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蒋介石发现的，此后便迅速得到提拔和重用。陈诚的发迹之快、地位之高，令许多人都感到瞠目。而最让外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一向疑心极重的蒋介石，偏偏对资历尚浅的青年军官陈诚如此信赖、器重？对蒋、陈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曾经作过多种猜测和解读：有人说是因为陈诚反共斗志坚决，有人说是因为他清廉不贪污，也有人归因于他是浙江籍贯……这些说法其实都不全面，也缺乏说服力。实际上，陈诚不是一介武夫，在政治上很有一套，善于向蒋介石表忠心，也知道如何博取“老头子”的欢心。这才是他被人目为蒋家“小总裁”的最主要原因。
一、我所知道的陈诚
我和陈诚自小同乡，又是老世交，并且有过互为部属的关系。在旧社会时，相知不可谓不深。后来虽然疏远些，但是回想过去，值得记述的故事还是不少的。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点点滴滴地写在下面，作为史料。
出身保定军校，分发绍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高市人，出生于地主家庭。父陈希文，前清秀才；叔父陈一鹏，前清贡生。希文依靠一鹏的力量，曾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陈诚即在这个小学毕业。随后陈诚进入处州第十一师范；毕业后和该校同学吴子奇的妹妹结婚。接着拿了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进体育学校，半年毕业，但想找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而不能如愿。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老朋友，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念他年纪还轻，便把他带往北京，保送投考保定军官学校。由于学历条件不够，借用本家陈德的处州中学毕业文凭，冒名顶替；又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我父亲向主试官魏宗翰（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总算以备取的名义勉强入学。
1920年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分发浙江见习；我父写信给我嘱为照顾。那时，我在绍兴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少校副官，便向师部联系，派他到驻在绍兴的第三旅第五团第三营当见习官。同时来的还有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等三人。半年后，陈诚即补了少尉排长缺[1]。他向上爬的思想很浓，做了两年没有升级，便感到不耐烦，常来我家谈心，表示亲近。他口头上说的无非是一些家常话：家中尚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都要上学，家累很重……但总掩盖不了他内心上的苦闷和要求。在绍兴当个少尉，前途很难发展，希望我帮助他另找出路。我总是劝他耐心等待，不要性急，并安慰他有机会就给他想办法。
随邓演达赴广东参加革命
那时（1922年），恰巧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来罗致保定军校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革命，我把这情况向陈诚介绍，并问他愿否跟邓演达南下。他兴奋地表示“很愿意去”，并说邓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做过他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他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他不顾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随同邓演达赴广东去了。当时，邓在粤军第一师任团长，派他为连长。在东江打陈炯明这一战役中，陈诚受了轻伤，正在住院疗养之际，忽接家里来的电报，说他的父亲病故，于是回籍奔丧。到家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的猜疑，认为他有外遇，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发觉后立即送温州医院救治，未死。他在家写信给我，告知家里出了两件不幸的事故，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去。要到我处（这时，我在宁波任警察厅厅长）工作，希望我给他安排一下。我一面汇一点钱帮助他的治丧费用，又劝导他仍回广东去。可是他不听。跑到杭州请求夏超（省长）给他找一个警察界的位置，没有被录用，不得已也只好回广东。
这时邓演达已调到黄埔军校，陈随邓到黄埔军校。邓初任训练部副主任，派陈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以后邓调教育长，陈任第二期的炮兵队区队长。不久，陈又升任少校炮兵队长、中校炮兵科长。他来信告知黄埔军校办得很好，邀我去参加工作，我未去。
北伐以后的升迁
1926年广东出师北伐，他在二十一师严重师长部下当团长，周至柔为团参谋长。他带部队到杭州，我们相见甚为欢洽。他邀我同道出发前往苏州。
1927年国共分裂，武汉七一五事变发生，邓演达出国。严重也辞职，临走时保举陈诚升任师长。他认为自己担任团长还不久，即升充师长，感到资历太浅。好在全师所有营长以下军官，都是黄埔学生，尚可和衷共事。他对严重的学问道德极为推崇，说严重的见解很高，要我多和严重谈谈。我以为他对严重推崇备至，无非是感激知遇之恩而已。
他当了师长后，部队驻沪宁铁路线一带，不久，即遇到镇江、龙潭的战役（打孙传芳渡江反攻南京的部队）。他因患胃病，坐轿上前线督战，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向何应钦反映，被免去师长职务。他受了这个处分，大发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信谣言的不是。他又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我说：“严重现在南京当军事厅厅长，你不妨去那里向他说明实际情况。”他接受了我的意见，立刻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重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重保荐他当军事厅副厅长。可是他的度量狭窄，后来对何应钦始终怀着成见，其根源就在这里。
1928年蒋介石复职，由于陈诚系浙江籍的青年军官，被选拔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不久，蒋介石赴徐州部署军事，准备向京津方面的张作霖部队进攻。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参谋总长。陈诚赴前线任炮兵指挥，要我同去，我时任军械局长，没有成行。他的警卫司令职务，由参谋长应山三代理。以后张作霖退往关外，对奉军事告一段落，陈诚回到南京，他的警卫司令职务没有了。因为何应钦在他跟蒋介石北上作战期间，已以参谋总长名义将警卫司令部撤销了。陈诚对我说：“这事蒋（介石）并不知道，何（应钦）又来同我为难了。”从此，他对何应钦的成见更深了。
在“讨唐”“讨冯”战役中的表现
蒋介石从前方返南京，设立“军事编遣委员会”，计划缩编全国部队：改军为师，改师为旅。我那时在兵工署任总务科长，知道蒋介石派陈诚前往皖南整编曹万顺部第十七军，同南京两个警卫团并为第十一师，以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负实际责任，林蔚为旅长，罗卓英为参谋长。整编完成后，开驻芜湖。1929年春蒋、桂战争时，曹被调走，陈任师长。
同年冬，蒋介石将唐生智指挥的京汉铁路北段湘军移调武汉整编，唐率领部队开郾城，即发生“反蒋事变”。陈诚奉令袭击唐军司令部，唐惨败仅以身免。事后，我和陈诚见面，问他：“唐生智是有名的健将，何以在河南郾城一带被你师袭击时，失败得这样惨？连司令部官兵也大部被俘？”他说：“（一）唐孟潇（唐生智的号）喜欢玩弄政治，受了汪精卫的鼓动，想和阎（锡山）冯（玉祥）勾结起来，成三角同盟，来要挟蒋介石，提出条件，反对编遣委员会，以保全个人兵权。他不知道蒋早已得到消息了。（二）湘军久戍在外，将士思乡，高级军官多不满唐所为，唐自己还莫名其妙。（三）还有一个迷信的笑话：唐有一位顾老师（顾和尚），传说神通颇大，唐非常相信，什么事都要请顾老师用奇门遁甲来算一算。原来唐的作战计划是要头一天发动的，可是顾老师的阴阳八卦决定必须推迟一天。这是他司令部里一个被俘的参谋说出来的。唐的举动如此迷信，安得不失败？”他又说：“蒋鼎文、赵观涛（蒋、赵二人资格都比他老）诸人这次都因功升军长了。”我看他对功名地位的心很切，而且斤斤计较，丝毫不肯让人，言下颇有牢骚之意。
1930年，阎、冯对蒋的中原大战失败。陈诚因对吉鸿昌军作战有功，升为十八军军长，驻武汉。他回南京时，扬扬得意地对我说：“这次是蒋特别提拔的，嗣后只要绝对服从他一人好了。”
江西“剿共”和应付“闽变”
1931年，陈诚带领第十八军由武汉调南昌，在未和红军作战前，曾来南京和我见面。他说宋美龄要介绍谭曼意（宋的干女儿，即谭延闿的第二女儿）和他结婚，他打算同家里的妻子吴氏办离婚手续，要求我的父亲出面劝导（因吴家与我家祖上有亲戚关系）。后经吴氏胞兄吴子奇和我父极力相劝，吴氏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当然接受。随即到上海和谭曼意结婚，这可称之为“政治结婚”。从此他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也就是为蒋介石所专宠的心腹人了。
1933年，他率领部队与红军作战，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都遭到红军大包围的攻击。一个师长李明被打死，一个师长陈时骥被活捉，官兵伤亡两万，枪支损失近两万，弄得溃不成军，南昌也大为震动。而他却有恃无恐地强调说是两侧友军驰援不力，把失败责任推向客观。蒋介石也不予追究，反令收拾残部，并调生力军给他补充实力。据后来有一个被俘逃回来的副师长施北衡说：“红军行军迅速，善于迁回，抄到我军后面突击。他们是主动，我们是被动，这是任何精锐部队都要吃亏的。”
1933年秋，陈诚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副团长。他邀我到庐山会面，坚留我在他那里当参谋兼秘书处长等职务。他说自己对政治是外行，因我在江苏盐城当过三年县长，懂得一些政治门径，叫我帮助处理地方军民纠纷的案件。我以老朋友的关系，便答应下来。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他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西洋留学生，以充实他的政治方面的班底。如柳克述、何联奎、郭骥等人都在秘书处工作。这时他不仅有浓厚的军事野心，而且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了。
关于当时在江西五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原因，陈诚也和我谈起过：（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悉，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唯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很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他估计红军约二十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1933年底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人民政府”，宣布和红军合作。当时，陈诚对局势很焦虑，曾说：“糟了，又要动真刀真枪了。”蒋介石亲到南城和陈诚举行秘密会议。第二天陈诚就出发赴黎川督师，向福建方面的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甚至发动全面攻击。连蒋介石也是仓皇失措的样子。过了数天，情报传来，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蒋、陈二人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又喜形于色了。陈诚说：“这下子不要紧了，我大军云集，一定可将十九路军打垮。我们还要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但不知红军已改变战略，有计划地全面转移，北上抗日。蒋介石又手忙脚乱地派薛岳为“追击总指挥”，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沿湘、桂、黔方向尾追。
从“整理陆军”到“解决两广问题”
1935年3月蒋介石为整顿全国军队，派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陈诚先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流调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干部。
1935年7月蒋介石企图控制四川，并拉拢滇、黔等省的西南军队，派陈诚赴四川创办峨眉军官训练团，蒋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刘文辉为团附。这次训练，表面上看进行还算顺利，但川、黔、滇军人对这种法西斯教育是不满的，不过当时没有闹出什么问题就是了。陈诚原在宜昌设置“行辕”，后来知道刘湘阴谋对抗，为解除四川将领的疑忌，宜昌行辕撤销。
