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俨然蒋、何并称，同为举足轻重的顶尖要人。何应钦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是蒋长期离不开的助手和膀臂。然而，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却是矛盾而复杂的，因怕他功高震主，故而爱恨交织，既用又防。蒋、何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信任到疑忌再到疏淡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微妙程度绝非外人可以想象。正因如此，所以连那些和他们较为亲近的人也无法把蒋、何关系完全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往往言人人殊。蒋介石曾颇为自负地断言“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尽管何应钦对他时怀不满，啧有怨愤，但因自己性格所致，其毕生事业终究没有逃出蒋介石这句话的评判。
一、蒋、何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前言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泥凼乡人，1889年生于地主家庭。年二十岁由湖北陆军中学派送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九期士官生学习军事。1914年毕业归国，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约回贵州帮同训练新军，参加贵州革新运动，为贵州新派——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思想的王文华派骨干之一。1920年新派失败，出亡广州、上海间。1924年入粤任中国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总教官。从此在蒋介石识拔之下，由教官而团长、师长、军长、总指挥、总参谋长、军事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各行营主任、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在文职方面，也从省主席做到行政院长；1929年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所谓“黄埔系”当中，俨然蒋、何并称，跃居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在蒋介石前后二十年反动政权之下，也成为党、政两界的首要人物。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国民政府垮台，他才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
大陆解放前，我曾在何应钦手下工作，对何了解较多，如在贵州和他同是搞革新运动的人；在1926年他任广东东江绥靖委员的时候，当过他的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在从1927年北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五个年头当中，我又是一个效忠于蒋、何之间和与闻过他们之间机密的人。因此，对于何应钦的前半部历史过程知道得比较清楚。从九一八后虽然为了反对他跟着蒋介石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抗日而打共的反动政策与他疏远，但对他后半部的历史，特别是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互相利用的微妙关系，由于王伯群的关系，也知道得颇多。兹应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嘱，特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史实做一个概要的叙述，供作史家的参考。
在贵州是怎样发迹和怎样失脚的
1915年“护国”之役，贵州王文华在其母舅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统治之下，率黔军一个纵队出湘西讨袁世凯有功，成立黔军第一师，被擢为师长兼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具政治野心，颇富才略，由其兄王伯群的关系，加入中国国民党，受知于孙中山先生。为了要革新贵州，组织“少年贵州会”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与刘显世领导之旧派——进步系对立，企图夺取贵州政权。以搞政治必须具有相当武力，遂立训练新军、扩充军队的计划。以自己不习军事（王是师范学生），须物色军事人才，恰值何应钦由日本毕业回国，既是兴义的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便邀回黔相助，何应钦到后，即以其妹王文湘嫁之，用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少年贵州会会长。1917年讨刘存厚之役，王文华率黔军入川占领重庆，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被任为第五旅旅长并兼贵州省警务处处长。同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朱绍良，任第三旅旅长的张春圃，任第四旅旅长的谷正伦，都是经他以士官同学的关系介绍给王的。因此，一时成为新派中的核心人物。但他是一个无主义、无主张、惯于四面周旋、猎取功名富贵的人，在新旧两派斗争过程中，他往往用两面讨好的手法，不顾新派立场，而与旧派通声气。以此，王文华渐渐地不信任他了。但他也就依靠这些关系在贵州取得相当的地位，露了头角。到1920年“护法”失败，黔军在川被迫回黔，他参加了贵阳“民九惨案”捕杀了进步系首要熊范舆、郭重光，逼走了刘显世。王文华以避甥舅嫌疑赴上海，由第一旅旅长卢焘代理总司令职权的时候，他又兼充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直到王文华在沪被刺死，袁祖铭回黔篡夺了黔军，新派失势，他才离黔经滇出亡广州，由王伯群介绍于李烈钧任军政府参谋部少将参谋。旋以位低薪薄，无事可做，复转沪与王伯群等在外新派同人搞所谓复黔运动（倒袁祖铭），度亡命的寓公生活数年。他在往年道出昆明的时候，曾被刘显世派人暗杀，中一枪，伤肺部，未致死。这就是何应钦在贵州从发迹到失脚的一段简史。
投入黄埔军校与受蒋介石的信任
何应钦于1921年到上海搞复黔运动无成就，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也不够过长期的寓公生活，于是不得不作未来的打算。但是，去粤吗？眼看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少有希望。因此，无时不想去北京活动，而又苦无机缘。正彷徨歧路间，适1924年6月孙中山建立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始通过日本士官同学王柏龄的介绍再赴广州任军校少将总教官（何应钦与蒋介石虽是士官同学，又在上海“沪军都督府”陈英士的部下做过短时期的军务处科员与蒋同过事，但无深交）。到校之后，因为他的思想右倾，工作勤慎，且无不良嗜好，渐得到蒋的赏识。顾仍不满于月薪二百元毫洋的待遇，且估计黄埔建军难以发展，适孙、段合作之局成，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孙中山复不幸病逝北京，益觉粤局暗淡。由于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人中的邓汉祥也做了段祺瑞的高级幕僚，遂下了去北京另求出路的决心。那时我正由北京携着李大钊先生致汪精卫介绍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信在上海停留，接到何应钦倚装待发的信，立即写了一长函将当时世界大势和南北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黄埔党军（本文内所称的党是国民党，以下同）必有发展，北洋政权必将崩溃等种种理由去劝阻他，这才打断了他北上的念头，在黄埔安心工作下去。时蒋介石在军校倚为心膂股肱的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因为王柏龄成天地去广州狂嫖滥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独何无论在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内一找必到，这样，蒋便渐加信任，把托付于王柏龄的任务交给他（王柏龄以引进的关系自诩是何应钦的恩人，后来因为需求不遂，在蒋对何的猜疑过程中，为了修怨抱憾，从旁下不少工夫）。何受了这样的优遇，自然大为感激。旋蒋建立黄埔党军，将第一期毕业学生编成两个教导团，以何为第一团团长，他就开始带领黄埔军，在蒋介石统率指挥之下，于是年10月入广州平定“商团叛变”；接着是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在此次战役中，先后击败了陈炯明的部下洪兆麟、林虎、李易标，此即所谓黄埔学生军在东征史上著名的淡水、平山、河婆之役；接着是6月回师广州讨平刘（震寰）、杨（希闵）；之后，又进行第二次东征，于11月攻下惠州，将陈炯明的军队全部歼灭；何应钦于12月底随同蒋介石进入潮、汕，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广东的统一，何也就在黄埔党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几次战役中，都是何带的第一教导团为主力。他基于报主立功、急想上爬的一念，确是鼓起了干劲，下了牺牲奋斗的决心；而蒋、何之亲密结合，也即以东征之役开始。其中最博得蒋欢心的是棉湖之役。当3月12日与林虎激战那一天，林军已包围了指挥部，第一团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已达到全军覆没的边缘，蒋急谓何：“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颓势，否则什么都完了！”何激于“义气”，也感到不拼即死，遂挺身督队冲锋，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林军，奠定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以此，蒋对他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甚至以3月12这一天作为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所以详引这一段的经过故实，是为了说明蒋、何之间开始深度结合的情况。
东征胜利结束，广东统一完成，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蒋介石就着手扩充黄埔军队，将两个教导团扩编为两个教导师，成立第一军，何升为第一师师长，而蒋自任第一军军长，此即后来所谓代表黄埔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班底。何于12月进驻汕头，即以第一师师长兼任东江绥靖委员坐镇东江。此时蒋介石野心日炽，由于阶级意识的支配，渐萌反共、绝俄、建立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异志。何受了封建意识的驱使，在与蒋结合之下，自然与蒋站在同一的立场。当时在蒋还得利用“三大政策”做他假革命掩护的时候，也就是还在需要中共和苏俄帮助的时候，何的言论行动，无论在“总理纪念周”上致辞，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在对学生和部队讲话，都是做蒋的应声虫跟着蒋高喊“反共就是反革命”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等这一类响亮的口号。在布置上则完全跟在蒋的后面进行一切反革命、反三大政策的阴谋。第一步是开始“限共”；第二步是以戴传贤的孙文主义哲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汕头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中共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第三步是发动“中山舰事件”的事变。所有这些阴谋和行动，据我所知，都是由张人杰（静江）、吴敬恒（稚晖）和戴传贤与蒋介石密商决定而经过王柏龄和何应钦赞成的。那时我任他的东江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我的兄弟李侠公是他的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所以，对于何当时的言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中山舰事件前夕，1926年1月间，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对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阶级仇恨，日益表面化，甚至发展到孙会头子缪斌、贺衷寒等密谋枪击李侠公的事件。侠公是联合会机关刊物《青年军人》旬刊的编辑，行凶事件发生在广州大佛寺，是在中共领导召开的一个“西南革命同志大会”的群众会场上。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但会未开完，他借口有事先走，就在他走后，孙会分子出面捣乱了会场，王惠生在叫喊“清除共产党”声中开枪行凶未中。此事件也有何应钦参与其谋。我也因出席这个大会，并站在中共一边，更被视为亲共分子被攻击而离开了何应钦。于此还可以举一件事来作当时何应钦反动的证明：当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之前，那时何应钦在汕头，蒋曾由广州密电何征求意见。电文的大意是：广州有要人（暗指汪精卫）联合重要方面（暗指中共和俄顾问）反对他，使他处境极苦，他打算下野以避风头。但下野后到哪里去呢？到上海，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开会；到日本，又不愿在此时避居国外：“茫茫大地，几无容身之地，午夜彷徨，筹思无策，我兄其何以教我”等语。何接到这封亲译电后，马上复电表示他自己和第一军坚决支持蒋，一切做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并指天誓日地请蒋相信他。蒋接电后就决心发动中山舰事件的阴谋。（这段史实，我当时虽是何的秘书长，他是不会使我知道的，而是事后代他译电的兄弟何辑五告给某友人。由某友人转而告给我，是可以相信的。）我所以把这一段史料写出来。不但可以证明当时何应钦在思想上、行动上是怎样与蒋介石完全一致，也说明了蒋对他从此益加信任的由来。
