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极其亲密，是蒋家王朝中的一个幕后重要人物。他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又以“反共理论家”自诩。而就其所言所行来看，确实令人感到怪异、复杂。他早年从事新闻职业，曾与陈布雷共事多年，并以“天仇”为笔名表示自己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以明革命心迹，但后来却蜕化为一个复古而又迷信的官僚政客。他一面以笔为枪，积极投身反共，一面又显示“皈依”佛门，取法名“不空”。1948年初过生日时，蒋介石偕蒋经国前来祝寿，但戴季陶却以“天大地大不如佛大”为由到佛堂念经而拒见。仅一年后，他便选择了与陈布雷相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蒋戴关系为什么会由热变冷？戴季陶因何自杀呢？
一、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
戴氏名传贤字季陶，早年从事记者职业，用天仇（或戴天仇）笔名，1922年后皈依佛门，法名“不空”。祖籍浙江吴兴县戴山，其祖父迁居四川金堂，经营瓷器。其父以行医为业。戴于前清光绪十六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1891年1月6日）出生，排行第四，故侄辈均称其为四叔。戴幼年天资聪颖，随家人常往返于长江上下，一度落水，经人救起；成年后再度投水，也被人救活，因而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自高自傲之感。他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校；十四岁私自离家去沪，十六岁（1905年）赴日留学，在日本大学学习法律。由于他勤奋学习，且精通日语，在校时被推为该校留学生会长（当时同学有原《大公报》主编政学系的胡政之等）。在日留学期间，戴氏阅读各类书籍，甚至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因而其思想也较激进，但当时并未加入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夏，戴大学毕业归国返上海，开始为一些报纸投稿，后自己上书江苏巡抚瑞徵（当时巡抚府在苏州）求职，被派到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官，并兼在中外日报社任职。后因故离教官任，专使记者。1910年初，《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招考各省新闻编辑员，月薪三十元。戴往应试，陈出题面试，限一小时交卷，题论及时政，并多次质询，为陈氏所欣赏，被选为编辑。戴进入报社后工作努力，且文笔犀利，使报社声誉剧增，不到一个月，即被升为总编辑。
戴氏在苏州任教时，常往返于苏沪之间，一次偶然机会，戴与钮有恒在火车上相识。钮氏在当时属稍有文化、思想较开放的妇女，由于同系吴兴人，对戴当时之处境深表同情。戴氏系记者，与宋教仁、于右任、陈其美所办之《民呼报》等有联系。当时吴兴籍人士在沪颇多，常集于陈其美等周围，适有高氏（吴兴人）与戴、钮俱熟，从中撮合。于1911年初春，戴氏与钮有恒结婚。
此时，戴氏暂离《天铎报》，未几返任。由于戴著文屡攻击清廷，文笔锋利，使清廷甚感不安，遂下令缉捕戴氏，并封闭《天铎报》。戴氏经人相助逃往日本，后转到马来西亚西北部岛屿槟榔屿，在槟城（亦称乔治市）《光华报》任编辑，该报为南洋华侨陈新政所主办。因戴自任《天铎报》主笔后，他的革命思想早已显示，因此到槟城不久，即由陈新政介绍，黄金庆主盟（黄是他的另一介绍人），在槟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戴即由槟城返沪，在沪与周浩共同创办《民权报》（该报为当时同盟会内自由党之实际负责人李怀霜所主办，实为自由党之报），戴任主笔。
在这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戴在苏州之时（1909年），正值陈病、柳亚子等于苏州创立南社，戴与他们熟悉，其后亦加入了南社。后戴氏与先后加入南社的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陈布雷、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钮永建、陈去病等常有往来。
1911年12月25月孙中山由海外返沪，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戴以《民权报》记者身份参与并请见。他对答流利，思想敏捷，次日内容刊于报上，轰动沪上，遂为孙中山所器重。
戴氏主笔《民权报》，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文笔锐利，立场坚定，深受革命党人的欢迎。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改由袁氏担任，并派专使到北京迎袁南下就职。其时戴亦以《民权报》记者身份作为随员参加。结果袁玩弄手腕，指使曹锟兵变不肯南下，后南京参议院允许袁在北京就任。专使返宁，戴亦随返。返沪后在《民权报》上发表反袁文章，遭袁所忌，曾买通租界对戴给予逮捕，后为张静江所保释。戴氏仍任该报主笔。
袁氏就职后，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戴为同盟会员，且与陈其美，张静江等为同乡，就被聘为孙之秘书，从而一直追随孙之周围，而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
1913年2月，孙中山作为铁路督办，赴日考察日本铁路工商情况，戴作为秘书随行，并兼任翻译。袁世凯派人在沪暗杀宋教仁后，孙即停止考察，率团返沪。戴氏随孙此行，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因而更为孙中山所器重。
戴氏随孙中山返沪后，与孙中山、陈其美、居正一齐到黄兴家中讨论对宋教仁被刺案的对策。当时黄仍企图以法制办理，要冷静对待；而戴认为对袁无法施之以法，而应提倡推翻袁。戴之发言引起黄之大不满，痛斥戴为何许人，不应在此多嘴。
戴氏由日归国后，因孙委以他任，即辞去《民权报》主笔。当时国民党在沪创办《国民月刊》，由戴氏及王宠惠、邵元冲等主办，由孙中山及黄兴选文。
与此同时，戴氏受孙氏之命从事反袁活动。7月份李烈钧宣布独立，爆发“二次革命”，其后上海、广东、福建相继宣布独立。此时戴去东北发动兵变，但未成。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由胡汉民陪同由福州经台北赴日本，在日人掩护下转移到东京（当时亦称江户）。后大部分国民党员遭袁通缉，戴亦为被通缉对象。由东北返沪后，戴氏即携家属随革命党人流亡日本。
戴氏在日本时，仍任孙中山之机要秘书，负责中华革命党内的机密文件保管，同时兼任孙之翻译和必要的会议记录，加之孙常外出需人保护和陪伴，此亦常为戴氏之任务。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组织讨袁军，由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领导其事，邓鉴、蒋介石等参与。一些党中军事人员如邓鉴、蒋介石等陆续离日返国，为了使他们返国时能安全在沪租界上岸，孙、戴曾到美驻日使馆联系，给予协助。1914年春，孙中山令居正在东京发行《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为主编，戴亦常为选稿。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各地反袁护国声势猛增，袁被迫废帝，各省陆续独立。在此形势下，孙于4月27日由日返沪。戴亦携眷属随孙中山返沪。