1936年，陈济棠公开“反蒋”，蒋介石派陈诚赴粤设“广州行营”，以余汉谋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由赣南率粤军回广东，陈济棠败走香港。接着，蒋介石命陈诚去广西拉拢白祟禧，互谈条件，黄绍竑也参与会谈，替桂系方面讨价还价。陈对黄很不满，说他（指黄绍竑）政客气味太重。但蒋介石对黄还不错，因为黄在桂系方面有势力，嘱陈放宽尺度。当时，白崇禧在陈济棠失败后，已陷于孤立，在陈诚的威迫之下，只好就范。两广问题解决后，陈诚即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庐山训练
1936年，蒋介石和他左右的高级将领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留，陈诚也在其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东北大军所提出的抗日的正义要求后，始被释回南京。而陈诚则留潼关，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背信弃义地进行改编东北军的工作。他曾电我从广州赶赴潼关协助。东北军将领意见不一致，起了内变，军长王以哲被杀害。陈诚派我赴西安，吊王以哲之丧，并和刘翰东师长接洽，把王的灵柩和家属送回东北去。在潼关的军事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当时对我说：“这次西安事变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介石）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我接着说：“那么，今后国共可能合作了。”他又说：“蒋的政治手腕，不是别人可以测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要乱想。”
1937年暑期，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教育长，蒋介石自兼团长，以各省的省主席和各部队的总指挥为团附，聘请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大学校长、名教授）为讲师。受训学员中的三分之二为中上级现役军官，三分之一为高级中学校长、县长、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我任训练团的总务处长。蒋介石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也不外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但只办了第一期，由于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就停止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
卢沟桥战事发生后，全国人心沸腾，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出兵抗日。那时冯玉祥将军和各省主席、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庐山，也一致劝蒋俯顺舆情。蒋介石当时还以“动员准备来不及”的鬼话相推诿。他竭力企图缓和中日军事冲突，曾派人向日本方面试探解决办法，但日军侵略形势咄咄逼人，拒绝谈判，不得已只好下令抗战。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段事实。
被迫抗战的形势既成，陈诚向蒋介石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担任苏、浙方面的军事，蒋许可了。那时，张发奎、刘建绪的军队都在浙江，他们同陈诚商量，把我调回浙江，担任嘉兴区行政督察专员，以便搞好地方军政关系和后勤补给工作。陈诚同意了。我即和他们一起到了嘉兴，把总务处长事托副处长庄明远（他现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办结束。
上海战事发生，张发奎部队开赴浦东前线作战；刘建绪驻嘉兴，指挥松江前线作战；陈诚指挥闸北大场作战。据前方退回的伤员说：“陈（诚）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打法哪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果然相持了两个多月，敌寇在金山卫登陆，大场失守，兵败如山倒，陈诚退皖南，张发奎退嘉兴。我和张发奎见面时，他对陈诚的批评也和那位伤员说的差不多。又过几天，黄琪翔（系陈诚的副指挥）也退嘉兴，和我谈起这次失败原因是大场一带的工事都是临时构筑，非常简单（承办工事的包商偷工减料），的确抵挡不住敌人猛烈的火力。他并说：“敌人已入上海市，即可到松江，日寇先头部队明天可能侵入浙境。”我立刻动身去嘉善，只见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士兵沿路奔跑，扬言敌人追来了。我劝他们不要乱喊乱跑，并告诉他们，地方已备好饭菜，吃了饭再说。他们怨气冲天地对我说：“找官长，找不到。”问我看到他们的官长没有，情况混乱，达于极点。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官先逃跑，兵在后面找官，沿途没有收容士兵的布置，完全成了乌合之众，真是令人痛心！我回嘉兴后，立即通知各县长转知各乡保长办好收容伤兵和退下来的官兵的给养。接着，就同刘建绪同退杭州。这时，我又应陈诚电邀到皖南歙县和他见面，他问我退浙部队有多少？我说：“太多了，一时无从调查清楚，他们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有的士兵向地方乡镇长要求，自愿缴枪换取路费回家，弄得地方难以应付。”他说：“糟糕了！这样还能再打下去吗？”我说：“刘建绪在杭州已派人沿途收容散兵，他会有报告给你的。”他说：“这样看来，南京已难守了，以后只能打游击了。”我又提到杭州的风声也很紧。他就要我速回杭州，与刘建绪接洽整理散兵。隔了两天，他派黄琪翔来杭找刘建绪，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磋商浙省预备打游击战的计划。陈诚原来打算抽调他自己的部队到浙江由黄琪翔担任游击总司令。黄绍竑说：“已有廖磊两个师（广西部队）为基础，再训练地方民兵为自卫队，就足够了。”他们会谈之后，黄琪翔对我说：“黄秀宽（即黄绍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了。”后来陈诚对此事很不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廖磊两个师调往安庆去。黄绍竑只好自己组织抗日自卫总队，辖四个支队，约一师兵力。1940年初，敌人渡钱塘占领萧山，抵抗不住，失败了。陈诚又派俞济时来浙江把这些自卫部队改编为“国军”，脱离了黄绍竑的掌握。我觉得陈诚在民族大敌当前、国家存亡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还要意气用事，真是太不成话了！
1938年，陈诚在武汉“大本营”任政治部长，来电邀我到他部里去当总务厅长。论交谊我是应该去的，可是那时我父病重，不允远离，我自己又在丽水当专员，便婉言谢辞。他也复我一电，说家乡事难做，劝我不要滥用乡亲。但据后来有人传知，说他对我的不应邀去武汉，非常见怪，认为我“爱做外官，贪舒服，怕吃苦”。从此，我和他逐渐疏远起来。
1944年，我在台州专员任内，曾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乘便去看陈诚。他刚从“远征军总司令部”回来，当时，河南前线传来汤恩伯打败仗的消息。他说：“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又怪“蒋鼎文太糊涂，非撤职查办不可”。继问浙江情况，说：“黄季宽在那里声名狼藉，搞得也不好。”我说：“像汤恩伯那样是不会的，个别的也难免。”并问他：“皖南新四军叶挺过去系你的友好，何必把他排挤出去？”他说：“这是白崇禧、何应钦二人向蒋出的主意，由白到上饶与顾祝同共同计划搞的。”（我想他一定参与其事，因为他过去与叶有一段友好关系，如果说老实话，怕我会责怪他出卖朋友，故而饰词推托。）
陈诚在1944年当了军政部长。1945年夏，他到铅山第三战区视察，电约我前往会面。我问他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反攻力量已不行了，只有尽力保持这个相持局面，以时间来拖垮敌人。”这证明他（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已想不出什么新的战略方针来指挥抗日战事了。黔驴技穷正是他当日的处境。他问起四明山、括苍山、泰顺一带的共产党的力量怎样，我说：“不大。”他听了似觉放心些。又问驻在浙江的李默庵和陶广两个集团军在前线能否挡得住日寇的进攻，我答：“目前敌人似无进攻模样。”又问他们是否有像汤恩伯在河南那样的行为，我说：“比较好一点，少数也是难免的。”他摇头叹气。临别，他说现在先到福建去看看，再转到家乡来一趟。我们分手后不到几天，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抵挡不住，日寇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来，全民欢腾！这是陈诚意想不到的事，他在福建未及来浙，就飞回重庆去了。
胜利复员和发动内战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员，他已经当了参谋总长。我们在上海会面，他知道我在做投机生意，劝我不要做，说我是外行，将来连本钱都会蚀光的。在他的谈话里我觉得他对我还有些旧交情，便告诉他外间的传说：“蒋介石还主张同共产党打内战的谣言，在上海流传甚盛，大家都不赞成。你应该婉言劝蒋不要再发动内战，有问题必须同共产党进行协商；否则，人民太痛苦了。”他说：“蒋是听美国人的话而决定一切的。我不能阻止，即使讲了也是无益的。”我说：“既然如此，恐怕人家都会怀疑是你在从旁推波助澜呢！”他说：“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谈到这里又掉转话锋：“我胃病很深，苦头没有吃透，看来还得再作恶几年才能了事。”我看他当时的内心上是有矛盾的。过后他又问到上海的社会情况：“上海各方面的接收人员，有‘五子登科’的作风，究竟大发接收财的是哪些人？”我说：“汤恩伯、钱大钧、吴绍澍和戴笠的部下都有这等作风。”他说：“太不像样子了！”我又说：“你应该反映给蒋介石知道，请他从速处理才是啊！”他说：“这件事，应该派员查究严办才好，否则，舆论哗然，不仅对蒋个人的名誉有关，对国际观感上也有影响啊！”
1947年我到南京去，以老朋友的关系去找陈诚，想把外间舆论责备陈诚是主张内战的顽固分子这个情况相告，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时，他家里管事的，都是一批新人，一个副官见我去找陈诚，就托辞他不见客，不肯传达。我即到他的弟弟陈敬修家，敬修是留法学化工的，头脑还比较清楚，颇不满意乃兄的这种作风，就用电话同他的嫂子谭曼意联系。我再去到陈诚家，才得入会客室和他相见。外交部次长沈昌焕正在那里大谈其国际形势，信口雌黄地说什么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吹嘘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实力如何雄厚，还捏造事实说：“共产党是怕美国的。”我在旁听了，觉得沈昌焕说这番话的用意不是向陈诚讨好（表示拥护陈诚反共打内战的反动主张），就是给陈诚打气（坚定陈诚反共打内战的立场）。沈走后，陈诚大言不惭地对我说，“现在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自诩“实力强大”，说：“只要美国帮助，经济、物资、军火等源源接济，打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只要半年到一年就可打垮他们了。”接着他问我：“上海人有什么样的议论？”我说：“一般舆论都不赞成内战的，曾听得有人向蒋（介石）建议一个折中办法：就是仿过去外蒙古的例子，把东北三省或内蒙古地区划出，让给共产党分而治之。”他立刻回说：“这是政客游说，企图两面讨好的办法。你是一个不懂得政治的人，不要听他们的话。”我因他拒绝我的意见，便不再谈下去了，随便拉些家常后就辞出。
隔了几月，担任东北反共军事的熊式辉吃不消了，蒋介石令陈诚前往替代。这时，陈诚叫赵志尧来信约我去南京谈话。我以前次碰过钉子，没有去。他赴东北后过了几个月，听说他在前方也支撑不住，而且胃病很厉害。我到了南京，见到谭曼意，谭说：“几个月前辞修很想和你谈谈，你没有来。”我说：“他个性太强，嫂子要劝他谦虚一点。”她答：“是呀！现在胃病很重，前方战事又不利，怎么办？”我说：“这一个职务负担太重了，他胃病如此严重，加以北方气候寒冷，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的。我看只有你向蒋夫人设法找个副手去接替，把他调回医治才是。”谭说：“我用这个办法试试看。”我观察谭曼意当时的情态，也已觉得人民解放军是打不了的，为了保全自己，还是想法子把丈夫脱离虎口再做道理。果然不久之后，蒋介石派罗卓英去代替，可是也不能胜任。最后由卫立煌去，这时，已面临东北全部解放的前夕了。
陈诚由南京到上海陆军医院施行手术治疗时，我去探望他，相对默然，没谈什么话。这是我们两人最后相见的一次。
我对陈诚的看法
陈诚是一个只知追求个人名利、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除了我在前面叙述的点滴事迹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根据之外，现在再罗列一些事实来说明：
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以后，陈诚的思想非常混乱，彷徨歧途，不知所措。他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同情共产党。他曾和应山三（南京警卫司令部参谋长，已病故）去找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一度与李过从甚密，并劝我也研究蒲鲁东学说。我看不懂，认为这是虚无党，不赞成。那时，他又经常去吴淞劳动大学访友，这个学校据说就是李石曾这一派人办起来的。我以为他要走这一条无政府主义的路线了。后来我又知道他和劳动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名叫陈德懿的往来了四年多，一直到他和谭曼意结婚始分开。他告诉我：“已答应把她送到法国去留学，以了此一段姻缘。”