何应钦在这种受蒋宠信和对蒋拥护的情况之下，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北伐，组织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成立七个军，即以黄埔系的党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他也就水涨船高地升为第一军军长。在北伐的各军中，他被分配的任务是以东路总指挥的名义率三个师出东江向福建进攻。一帆风顺，于是年9月打下福州，11月打下杭州，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到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反革命的前后，他更是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亦步亦趋，尽了助纣为虐的能事。于此忆及一件事：当1927年2月，即武汉方面准备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对蒋制裁的前夜，蒋以调和无望，叫我打一电到杭州去问他的意见（包括白崇禧），他就回了一个坚决主张反共清党、讨伐武汉的电，这就促进了蒋反革命的决心。（那时我是总司令部的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随蒋驻在南昌。）
以上是何应钦投入黄埔军校与受蒋介石信任的情况。
代蒋野心的萌芽与被蒋猜疑的开始
何应钦从广东率师北伐，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由东江出福建进入钱塘江，克复了东南两省，黄埔军又交他统率，声望日隆；白崇禧是他的副总指挥，亦以在江西击败孙传芳军功绩显著，桂系苍头特起；两人各具怀抱，渐相结合。11月同入南京，适宁汉分立，和战争议纷纭，蒋坚主西征讨汉，而桂系主和北伐，相持不下，蒋最后以去就力争，终于被白崇禧威迫，何应钦不予支持而下野。此次事件，即蒋介石对何应钦猜疑的开端；也是蒋、何之间一段微妙曲折的活剧。因为我是唯一与闻此事机密的人，为了提供史实，有将内幕情形加以缕述的必要（经过的个中情况，只有我和蒋两人知道，即当时的何应钦也不详悉，王伯群知道一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27年12月，蒋介石决定讨伐武汉，军队已向九江方面进发，而桂系暗联胡汉民制蒋，从旁掣肘。一日，蒋召白崇禧与何应钦，力言非先定武汉不能北伐，而白崇禧持异议力陈不可。蒋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便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蒋顾何应钦，而何默不做声，蒋便拂袖而起说：“好，好，我就走吧！”蒋就负气于次日赴奉化。这就是举世皆知的白崇禧扮演“逼宫”的一出滑稽戏的真相。蒋对下野，当然是不会甘心的。他在转赴日本的一个时期内把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做好，在汪精卫和冯玉祥、阎锡山一致拥护他复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之后，即于次年——1928年1月回到上海准备重登舞台。一日，我在南京接着邵力子的信：“介公有事请兄来沪一谈。”我即赴沪去见蒋（他临时住在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见面，除了要我复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之外，即问我说：“你见了敬之没有？”我说：“敬之已来沪，但还未见着。”蒋就声色俱厉地说：“现在冯焕章、阎百川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那时正是我效忠于蒋、何之间的时候，我听了知事不妙，就替何解释说：“没有别的，这正证明敬之对于政治感觉之迟钝，我就去催他立刻发出好了。”蒋说：“好！”我便到环龙路何应钦的住宅去看他，我将蒋叫我来沪的用意告他之后说：“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冯、阎都发了，你何以还未发（我未将蒋生气和“问他在打什么主意”的话告给他）？”何应钦说：“我就不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墨三（顾祝同）等前方将领。因为他们的复电还没有到，故而未发。”我说：“他上次因为健生（白崇禧）逼他走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了，你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发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个理由，怎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发出才好，否则……”何很不自然地说：“好吧，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我立即为他草一电交发，才过了这一关口。
第一军的拥戴电发出后，蒋遂于1928年1月初旬入南京，我以为这次的事总可以冲淡过去了。哪知平地的风波，就在蒋到京后的不几天突然而起。
大概是在1月中旬吧。有一天的上午，我为了整理汉、冶、萍的事正在萨家湾外交部同日本资方代表开谈判（我是交通部次长兼汉、冶、萍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忽然陈立夫持着蒋的亲笔信来找我，信上说：“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兄能同来更好。”陈立夫说：“现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就立刻上车吧。”我问何事，陈立夫假说不知，但我已料定是何应钦的事发作了。我立将日方代表辞退，回到斗鸡闸寓所（我与王伯群同住）告诉王伯群。适王伯群在病卧中，正谈话间，他的妹子王文湘（即何应钦之妻）由她的成贤街宅内来一电话说：“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队都撤走啦！”王伯群问：“敬之呢？”她说：“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他了。”不一时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把我的面子丢尽。不管怎样，我决不就，听候他发落好了！”我就将蒋迩来向我说的一些对他不满的话仍然减头去尾地把其中分量过重的部分有保留地告诉他，用意在顾到他们之间的团结。并说：“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待向他作一番解释，想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的。不过，他的脾气你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既然他存在一天，你没有把黄埔军队拿过来的把握（这是平时我问何应钦，他对我说的私话），那么，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还有，他最对你猜忌最不放心的是你与桂系的关系，你对此事往后须要善处。”到此，他才叹一口气，允就参谋长职，只是希望准他一个短时期的假在沪治病。我说：“只要就参谋长，一切的话就好说了。”我问王伯群去不去，他说他不能去。到此，何才对我说：“就这样吧，一切望你替我周圆好了。”时天已傍晚，我便过江登车，车上已有何成浚、陈调元、贺耀组三人先在。见后，他们就幸灾乐祸地把何应钦将要“栽跟头”的话题展开起来。我于次晨天刚亮时抵徐州，到站有蒋指派的孟侍从副官来接我，我就随他带我到蒋的临时行营（徐州饭店）去见他。见后，蒋第一句话问我：“你来时见过敬之吗？”我说：“见过。”蒋说：“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就不就？”我说：“他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蒋说：“他就就好。”于是激昂地说：“你去告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这次的拥戴电，他竟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样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又重复几次地说：“没有我就没有他，他必须知道。”接着又大叱一声说：“叫他滚出洋去吧，看我离了他行不行！”我听了这些话，知蒋对何应钦不止猜疑而且痛恨已达极点，就把何不懂政治，不认识革命环境，头脑简单，行动迟缓……这一类的话婉曲地向他解释，并说：“敬之不但没有异心，也不敢有异心。”而蒋仍然怒气不息，不稍谅解。最后我用了一个比喻说：“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二的。不过，由于才庸性缓，譬如：他是你的两臂，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而他也确实是听你的命令的。但受了才力的限制，你命令他两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他动是动了，却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都动而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了方向乱动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他是以为听命的了，而在你则看他是不听指挥，甚至认为他是有异动的嫌疑了，然而他确是对你忠诚的。这就是敬之近来行动失当和犯错误的病根所在。所以，我敢保证他是不会有异心，更决不敢有异心的。”经过这一番的譬解之后，蒋才转了笑容说：“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部队久，第一军的军风军纪日渐废弛，他可以在沪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一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蒋就提笔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长函交给我说：“你带去交给他吧。”又说：“敬之对政治认识不清，你须同伯群多帮助他才好。”到此，我便辞别上车。在车上将信细看，信中是历述从平定商团叛变、讨伐刘、杨和两次东征特别是淡水、河婆、惠州诸战役中同生死共患难以至“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这一些最亲切而动人的话；接着用极严肃的语气告诫说：“现在政治情况复杂，革命环境险恶，应付之道，须小心审慎，桂系野心甚炽，不恤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庆父不去，鲁难未已’，革命必难成功。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未尽之意，由仲公代达……”等语。我正阅看间，车已开行。及进到第三小站，车忽停止，据说是总司令有事派人来见我。车停后，孟侍从副官上车对我说：“总司令叫我来把信取回去。”我就将原函交给了孟副官。
我就这样带着使命回南京将一切经过情形仍然部分保留地转告何应钦。（如“他怕白健生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和“叫他滚出洋去吧！”这一类刺激的话，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告诉他。）何更听了我反映给他信里的一些亲密的语意，也就变嗔为喜；除遵令就参谋长职外，便请了两个月的病假到上海住了一个时期。果然不到一个月又叫他回南京听候使用。不过，第一集团军成立，蒋仍自己兼总司令并不履行前言，我才想到在徐州车上把信要回去的原因，就是蒋还是不想把兵权交他；所以，到打下北京之后，只给他一个“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的职务。
以上就是蒋介石对何应钦开始猜疑的经过情况。因为这段史实是蒋、何两人由信到疑、由合到离的重要关键。个中消息只有我知道，所以把它详细地写出来。
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从“逼宫”一事起，蒋介石虽然已开始猜疑了何应钦，但由于肯定他不敢公然造反，为了对部下表示宽大，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为了利用他来做一个驱使的工具，还是继续地任用他。而何应钦呢，自受了“入壁夺符”的打击，也就随时随事地更加小心谨慎，甚至在军政部长任内连用一个营长都要签请批示；至对于黄埔学生之进退，更是要通过蒋所直接领导之“黄埔同学会”的核心组织才敢签呈。尤其是关于所谓党国大计，更是只有匡逢将顺，不敢随便开口，妄持议论。对于“剿匪”的任务，更是阶级本能地衷心遵守，绝对服从，大卖其力气，以冀保全禄位。双方就在这种各有会心、互相利用的情况下维持不自然的关系数年。但何应钦取而代之的大欲，仍然隐藏在内心深处，在旁伺隙乘机。好了，“西安事变”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来到了！事变起后，何应钦是怎样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怎样力主轰炸西安借以置蒋于死地；怎样准备促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怎样与桂系接头；怎样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这都是人所周知的事实。独有外间所不知道的两件事，就是在他估计蒋即不死于轰炸也必将被中共杀掉的情况下所作的具体安排：一是在事变后的第三天密派他的兄弟何辑五飞西南去找刘湘和龙云替他捧场（辑五刚抵成都而事寝）。一是与王伯群密商拟订所谓“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案中的要点，据我所能回忆的是：关于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主要是联共抗日，抑或联日打共，待汪到后决定（何应钦当然是倾向于后者）。其次关于党务方面的是：推汪为国民党总裁，领导全党。关于政府方面的是：国府主席保留林森，而以汪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孙科仍任立法院长；于右任仍任监察院长；宋子文仍任财政部长或兼行政院副院长（并不肯定张群）；王伯群回任交通部长（如果可能，并争取兼中央银行总裁）；并以白崇禧为军政部长。关于军事方面的是：何应钦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以李宗仁和冯玉祥、阎锡山为副委员长（张学良如何安顿，待汪到后将对内对外政策商定再行决定）；何并兼领委员长川、滇、黔行营主任，以刘湘、龙云为副主任并推选刘、龙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府委员。此外如缩小“中统”和“军统”的编制；裁撤借禁烟筹集特务经费的汉口禁烟督察处以及释放政治犯等借以要买人心，博取中外同情的各种拟议，都包括在整个方案之中。以上的事，是当时由王伯群告我得知的。这就是西安事变中何应钦准备篡位登台的一幕趣剧。哪知正在兴高采烈之际，蒋介石突然被释回京，终于成了一场“黄粱”幻梦。那么，怎样下台呢？当日何应钦尴尬的情境，唯有用做贼心虚、惭愧万状八个字来形容。当蒋回来之后，只好硬着头皮向蒋诉他的一片仗大义、伸国法不得已而主张讨逆救主的苦衷；蒋自然也只有含恨在心，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容忍。但经此一役，就更增加了对他的痛恨而下了用陈诚来代替的决心。
