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这种热情常常为卑劣者所利用，被中伤者称为“世故老人”的先生，是一个常常被欺骗的人。在厦门时曾经因为援助一个“苦学”的青年，结果受了甚大的连累，是许多人所知道的。然而一方面他的处世的峻严的态度，每每是使人震惊，他几次连受严重的迫害，都以自己的镇定骇退了敌人，先生自称这时的情形像两只雄鸡的对峙，有一只要稍闪动一下，别一只立刻乘虚而入。当他在《新青年》上写文章的时候，他一方面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当官，他每天挂一个皮包去画到，皮包中装的往往是碑帖古画，在陈腐的环境中他应付得很好，谁也不知道他便是用着鲁迅的笔名，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在古庙的窗所里草写着向封建社会宣战的檄文的人。
一个男儿永远不停止找觅自己的敌人。
席勒的诗句正说出了鲁迅的一生，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之流，凡是装着冠冕堂皇的面目而自营其私的人，先生从不肯把他们饶放。因此在先生所经历的道路中是遍树着敌人的。先生一生所受到的待遇，每每是造谣和中伤，敌人想用粪秽玷污先生的清白，结果都是心劳日拙，而先生的雄伟的姿影，巍立在大众之前。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先生劳绩的评价是完全不足够的。我们的批评家总是喜欢掉弄一些名词和概念，以指导者自居，从不肯就着实际的作品，做具体的研究工夫。我希望先生的死，能够成为这有意义的工作的开始。
在狱房的漫长的秋夜中，听着风卷落叶的声音，想着自由的日子是会到来的，想着胜利的日子是会到来的，但是先生的慈和而峻严的颜色，将永远不能再见了，这乃是多么的寂寞呀。当高尔基将临终的时候，苏联的大众以一部人类历史上空前真正自由平等的薪宪法草稿，作为他病床中的礼物。但是二十年来为先生的作品所教育着的中国战斗的大众，能用怎样的祭品，安慰先生的英灵呢？
先生不愿有任何形式的纪念，我们也不愿在先生的理想还没有达到的土地上，留下什么形式上的纪念，更不愿先生生前的敌人，想用任何形式上的纪念，借先生的伟大来掩饰自己的卑污。但是有一种纪念我们是能够而必须做的，那便是我们具体地研究先生和他的劳作，从那里学习文艺的和为大众为真理的战术，像这样的纪念，是不会被先生拒绝的。
1936.10.23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病监牢
怀雪峰
纷扰的一天过去了，独自对着孤灯，听着远远消沉下去的市声，想起黑夜在统治着窗外的世界，我又思念一位好久失去了音讯的友人。
“回家去休息几时再来吧。”这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现在还清澈地留在我的耳朵里，可是时候已然经过四年多了。
多么残忍、多么兴奋和艰苦的四年，一切史籍的任何篇页，都不能比拟我们在这短时间所经历的动乱。
不断的愤怒和惨痛的岁月，无穷的沉长而险阻的道路，深深地刻镂在我的灵魂里。虽然成千成万的生命，正淹溺在战争的血潮，吞灭在暗影中，然而一位友人的踪影，还是如此紧紧地侵蚀在我的思念中。
虽然空间的隔绝是那么坚厚，时间的距离也只是愈益长久，而我的思念还依然是一天比一天，一时比一时地更加深切起来。
自从由长途的跋涉回来，走到这四年前握手分别的地方，自从一个缥缈的传闻，截断了我们的音讯，思念更时时刻刻刺痛我的心，扰乱我的安宁，而我也终于不能隐忍了。
时代让我们互相结合在一起，时代又使我们分离了。我相信我们的结合并不是偶然，我更希望我们的分离只是暂时。
我永远不能忘记，是在一个由几位朋友合办的一个小小的刊物里，我第一次读了他的短短的乡村牧歌，一篇清丽的抒情的小说。虽然在那以前他已经在湖畔试着青春的诗喉，但这小说中我却开始认识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泥土里长大的真朴坚强的青年。一位现在早已把自己的血献给了时代的友人，告诉我用化名发表的这篇小说的作者，从此我的脑筋中留下了那时候远在北京的他的影子。
后来，充满着艰涩的译笔，第一次将北方一个新国家的艺术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书，又放在我的案上了，我读着那些难读的文字，迎接着一种新奇的憧憬，和劳苦的气息，更时时地遥想那位不相识的朋友。
在大革命的后一年，和许多朋友一起，在上海度着亡命者似的生活中，突然的，在我们的一群中，到来了从北方匆匆南下的新人。一个饱历风尘的苍黑的脸，清晰的棱角透露出倔强的性格，和善的眼睛射出聪明的锐光，伸出粗硬的握过牛绳和镰刀的手，我们紧紧地相握了。