二、1930年邓演达组织“第三党”，曾介绍几个留学生在陈诚部下做事，据说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诚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后来邓被蒋介石逮捕，不久杀害。陈诚对我说：“邓被捕时，我在江西曾密电请求释放。不知蒋会怀疑我是第三党否？”看他顾虑很重，唯恐被蒋撤职查办。我说：“你们十八军大部分军官都是黄埔生，和邓是师生关系，若要牵连，影响太大了。”过了半年，宋美龄介绍她的干女儿谭曼意同他结婚，他方放下包袱，并且大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三、自1933年至1937年我在陈诚部下以参议、秘书处长、总务处长等不同名义做交际、联络和组织一些文职人员搜集国内外政治经济资料等工作。关于交际接待方面，陈诚关照我对那些社会名流、学术权威（大学校长、名教授）和著名的新闻记者、外交界人士等要特别招待。他自己对这些人态度谦逊很有礼貌，可是对于接待来见的高级军官却完全不同，总是摆架子，打官话，耍威风，丝毫不留情面。我常劝他对待将校的态度，不可如此傲慢，要有一定的礼貌。他说：“这些人的好歹我心中有数，不会得罪错的。我系代蒋骂他，你不要叫我做烂好人。”我说：“万一蒋下台之后，你将置身于何地？”他说：“我决不再做他人的部下，不怕什么！”
四、他在蒋介石面前，尽量表现自己的忠心，奉承讨好，无微不至。例如他得知蒋介石有排斥陈济棠的企图，就设法先去拉拢余汉谋、张发奎、薛岳、黄琪翔等广东军人，利用这些人来对付陈济棠。又如在蒋介石没有表示与共产党合作之前，他决不表示态度；当他看出蒋有与共产党合作的苗头，就马上设法与叶挺取得联系。
五、陈诚为了满足自己独揽军事大权的政治野心，处心积虑地排挤何应钦（他曾对我说，何应钦是烂好人）。桂系军事首领白崇禧是他素所痛恶的人物。由于白崇禧是个“小诸葛”，有实力，他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拉拢、联络的手段来对待。
六、在解放战争时期，据接近他的人说：陈诚常常受美国人的闲气，有时，他忍受不住，便会怒火进发，背后大骂起来。记得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郭忏（后勤总司令，已病死）曾对我说：“陈诚在美国军舰忽由青岛撤走了的时候，发过很大脾气，说：‘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是靠不住的！’大为懊悔。”
以上是我以同乡世谊的角度对陈诚片断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陆上还有不少过去曾做过他的部下或者是来往较密切的朋友，对陈诚有更多的了解，相信一定能够写出关于陈诚的更全面翔实的史料出来。
（杜伟）
二、随陈诚十九年所见
陈诚起家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高市人，浙江处州十一师范毕业后，与师范同学吴子漪的胞妹结婚，这是原配。旋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又到北京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后经乡亲向主考官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1920年，陈在保定军校八期炮科毕业，分发浙江绍兴第二师三旅五团三营樊崧甫连充见习官，后升排长。陈在浙江第二师任少尉排长两年，急求升迁，不安于位。1922年，得知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来上海罗致保定军官赴粤工作（邓原在保定八期任区队长），1923年陈任粤军第一师邓演达团连长。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时，陈负轻伤。旋因父丧回籍，因伤口未愈，未与其妻吴氏同房，吴氏疑陈有外遇，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未遂，从此独居青田。
1924年，陈返粤随邓演达到黄埔军校工作，先任训练部上尉特别官佐，后调二期炮兵队上尉区队长、少校炮兵连长、中校炮兵科长等职。1926年7月，广东出师北伐，成立补充师，蒋介石调黄埔军校训练部主任严重（严字立三，先任总司令部训练处长）任师长，陈随严任团长。后补充师改编为二十一师。1927年，国共分裂，武汉七一五事变发生，邓演达出国，严重辞二十一师师长，保荐陈诚升任该职。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由区队长升到师长，多得力于邓演达、严重的提拔。后严离职，陈对严仍推崇备至，无非感知遇之恩。严蛰居庐山，躬耕自食，陈曾往探视。常命电务员胡梓成（胡是广西桂林人，系严重的老电务员）馈赠火腿、茶叶、烟丝、食盐等礼品。除食盐外，严多不受。（抗战期间，严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时陈诚兼任鄂主席在重庆工作。1940年，陈诚到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严辞去本兼各职，亲率湖北保安团胡协南部两个连，到宣恩县之晒坪开荒，搞生产自给。时我的六弟邱行铨任宣恩县建设科长，奉命送大米给严度日，严坚不受，而长期用自种之玉米度日。1943年，严贫病交加，他又不肯离开晒坪，后来死于晒坪。）
1927年夏，蒋介石下野，孙传芳由苏北卷土重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的主力与孙军决战于龙潭。何到栖霞指挥，时我在第一军特务团随何行动。是役，何愤于第一军伤亡惨重，责陈诚作战不力，免去二十一师师长职。自此，陈对何衔恨入骨。
1928年春，蒋介石回南京复职。撤销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何改任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被解除了兵柄。陈诚以浙籍青年军官，复为蒋起用，被任为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时何应钦的特务团和卫士大队均归陈改编。这时，我跟随陈诚任特务队（队即警卫连）代理队长，负责陈的警卫工作。蒋介石的警卫一、二团，宪兵一、二团均属陈指挥，陈兼任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姚永安、杨德良的炮兵一、二团亦归其节制，总共辖制六个团的实力。此际陈诚已开始进行意在自立门户的政治活动，与国民党头面人物接触频繁。不时邀请于右任、李石曾等对司令部讲演，任张厉生为中校秘书。陈对司令部重要军职人员都安插亲信，如参谋长应山三、参谋处长乔乃迁等均为陈的同乡同学。唯经理处长一职，则任用了黄埔一期的霍揆彰，以示“经济公开”，取信于蒋。但实权则操之于会计科长赵志垚之手。赵是陈的师范同学，在商务印书馆做过生意，后为陈诚一生的管家。
1928年4月，蒋介石命陈诚率炮兵一、二团，随军参加反对张作霖的战争（我率特务队随陈行动）。蒋军过徐州北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节节败退，界首（泰安附近）一战，张宗昌、孙传芳的主力崩溃。时陈诚率炮兵沿津浦路前进，5月1日进入济南城，陈驻城内张宗昌的督军署。我看到各部队正在抢缴张宗昌部遗弃的军用物资，我率特务队也在旧督署收缴了大堆张宗昌大小老婆吃的巧克力糖果及数不清的高档罐头。蒋军正在济南城内寻欢作乐的时候，陈诚突然下令紧急行动，星夜撤出济南城。陈命令炮兵经党家庄向张夏撤退后，自己带了我的特务队南撤，走了半夜，陈要我骑他的马去找炮兵。这时，陈才对我说：“日军已在济南寻衅，大战即将爆发，总司令命令我们星夜撤出济南，避免与日军冲突。炮兵夜间行动困难，恐遭日军袭击，你要尽力设法与炮兵团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撤退情况，并将他们的行动报告我。”陈十分担心在仓皇撤退中，丢掉了炮兵，在蒋介石面前交不了账。我只好骑着马黑夜摸索，直到拂晓，始在党家庄附近，找到了蹲在路旁打盹的炮一团团长姚永安。我与姚取得联系后，即返回陈诚预定的宿营地，汇报情况，陈始释然。由于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以致酿成济南五三惨案。
陈诚自济南撤回南京后，从事整理部队（时蒋军避开济南及津浦正面，绕攻平津，陈未参加）。后来，张作霖退出关外，蒋介石北上，何应钦代蒋留在南京主持军政，决定裁撤陈诚的警卫司令部。后来在蒋介石召开的编遣会议中，实现了何的主张，自此陈诚对何应钦的私怨益深。
陈诚为了在全国编遣期间找寻自己的出路，在结束警卫司令部的时候，把“积余”上交，以博得蒋的欢心。果然蒋对陈诚这种手法，极为称许。经理处长霍揆彰又为陈留下两万元，以取悦于陈诚，陈也十分高兴地说：“霍揆彰是个很廉洁的军官。”从此霍揆彰就被陈诚倚为心腹。何应钦把陈诚整下来，但蒋介石又把陈诚扶上去。
1928年秋，蒋介石将原属何应钦系曹万顺的第十七军及蒋的警卫第一、第二两团，并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先命陈以副师长名义负十一师的实际责任。陈随即到芜湖就职，任罗卓英（陈在保定军校八期同学）为参谋长，林蔚、殷祖绳（殷是江苏江阴人，何应钦系）等为旅长，陈诚除留用李明等十七军老干部外，任陈式正、冯圣法、霍揆彰、萧乾、关麟徵等黄埔一期生为十一师团长。这样，使曹万顺的十一师师长的职务，名存实亡。而何应钦所派的三十二旅殷祖绳旅长（殷曾任郭松龄的参谋处长，陆大毕业）更为陈诚所歧视。
1929年春，桂系在武汉倒蒋，十一师分由嘉兴、杭州、芜湖集中武汉，后开襄樊。时何应钦任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将殷祖绳调任武汉要塞司令，曹万顺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接岳维峻职），陈诚才正式升任十一师师长。
1929年秋，冯玉祥部由陕、鄂边境袭击襄樊，旋被蒋军击退。陈诚率十一师经保康、石花街、均县、郧阳追击，冯部退集紫荆关一带。入冬，唐生智又在河南郑州反蒋，十一师到达均县后，奉蒋介石电令折回襄樊，时蒋军第六、第九、第十三各师到达老河口，即回师平汉路。十三师先出武胜关进驻信阳州。十一师亦随后赶到信阳附近集结。这样，就阻止了唐军的南下。接着，陈诚挥师北进，十一师与唐生智的五十一师、五十三师激战于确山一带，双方伤亡惨重。十一师吴良琛的六十三团，在刘店附近，几被唐军消灭，情况紧张。后以预备队增援，始将唐军击退，战局转稳。在混战正酣，不知鹿死谁手之际，忽有唐部之中校团附罗少甫、少校营长杨乾吉率两个营投陈，使唐生智内部发生溃乱，加速了唐军的失败。蒋、唐混战中，陈诚确为蒋卖了力气。陈诚除在军事上苦撑外，并派罗卓英到湖南拉拢王东原分化唐系势力。唐生智失败后，陈诚讥笑唐生智“只知政治投机和迷信卜卦”。
1929年冬，蒋、唐混战结束后，十一师调武汉整训。1930年春，调驻蚌埠。陈诚将原驻蚌埠营房之徐声钰独立旅改编为十一师的独立旅，以周至柔任旅长。是年5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开始。陈诚率十一师经徐州、砀山向马牧集、商丘西进，与晋军杨效欧部展开战斗。杨部节节败退，十一师续向柳河、宁陵西进，战斗又逐渐形成胶着状态。时刘茂恩派其参谋长打着白旗在我连正面进来（我任六十六团连长），接洽投诚，陈诚大喜。次晨，刘茂恩在宁陵县开城迎陈。
此后，十一师续向杞县、兰封之线前进，逐村争夺，进展滞缓。时六十一团在杨固集以南，攻下一个村庄，后又为冯军夺回一半。陈诚即令六十一团团长刘天铎（刘峙之侄）立即收复。刘天铎当时已无力夺回这半个村庄，立被陈诚枪决了。执刑前陇海路蒋军高级将领多为刘天铎说情，陈不置理。
后十一师续向杞县、兰封间之柿园集、杨固集攻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这时，蒋介石调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增援，接替十一师的正面阵地。冯师接防后，未久，又被冯玉样部攻破，陈诚协力冯轶裴反攻，一度拉锯之后，陇海路战事形成了对峙的状态。
是年7月，阎锡山的晋军主力，由津浦路南下，企图直扑徐州，以攻蒋军侧背。时曲阜蒋军十三师卢本棠旅被阎军围攻，形势紧迫。蒋介石急调陈诚师，日夜兼程，解了曲阜之围，并乘胜配合十九路军、第一军等部于8月15日占领济南。
9月初，我伤愈回队，在徐州见到陈诚。他对我大谈曲阜解围及大汶口歼灭晋军李生达等部的经过：“此次获胜，主要是我军行动神速，出敌意料，在曲阜外围求晋军主力决战，周至柔独立旅的行动，尤为奋勇果决。”此役，阎军损失惨重。大汶口以南阎军的炮兵和辎重全部丢光，连李生达等高级将领的小汽车，也尽为十一师所俘。但阎军的惨败，还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阎军官兵又多染海洛因癖，天雨不能抽吸，士无斗志。陈在克复济南回抵徐州时，蒋已发表陈诚任第十八军军长。陈即以军部第一号命令任我为军部少校副官。未久，陈即到陇海路之柳河车站面蒋，命我随行。车到柳河站，在一个挂满军用地图的小道房里见到了蒋介石。蒋身穿栗色夹袍，很高兴地对陈说：“辞修，你辛苦了。”陈把我介绍给蒋后，就汇报津浦路与阎军作战经过。蒋连连点头，又指手画脚地对陈说：“我们同冯玉祥打阵地战，吃了不少苦头。这次我决定用锥形战术，大胆钻隙。钻进去就是胜利。我打算就陇海路、平汉路的正面和两侧，编成十三个纵队，以郑州为目标，不顾一切地钻进去，以瓦解冯军的阵地，把冯军压迫于黄河南岸而歼灭之。待津浦方面的部队集中后，即开始行动。”随后，蒋又问陈诚的意见。陈说：“这个计划很好，但一定要各纵队有独立作战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接着蒋指示了十一师的任务，并命令十一师编为一个纵队，归夏斗寅指挥。夏是平汉路何成浚的前敌总指挥。当时蒋军的态势是：陇海路东段（郑州至兰封间）正面及其两侧为第一、三、五十二、教导一、二各师，陈调元的六十、五十七、五十五师，刘茂恩的六十四、六十五师。平汉线上（漯河至郑州，并包括郑州至陇海路上之荥阳、汜水）为何成浚指挥的四十八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顾祝同指挥的第二师、第九师。平汉路西侧（包括陇海路之荥阳、汜水）为王金钰指挥的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郭华宗的四十三师。平汉路东侧为夏斗寅指挥的第十一、十三师。陈诚按照命令率十一师由杞县以南绕至鄢陵附近，与十三师会合。这时，十三师的行动，被许昌冯军张维玺部在五女店附近顶住，北进受滞。十一师进至洧川附近亦为冯军所阻。陈在洧川北之石象镇召开会议，决定夜袭和尚桥后，经新郑向郑州突进。蒋介石令平汉路西侧之王金钰纵队迂回至陇海路之荥阳、汜水向郑州突进并断冯军退路。10月5日，十一师夜袭和尚桥。6日经新郑向郑州突进。陈诚为了抢占郑州向蒋报捷，事先拟好了电稿，只要填上时间，即能就地拍发。过新郑未遇冯军抵抗，陈诚喜出望外，要我催促三十一旅向郑州迅速推进。与此同时，他派卫士石心志骑马在宋瑞珂的六十三团先头行进，以便及时了解先头部队萧乾的六十一团的进展情况。10月6日，萧乾自击溃二里岗冯军掩护部队后，率队跑步入城。石心志飞骑回报，陈立即将预先拟好的报功电报发出。萧乾团突入郑县县城后，占领县政府，据守四门，张贴安民布告。蒋介石接到陈诚的告捷电报，立即赏洋二十万元。陈诚故作姿态，讨好蒋介石，他说：“十一师首先占领郑州，是友军协力之功，赏金不敢独受。”后将赏金分给四十七师一半。而我见的事实是：四十七师的搜索部队，先占郑州火车站，大队没有迅速进城，而占领郑州的首功，却被陈诚的十一师夺走了。