全国解放前蒋、何之间的微妙关系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他只是假统一战线的招牌来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他的内心仍然是隐藏着“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鬼胎。既然还是要联日打共，自然就用得着在黄埔系统中还具有相当潜力的何应钦来做他的忠实工具了。再则，当时正在卵翼扶植下的陈诚也还不够作为何应钦的接替人；而且，不用何应钦，对于国内外的影响也不大好。这就是在这一阶段不得不继续地用他为军政部长和用他以陆军总司令的名义主办日寇投降这一重任的原因。然而何应钦尽管在这互相利用、极不自然的处境当中，仍然是利令智昏，野心不死。一方面用尽心机与陈诚暗斗；一方面则在蒋的面前表示千恭百顺，绝对服从，冀一朝回转“圣心”，继承“大统”。这可以举几件事来证明：一是在军政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任内仍然不敢乱用一个校级以上的人；二是王伯群在1942年想做贵州省主席，通过孔祥熙向蒋力说，蒋问何应钦而他却以不如用外省人吴鼎昌较宜为对。都表示他谨慎避嫌，无微不至。但又一方面最足反映他的内心情况的：一是当日本投降以前，美总统罗斯福派居里为代表到重庆询蒋未来的继承人，蒋以体力还健，尚未考虑为答；而罗斯福再令居里作第二次追问，蒋不得已姑以何应钦应之。他探得个中消息，于是又不自量地狂喜起来（这是他的妻王文湘告给王伯群，王伯群私下告给我的）。一是解放前两年即1947年的冬天，何应钦由美回国想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同邓汉祥去劝止他说：“武力统一的梦已经幻灭，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蒋既对你无诚意，时局未来必有大变化，还是冷静一些的好。”他假意说：“这是报上拿我来做材料，连在美国时美当局认为蒋扶植不起，希望我做他的替人，愿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加以援助，我曾以条件不够谢绝，还想做什么行政院长？”这种心向往之、欲盖弥彰的心情，更是跃然话里，呼之欲出，而他在南京解放之前还是做了行政院长来过他最后一次的官瘾，也即是做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送终人。
以上就是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在这个阶段——前后十一年间的微妙关系和何应钦一幅内心的写照。
关于生活方面的分析
现在我来对何应钦一生的生活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和简单的介绍。
先说关于公的生活方面，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性格、工作态度和作风各方面。前文说过，他一生以反共起家，一切言论行动，完全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尤其是封建意识的指导，因此，一生反共到底，做了国民党反共死硬派的头几号人物。是个性懦弱，优柔寡断，缺乏勇气毅力，故依傍蒋介石数十年间，一意将顺逢迎，不敢立异执言；即使隐藏着“篡位”的野心，也只是想巧取而不敢豪夺；而他的毕生事业，终于逃不出蒋所说的“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这句话的范围；他也就靠此得以幸免灾祸，保全禄位。其次是对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部属不摆架子，这种态度作风，恰与妄自尊大、骄恣专横的蒋介石相反，故人缘颇好，在黄埔系中颇得人心，因而在军阀混战当中，颇得部下卖力，往往侥幸取得胜利。然而手面太小，悭吝性成，对于部下的要求，有一钱如命“印刓敝忍不能予”的弱点，这又恰与蒋介石挥金如土、破格用人的手法相反，这也就是他始终斗不过蒋而只能做一个帮凶者的原因。其三是权力心太重，唯一追求的是富贵功名，因而说不上气节和抱负；但也因此适合于旧政权、旧社会的需要，故一生官运亨通，挣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其四是办事缜密，工作勤奋，不辞劳苦，无论上班或开会，经常是按时到，不缺席。又在国民党中没有组织过自己的团体，在蒋的反动集团内也没有加入过各个派系，始终超然于CC系、政学系、复兴社之间，故少受到内部的冲击和排挤。基于以上的各种条件，故在军事机关里有“干才”之誉；在军阀阵营内有“福将”之称；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有“武甘草”之目（文甘草是谭延闿）。
私生活方面，先说他的嗜好和操守。他确是没有堕落到狂嫖滥赌，吸食烟毒；为了惧内虽到晚年无子女也没有纳过妾；感兴趣的只有打猎和跳舞，这是在一般军阀、官僚中比较好的表现。但尽管这样，他的豪华别墅仍遍布于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各地。至于他的存款有多少，虽非外人所得详知（据我所知，他的上海房产和国内国外银行存款，都是用他的五弟何纵炎的户名代替的），但只举跟他几十年一直做军需处处长的杜忱到解放前两年告老回贵州已成了百万富翁这一件事来作旁证，也便可以推想。记得在抗战胜利复员后，在南京某报的“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上曾把他列为第二名（第一名是宋子文，报名和时期忘记了），弄得他啼笑皆非，这虽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材料，总可以这样说：他的财产即使不够与“四大家族”并驱争先，大概也不至于落一般所谓党国阔人之后吧。其次是对于新旧学识都缺乏修养，平时少读书报，也少提笔，故在党、政、军界几十年中，没有做过一次理论性的讲演（即使是反动的理论）；除了阅判公文时写几个简单的批语和签名之外，对于僚友从没有写过亲笔信，更不要说写文章。
此外要说的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公敌和私憾，除了阶级仇恨之外，一个是在昆明派人刺杀他的刘显世；一个是始终看不起他骂他是饭桶奴才的杨杰；一个是取他而代的陈诚。他一生最以为有声有色的事：除了淡水、河婆、惠州诸战役外，一是与白崇禧击退孙传芳渡江部队的龙潭、栖霞战役；二是签署《何梅协定》；三是接受日寇投降。不管它是军阀的内战也好，是卖国辱民的条约也好，是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也好，他总是无耻地自鸣得意，引为自豪的。而最痛心疾首引为奇耻大辱的是1931年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一次战役，使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人民革命军队的优越性，动摇了用武力铲除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总之，何应钦的一生，完全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奸柔取巧、因人成事的一个“贰臣”、“福将”的典型。最后再举一件事来总结他的政治生命：
1949年2月中旬，即当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逃往奉化由李宗仁代“总统”，毛主席提示和谈条件而他任行政院长还在与李宗仁不甘无条件投降妄想划江而守成为南北朝的时候，此时我以一个“配享两庑”的立法院委员住在苏州。在多年来和他断绝政治关系的当中，为了策动他起义特到南京去见他。到后力劝他领导黄埔系中可能掌握的军队起来反蒋接受和谈。密议几次，先已动摇而终于不敢行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先问他凭何力量划江而守。他说：“现在由汤恩伯负京沪卫戍的责任，尚有军队八十万人，是有防御共军过江的力量的。”我便将当时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之后对他说：“淮海战后，南京已成了‘八公山草木皆兵’的现象，继续作战，只有败亡，决无划江而守的可能，今天更没有成立南北朝的条件；为你的政治生命计，只有反蒋起义之一途。”他沉吟一会儿说：“我可以有把握的军队，不在京沪一带，如公开反蒋，恐汤恩伯不服从。”又想一想说：“可以向恩伯说私话的只有陈公恰（陈仪），待我通过公恰试试他再看。”我说：“既然这样，你不是说：此次做行政院长，蒋初未同意而要你到重庆去做川、滇、黔绥靖总司令吗？那么，何不径赴重庆，以你与西南将领的关系，正好利用他们对蒋不满的情绪，联合川、康、滇、黔四省通电反蒋主和。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他听了喜形于色地说：“对，对，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说：“既然这样做，先得向中共方面接洽好，免得将来进退失据，一发难收。”又探听我说：“你不是前几年在重庆搞反蒋组织的时候，常与恩来（周总理）接触吗？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我说：“那时他当然希望你起来反蒋，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救国（这不是总理的意思，为了策动他，只好这样说）。”他听了此话更欣然地说：“那么，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一趟（那时北平还未解放），等接头好了之后，我再到重庆去按照计划进行。”我说：“你只要有决心，我当然愿意去。”哪知第二天就变卦了。他说：“经过一夜的考虑，我看此路走不通。”我问何故，他说：“你知道我是始终反共并且同他们打过多年仗的人，共产党手段毒辣，他们将来会对我算旧账的。”我又将中共搞政治重现实，但有利于革命和人民，是不会念旧恶的道理向他解说。但他仍是迟疑不决。到此，我了解他由于感到罪恶深重，顾虑太多，再说也没有用，就说：“好嘛，你就干你的吧。”（此事的经过，当时同在南京搞策反运动的于振瀛是知道的。他的爱人陈建晨也可能知道一些。）
（李仲公）
二、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栽培利用
留学回黔初露头角
何应钦是贵州省兴义县泥凼乡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里。1908年考入湖北陆军中学肄业，旋被选派赴日本人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就在沪军都督府陈英士处工作，任军务处科员（科长为凌毅然）。后来王文华（号电轮，贵州兴义人，贵州优级师范学生）任黔军总司令，约他回黔，办贵州讲武学校，任校长（教育长为王承旃，我父亲晓舲在讲武学校任国文教官）。旋又兼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为朱绍良，第一混成旅旅长为窦居仁，第二混成旅旅长为谷正伦，第三混成旅旅长为胡瑛，第四混成旅旅长为张春浦）及贵州省警务处处长。
当时，全国军阀割据，贵州内部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是以贵州督军刘显世（号如周，兴义人，办民团起家）为首，下面又有自治学社和宪政会两派，政治上明争暗斗非常激烈。新派则以王文华为首，掌握了新军五个混成旅的实力，在政治上也逐渐起到影响。刘、王两家虽是姻亲，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则从不相让。
1919年，何应钦为了要使新派力量成为贵州政治上的重心，就联合贵州省立法政学校校长彭克荷（号象贤，贵州黎平人，留日学生）等创立少年贵州会，为国民党在贵州的公开组织，吸收青年入会，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全省主要地区成立了分会。
同时又出版少年贵州日报，为少年贵州会的宣传刊物，政治主张是建设民主新贵州，反对刘家的封建统治。该报编辑负责人先为王崇伯（黔西人，贵州省警务处主任秘书），后为刘健群（遵义人，法政学校政经系学生）。我当时正在法政学校法律系读书，也加入了少年贵州会，并经常为少年贵州日报写时事论评及小品文学，对当时政治腐败及社会黑暗情形加以攻击。
何应钦在工作百忙之中，还担任了法政学校的军事体育教师。曾为法律政经两系主讲军事操课。在当时贵州青年的眼光看来，何应钦在贵州倒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
护法之役，王文华率黔军卢焘（号寿慈，广西人，原任黔军第一旅旅长，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被刘伯龙杀害）部入川，进驻重庆。后来在川失败，王文华只身去沪，在一品香旅社为仇者所害，入川黔军退回黔境，由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何应钦兼代参谋长。
这时，五旅据地自雄，互不相让。而多年盘踞贵州的刘家势力又在其间煽风引火，挑拨离间，政治舞台上钩心斗角，竞争激烈。
1921年冬，警卫营长孙剑锋率部回省后，演了一幕军事政变，杀死熊范舆、郭子华等数人，使黔省政局陷于混乱。
当时第二混成旅谷正伦部驻防广西，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亦欲率部返黔，夺取政权。何应钦见贵州小圈子不能有为，乃决心离开贵州，仅偕同其参谋郑仲坚（贵阳人，讲武学生）、军需李绍阳（贵州兴义人）及卫士数人取道黔西，出走云南昆明。