戴偕妻钮氏于1913年到日本后，当年末，即生子安国，并雇佣一日本下女为保姆，帮助钮氏抚养安国。此下女名雅安（译音），钮氏在日本多年，学习日语仅能说不能写。戴氏与保姆雅安有私，生过一子，戴氏返国时，钮氏和日妇携安国及此子同归。
孙中山返沪后重点在修书立著，而戴氏则协助孙中山写《民权初步》、《中国存在之问题》。同时孙亦考虑中华革命党改组及筹集活动经费等。经费方面，孙曾考虑申请办交易所，此事发展到后期成为事实，而孙已无力进行，由陈果夫等经办。
戴那时亦为孙中山派遣作一些调查等。在1916—1917年戴就受孙中山委托去过日本三次，以国民党代表资格向日本解释党的政策动向。例如：1917年，田中义一任参谋次长（实权派），他关心中国当时之局势，曾在该年四五月间到徐州会见张勋，他回国后大谈中国复辟风。孙很关心此传说的意义，特派戴去日了解此情况。戴到东京后即会晤陆军田中中将和海军秋山中将。当时秋山囿于当时日本政情不能直言，而以各种神奇比喻暗示戴可能会出现复辟，但不日可平（戴氏与我们谈此事时气氛颇神秘）。戴在此情况下，迅速由日返沪，到沪后恰张勋复辟，未几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张勋逃跑，复辟丑剧结束。戴返后向孙氏汇报。
是年7月，孙中山离沪去粤，当时护法恢复国会之声颇高，大部分议员南下，成立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并成立军政府，其时戴亦去粤，仍为孙之秘书。主要为孙中山选举写有关策略性文件（戴氏自1916年由日返沪后即搞政纲起草，经孙中山修改过四五次），并多次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去日向日本人士解释护法等事项。戴后任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末期曾兼任过大元帅府秘书长（先为汪精卫、古应芬、章太炎所任）。在林森任外交总长时，戴曾在后期出任过外交部次长。
1918年5月末，军政府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孙携家属返沪。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与戴氏均随孙返沪。
孙中山返沪后决定著书立说，同时令党人进一步筹划经费，扩大宣传。戴氏则与其妻钮有恒商定，举家迁居湖州潜园。
潜园在湖州城内，又名陆家花园（现为湖州开放花园，正名为陆家花园）。此园是陆雅乾的曾祖父陆心源（号存斋）的私家花园。陆心源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在园内建有多个藏书楼，最有名者为皕宋楼。陆心源死后，皕宋楼藏书为日本人岩崎子爵购去，现存于日本三菱集团所属静嘉堂文库。抗战时期全园房屋多遭日本人及汉奸破坏。陆家除陆家花园外，另有私宅二处，一处由其长媳周氏居住，其门楼楼房曾租给革命烈士钱壮飞的家属居住；另一处为他房所住老屋。陆雅乾的姑母陆秀清与戴妻钮有恒系同学好友，因此戴氏征得陆家同意后租赁潜园内侧五开间房屋居住。戴、钮还认陆秀清的母亲周氏为寄亲。从此戴、钮就一直租居潜园，到1928年迁居南京后仍继续租用。
戴氏举家迁居湖州潜园，主要是便于他安心在沪及它地工作，二则张静江亦常往返沪湖之间，张家居南浔，有时常到湖州后再返浔，因而有时亦能由沪同伴相返。
戴氏安置好家眷后，即常往返于沪、湖。在沪时，开始常追随于孙先生之侧，并为沪地一些报刊选稿。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戴由于在日本时曾看过不少共产主义的书，凭借其文笔与口才在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过一定的影响，当时他还与社会主义研究会人士相熟并介入劳工及学生运动。
1919年6月8日，孙中山派戴氏及沈定一等三人主编《星期评论》，对劳工问题进行研究，并鼓吹社会主义不遗余力。8月初，孙氏命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氏5人组织建设社，并由胡、戴、朱、廖四人主编《建设》月刊。戴氏在《星期评论》和《建设》月刊上发表过不少鼓动人心的文章，其中也包括与康白情的笔战。4月，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而戴一方面仍在孙之左右主编刊物，另一方面仍与劳工运动不断接触。当时常约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为《星期评论》等写稿。时值共产国际成立不久，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辛斯基来沪找陈独秀、李汉俊等讨论共产党建党问题时，沈定一及戴氏亦参加。戴因跟随孙中山而不愿卷入太深，于1920年6月偕同胡汉民同返湖州潜园。胡、戴离沪事曾遭朱执信著文批评。
胡、戴在湖州未住多久又俱返沪。时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开展得十分活跃，国民党因为进一步活动需要经费，因而酝酿开号子介入交易所投机事业。戴为此事常往返于湖、沪，与张静江等商量筹建“恒泰号”。是年末，由陈果夫为经纪人，以张氏家族及一些湖州人为主开办。时戴氏、陈果夫、蒋介石等均以国民党基金入股，戴以小恒记入股。这样，张、戴常协助陈果夫涉及交易所事，蒋因常往返于闽、粤、奉化，而间断去沪。戴除与孙、胡等保持联系外（时孙、胡已在粤），偶为报刊写稿，与共产党人接触减少。1921年交易所股市看好，张等获利不少，除给粤军支助军费外，戴等亦在沪过着奢侈生活。到1921年末1922年初，股票市场猛跌，恒泰号亦深受其害。张、戴、陈纷纷离沪返湖避债。由于张家底雄厚，回南浔逍遥自得。戴则躲避于潜园，为避索债人，装疯卖傻。其时，一切经济开销均靠孙氏由广州寄供。
在这个阶段，就戴氏的私生活讲，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由于戴氏此时生活颇需人照料（因戴氏为避债等装疯卖傻），常用钮氏及其内侄女赵文淑协同照料，未几戴与赵发生不正当关系，于1923年生女赵戴子（即戴家祥）。另外，也是在这一年，戴氏在日本之保姆雅安（译音）因在日本生活艰难，因而于1922年夏天到湖州寻戴氏，亦居潜园。雅安在湖州之时，戴氏仍偶有装疯之举。雅安在湖州潜园住了数月，为钮氏所忌，给钱令其返日。