蒋军占领郑州后，冯军一部西退。其张维玺残部在许昌附近为蒋军歼灭。孙连仲部被蒋军压迫于黄河南岸汜水附近。孙请陈转达向蒋输诚，蒋以二十六路总指挥名义给孙。这是孙连仲与陈结合的开始。占领郑州未久，蒋介石在郑州中国银行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结束了蒋、阎、冯之间的军阀混战。时在1930年10月，即旧历中秋节前后。
进犯苏区
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结束后，十一师调驻湖南之湘阴、平江、汩罗、岳阳一带整理。接着陈诚奉蒋介石命赴日本观察。柳善、胡启儒、方天等十余人随行。我随陈到南京做出国准备，但未到日本。陈等一行经上海出国。我送陈到上海，同住陈诚的沪寓（法租界西爱咸斯路），陈的沪寓，只陈母一人。陈亲自收检文件，整理房间，为我安排住室，当时引起了我一些疑惑。时邓演达在上海组织第三党，我看到陈寓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内容当时未注意），又看到黄琪翔等不时与陈过从。此时，陈和朋友来往，谈话多保持秘密状态。
陈由日本观察归来，大事宣扬日军的装备训练和素质的优良。陈在日本，日酋讽刺陈这样年轻，怎么当上了上将。陈答以：“你们的天皇，这样年轻，为什么当上天皇？”日酋认为陈言为大不敬，还引起了一场外交上的周折，后由亲日派头头何应钦出面打招呼，才算了事。
1930年11月，蒋介石到武汉，邀陈诚陪同检阅钱大钧的教导第三师。后来了解，这时蒋已决定将教导第三师归陈改编。陪同检阅，意在先容。陈在武汉事毕，即回岳阳军部，从事整训部队。陈经常与罗卓英谈到何键的腐败，坐视红军壮大，连平江、汩罗都保不住等等，语多责难。1930年冬，陈曾亲到长沙访何，作一些表面上的敷衍。而何键对陈虽甚顾忌，又不得不加礼遇，宴饮迎送，都很排场。那天，陈由长沙返回岳阳的这个晚上，先应何键邀宴，宴罢，又赴刘膺古、王东原等之约，痛饮达旦。陈上车前喝得醺醺大醉，但没有忘记要看看他在事先要我买的东西。我将在长沙八角亭选购的鹅绒织锦沙发椅垫、枕头、鹅绒被等数十件高档用品，铺满了餐厅。这是他向谭祥求婚的礼物。未久，陈又回南京，住松涛巷十八军办事处。第二天早上，陈要我把长沙买的礼品，送成贤街谭延闿的公馆，并持有陈的亲笔信。我送到谭家，谭家即回柬请陈，当晚以茶点招待（时谭延 闿已于九月病故，谭家守制，不用酒宴）。缘陈诚自日本观操回国前后，宋美龄已为谭祥向陈介绍（谭祥又名曼意，留美，谭延闿的第二女，谭生前不同意谭祥许陈），而陈对谭祥早已倾心，真是求之不得。
1931年1月，陈由南京回岳阳后，即衔蒋命到武昌改编教导第三师为十四师，陈兼师长，以周至柔为副师长，柳善为参谋长，张鼎铭、李及兰为旅长。又以武汉要塞工兵营和攻城营编为一个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此际，十八军辖有十一师、十四师和攻城旅等两师一旅。
1931年3月，陈诚率十八军入赣参加“围剿”红军。陈部经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攻城旅留驻抚州浒湾）。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地区兜了三个月的圈子。部队中疟痢流行，兵员损失过半，到了沙溪，陈已气馁，连他自己也拉起痢来。陈诚看到部队士气颓丧，深怕受红军袭击，在沙溪召开会议，研究了应付红军急袭的办法。这时苏区实行坚壁清野，蒋军根本得不到关于红军活动的情报，每天行军，连一个向导都难于找到。陈带了十八军瞎摸了几个月，狼狈不堪。十八军进至龙冈村，在良村被红军击溃的郝梦麟五十四师，正在龙冈收容。陈诚对郝师的失利颇多责难。迨进至富田，慑于红军的声势，不敢南进。后来为了策应韩德勤五十二师的作战，迟滞南移。这天出发的早上，陈诚看到骑兵连押解一百多名“犯人”（十八军各部队在各地抓来的老百姓），就命令我一律枪决，并说他要等着执行完了再走。周至柔、柳善和我对陈这样的决定也感到突然，均瞠目以对。后来柳善再次地说服陈诚先行出发，“犯人”的处理问题由他负责。陈走后，柳和我查点名册，屠杀了两个苏区的地方干部，其余的由柳点名释放。柳命我多放些空枪，以示全部执行，好向陈诚复命。陈诚由富田南进不远，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在东固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旅长张忠被红军击毙，韩德勤仅以身免。蒋军所进行的所谓第三次“围剿”，至此被红军彻底粉碎。十八军虽然幸免被歼，但拖到吉安，有的连只剩下一个排，有的连甚至只剩下十几个大兵了。但陈还自吹自擂地说：“红军不敢和十八军决战。”
1931年夏，陈诚到了吉安，向蒋介石控告韩德勤援救张忠旅不力，又召集十八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韩德勤及五十二师补充团团长陈纯道（补充团未参战）亦被邀参加。陈诚在会上宣布陈纯道违抗命令，图谋不轨，当场命我将陈纯道逮捕，严行看管，听候法办。在扣押陈纯道的当晚，吉安河东的县警备队，被苏区人民地方武装围歼，半夜枪声紧密，流弹横飞到吉安中学十八军军部。陈疑为五十二师兵变，我也不明真相，急忙以军部为核心，布置了巷战阵地。陈召韩德勤来部，令十四师驻吉安附近凤凰圩的独立旅来援。韩德勤来后，得悉五十二师并无异动，一场慌乱，方告平静。次日按原定意图将五十二师残部改编为一个独立团，兼并了这个部队。陈纯道经霍揆彰、李及兰等力保，数月后获释。
陈诚自解决了韩德勤以后，将十四师师长交给周至柔，自己专任军长，健全军部组织，任命我为军部特务营营长。这时，陈诚恭请南路军总司令陈铭枢到十四师检阅，调原在十九路军任参谋长的广东人郭思演任十八军参谋长；留法学生广东人丘兆琛为攻城旅旅长，借以攀结陈铭枢。陈诚接着又编并郭华宗的四十三师，任命刘绍先为四十三师师长。为了扩充势力，自立系统，又在吉安开办十八军干部补习所，罗致了陆大毕业生狄醒宇、韩文源、戴之奇、叶佩高等为教官。时蒋军第六师赵观涛部内部发生人事矛盾，樊崧甫、郭忏、陈时骥被排挤出来，即为陈诚收容。先以樊崧甫任十八军总参议兼十八军干部补习所主任，陈时骥为副主任，郭忏在后亦被任为十八军参谋长。盖樊、陈、郭和陈诚均系同乡同学，又是陈诚在浙军中的老同事。
陈在吉安排除异己扩充实力，积极反共。1931年秋，陈派周至柔率第十四师进犯永新苏区，旋被击溃，损失惨重，营长曹金轮被俘（后被释放）。这是十八军入赣被歼的开端。陈、周当时都很恐慌，后来周至柔因陈诚向蒋介石、宋美龄保荐，奉派出国考察空军，归国后任国民党航空学校教育长。从此陈系势力伸入空军。
1932年，陈诚与张发奎、薛岳到庐山见蒋后，蒋令第四军残部由粤桂边境开江西樟树镇附近整补，归陈诚指挥。时第四军仅九十师一个师，兵力不足两团，经陈诚的扶植，不到一年即扩编为九十、五十九（陈时骥五十九师被歼后的番号）两个师，军长是吴奇伟，师长是欧震和韩汉英。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曾任第四军教导队长，与吴奇伟又是广东同乡，关系密切，从此第四军一直为陈诚所掌握，成为蒋介石的嫡系。1933年后，薛岳经陈诚向蒋推荐先后出任第五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第六路总指挥、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张发奎的出任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吴奇伟的出任江防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多是陈诚一手扶植。
1932年夏，陈诚奉蒋介石密令，赴鄂接替何成溶的湖北绥靖主任职。中途车经德安，忽接蒋介石急电说：“赣州被围，希即回防，鄂行暂缓。”陈仍命专车开往九江。及抵，由我陪同登上牯岭。上山的时候，大雨倾盆，陈在汽车中凝思，其玉白纺绸长衫为粽垫浸湿，犹不自知。车抵莲花洞，我知陈急于上山，就雇了八人肩舆，飞驰登山。雨愈下愈大，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傍晚抵牯岭。时谭祥、谭伯羽及其妻（俄籍）均在牯岭避暑。他们派头十足，带有中西厨师、保姆、卫士等二十多人。次日，蒋又电促陈回防，陈即下山，经九江、南昌返抵吉安。时马昆山旅在赣州被红军包围，陈诚赶到泰和指挥十一、十四各师向赣州增援。十一、十四师虽然突入赣州后，亦陷入红军重重包围之中，后赣州附近的红军作了战略转移。陈诚没有取得湖北地盘，乃将矛头指向江西的熊式辉，到处搜集有关赣政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回到吉安后，要我加以整理，作为他向蒋介石指控的根据。
那时川军张英的五十九师调赣参加反人民内战，驻峡江、吉水一带。陈诚以五十九师纪律废弛，官兵多有烟癖，要予以改编。何应钦不同意陈的做法，打电报对陈说：“如果解决张英，西南部队，谁肯听命中央！”陈根本不买何应钦的账，一面电蒋备案，一面下令行动（解决张英部，原系蒋的示意）。其经过情况是：佯令张英部由峡江集结吉水，开往永丰接防。同时暗调四十三师、十一师等部乘张英部向永丰前进途中包围缴械。但结果并没有全盘达成原定的意图，该师溃散了一部分，其李弥团则全部拖走。陈令我随四十三师孔令恂旅追击李弥，追到樟树镇附近之后下街，李弥已上黎岭。李与我是黄埔同学，我函李归顺陈诚，李回信备述苦衷仍率部东走，到抚州为熊式辉系之第五师所收编。陈诚闻讯大怒，责怪何应钦、熊式辉有意给他难堪。陈诚抢到了五十九师的番号以后，抽调十一、十四两个师的独立团为基干，加以重编，以陈时骥为师长，杨德良、方靖为旅长。过后，路孝忱的七十九师，亦编入陈系，先后任樊崧甫、陈安宝为师长。
1933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发起向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此时，陈诚羽毛已丰，蒋介石倚为心腹，被任为第三路总指挥兼任庐山军官团副团长。陈诚做了总指挥后仍兼十八军军长。他为了扩充基本军的番号，将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升任第五军军长，将李明的五十二师、陈时骥的五十九师编入第五军建制。1934年春，五十二、五十九师奉命由吉安向宜黄以南之东陂、黄陂地区集结。两师由乐安向东陂、黄陂前进时，五十九师在左，五十二师在右（外舆），形成各自为战的分离态势。与红军战斗结果，李明被击毙，陈时骥被俘。这两个师除周化南团漏网外，悉被全歼。时我在五十九师任营长，在霍源负伤，旋逃回南昌就医。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抱头大哭。何应钦、熊式辉等乘机提出责难，说陈指挥无能、骄兵必败。但陈诚仍扬言共军主力经此次激战几被拼光。当时他主观地判断红军伤亡过重，不能再战，又据空军侦察报告，说红军主力已向广昌撤退，随即就近纠集吴奇伟的第四军，罗卓英的十八军及第九师等部进行追击。事实上，红军在全歼蒋军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后，战志旺盛，正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扩大战果。空军所报称的向广昌南进的红军大部队，实际是正将蒋军俘虏数万人押下战场。这时红军十万雄师隐蔽集结在黄陂以南的高脑嵊一带丛山中，待机歼敌。吴奇伟纵队向广昌前进后，十八军的十一师送至草苔岗附近，即被红军主力吸住了。陈诚得报，急令吴奇伟纵队回援十一师。而这时两个部队已拉开二日的行程，又急调第九师就近增援，亦被阻击于黄陂附近。至此孤悬在草苔岗的陈诚的命根子十一师，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为红军包围歼灭了。陈诚听到这声丧钟，神魂颠倒地哭了两天。蒋介石发动的所谓“四次围剿”，又被彻底粉碎。
我在南昌法国医院伤愈，返回抚州。陈诚对我说：“我们在江西处境艰苦，要不是委员长了解我们是真正为了打共产党肯于牺牲的话，十八军早就完了。”这话的意思是指失败的责任，蒋介石替他担当了。陈又说：“我们受损失的部队多已恢复，现五十九师的番号改九十九师，郭思演任师长，你还是回九十九师去，要为十八军报仇雪耻。”
陈诚迭遭失败，死不甘休。陈的前任参谋长（工兵出身）柳善，提出了“碉堡封锁”的计划，为蒋介石所采纳。调集了陆军一百万，飞机二百架，疯狂地向中央苏区实行“五次围剿”。
1934年春，陈诚驻南城。时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组织人民政府。蒋、陈会商于南城，决定了陈诚率部入闽的计划。陈部十八军已进至光泽、邵武，后因情况变化，中止入闽。由黎川回南城，改变部署，继续指挥十八军、驻黎川之九十九师及其他各部向广昌、宁都、兴国苏区进犯。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陈诚命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郭思演的九十九师、梁华盛的九十二师、唐云山的九十三师，分由湖南之桂东、资兴、郴州、宁远、道州、茶陵、宝庆，在洪江会合经芷江入黔，追击北上的红军。十八军留置粤赣边境，以备后用。这时陈诚虽已调任陆军整理处长，但仍代蒋介石四处活动，并间接指挥陈系各军师部队。