1922年，何应钦在昆明正义路华丰茶楼为仇者暗算，击中一枪，弹入肺部。时朱德任云南警察厅厅长，闻讯赶至出事地点加以救护，急送法国医院，由越籍医师为他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但因弹头未能取出，据医师言，只能保证十年无事，而迄后四十年，何应钦依然健在人间，伤口并未复发，只是行路时右肩有轻微倾斜现象，亦可算得医学上一个奇迹了。
何应钦身体复元后，云南唐继尧（滇黔联军总司令）又怂恿他，愿以兵力助他回黔。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当即婉词谢绝。而又顾虑到久留昆明必致遭人疑忌，乃匆匆从滇越铁路经海防去上海。
黄埔任教建立战功
1924年，孙中山得苏联的援助，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广东革命政府，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任校长。这时何应钦也由王柏龄介绍，从上海去黄埔，投奔蒋介石，任军校战术教官，后改任总教官。
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他亲率教导二团学生军参加作战，一举击败了陈炯明，占领了潮州、汕头。6月，与粤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这时的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周恩来任第一师党代表。同年10月，第二次东征，攻占了陈炯明盘踞的老巢——惠州，打败了陈炯明，收复了东江。到此，广东全省除琼崖外已为革命军统一了。何应钦驻防潮梅，加紧整训部队，积极准备北伐。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广州，开始了北伐。蒋介石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担任福建、浙江一路的作战。军行所至，敌人望风披靡，永定一役，全歼了周荫人的精锐部队。闽、浙全部平定后，即率部进驻南京。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宁汉分裂，蒋介石决心背叛革命，并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通电下野赴日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则交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共同负责。
我个人原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部（原属黔军袁祖铭部）第三十师（师长王天生）任少校秘书，随军北伐至徐州，由于部队作战失利，军长王天培为蒋介石所杀，部队调到南京附近整编。我到达南京后即决心离开部队另找工作。
当时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是张伯修（贵州台江县人，曾任过贵州省议会议长），机要科科长是陈廷纲（号公亮，贵州贵阳人）。我就去找东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彭克荷，由他介绍到军委会秘书处任少校秘书。这是我和何应钦共事关系的开始，但同他尚不接近。
是年秋，孙传芳部偷渡长江，进窥南京，战争最紧急时孙部已直逼尧化门。何应钦亲在前线指挥东路军所属部队作战。有名的龙潭战役，全歼了敌人的渡江部队，挽回了整个战局，首都得以转危为安，未致发生动摇。
当战斗激烈时，何应钦在龙潭车站附近某地亲自指挥，敌弹如雨，身边卫士伤亡殆尽，而何仍沉着镇定，毫不动摇，卒能扭转战局，获得全胜。这与他在广东东征战役中的棉湖一役，同为国民革命军战史中两个关键性的战役，与他的机智勇毅是分不开的。
有人认为何应钦的作战英勇，是由于他的肺部受过枪伤，明知生命不能长保，所以勇往直前，争取建立战功。又有人认为何应钦只能算是一员福将，意思指他全靠运气打胜仗。
后来，每年逢到这两次战役的纪念日子，何应钦都邀集当年战友如顾祝同、刘峙、王俊、刘汉珍、何绍周、王文彦等集会纪念。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过这两次战役，但也被邀作陪好几次。
京沪线上的战事结束以后，李宗仁即率部西征，进攻武汉。何应钦则将原东路军改编为第一路军，继续渡江北伐，师次徐州，正图进展。
1927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他到南京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何应钦调回南京，任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接着又要他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内心并不愿意，曾借病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经蒋介石亲自劝挽，才去浙江就职。但事实上他仍是在南京工作的时间多，浙江省政是由蒋伯诚代理，他不过挂个主席的名义而已。
1929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机构改组，成立参谋本部、军政部、训练总监部三个部。朱培德为参谋总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何应钦兼训练总监。
训练总监部是中央最高军事教育机关，下辖步、骑、炮、工、辎重等五个兵监及军事教育、军学编译两个处和总务厅、参事室、秘书室等单位。副监为周亚卫（号普文，浙江人），总务厅长为潘竞（号宇襄，浙江人），步兵监为贺国光（号元靖，湖北人），军事教育处长为王承旃，秘书为刘健群、邓平岩、朱麟。我于军事委员会工作结束后被调到训练总监部总务厅文书科任少校科员。这时何应钦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又调我任国府委员随从秘书。何应钦还兼任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及训练部副部长，又兼任中国童子军司令。
从这时起，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样联合进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即由蒋介石亲自在徐州指挥，何应钦就没有过问了。
1929年10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又爆发了战事，蒋又要何到汉口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指挥平汉路作战。何应钦初不愿去，经蒋一再催促，才勉强前往。行营参谋长由贺国光兼任，参谋处长为钱宗泽（号慕霖，浙江人），总参议为蒋伯诚，主任秘书为刘健群，我也被调到行营任中校机要秘书。
由于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办法，战争很快结束。我们不等行营办理结束，就随何应钦去庐山休息了几天，又到江西省会南昌视察一番，即回南京，行营未完事务由贺国光负责处理。
连任十五年军政部部长
1930年12月，蒋介石又调何应钦兼任军政部部长，以接替冯玉祥原任的职务。
军政部是中央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隶属于行政院，同时又受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指挥。下辖陆军署（下设军务、军衡、兵役、军械、军医、军法等司）、航空署、军需署、兵工署、总务厅、参事室、秘书室等单位。原任次长为陈仪（号公洽，浙江人，蒋介石的亲信）、曹浩森（江西人，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兼任陆军署长）。航空署长先为张静愚，后为徐培根（浙江人）。军需署长为周骏彦（浙江人，蒋介石的亲信）。兵工署长为俞大维（浙江人，蒋介石亲信）。总务厅长为潘竞，主任参事为李华英（云南人，日本士官学生）。何应钦到任后，原班人员都未调动，只调训练总监部的潘竟为总务厅长，又调我担任上校主任秘书。
是年4月，阎锡山、冯玉样又联合反蒋，平汉、陇海线上同时爆发战争。蒋介石又要何应钦再到武汉行营，代他指挥作战。同去的幕僚人员仍和上次差不多，只蒋伯诚、刘健群二人这次未同去。另调军政部参事严宽（号宏基，安徽人）前去担任办公厅主任，而要我担任机要科长。
这时蒋介石的力量确实也压倒阎冯，因此战事进展甚速。不久何应钦就率领行营一部分人员推进到郑州，他把善后问题稍为处理即回南京。
可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是年秋天，唐生智在陇海线上又树起了反蒋旗帜。蒋介石又要何应钦到开封指挥军事。战争再告结束，而张发奎和桂系又在两广发动军事，广州危急。蒋介石急急忙忙又要何应钦率领朱绍良等部从海道到广州增援。因此，我们由开封匆匆回到南京，即去上海转乘军舰赴广州。随行人员极少，仅钱宗泽、章鸿春（浙江人）、刘健群、李绍阳和我数人。到广州后就驻在陈济棠的绥靖公署内。十天左右战事即告终结。而李宗仁、白崇禧又将兵力转向湖南，湘鄂一线吃紧。蒋介石急电要何应钦回京，不及休息即到武汉行营，接替何成溶，布置对桂系的军事，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流血悲剧没有发生，何应钦也就很快回到南京。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并要何应钦到江西南昌设立行营，主持围攻军事。行营人员多是武汉行营原班人马，仍由贺国光任参谋长，我为主任秘书。另设一个党政委员会，而以刘健群为党政委员会秘书长，江西省政府主席及各厅厅长均为党政委员会委员。另以仇鳌（号亦山，湖南人）、张羽（号子羽，湖南人）、孙慕迦（湖南人）、宣介溪（安徽人）等为党政委员会参议，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苏区政治、经济等问题。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不仅师劳无功，而且遭受了相当巨大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这时蒋介石仍忙于进行“剿共”，实施其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于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表示。不久，何应钦也回到南京，江西行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件，借口向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国民党政府大为震动，没有采取积极抵抗的措施，反而通过英、美帝国主义的驻华大使向日本侵略军作和平谈判的试探。那几天，在南京斗鸡闸何应钦的家中，每天都有军政高级人员会议。而在深夜以后，更有一个秘密人物前来参加会议。这人姓刘名实（号君实，江苏江北人），曾任过参谋本部厅长。这时虽已不是厅长，但仿佛是以和平使者自居，往来串联于南京、上海之间，商谈和平停战条件。
后来军政部奉令迁往洛阳办公。我也同何应钦一道去洛阳，住在西宫。淞沪停战谈判问题，由外交部和上海市政府直接办理，详细情形不甚了解。但从这次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来看，日军可以驻在我国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我国反不得在上海一带驻兵（后来成立了几个变相的保安团，归上海市政府指挥）；同时还答应日方要求，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加矣。
何应钦驻在洛阳，工作不多，曾抽空到临潼、华阴、西安等地视察，并在华山和华清池游猎憩息了几天。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军政部仍然迁回南京。
是年夏天，蒋介石又要何应钦出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他仍临时组织了参谋长贺国光等那一班人马先到南昌，随后推进临川、南城，策划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指挥权的不统一，战事并无进展。而陈诚在前线专横跋扈，一意发展嫡系部队，不得何应钦同意，擅自改编川军张英所部，使何失信于部属。何非常气愤，匆匆离赣回京。行营工作交由贺国光负责处理。
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开始侵入华北，在占领热河以后，又猛攻长城各要口。5月，北平、天津危在旦夕。这时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去北平，接替张学良职务，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一方面是部署军事，应付日军的入侵；另一方面是趁机改造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冯玉祥旧部西北军，使之逐步正规化、中央化。
何应钦做事向来稳健，他到北平后，对东北军系统原有军政人员完全不动。仅要我兼任军分会办公厅机要组少将组长。而由参谋本部及军政部调来的其他人员如王纶（号剑外，浙江人，参谋本部厅长）、侯成（号天士，南京人，参谋本部高级参谋）、严宽、李绍阳、周维纲（号履丞，江西人，参议）、涂思宗（号负我，广东人，高级参谋），及秘书赵惠民、曾景苍、李居平、李直夫、张致祥、林智启，副官王国忠、张涛、王光伟，警卫团长王文彦等，则驻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
国民党亲日派的张群（外交部长）、黄郛（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仪（军政部次长）、熊斌（参谋本部次长）及内政部长黄绍兹等也先后奉蒋介石命来到北平，协助何应钦处理华北军政事务。
殷桐、殷汝耕、袁良（北平市长）、陶尚铭、蔡元、朱式勤等人也都收罗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军分会内，包办对付日军的交涉事宜。
同时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徵、黄杰两师亦先后调到北平，并参加了古北口的作战。
刘健群率领的华北宣传处（后改为军分会政训处）亦来到北平。
宪兵第三团蒋孝先、第六团吉章简两个团也先后调驻北平，担任勤务。
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等也陆续来到北平，从事各种活动。北洋旧军阀张敬尧因受日人利用，在北平有所活动，于东交民巷某饭店内被人暗杀就是他们干的。
为了防止汉奸活动，还设立了北平、天津邮电新闻检查处，由宋振榘（号仲方，安徽人，国民党北平市委）、庄禹灵（贵州人，军分会参议）分负检查责任。
这时CC系头子陈立夫也来到北平，何应钦曾要我去劝告他不要随便发表言论，以免刺激日军，惹起无益纠纷。不知什么时候，他就悄悄地溜走了。