由于这一些情况，戴在1922年中精神状态极为沮丧。且此时赵文淑之母已将赵许配他人，因而戴内心处境更为苦闷。适孙中山在穗曾催戴氏去粤襄助，戴亦作携眷去穗之准备，家属均备新衣。后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于8月中率党人返沪另寻新出路。适四川督军刘成勋派向育仁、吕超到沪谒孙中山，拟依附于孙。孙派戴随向、吕赴川，赵氏之弟赵文田陪同前往。戴氏此行一方面为工作之需，另一方面为摆脱家中之窘境，再者戴氏离川多年均未返过，此时戴母仍在川，戴亦想返川探母。当乘船沿江而上之时，获知川军又开始混战，船航行于宜都附近，戴氏投水，后被人救起，乃仍随诸人同去川。关于这次投水之原因有多种说法，戴氏公诸于外界之说是由于川军混战，将使其到川组织革命部队之事增加困难。而赵文田在《江苏文史资料》上介绍，是由于当时赵文淑将出嫁，戴氏为此事内心极为不安和矛盾而寻此短见，因被人救起，才向赵氏诉说心病。戴氏以后只说是不慎失足落水。戴氏抵川后，在1922年冬被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渝就职，受到重庆军政界欢迎。戴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希望川军间避免混战，并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戴氏在川期间，建立了四川支部。后由于川地局势多变，戴较长时间在成都，并皈依佛门。1923年，国民党改组工作将进行，孙中山派代表团去苏联。戴氏也奉命返沪，唯因川地战事交通受堵，花了两三个月绕道而行，在12月上旬抵沪。
年初时，在沪召开党务改进会议上，戴亦被推为参议。后来，孙中山又返粤任大元帅，策划改组国民党，戴氏又被委派为五名改组委员之一，于1924年元月初去穗参加国民党一大。
国民党一大时，戴氏先后担任宣言、党章、宣传问题等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上作宣言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中戴被选任为一大中执委，并在一次中执委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会后中执委、中监委（包括候补）分成中央（即两广）、北京、四川、上海四个分部，戴氏被留在中央，而胡汉民、张静江、叶楚伧、沈定一等在上海分部。戴虽为中央分部执委，但会议结束后，即借口由川方返不久，家中需安排而返沪。戴返沪后原想在沪搞收集整理中国近三十年政治文献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经费已在上海执委会上批得，后因戴又被黄埔军校任命，只好去穗任教。是年4月末，孙任命戴为大本营参议。5月，黄埔军校开办，戴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戴氏在穗期间，亦尽其宣传部长之职，创办了中央通讯社。但是戴在黄埔军校为时不久，因与鲍罗廷关系欠善，不久即返沪，常往返于上海、湖州之间，其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继任。
戴氏返沪后，除与沪地执监委有往来外（当时胡汉民已去穗），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州阅读书籍。由于戴对国共合作及联俄有不同看法，但又有别于国民党右派的一些极右做法，因而想从书本上寻求这方面的协调，建立他自己的一些系统的认识。
是年9月初，适逢江浙军阀战争爆发，湖州受战事影响，戴氏携家眷逃往湖州戴山乡下，其时蒋纬国随姚氏一齐来湖州共住戴山。10月上旬，江浙战争结束，戴氏再返湖州潜园。是月，冯玉祥发动“反直”的北京政变，并提出邀请孙中山北上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应允北上，一行于11月中旬起程，由沪取道日本赴津转京。孙中山抵沪后，即命戴氏陪行，并兼任去日时之翻译。12月初，孙中山到天津，因患感冒不适，加之北方军人组织临时执政府拥段祺瑞临时执政，孙中山对去京效果颇忧虑。戴因经日本的任务已完成，征得孙中山同意，与邵元冲由津返沪。孙中山为表示诚意于年末抱病抵京，1月份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检查证实罹患肝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京召开紧急会议，戴氏为政治委员，即又由沪返京。当时党人中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张静江、邵元冲均侍于孙氏侧外，后于右任、吴稚晖、宋子文等亦来京照料。2月中旬，孙中山因无法治疗而出院，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家。孙中山在病中，时与戴氏谈有关问题。3月11日孙中山先生已不能进食，于12日晨9时许逝世。当时遗嘱签署人为汪精卫、戴氏等九人。戴氏对孙中山的逝世颇为悲痛，自15日遗体大殓，到23日哀祭，一直到4月初接待各界，戴均参加，且发表以“孝”为题的专文纪念孙中山，并在23日哀祭时宣读祭文。
5月初，汪精卫、戴氏等陆续回广州。在穗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会议之宣言及训令均出于戴氏之手，他还在会上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深得国民党右派的欢迎。戴氏自以为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会后即离穗返湖州写书。是年6月抛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亦称《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7月抛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两本书实际上成为各类右派的理论依据，由于戴以往的经历和打的是孙中山追随者的幌子，迷惑力更大。此时戴氏的一些观点不仅受老的右派（如后来的许多西山会议派人士）的支持，而且在6月中的中央全会上胡汉民、许崇智等均给予支持。戴氏之书在黄埔军校所起之作用亦极坏。当时鲍罗廷对戴氏痛恨之极，骂他是戴季陶魔鬼（第五个魔鬼）。戴氏自己对鲍氏亦始终有看法。7月初，原政治会议改组，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于广州，选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为常务委员，戴被任为委员。此时戴一直在上海中执会机构中，因上海中执委有不少人支持他，同时戴与蒋介石亦通过陈果夫仍有间接联系。
此后因“西山会议”之事，戴氏演出了一出闹剧，使戴氏之一生也出现一定的转折。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就不满。在成立国民政府后，当时在穗的一些右派如胡汉民、邹鲁、谢持等对有些事本亦有异议。8月，廖仲恺、陈秋霖被刺。胡汉民由于其堂弟涉嫌而被迫辞职，并出使苏俄。而在廖案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控制政军一切权利。邹鲁、林森等人则认为国民党实权为鲍罗廷所控制，心极不满。此时，国民党中央派邹鲁、林森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他们认为是被有意排挤。因而在邹鲁过上海时，与上海中执委谢持、叶楚伧、邵元冲及戴氏等协商，决定在北京开中执委一届四次会议。但因遭北京中执委于树德反对，开会地址无着落，于是林森等决定在北京西山借总理北上一周年纪念之机开会。这样，上海中执委就陆续抵京，戴氏也与邵元冲、沈定一等同往。到京前，大家对会议内容有所协调，故而戴来京参加。但到京后，当时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弹劾汪精卫，清除共产党；而第二种意见，实为戴氏之看法，主张采取缓和态度，即对汪为劝告，而对共产党的处理与李大钊相商而定。