1934年冬陈任陆军整理处长，兼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训练蒋军现职行伍军官。虽为期不久，却给陈诚增加了不少队职干部。1935年，陈任宜昌行辕参谋长，又到峨眉等办军官团。1936年4月，陈衔蒋命到山西策划反共军事。1936年，蒋派陈赴粤设广州行营，以收拾陈济棠反蒋后的西南局势。陈任罗卓英为行营参谋长兼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时我到广州，看到陈诚一面陈兵三水、肇庆，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前此陈为了驱逐陈济棠，曾策动余汉谋由赣州回粤主政。陈向余汉谋推荐原四十三师师长邹洪为广东保安处长，大肆扩编保安团队以配合嫡系部队控制广东。
主鄂三年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陈诚被任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淞沪战争。11月陈由上海撤退，经宜兴、广德到达宣城。未久，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第六部（政治部）部长。这时，陈诚的嫡系部队，在沪战中打得残破不堪，特别是罗店战役，伤亡更为惨重，十八军只剩下一个空壳子，集结在皖南整补，归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1938年春，除六十七师留置于三战区还受顾祝同指挥外，十八军主力入赣，归九战区指挥。
1938年，武汉失守。1940年6月，宜昌又陷敌手，舆论哗然，陈诚无法推卸罪责。后来蒋介石撤办江防总司令郭忏，借以缓颊。1938年至1940年间蒋介石曾派陈诚先后担任第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宜昌陷敌后，陈专任政治部长。1940年10月，蒋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我在重庆随陈到恩施，任军事委员会特务第二团团长兼恩施警备指挥官。
陈诚这次到恩施，带了大批文武官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陈在湖北的三年中，在人事上也用了一些手法，如对湖北的元老石瑛、张难先、李书城等，礼遇周详。为了表示招贤纳士，调用了政治部如张家驹等十多位设计委员。调国府电讯总局长朱一成为湖北建设厅厅长，又任张伯瑾为教育厅厅长，冯庸为军法执行分监，留美农学家戴松恩博士为农业改进所所长。还敦请马寅初先生到恩施讲学，为“新湖北”的建设装点门面。
陈诚在恩施标榜“禁赌”。我作为警备指挥官，也沿街抓赌，雷厉风行。但对于恩施的头面人物，“逢场作戏”却曲意保护。如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的大员王陆一麻将瘾很大，常在中央银行聚赌，王每战必胜，其秘诀是：“输了奉陪，赢了就走。”我对他极力奉迎，颇得王的“好评”，王也为我作书作诗，以示关爱。
陈诚标榜“民主”。陈初到恩施，下马伊始，撤换了宜昌专员、恩宜师管区司令，对伍诚仁（黄埔一期）司令有意留难。伍是何应钦的人，任宪兵第二团团长时是我的上级，我对伍却以礼遇。时湖北省保安处，解交长官部一批“人犯”由我的特务团收押。1940年11月的一个晚上，长官部参谋处长刘云瀚通知我密商要事，我即前往，刘对我说：“长官交代，要你今晚秘密处决在押的共产党湖北省何书记等十余人。”彼时我颇迟疑，率直地对刘说：“你随长官不久，还摸不清他的脾气，像这样的事情还是暂时搁一搁为好。”后来军统特务刘培初到了恩施，对在押共产党人，变屠杀为诱降，其阴谋更为恶毒。刘培初经常来到我的团部，找在押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对何书记百般计诱，何坚贞不屈，刘培初黔驴技穷，竟将何父请来，意在作进一步的劝诱，但亦无结果。后来刘培初对我说：“何真顽固，说：就是你们把刀架在我的头上也是无用的。”恩施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不久，又把第十救济区的一个话剧队十几个进步青年一网打尽，这是通过我派队去逮捕的。还在机关学校非法逮捕青年，其中有怀孕的妇女，也有带着乳儿的母亲。我的团部禁闭室已无地收容，敌机又不时轰炸，后据刘培初告诉我，湖北军统高干会已决定成立“青年训练班”，实施所谓感化教育，从此特务团看守的政治犯统交军统处理。当时在恩施搞特务的，有刘培初（公开名义是六战区少将高参）、朱若愚（保安处第二科科长）均系军统分子，还有长官部参谋处二课的上校参谋张振国，是战区系统里的特务。张是否属于军统，我不了解。陈诚在党政分会成立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训练大批鹰犬，黑网满布湖北各地。这班特务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巴东至三斗坪长江南北各水陆交通要隘及主要城镇遍设关卡，打着“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检查交通”的幌子，实际是捕杀进步人士，敲诈勒索钱财。后来，陈诚迫于舆论，将党政工作总队撤销，而戴笠又任刘培初为湖北缉私处长，进一步加强了湖北的特务控制。
陈诚标榜“建设新湖北”。1940年，陈诚刚到恩施，就要我在恩施城内大拆民房，以兵工兴修马路，以壮观瞻。沿街居民扶老携幼请求免拆，陈不置理。陈对我说：“你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执行我的命令！”两百多栋铺面房屋拆光了，政府并没有作出实际的安置。这些住户有的改营摊贩维持生活，有的流浪街头，无计可施。又依照陈诚的命令，在恩施北门外飞机场附近，修建了一道清江大桥。我兼任桥工工程指挥官，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花了二十多万个工日，伐用上千棵深山老林中的栋梁之材，才把这座公路桥造成。军民折腰伤腿以至死亡者甚多。桥工完成后，湖北省政府对我行文“嘉奖”，建设厅送了我一笔特别办公费，负责工程技术的总工程师蔡君玑，还为我做了一套楠木沙发和一张楠木写字台，真是名利双收。这座桥梁正桥全长不过一百二十公尺，宽九公尺。陈诚却自吹“新湖北最大的建设”。事后据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透露：“清江大桥，接近机场，桥工经费，后由航空委员会负担。”所谓“新湖北建设”得到的也是名利双收。
陈诚在湖北搞了一套所谓“平价供应”以遏止通货膨胀的花样。1941年以后，蒋介石统治区，物价飞涨，陈诚乘机以湖北省银行为垄断机构，设立供应处，大肆搜刮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食油、木油（制肥皂、蜡烛用）、木材以及大量布匹和日用百货。设供销部、公共食堂（“民享社”）、招待所、建筑公司、运输公司以及纺纱、织布、麻织、皂烛、陶瓷等小型轻工业，控制了湖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非常脆弱的经济命脉（包括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们把恩施城里的劳动人民，像关进集中营一样，终年进行强制性的劳动。当时在恩施连木匠、瓦工也难以自由谋生。更残酷的是用官府势力，将各地农副产品勒令按低价卖给供应处。我亲眼看到农民将他们自己生产的食油，翻山越岭，送到湖北省银行的仓库（守库的是我的部队）。当他们回家的时候，连一个钱也拿不到，远道而来的农民，忍饥挨饿，死于旅途者有之。而官府手里所掌握的物资，不仅可以予取予求，还可以借此投机倒把。就我自己来说，当时曾向供应处长熊裕（熊斌的胞弟）平价购进了十匹细布，赚了几万元。这时对湖北人民来说，谁也得不到“平价供应”的好处，却更加遭受了物价飞涨的苦难。
在恩施设有湖北食盐公司，垄断食盐买卖。该公司直属于湖北财政厅，以吴正为经理（浙江青田人，留法）。食盐专卖，却不是“平价”，而是高价。他们借此大肆搜刮，给劳动人民又带来苛重的负担，盐价上涨，实质上是变相的人头税。
第六战区设有庞大的军粮机构，专在湖南滨湖地区采购军粮。复设川粮接运处于重庆，左右逢源。而蒋军士兵却食不果腹，饿得形如骷髅。老百姓也不得不以高价从军政官僚手中购买他们盗卖出来的军米，卖出的军粮，斤两不足，又掺沙杂土，难以入口。
无官不商，也成了六战区的普遍风气。军、师所属的输送和担架部队都集中起来，贩运食盐、纸烟、纸张及日用百货。牟利均归主官中饱。这时我任第五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看到他们大发横财，也很眼红，就利用京剧团、话剧团、军乐队在宜昌之茅坪建剧场，对外营业，并向各方摊派戏票，收入不恶。
在陈诚统治湖北的三年里，鄂西、鄂北疟痢流行，军民大量死亡，政府却熟视无睹。我亲眼看到宜昌的三斗坪竟有一家九口死成绝户者，部队行军途中，常见暴尸，民房里也时见无人收殓的熏臭的尸体。陈诚骂“汤恩伯在河南成了汤灾”，而他自己加在湖北人民头上的灾难和汤灾又有什么两样！
1941年夏，国民党为了打通湘、鄂水上交通，以利军运，陈诚也高喊了一阵反攻宜昌。这时日军在宜昌的兵力，不过一个旅团。而国民党却用了五个军的兵力，并使用了重庆运下来的十五公分榴弹炮。陈要我先到秭归沙镇溪设置指挥所，陈诚率领政治部主任柳克述、参谋处长刘云瀚随后到达。旋指挥李延年的第二军、郑洞国的第八军等部，分由长江南北向宜昌采取包围态势。第二军由宜昌以北之鸦雀岭一带向宜昌进攻。第八军仅派一个师（第五师师长刘采廷，江西人，黄埔二期，何应钦的人），由宜都附近渡江向宜昌助攻。当第二军逼近宜昌城垣时，国民党就吹嘘“攻克宜昌”，可是打了几天并无进展。后来日军由汉宜路、沙市水陆两路增援，第二军腹背受敌，急急后撤。江北荆门、鸦雀岭的蒋军也挡不住日军的凶锋，吃了大亏。由宜都渡江的第五师在宜昌东门外为日军击溃，损失惨重。至此所谓反攻宜昌，又以失败而告终。但陈诚借口刘采廷作战不力，把原属熊式辉的第五师吃掉。
1943年3月，陈诚调远征军司令长官，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代理，时我奉陈令兼代远征军副官处长。我随副长官黄琪翔先到昆明与龙云交涉驻地，曾与龙的参谋长刘耀扬商定将长官部设在禄丰，因距昆明太近，龙云不同意，后移设弥渡。陈诚于是年四月间由重庆飞昆明。陈此次入滇，为时甚暂，当时没有提到抗日任务，主要是对蒋军在滇部队整饬纪律，并要求在滇蒋军不得公开干涉地方行政，以敷衍龙云。这时印度昆明间的空运走私案闹得满城风雨，陈诚一到昆明，就耍出杀手锏，命我扣押原属罗卓英的远征军第一路长官部的走私大员空运指挥官王大均等多人；又命昆明防守司令部逮捕了贩卖鸦片案的四十九师副师长张夏威。陈发了几次下马威以后，又奉蒋介石的命令回第六战区应付日军对鄂西的进犯。
鄂西会战
1943年5月20日左右，日军由宜都的上下游（包括宜昌南岸之曹家畈）渡江，向宜都、津洋口、长阳、周家榜进犯。守军十三师、暂三十二师及宋肯堂的三十二军之一三九师、一四一师，纷纷由宜都、曹家畈溃退。时第五师隶三十二军建制，但受江防总部直接指挥为总预备队。会战打响以后，第五师由石牌附近的长江北岸之罗佃溪集结于长江南岸之曼头咀和偏岩之间，策应各方作战。江防总部原拟以十八军、第十三师、三十二军的两个师占领石牌、偏岩亘鸭子口之线，拒敌西进。但一经接触，原守曹家贩之第十三师即溃不成军。蒋介石亲电十三师师长曹金轮，在偏岩收容后死守偏岩无效。偏岩遂为日军侵占。23、24日两天，日军分三路进逼：一路经偏岩以北地区会合宜昌出犯之敌围歼暂三十二师于石牌、偏岩间几个石山上；一路续向鸭子口前进；一路（中路）系敌之主力，由偏岩向西进攻。时第五师占领曼头咀、偏岩间阵地，挨了两天日军的陆空军的猛攻，伤亡惨重。25日，第五师退至高昌堰。江防总部又拟以石牌、高昌堰、鸭子口之线拒敌，可是三十二军早已丢掉鸭子口向贺家坪逃跑了。这时敌人北向迁回高昌堰，以席卷三斗坪，占领石牌。石牌外围的十八军罗广文的十八师，也受到袭击，损失两个营，逐步后撤。第五师在高昌堰三面受敌，于27、28日经墨坪退至木桥溪。30日又遭日军陆空军猛攻，十三团营长王嵩高在木桥溪英勇牺牲。后来，第五师主力退守太史桥，与日军隔河对峙。这时，第五师官兵在阵地看到江南岸三斗坪以西的高山峻岭中，蜿蜒着漫长不绝的灯火，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和十八军军长方天向后撤逃了，坐山观虎斗的石牌守军胡琏的十一师也跟着撤逃了。第五师连日苦战，困疲不堪，全师在阵地上露营。次日拂晓前，派队出击，日军突然全线撤逃。盖因日军无意占领石牌，进犯石牌的目的，一则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诱降；一则继续消耗蒋军的有生力量。结果鄂西会战的失败，反被蒋介石、陈诚吹嘘为“鄂西大捷”，逃跑的将军们，都回马上阵，吴奇伟、方天和十一师师长胡琏等人都得了蒋介石的“青天白日”章的最高勋奖。胡琏回到石牌，马上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行湘兄，你们辛苦了。”真使我啼笑皆非。当时，我对十八军由石牌撤逃，反居首功，很不服气。后来我到长官部见参谋长郭忏时，责问战区没有是非。郭笑着对我说：“十八军多年来给何应钦压得死死的，新的装备领不到，兵员补充更困难。如果十八军不打个‘胜仗’，辞公（指陈诚）的话也说不响了。你是自己人，要识大体，顾大局，一切辞公是知道的。”我听了郭忏这段谈话，才知道陈诚借鄂西会战大做文章的真正目的。在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到过恩施，无非是借此提高陈诚的地位和掩盖他自己对日本妥协投降的阴谋。
1944年4月，陈诚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到河南西峡口为蒋鼎文、汤恩伯收拾中原惨败的残局。
1945年陈调任军政部部长。多年来，我听到陈诚经常攻讦何应钦主持军政部的贪污腐化，其目的无非是想去何自代。可是陈诚接任以后，贪污的风气同样猖獗。如陈诚派其亲信莫与硕（黄埔二期炮科，广东阳江人）到广东接收，盗卖军火，舆论哗然，陈只得将莫枪毙。又说是张发奎将莫先斩后奏，以报复陈诚在长沙会战中枪毙了张德能（张发奎的侄儿）之仇。陈又派其青田同乡徐福海到武汉接任被服厂厂长，贪污渎职，枪杀工人，闹得不可开交。
发动内战
1946年，陈诚出任参谋总长，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但他到哪里，败到哪里，引起内部派系的攻讦。1947年我曾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听白崇禧讲话。他公开指责陈诚，指挥无能，刚愎自用。说反共军事到处失败，多是陈诚一手造成。1947年春，有一次由李宗仁主持的涿州军事会议上，我听到李宗仁也指责陈诚“专横跋扈”，并发牢骚说：“连我行辕主任发一百支步枪的权限也没有。”这时，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已更加表面化了。