长城战事不利，在前线负责指挥的高级军官杨杰（号耿光，云南人，陆大校长）、徐庭瑶（安徽人，十七军军长）退下来了。关麟徵、黄杰、宋哲元、万福麟的部队也纷纷从前线撤下来。北平形势很紧张，日本宪兵横冲直撞，随时撞到居仁堂，找何应钦提抗议。气势汹汹，要求制止中央宪兵及蓝衣社（即刘健群的宣传队）活动。
何应钦接受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指示，经过亲日派的日夜协商，汉奸群与日本军方的不断谈判，终于签订了臭名远扬的《塘沽协定》。从此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北，并把关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不准我国驻兵。
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侵略军不断在天津等地挑衅，要求撤退当时驻在华北的中央军和宪兵，撤退国民党和蓝衣社。并先后绑架了军分会政训处（这时刘健群已去庐山养病，继任政训处长为曾扩情）人员，如宋哲元部政训处长宣介溪、政训处职员黄伯英（贵州平坝人）等均曾被捕去天津，加以严刑拷问，几经交涉始获释出。
在这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吉鸿昌等又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孙殿英也发生了叛乱事件，何应钦都采取政治手段加以和平解决，未酿成重大事故。
同时，何应钦也就利用这种暂时苟安的局面，对东北军（包括沈鸿烈的海军）、西北军各部队加以整编。经常往来于保定、太原、大同、察哈尔、绥远、天津、济南、青岛等地，检阅部队，并对官兵讲话。
不过日本侵略华北的野心并未就此停止。它又不断通过宋哲元内部的萧振瀛、雷季尚等要求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迫使国民党中央退出华北。
当时，何应钦也感于华北局面不易维持长久稳定，想将计就计，作金蝉脱壳的打算，以便抽出时间，回到中央，加紧整训部队。于是借此机会曾去南京向行政院请示，这时行政院院长仍是汪精卫。一天下午汪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常委会，要何应钦出席报告华北情况，何也要我一同前去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是第一次看见汪精卫。
1935年冬天，“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张自忠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刘玉书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雷季尚为北平市教育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军政人员一律从华北撤退，无形之中就把华北军政大权拱手让与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之下。
何应钦回到南京后，专任军政部部长。因见全国部队庞大，士气不振，决心认真整训，巩固国防。在德籍顾问的帮助之下，积极从事整编，充实装备。并仿效日本军国主义“军人魂”的精神，要我起草“陆海空军军人读训”十条。初稿完成后并通过陈布雷、戴传贤、于右任等人的修饰润色，最后经蒋介石批定，颁发全军，人手一册。规定于每年举行总理纪念周时必须人人朗读背诵，用以激发士气，提高战斗意志。
军人读训原文，我一句也记不起了。大意是对军官和士兵宣传三民主义，要他们爱国、效忠等类好听词句。蒋介石对这件事很满意，认为和戴传贤所起草的国民党员守则八条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曾面告何应钦对我特别勉励一番，并在陵园官邸召见了我，当面予以鼓励。当时我受宠若惊，真有说不出的滋味了。
后来在重庆，何应钦又要我把军人读训加以注解，编成浅释，以便士兵人人能读能讲，我感到读训十条完全是些空洞词句的堆砌，要我讲解，我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借故推托，一直没有交卷。
1936年夏天，广东又传来不稳的消息。何应钦要我起草一个由他领衔的电报给陈济棠，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维护和平，不要再发动内战。电报发出后很有效果，这次内战幸未爆发。
是年冬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在洛阳度过他的五十岁生日。当时一些阿谀逢迎的人还为他发起了什么献机祝寿运动，号召全国捐献飞机，想用剥削聚敛的办法来取媚一人，而美其名曰充实国防空军，真是令人好笑。
“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所扣留，于是国民党中央又大为震动。元老及派系头子纷纷集议于何应钦家，南京何公馆顿时成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要人集会之地。如于右任、戴传贤、居正、陈果夫、陈立夫等经常在那里商量国家大计。后由中央决定，明令讨伐张、杨，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
这时何应钦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军队指挥大权一向为蒋介石亲自掌握，何应钦虽是他的唯一助手，但在当时情况之下，两广、山东、四川、云南、西康等省仍然保持着半割据的局面，应付稍一不慎，就会形成混乱。所以他虽然受了总司令的名义，始终没有考虑就职的问题，但事实上又非要他负责不可。因此，他除了竭力团结各方面军事将领，稳定国内局势外，所有党政重大决策，事事找党内元老协商，时时向他们请教，从不亲自做出任何决定。
后来终于根据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通过各方面的和平商谈，蒋介石也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蒋介石被释放回京。轩然大波得以和平解决，未致造成战争流血惨剧。
1937年夏天，蒋介石仍在庐山，加紧办理军官训练。并要何应钦去重庆，召开川军整编会议，与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等商议整训部队办法。贵州绥靖主任顾祝同、军委会驻川参谋团团长贺国光等也参加了会议，结果很好。旋因卢沟桥事件爆发，匆匆结束了会议即行回京。
何应钦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尚在庐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压力下，蒋被迫表示准备应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战时状态。国民党、共产党在统一抗日的目标下，又重新得到合作。
战时军事机构亦重新改组，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军法执行总监等部（原拟设立第一至第六部，但未实行），一并以何应钦兼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旋又以飞机轰炸南京。第一次日机在南京鼓楼一带投弹扫射时，飞行极低，从地面上可以清晰地望见机上敌军的动作。这说明敌军对我国的轻视，没有把我空军放在他们眼里。但就在这次的空战中，敌机遭到我空军防空部队的截击，受了重创而退。
这时，周恩来经常来斗鸡闸何公馆与何应钦商谈抗战大计。敌机首次轰炸南京的这天，他也在何家地下室里避空袭，当敌机掠过鼓楼上空时，我们一道站在地下室外看望，根本没有想到目标显著，有被敌军扫射的危险。过去，我没有和周恩来见过面，这天，何应钦也没有为我们介绍，但我却很自然地认识他。
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的下午，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里接见了陈独秀。临时要我担任记录。结果，他们的会见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见面之后，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接着，何就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当何送他出会客室的时候，就有人陪着他上汽车走了。后来我问交际科长，才知道是从苏州送他到四川去。
我在青年时代，很喜欢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向导》，每次出版总以先睹为快，但始终未见其人。这次算是初次见面，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那苍老憔悴的面孔，我现在还能依稀地回忆起来，后来听说他于1942年死于四川。
战时最高统帅部虽然设在军事委员会内，但军事高级将领经常聚集在何公馆会商。何应钦也临时组织了一部分高级参谋人员在家里办公，晚间尤为忙碌。我和秘书、译电人员也住在他家里，不分昼夜地处理一切文件。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二八事件后出现在何应钦家里的那位秘密人物刘君实，又重新出现在何家好几次。都是深夜才来，闭门密谈后即去。
由于日军咄咄进逼，中央决定撤退武汉，而以唐生智留守南京。但因军心不固，士气低沉，南京很快也就失守。
1938年夏天，蒋介石为了想保住武汉，又不愿把主力部队用于保卫武汉的战争，于是要何应钦通过萧振瀛、雷季尚两人频频与香港日方通电讯，内容极为秘密。来往电报都由秘书曾景苍（后在美国）在何应钦办公室里亲译，他人不得参与，连我都未得与闻其事。仅从曾景苍的神气与口中知道他们是在干对日妥协的勾当。
后来活动没有结果，阴谋没有实现，才又决心放弃武汉，撤到重庆。武汉撤退时中央各机关都由水路或空运赴重庆。军政部则由陆路先撤长沙，再撤衡阳。我和何应钦同乘汽车由长沙到衡阳，第二天，就从电话中传来了长沙大火的消息。何应钦为此事也大为震怒。敌未入境，一场不必要的大火弄得长沙老百姓非常狼狈，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数字估计。当时守备长沙的司令是鄷悌（号力余，湖南人），虽已明正典刑，但是国党只顾逃命，不管人民，至今回想此事，犹令人愤慨不已。
在衡阳住了不久，何应钦就率同少数随从取道襄樊，去西安视察部队。我和一部分同事则经桂林、柳州、贵阳去重庆。
国民党中央撤到重庆，重庆成了战时首都。地小人稠，显得繁荣。而兵员补充，军需粮袜补给，都不能不重新作出长期的打算。“抗战建国”的口号这时虽已喊遍全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总动员的标语也贴满了全国各个角落。但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奢侈成风，始终未能得到纠正。“前方吃紧，后方尽吃”，依然没有点战时严肃紧张的气氛。
这时，蒋介石对军政大权抓得更紧。最高统帅部名是军事委员会，而重要命令的发布则在侍从室。何应钦以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兼任军政部部长，但步兵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的任免，都要由蒋介石亲自裁决；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的补充也需由蒋介石亲自核定。何应钦对此虽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1939年春，我因私事回到贵阳。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我正在家中，目睹日军暴行，几乎把贵阳市商业中心毁去一半，至今想起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惨祸尚觉发指眦裂，痛恨万分。
接重庆电话，何应钦催我回去。到重庆的次日见着何应钦，才知道汪精卫已逃避抗战，私自偷越出境，投靠日军。何应钦要我为他写稿，谴责汪的罪行。此稿是在军委会总理纪念周大会上报告时发表的，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狠狠地痛骂了一顿。1940年夏，何应钦去昆明，同龙云、卢汉商谈滇缅、滇越边境军事部署问题，我也同机前去。在昆明住卢汉家中。并曾召集云南军政人员讲话，勉励大家艰苦奋斗，完成抗战大业。在昆明盘桓十多天即返重庆，此时云南已成战时唯一国际交通线，军运频繁，而军政人员骄奢享乐之风依然未改，生活腐化较重庆尤甚。
在抗战中，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如陈诚、胡宗南等部的兵员、军费、武器、装备等补充都比其他非嫡系部队优越。陈、胡所部作战不力，一再溃退，但溃败一次即补充扩大一次。他们的各种补充经常不通过军政部，而由陈、胡直接报告蒋介石亲自批准。特别是胡宗南部完全布防在黄河线上，严密封锁十八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企图利用日本侵略军消灭人民抗日力量。
抗战中，最高统帅部对十八集团军的军械、装备、药品等补给极少，甚至全不补给。关于这个问题，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颇有意见。军政部每次签请分配补给的报告差不多都照顾到全面，但很难得到蒋的完全批准。记得有一次何应钦曾对我说：“看来老头子与共产党是不会合作到底的。”
1941年1月，蒋介石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全部调到黄河以北。而在新四军向江北北移的时候，竟调集大军包围袭击，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这就是蒋介石阴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也就是他企图扼杀革命力量，破坏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部署。
这件事是在处理告一段落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用无线电话向何应钦报告时，我才从旁边听到的。
各路战事都很吃紧，而陈诚在前方，时时刻刻没有忘情于兼并杂牌部队，扩大自己实力。如贵州的欧百川部队是抗战时期由贵州外调参战部队之一，在江西、湖北边区作战尚属努力。陈诚就计划加以吞并，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想拖到敌后打游击。欧百川通过其驻渝联络人员向何应钦反映，经何去电劝慰，欧才离开部队到重庆入陆军大学读书。
抗战后期，美援军火陆续运进国内。蒋介石不仅不把它分配给全国抗战部队，即其所统率的非嫡系部队也一点不予分配。除大量补充陈诚、胡宗南等嫡系部队外，即保留在后方不作分配，阴谋积蓄力量，以便发动内战。