因而在11月18日参加的预备会议上，戴就其看法发表了意见，吴稚晖也同意戴的意见。不料，戴之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于当天晚上在西山戴的住处，一些人绑架并殴打戴氏和沈定一，而后又架到同志俱乐部威胁戴氏，让他讲沈定一是共产党，戴仍为沈定一辩解。因被绑架后无人前来劝慰，甚为气愤，决定不参加会议，并发表了书面声明，且于19日乘车返沪。由于在声明中曾提及在一定的主张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因而西山会议纪要中也具有戴之名。实际上戴并未参加正式会议。其后，国民党右派在西山召开了所谓的一届四中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戴觉得此时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已不能弥合，而他自己是变得左右不逢源，殊为懊恼，一气之下遂于是年（1925年）12月中旬向中执委（广州、上海部分）、中监委等机构提出辞职，表示今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于发电之次日即返湖州。
回到湖州，戴氏心境及情绪上极不平静，开始似有精神恍惚之状，潜园的一些熟人亦常劝慰。
1926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当时汪、蒋联盟控制局势。由于蒋等对戴的照顾，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给以训令处分，不准戴氏再写文章和活动。戴未参加此次会议，一直在湖州养性。时值朱家骅（湖州人，原在北大任教亦失意）由北京返湖州，终日至潜园与戴氏谈心、弈棋，并陪伴读书，讨论国内外事。其后戴的儿子安国即由朱家骅通过留德同学会之关系到德国读书。
是年4月蒋排汪成功，5月控制广州局势。张静江被选为中常会主席。由于戴与张、蒋以往的关系，戴氏有去广东之打算。适胡汉民由苏联返粤后抵沪，戴与胡相商去穗之意义。大约6月初，顾孟余辞广东大学校长职，国民政府命戴氏继任。当时戴氏仍在湖州。8月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后，戴氏才与朱家骅一齐去穗。当时中大内派系斗争激烈，为形势之需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为委员长，朱为委员，而校中之事均委朱氏处理。朱氏通过整顿，于次年恢复校长制，戴仍为校长，朱为副校长，一直到1930年9月戴辞校长职。看上去戴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中大任职，其实并非如此。戴抵穗后，常参与张、蒋之政事，为张之座上客，并任中执委之职。中大的一切工作均由朱代理。
1926年7月北伐军陆续占领武汉、南昌等地。此时蒋介石已做好下一步的各种控制政府的准备工作。委派戴氏为国民政府代表于2月15日坐日本山城号船去日，与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要求日政府在外交事件上先向南方政府商议，并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得日本朝野谅解。但戴氏此行收效不大，日本人尚持观望态度。不久，戴即由日返沪。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张静江、陈果夫等偕同辞职。唯戴因无实职，未受波及，在沪、宁间居。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在中监会临时南京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戴属公推委员，并委为宣传委员。
11月蒋介石由日返国，南京政府复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命戴氏、邵力子、陈果夫等办《新生活》月刊，其后蒋通电复职。1928年2月，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上由蒋所操纵，会议之宣言均出自戴氏之手。会议选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执委常委，戴氏亦为中执委常委。3月，中常会任命戴为宣传部长。7月，又任戴为建设委员会委员。
6月中，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完成，决定7月初在北京公祭孙中山，然后召开军事整编会。会上决定在五中全会上主要议项为裁军和取消地方政治分会。此议项遭到各派力量之反对。因此，8月的五中全会进行欠顺利。戴氏本身为该会议的主角之一，但在会议期间却陪李济深游莫干山。此次会议中推出戴氏等十六人为中央政治委员。
9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再次合作。胡提出五权宪法，设五院制。戴氏参加五院组织法工作，同时任组织法起草委员兼任审查委员；10月戴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并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
早在五院成立之前，各院分设筹备组。考试院负责人即为戴氏，筹备处设在羊皮巷15号，羊皮巷邻近于当时的总司令部的三元巷。筹备处地址的选择是由当时总司令部副官处办理，其中张一宽副官专管考试院筹备处事，他后来就调至考试院秘书处任总务工作。
在筹备处时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是：制定有关考试和铨叙的规章制度。首先聘请了一些研究我国历朝考试制度的专家和教授进行这方面制度的制定。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考试院办公大楼及考场，地址选在南京鸡鸣寺旁台城附近的武庙（即现在南京市政府的办公地址）。其初步建筑规划由建筑工程师卢毓骏主持，由戴氏核定。这项工程是先以武庙的大殿作考试院的大礼堂，大殿后面造了一层宫殿式的新楼叫“宁远楼”作为考试院的办公处所。在大殿左廓为考选委员会办公处，右廓是铨叙部办公处。后来在鸡鸣寺和武庙之间又造了考场叫“明志楼”，也是宫殿式，共有四个考场，上下各一，左右各一。后来又造了“衡鉴楼”，楼后又造了“公明堂”。“衡鉴楼”由考选委员会进驻，“公明堂”作为阅卷处。而原来武庙左廓让给铨叙部办公。靠近鸡鸣寺一带是考试院高级职员的宿舍，院长办公室就在最前头，有大门出入叫“待贤馆”。
考试院成立时，孙科任副院长，不久即由钮永建继任，其后朱家骅、周钟岳、贾敬德也担任过。院部设有秘书长，下设秘书、总务、议事等科，另设有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首任秘书长是陈大齐，秘书处总务科长许崇灏，后陈大齐调任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由许担任，而秘书处议事科长为魏重阳。在院部另有参事室，首席参事是桂崇基。
考选委员会设正、副委员及若干考选委员，下设各处。它的职责是筹备和负责考试法规的拟定及负责办理各类考试事务。首任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为邵元冲，副委员长王用宾（山西人，系阎锡山的属下，其子当时在蒙藏委员会工作）。