1947年，陈诚调东北接替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路过北平时，住第五补给区招待所，陈和我两人同进午餐，我看到陈的精神郁闷。他谈道：“国军在各战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部队长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打仗不能协同一致。”并对我打气说：“只要能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协同一致，多打几个胜仗，就可以转变形势。”陈诚的这些自我安慰，哪能改变国民党失败的局势？他到东北以后，依然连吃败仗。1947年冬，胃病剧发，到上海就医，再也不敢狂言几个月消灭共产党了。
（邱行湘）
三、陈诚在接待蒋介石时的“表演技巧”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曾多次来沈阳策划内战，指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猖狂进攻和部署顽抗，直至最后一败涂地。蒋介石到沈阳，多住在国民党励志社分社（今中山公园南面沈阳市体委办公楼）。我当时作为励志社沈阳分社主任参与接待过蒋介石，现将我亲历、亲闻的一些情况回忆如下。
一
抗战时，我在重庆侍从室警卫团励志社分社当主任。1946年11月10日，我由北平来沈阳筹建励志社分社，到了1947年春天，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这一年5月下旬，解放军发动强大的夏季攻势，围攻东北战略重镇四平，战斗异常激烈。5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沈阳，随行人员有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蒋的警卫室主任石祖德及私人秘书曹圣芬等人。蒋一行人在北陵机场下飞机后，在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迎接下，直奔康宁街东北行辕招待所。我得到消息，赶到那里，蒋介石正在楼上同熊式辉谈话，只碰见刘斐怀里抱着一大堆地图往楼上去，同蒋介石、熊式辉研究四平作战方案。俞济时告诉我：“由于来得突然，人又多，我们一些随行人员的住处都还没有安排好，房间里四大皆空。”我赶紧打电话让励志社的人用汽车拉来床、被褥、地毯、办公桌等，并派来工友张罗收拾房间。后来，我将沈阳励志社室内各种设施及布置的照片交给俞济时，告诉他沈阳励志社已筹建修缮完毕，蒋下次来可住励志社（蒋去各大城市习惯于住在励志社，因蒋自兼社长，一切公费由蒋从机密费中开支）。
当年8月初，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从南京乘“天雄”号专机飞沈，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南京励志社总社副干事厉志山同机前来，检查沈阳励志社筹备情况。据厉讲：这次是蒋介石让他来的，蒋对他说：“你去看看沈阳励志社布置得怎么样？下次去我要住在那里。”在厉的亲自监督下，我们又进行了一番准备，特从长春励志社空运两架飞机的家具、地毯等，蒋介石的卧室、会客室、办公室、餐厅、窗户都精心进行了布置，还把我从南京总社专门找来的蒋介石、宋美龄的生活照片，及蒋六十寿诞全家合影等一些相片分别挂在这些房间里。
二
1947年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开始发动秋季攻势。是月，蒋介石乘C54型专机再次来沈，从南京起飞后由空中给陈诚发来一个电报，告诉他三小时后到沈阳。陈诚接电报后，让他的副官打电话叫我去一趟。我到了东北“剿总”四楼陈诚办公室，只见陈诚半躺在一个长沙发上，正在看文件。我进去问候他：“总长身体好些了吧？”（陈诚患十二指肠溃疡病，到东北后战争紧张，旧病发作很厉害）他说：“好些了，好些了。”紧接着他就问：“你们那儿暖气生了没有？”我回答说：“生了。”他说：“南京有人要来。”我问他多少人，他说：“六七十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来不来还不一定，你要保密！”我说：“晓得，我马上回去布置。”出来后，我就在“剿总”给励志社同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有消息，南京要来人，限两小时内准备就绪。回去后，我到对面中山公园暖房，临时借了几十盆盛开的鲜花，用汽车拉回摆好。我又进行了督促检查，将暖气加足，厨房火生好，工友们一律穿好白号衣。这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保密室主任陈仙洸（军统特务，前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带着十几个四十多岁的老牌特务，来楼上楼下仔细检查了安全情况，布置了警卫。等蒋介石先行机上的侍卫官及警卫组组长刘树滋到达以后，再由他们把军统的人替换下来。
我一切布置妥当后，打电话给鹿鸣春饭庄，订妥八菜一汤一桌共计八桌的菜肴，派汽车拉来，随即驱车前往北陵机场。在机场迎接蒋介石的有以陈诚为首的东北军政要员。蒋介石的座机是美国赠送给他的四引擎巨型专机，沿途有十二架战斗机护航。我到机场时，已听见机声了。陈诚故意眼望天空，漫不经心地问道：“总统这次来，住在哪里啊？”先到的蒋介石侍卫官说：“住在励志社，这位就是励志社李主任。”说着，把我介绍给陈诚。陈诚“噢！噢！”答应着和我握握手。实际上陈诚刚刚把我找去见过面，这只不过是为了摆摆架子，故作姿态罢了。
上午10点30分，飞机着陆停稳。蒋介石身着军装，头戴大檐帽，佩五颗金星特级上将领衔，披着黑披风走下飞机。陈诚高声喊：“立正！敬礼！”军乐队开始奏乐。蒋介石由陈诚陪同，检阅仪仗队及军政要员行列，然后乘汽车进城，沿途马路两边由军统特训班学员穿着西服担任警卫，一直到励志社。励志社周围的哨兵已由日常担任警卫的东北“剿总”警卫团特务排换成了宪兵。蒋介石下车后，头一次登上沈阳励志社门前的台阶，抬头往上瞅，看到楼正面钉着他手书的“励志社”三个大字。这时，身旁的侍卫官告诉他：“这就是励志社，这位就是励志社李主任。”蒋介石向我打了个招呼，继续往前走，进入大厅，他站住了说：“叫励志社主任来！”我赶紧过去。他说：“你在前面领路。”我领他上楼，来到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套房——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室，一间办公室。蒋介石进去后，吩咐他的侍卫官：“马上叫廖司令官（廖耀湘）来！”然后站在会客室用玻璃杯喝白开水（蒋自与宋美龄结婚后不抽烟、不饮酒、不喝茶及咖啡，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此时我一直站在门口，见没事了就走下楼来，在洗手间碰上警卫室主任兼警卫师师长石祖德（我同他是十多年的老同事）。他对我说：“你准备见一见！”我说：“好！”话音刚落，蒋的侍卫官下来，对我说蒋找我去。我急忙上楼，进了房间，给蒋介石敬了个礼，就立正站在他对面。蒋一面喝着白开水，一面问：“这是什么房子？”我回答说：“在伪满时代是‘大山会馆’，是个体育馆，大山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元帅。”蒋介石点点头说：“噢！噢！噢！我知道！我知道！”（大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被该校誉为杰出的“英才”，蒋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自然知道。）接着，蒋介石又问我：这里有多少房子？有哪些设备？有多少人？蒋问我有没有游泳池，我说：“有一个小游泳池，对面公园有个大的。”蒋问：“是什么公园？”我回答：“中山公园。”蒋说：“好，好，好！”我顺便提了一句：“我过去在先生的警卫部队先后服务有十年。”蒋随口说：“噢！噢！噢！”他端着玻璃杯慢慢饮水，好似在想什么问题，在思考着别的事情。我一看到这情况，就不再往下说了。因为多年跟蒋的经验，在他面前是不便多说话的，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否则没好处。于是，我向蒋敬个礼，就出来了。一会儿，廖耀湘来了，和蒋在屋里密谈，没有多大工夫，廖就出来了。
陈诚等人又来了，蒋向陈诚要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看，陈赶紧下楼找他的两个参谋长（东北行辕参谋长董英斌、副参谋长董彦平）去拿。半小时过去了，地图还没拿来，陈诚从屋里走出走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声说：“地图！地图！怎还没拿来？董参谋长！”董英斌从楼下餐厅走出来，对陈诚说：“去取了！去取了！”陈诚急得又犯了胃病，让副官给他拿药吃。这时，赵家骧（杜聿明的参谋长）来了，我和他挺熟，就问他：“你这皮包里带着地图没有？”他说：“带着呢！”我说：“拿出来看看吧！”他说：“哎！又没找我要地图，我何必多事呢？这次把我调回来就够意思了，还出什么头？”因陈诚来后，将东北行辕和保安司令长官部合并，集大权于一身，赵家骧被调到锦州任第二督训处处长去了。在许多人建议下，陈诚才准予将其调回，派战斗机驾驶员李梦华接回途中，飞机发生故障迫降沙滩上，幸在蒋军防地，免遭被俘。因此赵对陈牢骚满腹，敢怒而不敢言，一时还未安置。我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观望！你的地图是多少万分之一的？”他说：“是十万分之一的。”我说：“我给你问问！”我上楼告诉蒋的侍卫官说：“赵参谋长有个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你问问陈总长能不能用？如能用，马上拿进去。”侍卫官进去请示后，出来说：“行！行！”于是将地图拿了过去。
蒋看完地图，简单了解了战况，已是中午，便留陈诚、楚溪春（沈阳城防司令官），另有张作相、马占山、万福磷（都是张作霖旧部，是东北的元老派。蒋介石对他们比较客气，单独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握了手。蒋一般是不同别人握手的）一起进餐。蒋在二楼玻璃房餐厅和他们边吃边谈话。蒋不大善于辞令，会客方式主要是问和听。蒋介石平时中午吃的是西餐（三菜一汤），这是固定的；如果吃中餐就是六菜一汤。食物都是在南京准备好的，由蒋的两名厨师乘先行机带来，然后厨师在沈阳准备蒋的用餐，如离开沈阳就带走，别的厨师做的饭菜他是不吃的。蒋吃中餐采取中餐西吃的方式，就是用两副筷子和勺，一副可以进口，另一副用来挟莱、舀汤，而不能入口。
蒋介石吃完午饭后，习惯要午睡一小时，到一点多钟起床。就在这个时刻，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找励志社李主任讲话。我接过电话，问是哪一位，对方自称：“我是西卿。”这名字很陌生，但又不便直问，只好从侧面了解他在哪里，回答说：“我现在铁路宾馆。”哟，这使我恍然有悟，他一定是张学铭（张学良的二弟，“剿总”中将总参议）。我说：“你怎么不来？快要走了。”张学铭说：“我没交通工具啊？”我说马上派人派车接你来，于是又对会计科长巩开铭说：“你快乘车到铁路宾馆，把‘二埋汰’（张学铭的外号）接来。”片刻，张学铭来了，穿着整齐的呢军服，挂中将领章，脸刮得干干净净，上嘴唇留一小撮胡子，白手套，呢绑腿，黑皮鞋，一本正经，神气十足地走入大厅。如按常规晋见蒋介石，须先登记挂号等待传见，为了争取时间，我将张学铭直接领上楼，因蒋介石正在同廖耀湘谈话，侍卫官让我们进入大餐厅休息室。这时陈诚正独自愁眉苦脸坐在那里，张学铭看见陈立即敬礼。恰好，侍卫官来报告总长说总统找，陈诚急忙迎出。这时蒋介石送出廖耀湘，一面披披风，一面行至走廊。张学铭走出餐厅，站在旁边面对蒋行礼。蒋点点头，脚步未停，首先问张学铭：“你不是去天津看病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病治好了吗？你现在哪里？”陈诚跟上一步说：“报告总统，他现在我这里。”蒋对张说：“你要好好帮陈总长的忙啊！”张学铭始终站在原处，未容他答话，蒋、陈即一前一后走下楼去，乘汽车去北陵机场，蒋立即飞返北平。
当晚在太原街中苏联谊社，我与张学铭不期而遇。张首先说：“赵作华不够朋友。本已跟他说好，搭他的车同去机场为蒋总统送行，谁知他自己先溜了，真是势利眼！若我哥哥在东北，他决不会对我这样！”又说：“我今天去见总统，事前经过充分思考，想好好同他谈一谈。谁知蒋总统的记性真好，因我去天津戒烟，他见面首先问去天津治病的事，问病治好没有。他这一问，把我想要说的话，全都吓忘了。”
三
1948年1月7日，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新五军，并活捉了军长陈林达。陈诚被打得蒙头转向，手足无措，病倒在床，连夜向南京蒋介石告急。蒋急忙于10日亲飞沈阳，随行的有范汉杰、刘斐、俞济时等人，于当日上午10点40分飞抵沈阳北陵机场。蒋来之前，命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到沈商议。傅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不一样，不穿将校呢军服，不戴大檐帽，而是穿一身鼓囊囊的灰棉布军服，头戴皮帽子，足穿一双大头鞋，挂着上将领章，给人以朴素的感觉。傅作义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罗卓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原来都准备在励志社门前迎蒋，后又经商量，决定一同去北陵机场迎接，我也一同前往。
从机场到励志社后，蒋介石照例先看地图，向傅、罗问战况，研究华北与东北联合行动方案。这时，东北一些军政要员听说蒋来了，都到一楼会议厅等候接见。我记得当时沈阳市市长金镇穿着中山装站在大厅，我对他说：“怎么样？不去见见吗？”金镇装腔作势地说：“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一辈子不愿见大官。”但一会儿，他还是从上衣袋中取出一张名片，我接过交给杨侍卫官，拿上楼去见蒋。杨出来后说：“总统正在研究军事部署，没有时间，非常抱歉，就不见了。”后来，我听杨侍卫官私下对我说：“实际上是蒋接过名片，看过之后，很反感，直摇头说：‘这个家伙！我不见，我不见！’”当时我听了还挺纳闷，蒋既对金镇印象不好，又为什么让他担任沈阳市市长这样重要的角色呢？这中间有何奥妙就不得而知了。