他带我走到已近郊外的一间小小的四方屋子里，那只有一些贫乏的家具，一只破旧的旅箱，一只单身的床，和一张漆痕剥落的桌子。他就在那张桌子上继续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
我们的会晤是为了一个刚刚从龙华出来的朋友，蓄着久未洗剪的长长的须发，穿一套破烂的洋服，就在那间屋子里大声欢笑地诉述七个星期的奇异的经历。
也正在这个时期，为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好些朋友集中火力围攻来上海还没多久的鲁迅先生。他告诉我：
“他们攻击鲁迅的态度，完全不对的，鲁迅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有一次，我们一边在闸北的石子道走，一边很热烈地谈着革命文学的问题。他问我：
“到底谁在领导文学工作呢？”
我告诉了他。他很气愤地说：
“这种人有什么革命的经历，怎么能懂得革命的文学呢！”
他又举出了几个人的名字说：
“如果由他们来领导这工作，那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
不久之后，他在一个文艺刊物《无轨列车》中，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很严厉地检讨“革命文学”与鲁迅之间的争论。
过了几个月，我离开了中国和上海的朋友们，有一个长时期的隔离。在隔离约一年之后，上海的革命文学运动因“左联”的结成呈现了异常的繁荣，在遥远的异国，非常兴奋地迎接着传来的消息和新出的刊物。在那些刊物上，我读到了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我高兴得跳起来：
“鲁迅是我们的！”也立刻记起：
“鲁迅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经过了三年我重新回到旧地时，正当“左联”五个青年作家被残酷地杀害，许多书店关门了，刊物停闭了，朋友沉潜到地下去，文坛被寂寞所统治。有一位作家很得意地对人说：
“普罗文学就是破锣文学，现在锣已经敲破了。”
到我的孤独的寓所，第一个来寻找我的，正是我现在思念着的友人。
“好吧，我们多一个人手了，你来做点事吧！”
他悄然走进来，和我紧紧地握着手，微笑地说。从此我们变成从来没有的、朝夕相共的亲密的朋友。
我们一起跑腿，一起开会，一起对内部做倾向的斗争，让一些最艰苦的工作，堆积在自己的肩头，然后，又一起谈笑着，打发在斗争中所受的闲气。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某些工作者：
“他们有一套四平八稳的论调，说得冠冕堂皇，然而分配到工作的时候，就逃避了。”这些人是到处都存在的，甚至也侵进到革命里，我们在背后给他们一个谥号：
“革命绅士！”
有时在会议上，他暴怒地拍着台子，痛骂这些革命绅士。但是在骂过之后，依然低下头去做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秘密文学刊物创办起来了，写文章拉稿子，计划编辑，跑印刷所，改校样。有时候印刷所的老板，收受了双倍的印工，还是不敢担负责任，要我们留在工场里陪他们印刷。我们也就整夜地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来请客。天微微有点亮，印好了的刊物，老板连一小时也不许我们放在印刷所里，两个人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存到自己的亭子间里。
整整的几天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亭子间里。把印张折叠起来，再一处一处地发送出去。然后把余剩下来的藏在床底下，喘一口大气，乘着朦胧的夜色，到冷静的马路上散步。
完全不替自己做丝毫打算的他，个人生活弄得异常混乱而贫苦。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鲁迅先生所住的公寓底下的一间地室里，黑得连白天也须点着电灯，房间中零乱得可怕，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回到自己家里，整天在外边跑着，差不多时常连车钱也没有。
“给我一块钱！”他常常这样对我说。我便从衣袋里挖出所有的钱，分一部分给他。
“想写点稿子，一点时间也没有！”说着，匆匆地跑走了。我想，他也许急着给妻子去买米的。
和对别人一样，他时常严厉地责备我：
“你去日本学习了三年，简直什么也没有学到么！”
他读了我写的一篇参加某次的论争的文章，气愤地把稿纸一丢：
“这样的文章，一点条理也没有，论据不结实，怎么能拿去发表呢？”