铨叙部长最早为钮永建，钮升任副院长后，部长调动颇多。贾敬德（阎锡山手下人）、石瑛、李培基均做过铨叙部长。铨叙部主要负责国民政府各级机构及各地方行政机构工作人员资格的审查、考核及公职等级的评定调迁工作。
抗战时期在重庆，五院秘书长升格为特任，考试院秘书长改由原立法委员史尚宽担任，另设主任秘书，由原铨叙部司长宋清湜（宋香舟，戴之外甥）担任，另设人事处，由考试院参事刘光华兼任处长。
考试院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同时任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等。这项工作由考选委员会考试选拔，由铨叙部任命。考试主要分高等考试及普通考试两类，另外还有特种考试。参加高等考试必须有大学文凭或通过同等资格检定考试，参加普通考试须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检定考试。第一次高等考试于1931年在南京举行。考场设在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工学院）大礼堂及体育馆，时间自7月15日开始。在进行考试前选邀一批专家学者或教授任典、襄试委员。典试委员长为主考官。在临考前十天，主考官、典、襄试委员提前就职并陆续进入侯府前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进行出题阅卷等工作。当时为了杜绝流弊，待有关人员进入后即对大门进行封闭，停止一切与外界的联系。由于戴氏为第一届高考的主考官，亦被禁闭于内，院长办公室人员也只好奉陪。直到发榜之日（前后约月余）才允由该校出来。
第二届高等考试于1933年举行，是在新造的考场（明志楼）进行。
但是第二届起戴就未担任主考官（典试委员长）。
戴氏主要精力是在主持考试院的工作，但是鉴于他在党内的资历以及他与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他经常被任命为各种机构的委员、部长等挂名职务。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有争，将胡汉民扣压并软禁于汤山。徐晓林当时在戴之考试院院长办公室工作。按当时的惯例，每天早晨由中央党部组织部总干事张道藩来电，告知当日需向戴汇报的有关事项。3月1日晨六七点钟，突接张道藩来电，告知昨晚胡汉民被蒋介石所扣留了，要徐晓林立即去呈报戴氏。当徐放下电话想去上房（当时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戴氏家属住的五开间平房为上房）面呈，即看到胡汉民女儿胡木兰穿着长袜和旗袍，面带愁容，匆匆向上房走去。她的来意很明显是诉述其父被扣的情况，因而徐无法去上房面呈，仅能将张道藩电告情况书面呈报。胡木兰在上房谈了不到一刻钟就离去。随后戴即乘车去中央军校（当时蒋住在军校的一座楼房内）。半小时后，戴氏即赌着气板着脸回来，蒙头睡觉，连公事都不办了。因他被蒋训斥，怪他多管闲事了。下午，戴又急忙乘车外出。后来得知他和吴稚晖到汤山去劝胡汉民，又被胡讲了一通。由此可见戴氏当时的协调和为难的处境。
1931年末，在国民党的四大上，宁沪粤再次合作，蒋介石再次下野。戴氏、于右任也辞院长职。戴氏未参加四届一中会议，反而偕钮有恒同返湖州潜园，并带二排卫兵同行，一时湖州传为佳闻。戴氏不参加此次会议之原因是与蒋之退让有关，同时也觉得自己无实力去竞争。这次会上戴氏未被选为中常委及国府委员，但继续被留任考试院长。
1934年，戴与褚民谊、居正等在上海发起“时轮金刚法会”，推段祺瑞为理事长，戴氏、褚民谊、王晓籁、王一亭等为副理事长。于4月28日在杭州正式开展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道场，引起沪、杭群众之反对。1938年4月，戴氏代表政府到甘孜与藏族宗教上层分子联系。1940年到缅甸及印度访问，拜谒了佛教圣地。在此期间，戴氏先后提出祀孔制礼、中小学课本中增添“四书五经”、“新生活运动”等。
自1935年国民党五大后，戴又兼任中常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大上，又续任各职，直到1947年六届三中会议为止。
从这一段时间看，戴一方面皈依佛门，一方面尊孔制礼，但有时却又为蒋筹写有关会议宣言等，做蒋的忠实的助手。这样一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戴氏的身体变差而更甚。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后改组政府时，戴仍为考试院长。其后为了使青年党、民社党以及社会贤达人员平衡，加之戴氏之身体极弱，在6月改任戴为国史馆长，而离考试院长任。考试院长由张伯苓继任。戴表面上对此无反映，但心中是不愿的。当时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均未调动，因而戴对蒋颇有看法，彼此关系逐渐欠佳。因不再任院长，戴迁到南京五台山私宅，对国史馆事较少顾问。
1948年初戴氏生日时，蒋介石偕经国前来为戴祝寿。戴知蒋车已到，借故推托讲“天大地大不如佛大”而到佛堂念经拒见。后为赵文淑等所劝方出，蒋氏送上祝寿蛋糕，但相谈极为客气。
还有一次，蒋带纬国开车到五台山戴宅。按通常情况，纬国先进内宅通报，蒋在汽车内等候，戴外出迎接，陪蒋一齐进内宅。但这一次，纬国进内通报，戴不外出迎接。原来蒋拟约戴一齐参加某会议，结果使蒋候在门外车内，十分狼狈。足见当时蒋戴之关系已较差。
1948年底，南京政府迁穗，戴氏携家属赵氏（时赵氏腿略瘫）由宁迁穗。因当时广东政府接待他欠礼遇，加之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欠佳，于1949年2月11日晚吞服大量安眠药，因抢救无效身死。死后遗体运沪，由上海湖州同乡会为其举行追悼会，骨灰由继室赵文淑运蓉。
（徐晓林 陆雅乾）
二、从革命到复古的蜕变
我是抗战前考试及格人员，抗战初期，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救济考试及格人员办法》，国民政府被改分为直属于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任职。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耳闻目睹，得知戴季陶其人其事。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以“天仇”（意谓与满清皇帝不共戴天之仇）笔名，撰写文章，鼓吹推翻满清，颇为时人所称颂。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戴出任考试院院长后，却一反常态，不谈革命，尽情复古，其人之善变，可见一斑。
考试院成立之初，戴亲自审定建筑办公楼及考场蓝图，要求类似孔庙布局；同时下令院内卫士，一律佩剑而不带枪。进入院内者，一似置身于庙堂之中。
考试院下辖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铨叙部内各司名称，戴季陶说应当仿古，亲自命名为“甄核”、“考功”等司。前者职司文官官等、官俸之审批，后者职司文官年终考绩。他亲自审定《文官官等官俸表》、《公务员任用法》，分文官为简任（共八级）、荐任（共十二级）、委任（共十六级）。