何应钦对蒋介石的心事看得很清楚。他曾要我起草签呈向蒋建议，劝他把党、政、军权分层负责，不要一人独揽大权。措辞非常委婉，意思是劝他为国节劳。蒋介石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未作任何表示。
抗战八年当中，何应钦曾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军政部部长职务的签呈十余次，蒋都亲批慰留，有时也置不答复。但对军政部职权则一再加以削弱，常常为军费、兵役等问题下手令责骂军政部。如兵役业务原为军政部主管，抗战时期由兵役司改为兵役署，署长程沛民（号泽润）对管区虐待新兵失于觉察，被蒋亲用手杖殴打并下狱处死后，即将兵役署从军政部划出另成立兵役部，而以鹿钟麟（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为部长。其余如兵工署、军需署、军医署等单位，蒋也事事亲自掌握，表示对何应钦不信任。
大约在1944年初，国民党中央成立了所谓“特种会报”制度。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中央军事机关首脑都为公报成员之。并指派萧毅肃（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学生，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高级参谋，后任远征军及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最后任国防部次长）为特种会报秘书长。每周召开会议一次，根据中央制定的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讨论并处理有关共产党活动的问题。会议内容绝对秘密，除指定人员外任何人员不能参加，秘书长之外也未另设秘书或办事人员。
后来萧毅肃调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又由侍从室秘书萧赞育（号化之，湖南人，黄埔学生）接任秘书长。
在前段时期，特种会报开会时是由何应钦主持，后来何到昆明指挥作战，此事由何人继续负责就不清楚了。
1944年冬，日军深入贵州，进到独山，大后方人心震动。蒋介石急派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率兵增援。何就趁此机会请蒋另派人接替军政部部长，蒋即以陈诚接任。从此何应钦才算离开了军政部，匆匆取道贵阳去昆明，指挥作战。我也离开军政部，专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秘书，留在重庆，处理后方事务，未同何去昆明。
参谋总长职务也由副总长程潜代理。
战局很快好转，侵入贵州的日军被我军反攻，纷纷清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出兵助我解放了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胜利结束。接着何应钦就到南京、越南、台湾等地受降。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即已决定撤去何应钦的一切实权，要他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又怕他不愿意，于是又要他担任重庆绥靖主任，而以张群代理主持。何应钦对此虽然不甚愿意，但也乐得借此机会到外国去玩玩，因此就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新任务。
朋友部属们也劝他接受新的任务，不必再在国内为蒋介石卖力。有一天，在重庆他的办公室里，我曾听着军政部次长刘为章（刘斐的别号）劝过他，要他在抗战胜利后担任一些闲散职务，如军事参议院院长或军事顾问之类，不要再跟着蒋介石做对不住人民的事情。当时我闻刘斐此言，深具同感，何应钦亦颇首肯。
1946年夏天，何应钦离京去沪，乘美军飞机出国。随行者仅参谋刘廉一（湖南人，陆大学生）、余某（广东人，余汉谋的侄子）、副官刘文锦（贵阳人，军校学生）、秘书曾景苍等数人。我这时闲住在沪，也到机场送行。约有两年时间，我们失去联系。
1948年夏天，何应钦得到蒋介石同意，回国述职。这时南京正在召开所谓行宪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滇、黔等省部分军政负责人主张为何竞选“副总统”，何应钦本人并无政治野心，并且也没有政治资本，谢绝了他们的活动。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曾派林蔚文（侍从室主任）来征求何应钦同意，要他出任行政院院长。何初颇为所动，已在住宅内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就此问题有所研究。参加会议者为钱大钧、俞飞鹏、顾祝同、谷正纲、王懋功、陈良等十余人。我这时在粮食部任参事，也被邀参加。
后来由于各部会首脑人选问题，蒋介石都要亲自决定，何应钦无权过问，同时财政已濒绝境，军事上失败之局已定，何知事不可为，决心不干。CC派的罗实时等尚不断来找何联系，意欲分沾杯羹。何当时正在病中，深感不胜其烦。于是毅然去沪养病，避免尘嚣。以后蒋介石才又决定要翁文灏组阁，但翁仍望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部长，翁来找何商谈，我答何已去沪，他就亲去上海与何面商。
此后我回贵州搞粮政工作，于1948年7月初离开南京，与何应钦的关系又中断了。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数百万大军望风披靡，蒋介石仍采取以退为进的老一套手法，自己暂时退在一边，要“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李就邀何应钦出组所谓和平内阁，企图苟延残喘，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不久撤退广东。这时我曾致函刘健群（时任立法院副院长），要他劝何慎重，不能再为蒋介石卖力，断送自己前途。在南京仓皇撤退中，此信是否得达已不可知。
是年5月，我同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财政厅厅长潘锡元、贵州省参议会副议长杜叔机到广州，出席行政院召开的财粮会议。与何应钦、刘健群仅匆匆一晤，不及细谈。
我们会毕回黔，知道何应钦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而由阎锡山继任。接着全国解放，他仍与蒋介石一道逃亡台湾，度其余生。
（谢伯元）
三、蒋介石的猜忌与何应钦的应对
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民国初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当军阀王电轮在贵州掌权时，曾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旅长等职。王电轮死后，何应钦和谷正伦等五个旅长互相争权失败，1920年被迫出走昆明，又被刘为周等派人行刺，左肺中弹，去上海医治。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王柏龄任军校教授部主任，何应钦与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因此王向孙先生介绍，约他到黄埔供职。此时校中各部主要负责人也确定，而以何的军阶和身份，又不便安插过低的职位，乃为他特设一个总教官的名义。孙先生去世，他就一直效忠于蒋介石，成了蒋二十多年难离左右的臂膀。
几个效忠于蒋介石的战绩
一、棉湖战役
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北上，临行时将广东革命政府政务交胡汉民负责，财政交廖仲恺负责，军事交蒋介石负责。孙中山北上后，蒋介石即率领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和新组成的教导第一、第二团（所有干部均系黄埔军校教官和第一期毕业生）出发，向曾反叛孙先生而当时仍盘踞珠江一带的陈炯明及其党羽洪兆麟、林虎等进攻，这就是第一次东征。军队攻克淡水、解放海陆丰后，到达棉湖。这时何应钦任教导第一团团长，我是他的中尉副官兼军需。据报，林虎率兵约六七千人向棉湖前进。蒋介石即令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迎击林军，以粤军第七旅（人数不过二千，战斗力很差）为右翼，教导第二团（团长钱大钧）为左翼，梯次前进。1925年3月13日清晨，何团由棉湖出发，前进不过十几华里，就在棉湖与林军遭遇，战斗迅速展开，林军以主力向何团右翼猛扑，正遇粤军七旅先头部队，接触不到两小时，粤军即崩溃。何应钦令其预备队向林军侧击，战局暂告稳定，但粤军挫败后，已溃不成军，完全丧失战斗力。林军窥见何团右侧空虚，即继续加强对右侧的攻势，使何应钦逐渐陷入被包围的态势，情况十分危急。但何仍力持镇静，阵地毫未动摇。林军猛攻到下午5时左右，何团伤亡过半，仅黄埔生任排、连长的，即阵亡三十余人（其中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为数不少）。林军曾冲至距何的团部仅约三四十米处，何的卫士亦中弹毙命。下午4时左右，钱大钧率教导第二团已到在距何团左侧约十华里处集结，听候蒋的指示行动。因闻红湖方面枪声激烈，他的一个素有战斗经验、一向很勇敢果断的营长刘尧辰（此人在第二次东征时为教导第四团团长，在惠州城下阵亡）对钱大钧说：“第一团的战斗一定很猛烈，我们应立即出动，支援。”钱大钧说未奉命令，不能乱动。刘尧辰说：“战斗应相机行动，当机立断。”因此，未经钱同意，就断然率领本营参战。何团得此有力支援，使左翼解除顾虑。战斗至黄昏时，林虎终于再无进展。同时陈铭枢旅已由海陆丰向林军后方夹击，使其被迫于夜半撤走。
二、三河坝战役
约在1926年7月，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为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率第一军（下属第三师，谭树卿为师长；第十四师，冯轶裴为师长）及福建张贞的两团地方武力新组成的独立第四师，由潮汕一带出发，经由闽粤边界的三河坝，向福建的周荫人部进攻。周荫人的部队共约九个师，曹万顺系两个师，李春生系两个师，张毅系两个师和周荫人的嫡系约三个师。
先是何应钦在未进军前，即与曹万顺两个师有了默契，曾派袁冠新、李大超等到曹军做好了策反工作。因此在何军出动时，曹军两个师即按兵不动。何本人亲率第一军向三河坝前进，派张贞率独立第四师（只两个团）为右侧支队，向上饶前进。周荫人闻讯，除留李春生两个师守备福州外，即令他的嫡系两个师，分两路向三河坝前进，迎击何应钦。周本人自率一部，居中策应，跟续前进。另派张毅的两个师向上饶方向抵御张贞部。在军队数量的对比上，何应钦部还不及周荫人部的一半，而且周部的战斗力不低于何部。尤其是张毅的两个师，较之张贞两个团的战斗力，至少超出十倍以上。因此何应钦向闽南进军，确是一个前途难测的局势。若周荫人能在三河坝方面站稳脚步，以张毅两师猛攻张贞毫无战斗力的两个团，用不着一个小时，张贞的独立第四师一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再用全力转向三河坝从何的左侧猛扑，何军就会两面受敌，处境将十分危殆。但周部前进时，因通讯联络不实，行动未能取得一致。何应钦窥见破绽，速令谭、冯两师强渡三河坝，猛攻周军的先头两个师。战斗不过半天，即将这两个师各个击破，并生俘其师长。周部除死伤和被俘者外，仅余约一团兵力逃离战场。周本人在途中闻讯后，即率残部逃回福州。张毅虽将张贞部击溃，但接到何应钦的招降电报，自计已不能孤军作战，遂亦退回福州。何应钦乘胜追击，直取福州，招降李春生、张毅。李春生复于闽浙边境叛何，又被何解决。周荫人最后只身逃走。闽战乃告结束。
三、龙潭战役
1927年夏，国民党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孙传芳乘南京混乱，便倾其全力，在镇江南京间的龙潭附近，由江北偷渡长江，袭取南京。何应钦当时任北伐前敌总指挥，赶忙调集部队，并与李宗仁联系。部队由各驻地紧急集会后，即向孙军迎战，双方混战于龙潭附近一个狭小地区内。何应钦亲驰龙潭指挥作战。李宗仁部由上海西进，何应钦部由栖霞山南京间出动，两面夹击。卒将孙传芳军压迫于长江南岸，分段歼灭，孙仅以身免。此役事起仓促，情况紧急，何应钦能掌握时机，迅速行动，才得不为孙军所乘，保住了南京。战斗结束，仅孙传芳方面，就死亡约四千人，龙潭一带，尸体枕藉，臭闻数十里。
三次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并非由于何应钦有超人之才，而是因当时蒋介石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部队还保持一股革命朝气。
何、蒋、陈之间的矛盾
何应钦虽然效忠于蒋介石，但仍不免于蒋的疑忌。他们之间最初发生矛盾，是在1927年至1928年间，原因是蒋介石下野前，为安置各期失业黄埔毕业生和扩充实力，先后成立了十二个补充团。但因缺乏武器，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徒手。蒋下野后何应钦支全局，经费日感困难。又因补充团多系徒手，何认为无补于大局，同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时有诽言，何即将这十二个补充团撤销。1928年春，蒋介石复职，闻讯后深感不快；同时很多被撤失业的黄埔生，也乘机向蒋痛诉，于是更加重了蒋对何的猜疑，认为何是别有用心的。蒋复职后，即策划向山东张宗昌用兵，自兼北伐军总指挥，调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削去其兵权。何当即滞留上海，表示消极抵抗，蒋介石恐被旁人非议，也恐何从此脱离自己的掌握，乃亲诣上海，向何当面解释，叫何到南京，并发表何兼任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但何、蒋之间的隔膜仍未消除。
蒋介石认为何应钦功高望重，非自己浙江同乡，如一旦任其大权在握，决难驾驭。蒋尤其顾虑西南人士权势过重，因为他的劲敌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是两广人；如果背叛他而与李、白结合，这对他的统治，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对何应钦，特别有戒心。
陈诚是浙江人，对蒋处处表示恭顺。蒋介石公开宣布宁汉分裂时，严重任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任副师长。蒋征询严重对汉口汪精卫如何处理，严回答：“遵照总司令的命令办理。”蒋随后又问陈，陈坚决回答说：“这种背叛行动，应即明令讨伐。”汪、蒋当时同是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当此重要关头，陈在蒋的面前敢于说出这种话，当然深得蒋的欢心。二十一师又是蒋的老本，蒋在当时的发问，自然不是偶然的。陈诚从此就为蒋的心腹。而对何应钦却越发冷淡。陈诚原是何应钦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的炮兵连长，无尺土之功，更没有表现什么特殊才能。故一旦受到蒋的殊遇，不唯何应钦很感不安，旁人也为何不平。
