。报纸上说，陈死之后，蒋介石亲自去看过。据我所知，宋美龄是去过的，但现场并没有蒋介石。
陈布雷在1939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从出生一直写到五十岁。他死后这本回忆录印出来了，他的夫人在前面写了一篇“前记”，提到陈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正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续印。这是1949年1月间的事，不知“续集”以后是否印出。
在《陈布雷回忆录》里，陈自己说，“所记皆个人经历兼及家庭事。”这部书共分两册：三十二岁以前为第一册；三十二岁至五十岁为第二册。书中也触及了与时事有关的事情，特别是他为蒋所写的重要文章、文件，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陈布雷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住的地方，简直像一座古庙，寂静得令人可怕。他讲话总是细声细气。我总是想，怒气万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平息下来。他为蒋写了不少文章，但并不感到写文章是一件乐事。他说过：“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我在他死后写了一篇纪念文字。在追悼会上，又总结他对我说过的话，写了一副挽联：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
陈布雷封建意识很深，是在反动思想体系熏陶下生长的旧文人。在大革命时代，他不仅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内的左派。他在回忆录中谈到1927年10月为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社论时说：“所寄之论文，以说明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间亦对左派幼稚之论有所指正焉。”1928年1月他到南京，住在蒋介石总部的西花厅，他在回忆中记道：“曾文正公旧所居也”，词意之间，引能住曾国藩之旧居为光荣。1930年12月22日接教育部次长事，翌年12月解职回浙江。他说，他总想辞官归里。这一年的5月，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他说，“满载归”就是“满一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他说：“开始认为是为官不宜解，后来听同去的人的话，说应作三句解：官、非、宜解，那就是可以解官了。”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陈布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陈布雷的自杀，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他对蒋虽然恭维备至，但像他那样聪颖的人，对蒋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蒋政权最后濒于破灭时，这种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他意识到不能再跟蒋跑，但是旧文人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无力自拔，结果只有一死了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幕悲剧，而对程度不同地走过相同道路的人来说，大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杨玉清）
四、利用经济情报观察政治动向的奥妙
陈布雷长期参与国民党中枢机要，出谋献策，由于能经常提出预见性的政治见解，因而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陈布雷在政治上的“预见性”，拆穿来看并无奥秘，这是他周密、精确地综合、分析各种情报资料，从而迅速掌握各方面的政治动向的结果。
国民党的上层，是一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弱肉强食的角逐场，是充满各种复杂矛盾的松散的结合体。就是在蒋介石的嫡党嫡系内，彼此除了利害关系，也绝无信任可言。陈布雷通过我利用经济情报活动监视张治中，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利用经济情报来观察政治动向，是陈布雷进行情报工作的特点之一。为了从经济上监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政治动向，早在1940年初，陈布雷即在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主管财政、经济业务）秘密设立了一个“经济情报组”，利用经济情报，对那些被陈认为不甚可靠的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
从1945年11月至1948年5月，原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人员和业务虽然几经变迁，但经济情报组的工作由于是陈布雷所直接经管的，不仅人事一仍其旧，业务活动也一直未曾中断，直到1948年11月陈自杀以后才宣告瓦解。
经济情报组没有固定的编制人员，由陈布雷指定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经济资料，由陈方指定第四组工作人员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由陈方、李惟果（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和陈良（军需署署长）会同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陈布雷审阅。他们在业务分工上各有侧重：军需方面的经济情报的分析、判断，由陈良负责；党、政方面的经济情报的分析、判断，由陈方、李惟果负责。
1943年初，我经陈良、李惟果介绍，会见陈布雷，接受了从经济上监视张治中的任务。陈良与我既是师生，又是部属，关系甚为密切，而陈良与张治中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张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任陈为该校经理处处长，多年来深为张所赏识；张离开该校时，陈亦同时离开。此后又经张的支持，扶摇直上，先后担任过军政部中将会计长、军需署长和上海市长等重要职位。
1941年，我在军需署任上校设计委员，办理机要文件。这时张治中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人选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财务组组长，陈遂将我介绍给张。由于陈和张之间关系亲密，张对我也深信不疑，所有团部的全部财务业务，均交由我负责处理。我因此逐渐获得了张的信任，为而后充当侍从室经济情报员，提供了有利条件。
陈布雷和张治中虽同属蒋介石嫡党，但后者由于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曾多次访问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因此被陈视为“不放心的人物”，时时加以提防，以免发生不利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趋向或行动。