国民政府拟定文官礼服时，戴季陶引经据典，力争不以中山装为礼服，而以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却获得通过。戴极为得意。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院内各级官员均须按官等高低为序，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者，则以级别高低，定其位置。
上述复古情况，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
戴季陶自称实行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抗战前，自1931年起，在南京举办高等考试四次，共计录取四百余人；普通考试一次，录取一百余人；另在各少数省份举办过普通考试一次，各录取数十名。抗战期间，自1939年起，每年举办高考一次，另办过几次特种考试。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精简机构，大量裁员，被裁人员各发给三个月薪俸，遣散了事。被裁人员多属考试及格人员，他们晋见戴季陶请其代进一言，以免失业。此时，戴季陶闭口不谈“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而以伪善面孔声称“爱莫能助”。
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共计九十九名（发榜时为一百名，因其中有薛铨曾一人同时考中普通行政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实际人数为九十九名），依照《公务员任用法》规定，均应以荐任官任用。岂知录取人员被分到各机关后，多被投闲置散，未予任用。及格人员多系受过高等教育，经过三试（一次初试、一次复试、一次口试）而被录取的。他们大呼受骗之余，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被“投闲置散”。同时，他们以研究考试制度为名，组织“中国考政学会”，企图以集体力量，争得枝栖。而身为考试院院长之戴季陶袖手旁观，不赞一辞。
由于考试及格人员之申诉，各部会为敷衍起见，不得不以荐任官实缺任用；有的部会，如教育部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竟以一个科设置两个科长，将考试及格人员和非考试及格人员同派在一科，均为科长。后因各部会科长职位，多为首长亲信所占据，国民政府因此规定各部会增设荐任科员，专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与科长官等相等，非考试及格人员不得充任。考试及格人员表示不满，又无可奈何！戴季陶说：“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
考试及格人员分在各机关任职者，或则有职无权，或则从事极为繁重之工作，稍有差错，即遭斥责。如第一届高考及格人员黄问歧分在教育部任科长后，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工作极为繁重。偶因缮校人员疏忽，出现些微差错，读者投书更正，部长王世杰大发雷霆，归咎主编。戴季陶得知后，则以“考试及格人员应以身作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词，告诫黄问歧。
戴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据院内一老年官员说：“院座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此语亦为院、部、会中一部分官员所公认。
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望之确似一尊佛像。院内有个自称善于相面的老职员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得知后，极为高兴。其人之迷信，可以想见。
戴季陶前妻病逝后，即未续娶，而与一年轻姑娘同居。此姑娘姓赵，人呼之为“赵小姐”，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临时工）。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衔，而院、部、会内大小官员，莫不敬之畏之。干女儿消息灵通，院长的一言一行，皆能及时传出。
戴季陶对部属一贯采取“恩威并济”的策略，一面高高在上，保持其院长尊严，一面又对部属示以恩惠。例如：抗战期间，戴季陶在中央训练团任教，编印党政建制讲义，有大量图表需人绘制。院、部、会选拔了一批录事（雇员）集中办公，专司其事。一次，这些录事见厨师端出戴吃剩的兔肉，争相抢夺，为戴所知。此后，戴每餐用膳时，必命厨师，将自己吃的美味佳肴，分出一盘，送到录事们的餐桌上；又一次，录事们争夺戴吸过的上等香烟头，为戴瞥见，立即命其随侍人员给雇员们香烟各一支。录事们得到一些恩赐，对戴颇有好感。
考试院及其所属部、会，人多以清水衙门视之，实则为极有油水可捞的机构。如考选委员会，每办一届考试，除有大量报名费收入外，并列有预算，报请国库支付。每届考试筹备开始时，会内员工伙食，即由公费开支。因应试人多，笔试科目多，大量印制试卷，购办文具等均有回扣；以及宴请典试、襄试委员（均系阅卷的官员）的伙食费，无不以少报多。这笔贪污费用，均为委员长陈大齐的连襟王士兴、外甥黄某所经手，完全纳入陈大齐的腰包。一次，王士兴酒后失言，抱怨陈大齐心狠，借口个人开支大，将贪污之款，分给王士兴的很少，几乎全部独吞，共计五万余元，全部抢购黄金储存。我与陈大齐矛盾很大，当我离开该会时，曾向戴季陶控诉陈大齐贪污，戴季陶官官相护，竟当面对我说：“口说无凭。”无怪乎，南京解放前夕，戴季陶离宁到穗，自杀身死时，陈大齐如丧考妣，痛哭失声。
戴季陶为显示其身份，曾规定院、部、会内各办公室设置红绿灯各一盏。院长在院时，院内各办公室红灯齐亮；副院长在院时，绿灯齐亮。铨叙部及考选委员会均仿效之。故考选委员会内职工互相之间，均称委员长陈大齐为“红灯”，称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沈士远为“绿灯”。此为国民政府各部会中所罕见。戴季陶说：“这是科学方法。”
戴季陶官邸的墙壁上既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有佛像，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其寝室则严禁男人入内。一次，戴季陶的公文包遗留在汽车内，司机送至戴的卧室，戴极为不悦。司机立即退出对我说：“院长官邸应设置太监才好。”说罢，大笑而去。
我所见过的国民政府要员中，以戴季陶最善于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如戴曾公开说：“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听其言，观其行，戴季陶之功过，有待治史者去评说。
胡适于1947年秋因公来南京，戴季陶请其在考试院作学术讲演，我于旁听后，到胡寓处（因胡与我有瓜葛之亲）谈及戴之为人。胡适说：“戴传贤（戴季陶之名）已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政客。陈百年（陈大齐字百年）想当政客而不可能。蒋先生（指蒋介石）部下，派系林立。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年轻人还是多读点好书……”可见，戴季陶在胡适眼中已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以元老自居，不参与派系之争，而对党内个别人却极为器重，朱家骅即为其中之一。朱自投靠戴季陶后，自立门户，与CC系矛盾日益加深。朱家骅对戴季陶极尽奉承之能事。