中午，蒋介石留傅作义、罗卓英共进午餐，边吃边谈。午餐后，睡完觉，蒋到“剿总”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听取公主屯战役经过报告，晚上回到励志社，单独吃晚饭。饭后，蒋把廖耀湘（主力兵团司令官）叫到办公室密谈，面授机宜，约一个小时，然后，蒋按惯例写日记、书信，读圣经、祈祷，10点钟以后睡觉。他的床上有块木板，因西安事变时腰摔伤，遵医嘱睡硬板床，宋美龄则睡席梦思床。
第二天早饭前，傅作义拿着昨晚拟好的作战方案，赶来请蒋介石批。蒋批完后，即乘专机飞回北平。蒋介石的专机，外型看是庞然大物，机头是透明室，是驾驶机组专用的；前舱是办公室，餐厅兼双人吊铺；中舱是侍从人员及侍卫官休息室，尾部一侧是仓库，一侧是厕所。驾驶员依复恩，山东人，航校毕业，两次留美单独驾机飞回（直到飞机报废无事故），被誉为“空运之王”。蒋介石乘机前，全机组站队（正副驾驶、机务、报务、领航等），飞机起飞后可直接通话、通报，十分便利，一次加足油量可由南京不停往返。8日上午10时蒋飞离沈阳。
四
陈诚在东北招架不住，派其妻谭祥（谭延闿之女）亲自飞南京，向其干妈宋美龄哀求将其调回，遗缺另选贤能。蒋介石给予安慰，随后派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齐寿南飞沈为陈诊治。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命南京励志社总社干事黄耀祖陪同来沈，将信面递陈诚，嘱其暂勉为其难，待继任人选物色确定后，再行调回继予重任。陈诚初到东北声称“要收复东北民心”，结果连军心也被失掉了，灰溜溜地拖病逃回南京。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接替陈诚为东北“剿总”总司令，赵家骧仍任参谋长。这一年的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开始解决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之敌。蒋介石慌忙于10月2日赶到沈阳，同来的有郭忏（联勤总司令）、周至柔（空军总司令）、俞济时（军务局局长）、石祖德（警卫室主任）等人。
我记得这一次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崔志光（军统少将，蒋后几次来沈都是他负责警卫）头一天先得北平的密电，他转告我第二天蒋要来沈。2日午前，蒋抵沈，到励志社。这一次，蒋走上楼，我紧跟在他身后，行至餐厅时，侍卫官将门打开。蒋介石心中慌乱，竟在原地打了一个转身，并未进去，说：“快找卫总司令来！我了解了解情况！”这种神情不安的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侍卫官接过披风，蒋匆匆进入会客室，随即卫立煌、罗卓英赶到，他们共同观看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商讨对策。午餐后，蒋到“剿总”召集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布置作战方案；晚间，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及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又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据侍卫官回来对我说，蒋训话非常沉痛，说：“我这次来，就是救你们出去，这个仗打到现在，如再不能打胜，将来前途不堪设想。我要做战犯，你们都要当俘虏！成败在此一举！”蒋介石训话回来就寝前，又单独在办公室召见了廖耀湘，面授机宜达一小时之久，门外由侍卫官站岗谁也不得入内。第二天午饭后，蒋介石离沈飞往北平。
蒋介石在“剿总”会餐时，励志社卧室内留副官斯绍凯看家，我没事走进卧室随便看看，只见斯副官正在收拾挂在墙上的蒋介石“全家福”照片。这张照片是抗战胜利还都后，1946年阴历九月十五日，蒋介石过六十岁大寿时全家在南京官邸的合影。蒋穿长袍马褂，宋美龄穿紫缎花旗袍，分男左女右端坐当中，蒋经国、蒋方良夫妇并排站在蒋介石后面，长孙蒋孝文站在祖父左侧，孙女蒋孝章站在宋美龄右侧，蒋纬国、石静宜夫妇（尚无子女）并立在宋美龄后面，蒋孝武当时才一岁多，坐在宋美龄膝上。此照为励志社摄影干事胡宗贤所摄，1947年我去南京开会时带回，挂在蒋介石卧室。斯副官见我进来，一边用桌布包“全家福”照片，同时对我说：“李主任！方才先生（蒋的侍从室人员对蒋的内部称呼）说了：卧室里墙上挂的那张‘全家福’照片，他这次要带回南京去，告诉你一声。”我听到这话，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放弃沈阳，今后不会再来了。当晚，蒋介石的警卫室主任石祖德对我说：“廖兵团要西进，我知道他一动，沈阳就空虚了，往后我们不一定再来了，你可以先飞北平等着。什么时候需要你来，我会临时通知你。”于是，第二天我就随蒋的先行机飞往北平。
蒋介石一年四季披黑披风，出门不离身，因此社会上传说他的披风是防弹衣，还传说穿在身上冬暖夏凉，能起护身作用，传说纷纭。据我所知，这件披风是三十年代初蒋介石由侍从室委托励志社经手，让南京李顺昌军服店裁制而成，还经过试穿、修改，并非什么神秘之物。一般不知情者以讹传讹，神乎其神，乱说一通。
解放战争进行至第三年，大局已演变成为：“没有东北，就没有华北；没有华北，就没有江南。”战局的重点在东北战场，因而蒋介石多次亲临东北战场指挥。
1948年10月，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天。10月18日《北平日报》登载：“蒋介石、宋美龄分别由京、沪乘专机飞沈，下机后，乘汽车径赴励志社官邸休息。”我急忙向空军联系飞机，迟至22日方始回沈。据同事刘健称，我走后蒋又分别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次飞来督战。前两次仍住励志社，最后一次未进城，只在北陵机场召卫立煌等开了个会，就乘原机回平。宋美龄则只住一夜，就飞往北平。
（李中奇）
四、陈诚的钻营方法和处世之道
陈诚是一个深为蒋介石所信赖的人物。
陈诚和蒋介石是1924年9月在黄埔军校相识，[2]当时蒋为军校校长，陈仅为军校一名很普通的上尉特别官佐，二人并无多少来往。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陈在严重（立三）任师长的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做上校团长，不久严辞其师长职务并荐陈代之，这时蒋始留意陈诚。但直到1929年陈诚取代曹万顺做第十一师师长后，陈才引起蒋的重视。以后，蒋极力培植陈诚，并亲与夫人宋美龄为其说媒，将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公子谭祥介绍给陈诚为妻（陈、谭二人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完婚）。陈极为感激，从此唯蒋之命是从，成为蒋手中的一颗重要棋子。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诚更备受蒋介石之青睐——陈曾是蒋对红军“围剿”计划的制订者与积极参与者之一，于1935年3月出任设在武昌南湖的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的处长，替蒋整理全国的陆军，这是陈开始被蒋重用的标志。这以后，蒋介石让陈诚担任了许许多多的军政要职，陈一举而成为国民党军政界的重要人物。
有这样几件事可以说明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实在非同一般：
1936年初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由陈诚出任部长，该部的副部长分别为周恩来、黄琪翔。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经济出现困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军事费用不够，政治部也不例外。笔者当时在政治部当秘书，负责办理一个公文（报告）给主管军事费用的军政部要五十万元钱，结果报告让军政部长何应钦驳回了。没有办法。吴子漪（此人原为陈诚原配夫人吴舜莲的哥哥，吴舜莲深为陈诚母亲喜爱，故陈诚在与吴氏离婚而同谭祥结婚前，陈母向陈诚提出三个要求作为同意其与吴氏离婚的条件，即：吴舜莲与陈诚离婚后而不离开陈诚青田老家，永远跟陈母住在一起；陈诚给吴氏十万块钱作为生活费用；吴氏之兄吴子漪永远为陈诚执掌经济……陈诚答应了自己母亲的条件，因而吴子漪得以中人之才而屡随陈诚升迁）以陈诚的名义签呈给蒋介石，蒋立即批给政治部一百万元经费，比报告要求给的数字多了一倍。后来，蒋介石还为此批评何应钦：“辞修是做事的人，不是贪污之徒，他要钱你军政部就应该给！”搞得何非常狼狈。
又，政治部成立初期，陈诚力保贺衷寒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第一次签呈给蒋介石时，蒋在公文上用蓝铅笔一批“此人决不可用”。贺衷寒本为黄埔一期学生，初为蒋所信赖，但贺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站在何应钦一边，主张轰炸西安，因此，蒋对贺深为不满，遂有如此批语。第二次再签呈给蒋，蒋亦复批曰：“此人决不可用！”第三次陈诚亲自拿着签呈去见蒋介石，结果蒋介石终于同意发表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像蒋介石这样刚愎自用的人，能使其改变已被他自己否决了两次的决定，除了陈诚等少数几个蒋之特别信任人物能做得到外，一般人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三件事是：1940年秋，陈诚辞去了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等兼职而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职务时，蒋介石举行布达式，宣布上述命令，政治部及三青团科秘以上干部都要参加听训，我当时既是政治部的秘书，又是三青团训练处的秘书，自然更不能例外。那天蒋宣布会议开始后大声地说：“你们政治部的部长、三青团的书记长陈诚，因国家另有需要而辞职了。前一段时间，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成绩，这与你们陈部长是无关的！”说到这里，蒋用手朝我们站在下面的一列人一指，继续说：“这只能怪你们这些干部，你们工作没有搞好，你们的部长不在家嘛！听说你们还同别人搞摩擦（蒋这里是指我们同陈立夫的教育部有矛盾）……”蒋介石讲完话后，陈诚接着发言。陈说：“委员长刚才说的我不同意！我们政治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成绩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委员长还说我们跟别人闹摩擦，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我们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陈诚说这话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生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由此也可以看出蒋、陈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否则，陈是不敢公开反驳蒋的话的。
正是因为蒋介石非常信任陈诚，所以蒋总是派陈代他去处理一些不太好对付的事，如对付桂系李宗仁及广东的陈济棠等，而陈每次也不辱使命，功成而回，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大家都知道陈是蒋的红人，他的许诺是一定可以兑现的。
陈诚为何能受蒋介石如此信任？有人说是因为陈诚反共坚决之故。此说不能成立。试想，蒋手下的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他们哪一个又不是坚决反共的，为何蒋独倚重陈诚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认为陈诚可以替他卖命，而何应钦等人则不能。当时有人曾编出这样一个政治笑话，谓：“蒋为考查何应钦、陈诚等人对他忠诚的程度，一日急召集何、陈等几个亲信人物到其住处议事。众人坐定后，蒋突命诸人去死。此时何应钦坐着不动，对蒋的话不予理睬；顾祝同指出许多不能去死的理由，刘峙则苦苦向蒋哀求免死；而陈诚呢？只见他向蒋一个立正敬礼后，即转身向门外走去……”这个笑话，似甚荒唐，但却说明了陈诚对蒋介石忠诚的程度。
也还有人认为。陈诚之所以受蒋信任，是因为陈诚为人清廉，不贪污。此说也不全面。从表面上来看，陈诚是很反对贪污的，但私下里是否完全清廉呢？我看也不见得，有这样一件事情可以说明。
1938年春陈诚出长政治部后，任命吴子漪做经理厅的厅长，掌管经费（当时各军、师政治部经费均由政治部发给），1940年秋陈辞职后由张治中接任，仍用吴子漪做经理厅的厅长，其账目是否清楚，就只有陈诚和吴子漪他们知道了。更滑稽的是陈诚辞职后办理移交手续一事，原来陈诚在辞去政治部部长前，即保荐其亲信王东原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王东原，安徽全椒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系陈诚同学，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大队长时被陈诚看中，曾代理陈所担任的中训团教育长职务。这次陈诚之所以保荐王东原做政治部副部长，是因为陈在政治部还有些人需要他关照，便向张治中推荐了王东原，张治中一口答应。随后，陈诚即派王东原代他向新任部长张治中办理交接手续，这样交与接均为王氏一人办理，实属罕见。连王东原本人也感到滑稽可笑，他曾对我（我当时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随王东原办公，陈诚的“交”与张治中的“接”的两份公文均是由我办理的）说：“我交我接，真是太不像话了！”