西安事变发生时，何应钦主张先用飞机轰炸，然后再进行交涉，迫使张、杨释蒋。林蔚（陈诚的心腹，与何应钦成见很深）将何的这一主张，密告宋美龄，并说何应钦想乘机炸死蒋介石，篡夺蒋的地位。当时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了表示效忠于蒋的决心，竟迫不及待地不等候何应钦的命令，擅自率领其全部德式装备的教导总队数千人，向潼关进攻，弄得何应钦很是难堪。所以蒋回南京后，对何更为疏远。国防部成立时，以资历、战功而论，部长人选，本非何莫属，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此一大权在握的高位，却为陈诚所据。在抗战结束后，蒋竟派何为驻美参谋团团长，直隶于国防部之下，使他在蒋系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此，不但蒋、何之间的矛盾扩大化，而且何、陈之间也更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凡是与何应钦有关系的人，只要陈的势力所及，都要被陈撤换。1938年，我任一四〇师师长时，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师列入他的序列。刚进入湖南战地，他就无缘无故地向我的军团长李延年说：将一四〇师解散，编入其他部队。因李不赞成未果。在战斗中，他又无缘无故地将我调离师职，另派他们的人来接替。因关麟徵（另一军团长）、李延年都反对，他才又收回成命。1948年，何应钦回国，正值“国大”开会。由于一些狗咬狗的斗争，陈诚的军政大权被大会推下了台。蒋介石为暂时应付各方面的反对，只好以顾祝同接任国防部部长，刘峙任所谓剿匪总司令，顾、刘都是何应钦派系中人。蒋并假意表示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当何正准备接事时，蒋又打了翻盘，授意林蔚对何应钦说：“本来蒋先生已决定你掌行政院，但一部分人还提出了些意见，尤其是财政方面……”暗示何应钦主动推辞为妙。蒋介石出尔反尔，玩弄何应钦于股掌之上。
何应钦的为人处世
何应钦很少坚持己见，善于逢迎。有时即令是自己已经作了决定的事，但如果遇反对意见，不但对上级和同级有时甚至对下级也如此。如1927年他离开福州到浙江时，调第三师师长谭树卿任指挥官，留守福建。何的总政治部主任江懂琴，主张以周士冕充任谭的政治部主任，请何发表。何已同意。我们这些孙文主义学会和西山会议派中的成员，则认为江懂琴是进步人士，邓演达（当时蒋介石的总政治部主任）由武汉派到福州来工作的人，而周士冕与江有联系，因此反对他。这次对周的任命，大家举我去见何应钦，要他改变原来的决定，改任冷欣，以此对抗江懂琴。我见了何，坚持要求他接受我们的意见，他就取消了原先的任命改为任命冷欣。
何应钦为人八面玲珑多方应付。因此，处世态度暖昧，模棱两可。1927年，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福州开会，反对江懂琴。会后，五六百人（都是黄埔毕业生）结队到何的总指挥部请愿，要求撤销江懂琴。众人走后，何应钦对我说，你去告诉大家，江懂琴是以蒋先生名义派来的，要他们不要闹，闹下去我不好处。他对我们的行动，既不加制止，又不予指示；既怕违背蒋介石，又怕得罪邓演达；也怕惹孙文主义学会的一千人。瞻前顾后，明哲保身，真是旧官场的一种典型人物。
抗战时期，他是个十足的亡国论者。他经常对我们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准备了几十年，我们现在的准备，最多能和他打十来天。拿什么去抵抗？真是没办法。”从未听到他鼓励我们振作起来，英勇抗日的话。
就我所知，他无秘密政治组织。接近他的人，都是如同乡、亲谊、师生、同事、朋友等等关系，只要适应他的选择条件，他就起用，倒不像陈诚那样绝对排除异己的作风。因此，他能为一些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无特殊派系关系的人所亲近。如1940年，在重庆时，他曾问我，陆军大学有些什么可用之人。我就将萧毅肃的特点向他介绍，后来，他就将萧毅肃调到他身边。不久，他组织陆军总司令部，就任萧为他的参谋长。虽然以后萧逐渐改走陈诚的路线，但他对萧的态度，仍无改变。
（宋思一）
四、抗战胜利后的挫折和转机
我自1945年春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工作起，至1949年冬在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总部工作止，与何应钦接近机会较多，仅就知情实录，供史料考证。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撤销，何应钦下台
1945的9月9日9时整，何应钦在南京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代表中国战区充当受降官接受日本投降。当时在国民党政权内部来说，他的声望仅次于蒋介石。所以他极力主张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北平，继续指挥对共产党军队作战，以维持其掌握陆、海、空三军数百万部队的特殊地位。可是所得的反响正是事与愿违。首先，多疑的蒋介石一贯独断专行，当然不能让何应钦坐在他卧榻之侧酣睡的；第二，善忌的陈诚见何应钦大权在握，亦亟欲取其位而代之；第三，此时国共双方正在重庆谈判，据说共方提出来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是专门对付日本作战的战时机构，日本既已投降，当然不应存在，如果迁移北平继续指挥部队，无异乎直接向共产党部队宣布作战。虽然国民党对和谈无诚意，而且何应钦本人好战成性，要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不撤销，何应钦不去职，和谈等于不谈；第四，美国顾问团也认为有了美国在华的海空陆军的援助，又有那些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军，只须争取时间，加紧部署，不一定要一个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另外换一个指挥机构还不是一样可以消灭共产党军队。因此，蒋介石决心撤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叫何应钦去美国考察，而以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代替何应钦掌握指挥陆海空军的军政大权。虽然撤销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马上又成立了国防部，去了何应钦，来了陈诚，仅仅是换个招牌换个人，实质上蒋介石换汤不换药，更加变本加厉地以和谈为幌子，争取时间，在美国的策划下，加强对共产党军队的围攻部署罢了。
出国前的安排
当中国陆军总部撤销，何应钦下台时，据副参谋长蔡文治告诉我说：日军司令部冈村宁次劝何去日本小住，有事便于回国。贵州省主席杨森请何转家乡暂时休息，以便与各方面保持联系。而美军顾问则力主何到美国去考察，更好地体验美国民主，以便尔后返国来更多的按照美国方式办事。后来经过刘健群、谷正纲、韩文焕、萧毅肃等研究的结果，仍以听蒋介石的话到美国去考察为佳，故何决心到美国。行前，他召集有关人员指示：第一，所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官兵，由萧毅肃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安置；第二，萧毅肃尔后调充重庆行辕参谋长时，警卫团由张涛率领与愿意去重庆工作的人员一并随往，并设法调参谋处长邱渊等人前往西南把持军政要职，以图后路；第三，总务处军需处人员办理移交，并由刘庆生同我负责；第四，所有各方党政军人员函电无论请示、送行、表态统由总务处分别作复慰勉，并须逐件登记呈阅；第五，有愿入陆军大学者自打报告，由何以原参谋总长资格批准；第六，到美国去之后应当如何行动，由鲍静安与美国顾问联系后再做准备；第七，总部人员一律加发恩饷一月，日本人所送军用物资，酌量分配给有关人员；第八，不管任何方面有人来了解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情况时，一律回答不知道，免至如军政部长交卸时发生事端，对委员长侍从室和陈诚的人谈话更要注意。此外参谋长萧毅肃对我特别交代：所有各将领函电原件编号呈阅，以便检查哪些人有表示，哪些人的态度如何，把总司令挂满着勋章的美式服装的八寸相片加洗二十打，凡整军会议时送过了的就算了，没有送过的独立团长以上的即日补送。中国陆军总司令印和何应钦私章交我随身保管。凡有请求证明题字的，均凭参谋长的批示办理。黄埔路大门口的卫兵一定要在移交完毕之后才能交国防部接替，以便各单位搬走东西时不会落人说话。1946年七八月，有一天何应钦的侍从副官刘文锦打电话，叫我立刻到公馆去，总司令等我说话。当我到达西流湾八号时，得见汽车一长串；进入客厅，看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桂永清、谷正伦、萧毅肃、黄镇球、蔡文治、刘廉一等都在座，好像是开会的样子。事后刘文锦告诉我，那天的会议很重要，是如何布置亲何人员分配到中央、西南、西北、华南、东北等处去的问题。当时由萧毅肃告诉我说：“趁大家都在此地，特地叫你来说一声，今后我到重庆去了，南京有事找顾先生，上海有事找汤先生，南京、上海公馆的开支找黄总司令，但是由你负责照拂，总长决定仍叫你跟黄总司令办事（联勤总司令部），你家就搬到前边那幢房子来住，以便就近随时照料，门卫宪兵留下。在总长离国期间，今天在座诸位可以暂住，其余的人一概谢绝。”当我见到何夫人王文湘时，除了这个去那个留琐事之外，交了我四个银行存折，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原来数字很大，现在只剩了一点尾数，叫我拿来做公馆的特别开支，存折上的名字何默人、王可人等，从原来的数字上可以看出何公馆的国内存款不在少数。最要紧的两件事：第一，不要直接写信给总长，写到美国的信都交曾隽昌（机要秘书）；第二，要是委员长、陈诚尤其是蒋经国要找麻烦的话，赶快去告诉顾先生。以上这些琐事，由于何应钦一个人的去就，牵涉的事如此之多，牵涉的面如此之广，从家到国，所谓的“一人做官拖带一湾”，而所谓国家大事也完全是“唯利是逐，因人而施”。
出国波折
1946年秋出国前夕。正值何应钦生日，他谢绝馈贺，同白崇禧到马群郊外打猎。可是惯会逢迎的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率先取得何妻王文湘的同意，准备了四桌所谓的贵州家乡口味的酒席在西流湾八号祝寿，除顾祝同、桂永清、萧毅肃、刘廉一等几人外，其余则为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刘健群、张道藩、韩文焕、龚愚等贵州同乡，我亦末座。席间萧毅肃谈及总长出国事：“原订计划以拟三十人组成一中国军事考察团到美国去参观访问，学习美国的新军编制、综合补给，以便归国后仿照美式整建国军，为期一年，每月以美金一万元为开支。殊知蒋先生只许带参谋秘书各一人，费用包干一万元，总长不同意。后经陈布雷、张群相继进言于蒋先生，始允去美期间共给三万美金，随便总长带几个人，用费完全在内，总长也未同意，故迟迟未行。后来还是美国顾问从中调停，用军舰送总长到美国去，住的公馆、坐的汽车都由美国人设法，交际应酬费用，则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开支。现在除王文湘夫人、何南珠小姐而外，只能带参谋刘廉一、陈静华和秘书曾隽昌等三人同行。蒋先生未免太老火了一点，这是国家的体面嘛。”言罢，大家相视默然，只有何应钦很感慨地说：“铺好了床，让人家来睡，到而今只落得光杆出国。”（其意以为他当中国陆军总司令打完了仗，日本人投了降都是他的功劳，现在让蒋介石、陈诚来坐享其成，连要带几个随员到美国都不可能。）又在临行的前两天，在宪兵警察戒备森严的何公馆大门口，突然发现了白纸红字的大标语，上写道：“打倒囊括民脂民膏的大军阀何应钦。”当时忙坏了身负治安责任的军警宪人员。有的认为是共产党人搞的，有的认为是陈诚派人搞的，莫衷一是。因此，当何应钦在南京和平门车站乘专车去上海时，军警林立，戒备特别森严。在何临行前后的送行函电不下三百件，都是各地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师长以上来的。其大意都是钧座远行，未克恭送，如有所命，愿听驱策等语。人言何应钦没有组织党派，由此视之，表面上固然不像陈诚那样有什么干城社那类的组织，实质上那些当时拍电报送行表态的人应该说那就是何派，没有明显表示的就是陈派，已昭然明矣。除蒋介石派侍从主任俞济时代表而外，其他文武官云集恭送。可见作为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何应钦，固有其一定的潜势力在，人谓何应钦乃与人无争的好好先生，恐未必也。
到美国去
何应钦及其眷属随从坐上美国军舰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之后，心灰意懒，除了例行拜会之外，不是出去打猎游玩，就是在家开电视收音机。至于对蒋介石的考察报告则是由刘廉一代笔送出，国内亲友的来信则是由曾隽昌作复。有时美国记者去访问，则辞以离国日久不甚清楚，拒绝发言。终日西装革履学习美国派头，大有终老是乡之概。其妻王文湘则到处口出怨言，谓日本人打完了，国民政府的都也还了，当然该别人去享福了，可是我们不但被人家赶到外国来住，过穷苦生活，就是将来能转南京去，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简直成了无家可归了。并曾几次写信返国要变卖上海、杭州、南京等处的房屋地皮产业，到美国去过活。原来何应钦南京斗鸡闸四号的公馆相当的大，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轰炸焚毁，日本投降后何应钦所住南京西流湾八号的公馆，本属周佛海的，后经戴笠占据了又转送何应钦住的，后来何应钦出国，蒋介石又把它拿来做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办公室了。因而王文湘有此怨言。此话辗转闻于蒋介石，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听说也是张群、陈布雷等的建议，不能给共产党等敌对的人看笑话。所以又汇了一万块美金给何应钦做特别费，叫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去当面交代由联勤总部工程署把斗鸡闸四号何公馆照样修复，作为国家对何应钦的殊遇。同时陈诚也叫联勤总部对何公馆的开支完全负责。同时，接二连三地颁发了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等带绶的金质大勋章三枚，如此一来才把那时蒋、何间露骨矛盾暂时平息下去。因为前任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后任郭忏都是叫我监修何公馆并照料何公馆的事，同时那些勋章也是由我代领转寄到美国去的，因而知道其中实情。此外有一事足资录供参考者，因为何应钦出国时，叫我搬到南京西流湾八号附一号原周佛海舅子汪记行政院总务处长杨醒华的房子去住，以便就近照料何公馆的事。有一天南京敌伪产业管理处的人来清点家具，叫副官张崇标守门的宪兵蓝排长会同核对，我也去看看，发觉楼下书房至二楼寝室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再折上三楼的一间大房子，好像储藏室的样子。其中有衣物鞋帽和书籍，随手翻看，发现有一套漂亮的吹大烟的家具，也看见冈村宁次、土肥原、汪精卫、蒋介石等的照片摆在一起，都是送给周佛海有上下款的。当为好奇心所使又翻下去，则见有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白底红字的大信封，上写专陈周部长亲启，下写三十四年元旦戴缄，可惜封内空空，不知所云。当时不过好奇，事后也就置之。时至今日，回溯往事，日军投降在1945年8月15日，我和马崇六是9月3日飞南京办理受降典礼，即知戴笠已于三个月前到南京住在周佛海之家，而所发现的信封为1945年元旦，其间距八个月之久，戴、周即有信件往还，虽然日本人、汪精卫、蒋介石等的相片敢于放在一起，或为过去所赠，犹有可说，而戴、周函件往返于日本投降前八个月之久，则无以释之也。我觉得事虽仅止于照片信封之微，而蒋、伪、日间的暖昧行为，蛛丝马迹，亦可为历史之一引证。