戴季陶文质彬彬，重视仪表，讲究礼节。一次，戴瞥见一门岗胡子太长，询其何以不整容？门岗急中生智，肃立答称：“无空闲时间。”戴立即手令每星期六下午为门岗理发时间。门岗皆大欢喜。
戴季陶有一纸折扇，一面录一对联：“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此联我在渝南开中学曾见过。）另一面绘一罗汉像，并附录一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戴季陶有鉴于政令不出都门，各省拒不执行考铨法令，于抗战期间在各省设置铨叙处，专司地方官员资历之审批。终以积习难移，铨叙处形同虚设，戴季陶束手无策。
1948年3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出任总统，改组政府。其后，戴季陶将考试院长一职让位与张伯苓，自称“无官一身轻”。淮海战役结束后，据其随从告诉我：“院长神经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曾对我们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二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我询其“院长税驾何所？”据答称：“院长行踪，从不透露。”由此可知，戴季陶之自杀，有其思想根源，不是偶然的。
（黄贻谋）
三、戴季陶为何砸瓶子？
戴季陶是蒋介石的最亲密的朋友，在蒋朝中是一个幕后的重要人物，诸如“新生活运动”及“党员守则”，以及提倡尊孔等等都是戴搞出来的名堂。有一次在重庆戴请我们吃饭，见他的书房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及中山先生的像及戴母亲的像，令人看了莫名其妙。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正中何应钦下怀。于右任、孙科等也认为应该如此，但不愿先表态。经戴慷慨陈词后，才附和他，讨伐案遂成立，但宋子文认为这么做等于送蒋的命。立即往访戴，戴对宋说：“老实说我同介石的关系，不比你们浅，我不会害他的，你们搞你们那一套，我主张我的一套，你们不要管我。”宋听了无言而退。
蒋被张学良释回南京后，蒋介石写《西安半月记》，文中抨击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戴季陶看了十分生气，拿鸡毛拂尘把家里的瓶子都打烂了。戴恨的是宋美龄，而蒋介石竟也同意出版，戴是深为痛心的。1944年我们有一批以推动国民党提前实行宪政而结合起来的朋友，其中包括当初的改组派及孙文主义学会中反过蒋的人，也有接近复兴社的反CC分子。最初我们拉了朱家骅派的几个人，把反CC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后来朱家骅一派的人认为此事应去请示戴，戴立即回答道：“国民党的三个儿子（即CC系、复兴社系及朱家骅系）老大老二可以联合反老三，老二老三可以联合反老大，老大老三可以联合反老二，但是任一个儿子都不能联合外人反自己的弟兄。”云云。这样一来朱家骅一派就立即打退堂鼓了。后来朱家骅的中央组织部长被陈立夫取代，有一位朋友就讽刺说：“什么三个儿子，根本只有两个，因为第三个儿子只是讣闻上加黑圈圈的那个死人了。”戴季陶在1949年初住在广州某招待所，一天夜里，同于右任长谈，于谈到戴同蒋的关系那样深，蒋有不对，戴也有责任。戴听了此话，受了刺激，吃了大量安眠药而死。所写遗书，次日被孙科拿去送往奉化给蒋介石看，即如石沉大海了。
黄仁霖是办青年会出身的一个人，据说是余日章的女婿。因基督教关系，认识了宋美龄。蒋介石开办“励志社”，受宋美龄推荐，黄得任“励志社”总干事。凡是蒋夫妇请客，黄总以第一副官身份出现，指挥佣人布置并处理一切。对于宋美龄更加恭顺，黄因得宠于蒋夫妇，国民党要人们都很敷衍他，他便自以为了不起。在重庆时，戴季陶的考试院及本人住家都在求精中学内。一天黄昏，戴持手杖在园内散步。黄仁霖穿起短裤，从旁边走过，遇见了戴，黄用洋人口吻打招呼说：“哈罗，戴院长。”戴平日就看不惯黄，经过西安事变戴又最恨宋美龄，见黄如此轻狂，便大发脾气，举起手杖打了黄两下，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敢用这种态度对我。”黄只得抱头鼠窜。
（周一志）
四、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
1949年2月的一个月色黯淡之夜，原考试院院长、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
戴季陶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后游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一说1911年流亡南洋时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善写文章，曾主《民权报》笔政；讲话富辩才，每个语音，都吐得很清利。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就任全国铁路督办时，戴为其秘书。他算得是孙的一位得力助手，因之渐渐成为孙中山亲近的同志、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最后竟至当上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对孔孟非常崇仰，同时又信佛。他的思想体系可说儒释混合，杂糅一团。他在南京的私寓辟有静室，中供如来、观音瓷像，布置着香炉蒲团，四壁悬有他亲笔所写的金刚经条幅，字迹端秀；室外悬着绿色竹帘，掀帘进去，迎来一股清香。他手腕上常常带有颗粒细小而光彩圆润的一串佛珠，形同居士一样。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由广州赴北京共商国事，戴为随员之一。他以孙中山信徒自命，开口总理，闭口总理，以表对孙的崇敬。国民党政府规定有总理纪念周的制度，各军政机关，每周都要举行一次，每次纪念周里有“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等程序。戴在南京考试院时，凡是举行总理纪念周，他多半亲自出席主持，每当读遗嘱和默念三分钟时，必先面向中山遗像追思一番，毕恭毕敬，虔诚肃穆。
考试院的院址，在鸡鸣寺东侧，系旧武庙改建而成，但远看起来，殿宇巍峨，仍然像一座庙堂。秘书处、考选委员会设在东屋，编译局、参事室、铨叙部设在西屋，正中的大殿则改建为礼堂。在改建礼堂时，司事人员主张将神主、神龛一并毁弃，而戴则认为关圣义贯日月，不可亵渎，于是在礼堂顶上另构阁楼，安置神主。
戴季陶的私寓距考试院不远，系平房建筑，外表不甚堂皇，而内部构设，有厅、有堂、有轩，回栏曲槛，显得非常雅致。私寓的朱红漆大门经常关着，侧门旁守卫着带剑的武士。原来，考试院警卫队所佩武器，与别的行政机关不同，他们不带步枪、手枪，偏偏佩带着一柄古色古香的长剑，而穿着的服装，却和一般警察无异。这种不文不武、又古又今的武士型，乃是戴季陶的独创。戴还在清凉山明袁枚随园遗址购了几亩地，营建了一座私人花园。园内广栽花木，茅亭荷池，布置得极富诗意。他时常在园内宴客，对月赋诗，临轩作字，极尽文人的乐事。当他感受刺激，怏怏不快时，则只带一位随从，独个儿在园内徜徉。