有一次看我一首写群众大会的诗，一一指出里面用语的不妥，我竭力和他争，终于争不过他，只得改了。
他什么一点小事，都会青筋暴露地和人吵闹起来，在小饭馆里吃饭，和跑堂的一言不合，便拍着桌子跑走了。
他也常常和鲁迅先生争吵。他要鲁迅先生做这样那样的事，鲁迅先生说：
“我做不来的。”
“你应该做，你可以做的。”
“不，我不能！”
“你必须做！”
鲁迅先生没有办法，微微地苦笑着说：
“那么我就试试看吧！”
而他却是鲁迅先生最坚决的追随者。在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很感慨地说：
“周先生是从来没有错误过的！”
也是通过他，使我更深地认识鲁迅先生的价值。这价值有不少的人，只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才大声歌颂的。
在鲁迅先生的生前，似乎也把他当作最亲密的青年友人，许多政治性严重的问题，总把他当作自己的顾问，病中谈话的笔录，答复托派的信，都是经过他的代笔的。
陈望道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提起他说：“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我永不能忘记和他最后一次的几度短促的晤面，正当我失却了一千几百天光阴而他走过了二万五千里征途之后，我们互相默默地注视。各自都已经增添了几分的苍老，互相默默地握手，各自的手掌也已增添几分的瘦硬。我们几小时继续着不知疲倦的长谈，交流在我们的灵魂中，有一种预见的暗影。我背负着残余的生命之火炬，一处又一处地奔波劳碌，终不能得到片刻的心的宁静，也正为着这个创痛。他在战火中离开上海的时候，默默地回到自己故乡的山中。
在我的永远不宁的心中，我时时看见他那坚决的眼色。从时断时续的我们的通信中，他告诉我他正在进行着培土的工作，他也鼓励我对怎样艰难的前途都不要表示些微的退却。
这时期在我所能够接触的工作，是从遥远的地方送来几篇关于文艺问题的论文。我们几个朋友都常常惊异地读着这些，对于当前理论运动上的意义是那么重要的文字，急切地希望他离开那个久匿的山乡，和我一起来工作。
回答着一次又一次的催促的，他告诉我们他的五十万字的长篇《卢代之死》正要完成，让他写完了再跑出来。到了1940年的11月，他来信说：“《卢代》已经写完了，年底可以动身。”但是从此就没有他直接的音讯了。
1941年初头的皖南的惨变，卷起了泛滥全国的政治的逆潮，成为我们许久的创痛的那个隐约的阴影，终于密云一般地布满血火犹红的天空。一个飘茫的传闻，他在故乡的老家里，被人逮捕了。接连着而来的，是浙东沿海的沦陷。有人说，他是在离家避难的途中，悄然失踪了。不管两种传说有明显差别，但他的音讯却从此断绝了。
我不知道这位坚强的战士，是不是已经献给了时代的血祭，或者是在何处的黑暗的狱室中，残酷的集中营里，受着灵魂的无情的宰割。他以几年工夫用生命写成的《卢代之死》，在我们时时渴念中的这个巨大的劳作，是不是已经毁灭在魔爪之下，或还幸免地留在世上呢？
我相信他对于自己生命的投出将会毫无吝惜，但每一个他的朋友都在默默祝福他的健康，宁使他是在默默地坚持着灵魂的搏战！
记起一个赫德路小巷中的陋室里，我们合着一条被头所度的寒冬，大家围着一个小火炉子烧水洗脸，这样的情景不知还有重温的时候么？
孤灯冷然地映照着我，耳边吹起家人们的睡息，抬起干燥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夜空，只有几点淡淡的秋星，微微地闪露着光芒。
1941.9.29 夜
受难的一生
——纪念我的母亲
清晨，一炷香、一盂粥、一碟糖，供在母亲的遗像前。晓光朦胧中，香烟缭绕上升：一对悲寂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我。我明明知道母亲再也不能享用我的供奉了，但更有什么方法，表示我对于母亲的记忆呢？
自从眼看着母亲在我的怀抱里，像灯火似的渐渐熄灭下去，身体的温度一点点地降落，喉头的喘息一点点地迫促，以致陡然吸出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今日已经七天了。七天来我好似陷身在迷茫的云雾中，只觉得母亲与我渐离渐远，只觉得我的四周愈来愈寂，而我自己是完全被遗弃了。
我害怕看见母亲病苦的容颜，我害怕听闻母亲惨痛的呻吟，但现在我已连这样的容颜、这样的呻吟也不能再见到听到了。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张苍白、枯瘦，双目长瞑，口唇微启，额上披下几缕花白发丝的，默默无言的遗容。而残忍的人们，却已拿厚重的木板，把它从我的眼前，硬生生地隔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