陈良在陈布雷与张治中二人之间，采取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态度，选择了陈这一条将来直接靠近蒋的捷径，但表面同张仍保持着友谊关系，以便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步陈良之后尘，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做好准备。
1943年6月，我奉陈布雷的秘密指示，在三青团对张治中进行监视。陈要求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
我接受任务后，先后曾密将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以及张的特支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以供陈从经济上了解张在三青团的政治动向。这类经济情报，表面属于一般业务性经济资料，不易为外人察觉。实际上，从这些经济情报中，可以充分看出张的政治动态。
抗战胜利后不久，新疆伊、塔、阿三区（即伊犁、塔城、阿山三个行政区）爆发民族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三区民族军沿博乐、精河、乌苏、沙湾直指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下同），新疆省会岌岌可危。这时，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迭电国民党中央告急。蒋介石获悉后，当即征询白崇禧对于新疆局势的处理意见，白建议派张治中飞往新疆，以政治解决办法与三区方面进行和平谈判。蒋将白之意见转询陈布雷，陈认为三区接壤苏联，可能受外来势力影响发生暴乱。如以军事解决，分兵西进，势必影响整个“剿共”计划。因此同意以政治方式安定新疆局势，但对人选问题希蒋慎重考虑。
话分两头。自抗战胜利以后，东北地区即成为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相互争夺的一个焦点。“人参貂皮乌拉草”的三宝膏腴之地，久为张群为首的政学系所垂涎。但是，当蒋介石准备在东北地区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时，内定的行营主任却是非政学系的张治中。正当张群苦于无计排斥张治中时，恰好发生了新疆三区事变，此不啻天赐良机。于是张群便施展调虎离山之计，极力在蒋面前附和白崇禧的建议，力主先行平定新疆暴乱，以安边陲，并认定除张治中之外，再无第二个人可以膺此重任。蒋随后又将白崇禧、张群的意见转询陈诚。而陈诚与张治中由于政见不合，又有一重难解难分的矛盾。长沙大火发生后，陈诚甚至主张枪毙张治中，而张治中则一向反对陈诚“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狂嚣。陈诚图谋把张治中调离蒋之左右，已非止一日。因此，他也连声称赞白祟禧、张群的建议，再三强调张治中是处理新疆问题的最适当人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最后下定决心，以明令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以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授其以处理新疆问题的全权。
张治中在接受此任命之后，于1945年10月和1946年3月两次飞往迪化，与三区方面代表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进行停火谈判，签订和平条款，成立了新疆各民族的联合省政府。这时我也被任为新疆省政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六组（财务）少将组长。陈布雷密嘱我一如既往，继续在新疆从经济上监视张治中的政治动向，随时报送有关政治性的经济情报。我先后将统一新疆全省币制，为解决邮电、公路交通而拨给三区的经费，三区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省参议会经费，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的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飞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基金，张治中赠送各民族头目犒赏，文化活动费，民族运动费以及张治中机密费等，详细向经济情报组报送了经济情报。
1946年12月底，我随张治中自迪化到南京，向行政院商洽新疆财政问题时，秘密会见了陈布雷和陈良，他们对我在新疆的经济情报工作甚表满意。
翌年3月8日，我又随张治中回到迪化。当月中旬某晚，张在新大楼西北行营召集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西北行营秘书长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王曾善、迪化市市长屈武和我，密商与三区决裂后的新疆局势问题。张在会上说：“我这次回南京和健生（白崇禧别号）、礼卿（吴忠信别号）等长谈，他们都劝我不要再兼省主席，主席（指蒋介石）也希望我能抽身参与商讨中央决策大计，继任省主席的人选，中央同意以麦斯武德充任。反正新疆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的，将来美、苏决战，新疆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现在新疆这块骨头，让他们（指新疆各民族）去争吧！”散会后已是深夜，我忙将开会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次日航空班机密呈陈布雷。
194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明令发表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是张治中蓄意撕毁与三区签订的和平条款，以反苏、反共的急先锋麦斯武德对抗三区革命势力的具体措施。三区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张治中悍然不顾信义，片面撕毁了和平条款，自己退居幕后，利用当地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坐收渔人之利。同年4月中旬，张命令我停发三区一切经费，妄图以经济压力迫使三区方面就范，同时自甘肃河西走廊先后抽调六个师的兵力进驻新疆，实行武力镇压。5月，双方决裂，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离开迪化回到伊犁，并撤离了原参加联合省政府的全部工作人员。
在此期间，我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几乎天天报送情报给陈布雷，使陈能及时了解张治中在新疆的政治动向。陈对张采取强硬态度对付三区，认为符合国民党在新疆统治的利益，因而命令我暂时停止监视工作。
1947年9月，张治中自迪化到兰州（西北行营所在地）。以后所有他的一切开支，均由兰州西北行营经理处办理。从此，我与经济情报组的情报联系即告终止。
我自加入侍从室经济情报组以后，由于送情报有功，曾先后收到陈布雷以年节津贴名义给我的款项，约合黄金十两，直至1948年以后停止。
（魏锡熙）
注释
[1]这两句诗，出于韩愈的《石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