陈诚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有一套，善于平衡关系。陈诚是反对CC的，例如：陈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时，同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关系不好，常想方设法同李改善关系。恰好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向陈诚推荐曾做过黄梅县县长的、当时正在五战区政治部任主任秘书的韩觉民当湖北省的行政督察专员，陈当即就想发表韩的任职，以此来取悦于李宗仁。正在这时，陈诚又收到了陈果夫保荐韩为行政督察专员的电报，陈见此情况，即说：“原来韩觉民是个CC。他的任职命令不能发表！”后来我在王东原手下做人事处长时，韩觉民又托人说情，王东原已经同意，正要发表其任职命令，有一科长告我曰：“韩是有案的，是陈主席不用的人。”王不敢得罪陈诚，遂将此事作罢。可见陈诚是反对CC的。但陈却又用了CC的段锡朋和张厉生二人，前者陈让其代理他自己所兼任的三青团书记长及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3]，后者则让其做政治部副部长……陈之所出此策，意在向外人证明他并不反对CC，其为人圆滑，可见一斑。
陈诚对桂系是很不喜欢的，白崇禧就吃过他的亏。白崇禧出任新设立的桂林行营主任后，陈诚便命令在桂林行营成立政治部，并指明这个政治部不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管辖。陈诚即派政治部人事处处长庄明远和我去桂林组建行营政治部，留我任行营政治部科长。陈诚交代我们：不能让白崇禧用一个人，行营政治部也不需要白崇禧的一个钱，所有的人员、经费，均由总政治部负责派拨。白崇禧对此很不高兴，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谈来谈去，最后结果是由我们建议行营政治部用一个挂名秘书，只拿工资，不到部任职办事。白祟禧后来派自己的秘书王心恒（湖北大冶人）来政治部挂职，实际上白在行营政治部里仍没有一个自己的人，也就根本谈不上指挥行营政治部了。
陈诚对人表面上是客气的。陈对领导过自己的人称“公”，如对何应钦、阎锡山、冯玉祥等，则分别称为“何敬公”、“阎百公”、“冯焕公”等，对孔祥熙称为“孔庸公”。或许因孔是蒋介石的连襟，他对孔并自称为“晚陈诚”。对年纪比他大的人称“先生”，如称陈果夫为“果夫先生”，对陈立夫、白崇禧等人则又称“立夫兄”、“健生兄”等，但这些都是陈诚的表面文章，实际上他是该反对谁就反对谁，从不含糊。比如他对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就老看不惯，虽然在信函中自称“晚陈诚”，但又多次在公开场合攻击孔贪污。孔被他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找到陈诚作解释，说陈诚不了解财政部的情况，并建议陈诚派人到财政部来工作，以便互通情报、沟通关系。后来，陈诚果真派了庄明远去同孔祥熙见面。孔见庄后，即准备发表其为重庆花纱部管制局局长。这是当时重庆很肥的一个差事，很可以捞点钱，因此，庄明远有意就职。他征求我的意见，当即被我所劝阻，我对庄说：“辞公左右亲信多系浙江和湖南人，而你生于山东，虽随其多年，但不能算亲信；花纱局乃重庆有名之肥缺，你若长该局，势必为众人所妒，倘到时有人诬你有弊，而花纱局又是个可以发财之地方，斯时你怎洗得清白？辞公生平表面上最恨贪污，喜欢杀人以标榜，万一错办了你，岂不是冤哉枉也！我劝你莫接受孔的意见。”庄亦深以为然。从此事也可看出孔样熙对陈诚的畏惧。
陈诚用人有他自己的准则，即不允许他手下的人背地里与其他派系等政治力量发生关系。
陈诚是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因而他也最相信保定八期的人，如罗卓英和周至柔等，均是陈诚集团的核心人物。特别是罗卓英，更是陈诚特别倚重的。罗卓英，字万青，广东大埔人，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为该校第八期炮兵科学员，与陈诚同班。1922年夏自保定军校毕业后，即回广东，曾在湖山中学当过校长。1923年应陈诚之邀进入粤军系统，1924年陈诚到黄埔军校任职后，罗又在陈之罗致下进入黄埔军校系统，随后他紧随陈诚，步步升迁。凡陈任新职后，其所遗之旧职大都由罗继任，如第十八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等。
陈诚有一段时间也很相信王东原。前面已谈到过，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时，王仅为一大队长，被陈看中后即被提拔做了中训团的副教育长、代教育长、教育长以至政治部副部长，其中原因一则因王是保定军校八期同学，二则是陈认为王能忠实按他的意见办事，所以陈诚在1944年夏季拟辞湖北省主席职务时，已私下把王作为他在湖北的接班人了。那时，想做湖北省主席的人很多，如陈诚的老部属之一的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代行湖北省政府主席）朱怀冰等，都在积极活动。按国民党政府的惯例，省主席去职后当由民政厅长代理，如循此例，上述人选中朱怀冰的可能性最大，且朱与陈诚相识也非一日，然陈最后弃朱而用王，可见其对王之信任程度了。当陈诚向蒋介石推荐王东原接替他主鄂并经蒋同意之后，罗卓英即去向王东原贺喜，时笔者亦在场。只见罗对王说：“我和至柔兄力保你做湖北省主席，辞公同意并报委员长批准了，命令即日发表，特向老同学祝贺！你到湖北后，一切要以辞公意志为意志，遇事一定要多向辞公请示，把事情办好，让辞公满意……”但王东原这个人很有个性，同各方面人物都发生关系，如跟CC、孔祥熙都有来往，想做一个百足之虫。却不料因此得罪了陈诚，以至后来吃了不少暗亏，有哑巴吃黄连之苦。
王东原得罪陈诚的第一件事是相信了中央训练团高级党政班的学员，并委他们以要职，如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王原一、省政府委员兼三青团湖北支团干事长刘公武、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吴大宇、第六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李澄澜等，均为中训团高级党政班的学员。因为高级党政班的主要负责人是陈果夫，老师为CC头子，学生自然要受到老师的庇荫，而这几名学生也确是基于陈果夫的支持而得以入湖北任职的。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继第一批随同王东原到湖北省任职或升迁的几名中训团高级党政班学员以外，还有熊东皋（中统华中区特派员）、张铁君（社会部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驻武汉特派员）、中央宣传部驻武汉特派员王真明和郑逸侠（曾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湖北省银行行长）等，也是凭着陈果夫和王东原的双重关系，从外地调到湖北各自担任一个方面重要领导职务的。由于陈诚一贯瞧不起CC，认为他们每到一处总是拉帮结伙谋私利，所以对王东原重用这些人很不满意。
王东原得罪陈诚的第二件事是怠慢了财政厅厅长赵志垚。赵志垚，浙江青田人，为陈诚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是替陈诚掌管经济的实权人物，吴子漪虽然每每随陈诚担任经济方面要职，但因能力有限，其手下班子均为赵所安排。因此，陈对赵是极端信任和保护的。有一次，湖北省审计处（这个机构直属监察院审计部）处长鲁岱要查赵志垚的账，结果陈诚硬是以辞职要挟鲁岱，鲁再也不敢查赵的账了。总之，陈是不愿听到别人议论赵的弊端的，至于别人不用赵，那更是为陈所不容。王东原对此了解不深，免不了要犯陈所忌。
王东原在1944年7月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仍用赵志垚为财政厅厅长，因王也知道赵是陈诚的人，是不能轻易撤换的，但他对赵却有点敬鬼神而远之的味道。有一天，赵志垚找到了我（赵曾是我1938年初春在政治部总务厅人事处工作时的老长官），约我晚饭后到恩施三孔桥赏月。我当时已是湖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对此，有必要向读者作一些简单交代：1943年6月王东原辞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前，我是政治部部长办公室秘书，随王东原办公；王辞职时，部长张治中欲留我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王不同意，坚持要我去他所任职的国防研究院办公厅（王为主任）做少将主任秘书，为张所允，但仍挂了政治部一个设计委员的职务；1944年夏王东原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发表后，王在其所安排的省府委员及省政府秘书长人选中未考虑我，也未与我议过此事，我自然也懒得去打听。不料王东原在从重庆到恩施前夕，突派人把我从巴县家中找去，要我同他一块去恩施。王东原见我不太愿意，即表示只要我去帮他办接收，我推辞不得，遂同王去了恩施。到恩施的次日，王却发表我为湖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我深感突然，找王询问，王即拿出一封侍从室转来的信给我看，原来信中告我经常出入于八路军办事处，可能与共产党有政治上的来往。并对我说：“我已复信给侍从室了，说你与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是湖北黄安小老乡，只有私人关系，决无政治上来往……以你之不好脾气，留在重庆，为人所攻击，势必吃亏，所以我决定让你跟我来恩施工作……”以是，我留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人事处处长的职务。因此，那天我见赵志垚找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人需要我帮忙安排。这天晚饭后，我如约到了三孔桥，见面后。赵志垚对我说：“我要走了，你今后就势孤了，还盼好自为之。”我很奇怪，便问：“王主席跟陈主席不是一家人吗？萧规曹随，你跟王主席做事不也跟陈主席干事一样吗？何出此言？”赵答曰：“不是我要走，是王主席不信任我。既然如此，我留此何益？”我问：“何以见得王主席不相信你？”赵解释说：“王主席在重庆开会时，我从恩施给他打电报请求辞职，他考虑了三天才回电话挽留我，这说明他并不信任我。不然，他一接电报就会不同意我辞职的！”原来赵志垚并非真要辞职，只是打电报试探王东原而已，结果王上了当。赵志垚不久果然向王东原辞去了财政厅厅长职务，时在1945年1月。赵走后，由吴嵩庆接任其职。吴原为陈诚军政部（陈已于1944年11月接替何应钦做了军政部部长）军需署的副署长，这次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系与赵志垚对调，王东原与吴素不相识。这种人事安排自是陈诚一手导演，也是陈诚留给王东原的一个软钉子，王东原吃了闷亏，只好表示接受。
此后，陈诚接连不断地给王东原难堪。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时，原民政厅厅长朱怀冰辞职，王即以罗贡华代之为民政厅厅长。罗与CC早有历史渊源，陈诚是心中有数的，只是未对王东原明言。1945年6月罗贡华因故辞职后，陈即把他自己做省主席时的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王开化升做民政厅厅长，而省主席王东原事前却根本不知道。1946年4月，王东原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陈诚又派他自己在湖北省主席任上的秘书长刘千俊去做湖南省政府的民政厅厅长，这也是事先未与王东原通气的，直到1948年春天刘千俊病故后，王东原才用了自己的人刘公武做民政厅厅长。
陈诚在重用保定军校学生的同时，也用了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因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对天子门生，陈当然不敢马虎，但他爱用在蒋介石面前栽了跟头的人。如前面所谈到的贺衷寒即是一例。陈诚之所以如此，是想要对方对他感恩戴德，俯首听命。不然，也是为陈所不容许的，当贺衷寒后来有些不服陈管理时，不久即被陈免了职。
陈诚为人专横傲慢，在各方面他都不想让人。他跟何应钦并列照相时，总是把肩膀抬得高高的，因何的身材要比他稍高一些。陈忌讳别人说他矮，因而他的部下一般对此都很注意，见他时尽量不穿皮鞋而穿布鞋，以使自己稍为显得矮一些。
另外，陈诚用人，不喜欢对方高谈阔论，也不喜欢对方才学过高，所以他用的人如刘千俊、柳克述等，均为谨小慎微、俯首帖耳之人。陈诚有一段时间很欣赏朱代杰，用朱做军委会政治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湖北省政府主席三家联合办公厅的主任，但不久朱即垮了台。原因有二，一是朱代杰恃才傲物，连赵志垚都不放在眼里；二是朱喜欢揽权，遇事爱自作主张……
当然，陈诚这个人也还是具有一定政治才能的。陈喜欢更张，不守三年有成之戒。对于他的政绩，是言人人殊的。陈在政治部部长任内，初期由于郭沫若做第三厅厅长，网罗人才，一时称盛；对敌宣传，轰轰烈烈，卓有成效。后来郭氏调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三厅原有人才，亦随郭而去，后来三厅厅长由何浩若担任，其工作便有点近于匿迹销声了。陈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对于禁烟、禁赌，雷厉风行，颇有成效。至于他所标榜的计划经济、计划教育等，总的来说是未成功的；然其对公教人员的生活，却还是十分负责的。至于后来陈诚在台湾进行农业改革，亦有成效，则只有留待后论了。
（郑南宣述 李德定整理）
注释
[1]陈诚任排长时的直属连长是樊崧甫，樊尝称陈为“小老弟”。
[2]一说1923年5月，陈诚随粤军讨伐沈鸿英部受伤，蒋介石去医院探视时，两人相识。
[3]1938年6月，陈诚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主席职务时，他同时担任的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职务由CC系朱家骅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