戴季陶很重视古代典章制度，对于清代的官制官规，尤其是考试制度特感兴趣。国民党政府的文官礼服，规定为蓝长袍、黑马褂，质料可视冬夏季节而异，而服式则四季相同。这种制服，就是由戴季陶倡议制定的。当1929年夏，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西山迁葬南京紫金山时，长长的执绋行列中，前面是蓝长衫、黑马褂、雍容斯文的一群特任、简任的文官行列，后面是峨冠燕尾（燕尾服）、昂然阔步的一队外国使节，比较看起来，只觉得长袍马褂，益显国民党官吏的迂腐暮气。
戴季陶对第一届全国高等考试，极端重视，名之曰“抢才大典”。大典的布置、规模、程序等等，多半模仿前清“会试”旧制。戴自任典试委员长，邵元冲为副（一说邵为襄试处主任），均经国民政府首肯特任，如同“会试”主考官由皇帝钦命一样。其余典试官也由国民党政府简派，以示隆重。这次考试计有四类：一、普通行政人员考试；二、教育行政人员考试；三、外交官考试；四、司法官考试。考试科目依据各类考试法的规定，但“党义”这一门如不及格，其他科目即使完全满分，也难中选。考场设在李相府，即原李鸿章在南京的旧邸。试前一日，举行“进场”。考生进场时，要经过严格检查，以防夹带。进场以后，举行“封闭”，将四门封闭，门上交叉地贴着盖有院印的“国民政府考试院封”的封条，所有考生、典试官的膳宿，均在闱内，行动与外间完全隔绝。各科试卷均折角弥封，卷面仅有编号，以示严密。考试为期一周，期满举行“启闱”，于是禁闭了七天的考生、考官们才如同囚人得赦，获得自由。最后，举行“放榜”仪式：国旗高悬，迎风招展，爆竹喧天，鼓乐齐鸣。考生们拥挤在围栏前看榜，只见榜上有名者眉飞色舞，名落孙山者垂头丧气；看热闹的人群，更是肩摩踵接、熙熙攘攘，极一时之盛。那赫然在目的榜示，也非同于学校的招生放榜，乃是红纸艳丽、金字辉煌的金榜。科举时代被认为无上光荣的“金榜题名”把戏，不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备受重视。记得这一届金榜头名叫周邦道[1]，江西人，系应考试行政人员考试中选，戴季陶特地召见他，视同门生，并即口发表为教育部科长，以示优异。这一举止也是模仿前清“钦点翰林”的旧制。除去“金榜题名”、“钦点翰林”这一套帝制时代的旧形式而外，还有仿清制的“御赐琼林宴”。发榜次日，戴季陶设盛筵于考试院后面新建的明远楼，宴请高考及格人员及典试官。席间，戴喜形于色，频频敬酒，举杯畅饮，好像是创建了不世的“抢才”大功，面对这一群“济济多士”，大有以“座师”自居之概。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显赫人物中，算得是最密切的。蒋介石的一些重要举止，戴无一不筹谋划策，参与其事。两人往来过从频繁，戴公馆的朱漆门前，常停留着蒋介石的黑色保险车和便衣随从，而中央军校内蒋氏官邸也不乏戴的踪迹。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的礼教条规，亦为戴季陶所主张。国民党党员守则中“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正洁为强身之本”等一共十条，实由戴季陶所制定。
（金声）
五、戴季陶自杀真相
1949年春，国民党统治地区各报载有原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季陶）在广州自戕身死的消息。这时已值蒋介石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在先已有陈布雷自杀的事件发生，故不知内情者以为戴系步陈之后尘。
家姊赵文淑为戴季陶之后妻，戴死后一月，由穗回沪养病，我前往探视。据谈：戴季陶逃到广州后，等候飞机转往台湾。适孙科亦来广州，意欲占用戴的寓所，先是出于情商，但不待答复，即将戴家的行装搬走，迁到另一住处。戴季陶一看房屋简陋，大为不快，自言自语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般趋势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件事梗在心头，认为是奇耻大辱。想立刻起程，而飞机不至。又是闷，又是气，腰酸骨痛的老毛病益发加重了。戴早年即有阿芙蓉癖，做了院长后，改服烟丸，这时只顾一把把地吞服。原来又患失眠症，床头案角，都放着一瓶瓶的安眠药片，每夜要吞服数次，才能入睡片刻。他死的这一天的凌晨2点多钟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他已经吃了很多的安眠药，精神亢奋状态尚不能抑制，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及至赵文淑醒来，医生护士满屋，说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赵文淑对我说：“季陶绝不是自杀的，他和蒋介石亲如一体，当他知道陈布雷自杀的时候，还认为陈太对不起蒋介石了。”
另据我亲身目睹，早在四十年前，戴季陶即闹过一场投江自尽未遂的把戏。当时上海报纸根据戴本人的吹嘘，说是出于愤世，其实那是一个家庭丑剧的插曲。
1922年秋，戴季陶奉中山先生之命自沪赴川报聘，携我伴行，照料私人事务。先是四川临时省长刘成勋，派遣向育仁、吕超到沪晋谒孙中山先生，孙即派戴随同向、吕赴川一行。向、吕二人自沪出发，戴系中途于南京登轮会集。船赴汉口途中，戴绝少谈话，独自在船舷来回踱步，或凭栏沉思，神色呆滞。我们在汉口换船到宜昌。大约是在夏历九月十六日深夜，我已一觉醒来，还不见戴回舱就寝，天明，查知戴系落水。我们只好中途在宜都登岸，寻访戴的下落。我和一名工役雇了一叶小舟，遍寻踪迹不得。次晨，又沿江顺流寻找。在小轮船码头，忽然望见戴季陶被一个村民搀扶而来，我急忙问他究竟，知道是落水遇救。
谢了村民之后，我们乘轮折回宜都。向、吕二人惊喜称庆，并设席压惊。席间，问到何故投江，戴慨然长叹，投箸而起，说：“军阀专横，各自为政，频年内战，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伺机蚕食，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又被陈炯明窃据，国事如斯，我等皆将为亡国之俘矣。中夜不寐，忧心如焚，独步舱头，凭栏远瞩，忧时有泪，救国无方，猛见江心月圆如镜，明彻天空，四际无涯，觉浮生之渺小，念此行仆仆风尘，亦属劳而无益，一时愤悔，奋起投江。不意我命由天，浮沉六七十里，触渔舟遇救。”一番自白，说得激昂慷慨。是夜，我与戴伴宿，正要详细问原委，不料戴突然向我一跪，坦白了自杀的真相。
缘于1919年，戴偕原配钮有恒（钮系我的姨母）自日本归国住在上海。他们从日本带回两个儿子，一个是姨母亲生，即戴安国，另一个是戴在日本时的姘妇所生，回国时该日本妇人同来，旋不为姨母所容，被送回日本国。因以征得我同意，由我未出嫁的亲姊赵文淑来沪代为照料家务。我姊即在沪寓被戴奸污。就在1922年秋季，我姊已定期出嫁，此事戴在赴川之前即已得知，唯恐因此泄露了他的乱伦丑行，其投江自尽的原因就出在这里。过后，戴利用钱财和权势，解除了赵文淑与王姓的夫妻关系。迨原配死，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合。
（赵文田）
注释
[1]一说普通行政人员考试第一名为朱雷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