“国大会议”不竞选副总统
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失败了，尤以东北“剿总”把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军投入战斗，指挥官由熊式辉、卫立煌而换陈诚，结果仍是节节败退。解放军声势转旺，蒋介石迫不得已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企图转移人民视线，曾一日三电地召何应钦返国共商国是，参加“国大会议”，而何应钦则故意迟迟其行，直至“国大会议”开幕前夕，始迟抵南京。参加了第一、二天的开幕式后，即称病不往出席。为什么蒋介石要如此紧急地召何应钦回国而何又迟迟不行以至于称病不到场哩？原来所谓总统大位当然没有人敢于与蒋介石公然争夺，而副总统一席则思染指者大有人在，其中以桂系的李宗仁，太子派的孙科，以两湖为基础的程潜三人都是有钱有势，势均力敌，所以竞争甚为激烈。然此三人之于蒋介石也当然不及何应钦的恭顺，而西南诸省及军队代表投何应钦的票的人可能不在少数，故唯我独尊用人唯愚的蒋介石思以何应钦为副总统较为理想，故一日三电地叫何应钦回国参加国大会议竞选副总统。殊知何在美国已经感染了一些美式习惯，对于蒋过去高高在上，用人时则招之使来，不用时则挥之使去的作风，露骨的玩弄权术那一套已经不感兴趣。他欣赏的是美国方式那一套假民主的办法，而且对于罢其权后而放置美国的事尤耿耿于怀；加之美国人也表示愿意把他扶植成蒋介石第二；当时又有一个姓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扶乩得到刘伯温临世，谓地气已经南移，十年之后云贵赛江南之说即将实现，应在何应钦身上。加以素称谋士的刘健群、谷正纲等马上把各方情况介绍给何，并且说蒋先生自东北军事失利后，喜怒无常，不似当年的英明了。综合结果，与其当空头的副总统或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部长，既然天命已向，不如暂观成败，待机而动。并且可以不结怨于李宗仁、程潜、孙科诸人，留作今后相处余地，而且人情也做了。最主要的还是李宗仁有广西银行，孙科有农民银行，程潜有湖南、湖北银行做后台，而何应钦则不能大掏腰包公开拿钱来竞选，不如作壁上观。故何应钦乃决心不竞选副总统，虽然蒋要何赶快行动，而何只唯唯而退。
何公馆的怪事
自何应钦返国，南京斗鸡闸四号的确是车如流水，门庭若市，当时的军政大员、“国大代表”、中外记者，接踵而至。其间有可记者数事：（1）何应钦会晤比较重要的客人或新闻记者时，经常是靠里边紫红幕布边，原因是在幕后有刘健群、刘廉一等人坐着静听，谈话到了重要关头，好像舞台后面的提词一样，何应钦眼睛看着谈话的对方，耳朵听着幕后的提示，“可以”，“不能”，“考虑考虑”，“以后再谈”等等来作与对方谈话的结论。有时幕后人也把谈话内容的重点记下来研究，在过去是没有的，可能是在美国学来运用的。（2）当何应钦来到南京时，李宗仁、孙科、程潜都分别来访，进行试探性的谈话，内容当然是试试何对于竞选副总统的意见，都表示如果何竞选副总统，他愿意自动放弃竞选，并以全力支持何的成功；如果何放弃竞选，则希望他在军人代表、西南代表中说句好话，帮他拉票，并且表示今后在各方面长期精诚合作。而何应钦的回答则是“快刀打豆腐两面光”，首先表示决不参与竞选副总统，因为身体有病，精神欠佳，拟作一段时间的静养，不愿与闻国政，请对方放心竞选，自己决不从中作梗，并且一定全力支持，纵然蒋先生有烦言亦在所不计。如此一来，对方当然满意而去，这大概也是美国新学来的所谓政治家的风度吧。而且表示尔后将不出席“国大会议”，以免各方面淆乱听闻。但背后各方面的“国大代表”来见何应钦谈话时，则在语气中流露对李宗仁出任副总统较为适当的口气，故后来淮海战役近尾声，国共和谈之际，蒋介石出走溪口，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时，力主由何应钦组织内阁出任行政院院长，盖有所由来矣。（3）“国大会议”开幕了，何应钦借背部生疮为名，称病不出席。蒋介石对于何此举大为不满，有一天的晚上八九点钟，事先并没有通知一声，突然闻蒋介石的汽车直闯入斗鸡闸四号何公馆的大门，何应钦急忙跑到楼上去睡倒，蒋遂直趋寝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盘问病情。何答以背生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来未出席国大会议。多疑的蒋介石当时硬迫何祖衣检视，见背疮红肿，乃悻悻而去。事后闻人说若当时蒋发现何背疮非真，将立即对何有不利之举也，蒋、何间的矛盾重重于此可见。蒋离去后何则频频摇头叹气。此事是第二天何的侍从副官刘文锦告诉我的，犹谆谆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4）因为那时我在联勤总部工作，总司令郭忏叫我负责照拂何公馆的一切供应，故常往行走。在“国大会议”后的一天晚饭后，我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去何公馆，由于内外警戒的卫兵都认识，所以直开至客厅前下车，知道何正在楼上由侍从医生游开翔换药，但客厅里的电灯雪亮空无一人，故折往厕所小解，哪知开门进去一看，迎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原东北“剿总”的总司令高大个子的卫立煌，一个是服装整齐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呆呆地站着。我当即退了出来，觉得怪事，听说已经撤职查办的卫立煌已被蒋介石看押起来了，而现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远在青岛，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行动，怎么这两个人一同跑到何公馆的厕所里头来了哩？真是叫人不解。这时刘文锦跑来请卫、桂二人到楼上去坐，并告诉我其中情况。原来卫立煌已经失掉自由，今天是想法子偷偷来见何应钦的；而桂永清则是由青岛坐专机飞芜湖转坐汽车来南京见何应钦的。他们来都是瞒着蒋介石的，做贼心虚，所以一听见汽车声音响即往厕所里头跑，生怕是蒋介石又突然光临何公馆来了。但卫、桂二人何故夤夜往见何应钦，其中情节实不得知，不过以当时刘文锦的说法“事关紧要严守秘密”，可以想见逃不出争权夺利、钩心斗角之一途。
返国后的动态
1948年夏“国大会议”之后，蒋军全面溃败，许多人对掌握军政大权的参谋总长陈诚意见很大。蒋介石乃介何应钦以国防部部长之职，何见已是强弩之末，而且有职无权，不愿就职，假病为名，时而上海，时而杭州，但军政要员已由陈派转入何派之手了。如代理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次长萧毅肃，办公厅副主任蔡文治、刘廉一，陆军总司令汤恩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都是亲何分子。而且那时刘健群已经成为立法院的领导人物，贵州省主席也由杨森换了谷正伦，故实际上何应钦仍还是蒋政权当时的中心人物之一。而且那时的美国顾问、美国大使与何应钦之间亦有接触。远在淮海战役酝酿期间，隐隐即闻何妻王文湘叫人分别变卖南京、上海、杭州等处的产业和在上海市场上囤积的棉花洋纱，当然是做逃之夭夭的准备。淮海战役展开，黄百韬战死，败相已成时，即将返国的原美国空军总顾问，要把过去何应钦出国时送他养的那条大黄狗送回。王文湘叫外事处长鲍静安来说：“连人都准备要逃难了，还有什么心思养狗啊！请他带去养，以后在美国见面时再说吧！”又当法币改金圆券时，物价一日数变，突飞猛涨。蒋经国出任打虎队，检查上海囤积居奇的物资时，有一天我到何公馆去遇着龚思（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贵州人，原何的副官长）正在同王文湘谈论此事，王叫龚赶快到上海去看看，不要正碰在蒋经国的钉子上。说明当时上海囤积居奇之中有何家在。当淮海战役近尾声，人心惶惶，蒋介石曾经下令“凡中央机关处长以上人员，均须谨守岗位，不许擅离职守，违者军法从事”。有一天侍从副官刘文锦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公馆一趟，我一进门，见何公馆相当的乱。王文湘说了三件事：第一，准备三辆卡车一班卫兵，派妥实副官一名，押运公馆的一部分东西沿京杭国道到杭州去，但不许给郭忏总司令知道；第二，请联勤总部运输署长胡昂叫杭州车站司令部拨给专用车厢五个，准备公馆的部分东西沿浙赣路转黔桂路送去贵阳。第三，何公馆即日迁移上海，留白米二十石叫副官张崇标看管南京斗鸡闸四号公馆，要我在未离开之前经常去看看。如此一来，当时的何公馆已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蒋政权也已树倒猢狲散了。
“九九九”受降典礼鸡尾酒会
1948年9月9日9时为日本受降三周年纪念日，因何应钦是当时的受降官，故每年此日都必须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光彩而资纪念。今年虽然在淮海战役败相环生的情况下，大小官员都是忧心忡忡的，可是何应钦还是要苦中作乐地再来一个鸡尾酒会。先是夫人王文湘、小姐何丽珠由上海来南京，并召集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京人员蔡文治、刘廉一、龚愚、马崇六、夏禄敏等负责筹备，拟订与会人员名单，时间9月9日午后4时至10时，地点何公馆，酒菜由龙门酒家供应，以何应钦夫人名义邀请近四百位老爷和夫人，发出大红请柬，并备有音乐跳舞。那天的中午我们都在何公馆吃过中饭，一切准备就绪，何应钦西装革履，王文湘、何丽珠一律美式装束，见人就握手寒暄，殷勤让座，大展其美国式的交际手腕。可是那天的情况与平时有些异样，来的宾客男的多女的少，虽然有了音乐，但很少有人去跳舞。所有的人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勉强应酬，完全失去热闹排场。谈话的焦点都集中在战事消息上，谈到三年前何先生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陆海空军三百万之众，接受日本投降，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军有若干个师，曾几何时都化为乌有了。尤以蔡文治更是大谈其要是依他的原计划，受降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北平，指挥中央及日伪军队，限定携粮三个月，不要遣走日俘，不要改编伪军，就以在各地的日军为第一线，以各地的伪军为第二线，以中央的直属部队殿后督战，不让共军集结，分别包围击破，既消灭了共军，又利用了日军和伪军，更保全了中央实力。可惜此计不行，至有今日之一败涂地，首都动摇。更有人谈及原来的新一军、新六军调东北时，原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乃因陈诚扣发卫立煌的美式械弹补充，已是无能为力。迨杜聿明前往，则更成无可挽救之局了。再论北平之失，是蒋介石叫徐永昌去慢了，以至傅作义几十万人起义了。吴化文是陈诚视为杂牌伪军而逼其反向共产党的。更谈到徐埠会战，如此紧要关头，更不该叫那笨得像猪一样的刘峙去指挥。这些谈话归纳其内容：“憎恨陈诚的弄权误国，埋怨蒋介石的固执昏聩。”以此种种，大家愁肠满腹，亦不过凄惨应景，哪有心再尽此半日之欢，故不待至入夜十时，黄昏时候已是人去楼空、宾客散尽矣。何应钦曾很感慨地说：“明年今日恐怕再不能在此举行庆祝九九九受降的鸡尾酒会了！”
出任行政院长
1948年冬，人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宣布战犯名单之后，南京大恐，蒋介石出走溪口，李宗仁代理总统，张治中、黄绍竑五位北上和谈之际，蒋介石仍欲凭借外力作困兽斗，一面借名和谈，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固守江南，以阻止共军的大举渡江；一面则由何应钦前往西南后方担任重庆行辕主任，迅速补充一百个师，以谋反攻而挽颓势。可是李宗仁上台后认为必须军人组阁才能应付当时的战争局面，因李、何关系至厚，故力主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几经奔走始得蒋介石同意，所以重庆行辕主任改由张群担任。但何应钦尚欲不放手西南军政，故实际负责之参谋长一席，则仍由萧毅肃担任。1949年春节后，何应钦在拼凑内阁之际，亦解放军正准备大举渡江之时，国民政府鉴南京之危在旦夕，乃为蒋政权在大陆上最后一个内阁。解放军大举渡江之后，势如破竹，直指西南。那时我送家眷返贵阳，接广州行政院发言人鲍静安来信说：“不必前来广州了，何先生不日即飞重庆坐镇。”可见当时何已明知大势已去，而尚欲跑到西南做最后挣扎。此外1949年8月间，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任十九兵团司令官，正在贵阳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去到广州述职，见过何应钦转来，一下飞机就说：“老辈子（指何应钦）指示：事情非常紧急，除贵州现有的四十九军、八十九军而外，再扩充两个军，立刻把地方武力组织起来（指各县的地主武装），械弹器材全部由重庆行辕拨给。余程万的二十六军，李弥的第八军及四川陈春霖的四十四军，湘桂边境的刘家树兵团的一个军，一律编入十九兵团的战斗序列，归何绍周指挥，所给予的两个任务：一是阻止由湘桂而来的部队以守卫重庆的侧背安全；二是会合广西部队，进入云南，解决卢汉问题，以备国民政府必要时南移昆明，何应钦来西南坐镇顽抗。”殊知解放大军快速前进，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其计划未果实现。
逃去台湾
1949年冬广州不守，西南解放，国民党政权最后垮台，何应钦亦狼狈逃去台湾。由于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内讧，何应钦的行政院院长亦随之而垮台，仍还干他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台湾，他曾经代表蒋介石到日本与岸信介谈判，并曾到西德、法国、英国访问。
（夏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