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所谓“正面强攻”的军旅小说类型中，一直存在着文学姿态拘谨刻板，也就是文学与生活关系僵化的问题。文学回应社会变革、现实土壤滋润文学，二者相得益彰的良好关系仍有待重建。中青年一代军旅作家需要摆脱写作中的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以现代思维应对开放的世界，并通过对军人内在世界的细致把握和对有意味的形式的高超构造，来抵制现实的平庸、心灵的腐败，最终完成文学在美育、德化、思想解放、社会良知的表达等方面的独特贡献。
可能是对军人和军队作家的一种特别礼遇，2014年8月号《人民文学》，以两百多页篇幅推出了军旅文学作品专辑。军队作家中的老、中、青几代人齐上阵，尤以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为主打，各自的题材、写作风格也都尽显多样化追求，从刊物目录的名单阵容看下来，目前仍坚持写作且多少有一点影响的军队作家，差不多都在其中。如果说这是一次军旅文学写作骨干力量的聚会的话，应该大致没错，入选作家无疑有一定代表性。《人民文学》杂志的预期是：“力图能够大致代表目前军队青年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当然达到了，我们看到的正是“基本面貌”。不过问题在于，这样的“基本面貌”又是否让我们有理由乐观呢？我看未必。读完全部作品，斟酌不同年龄段作家们的生命态度、文学经验和美学特质，将这样的一次集中展示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中加以比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相对于过往军队作家、军旅文学曾经的声势浩大及队伍齐整，这样的一次聚会无疑也有点冷清。
我们今天讨论军旅作家和军旅文学，如果仍将其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来看待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文学创造的高难就在于表现上的个性化，在于特殊的审美体验，如果一群人都在写相近的题材，艺术追求也大同小异，那一定非常无趣。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某些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然，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军旅文学创作，又总是被作为一种只有总体特征的集体力量而看待的，读者或批评家们多半都会假定，这些穿军装的写作者有近似的思想情感和共同的审美诉求，并且也在心照不宣地完成着某项使命和目标高度一致的艰巨任务。如此的话，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所幸个体的作家们并不一定都这样认为，他们的创作面目也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局面，或许只有那些“入戏”太深，被卷入某种教条无法自拔的人，才会循此思路摆弄自己吧？
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我们就会有路径进入当代军旅文学的写作实际。
军队作家，代有才人，但影响力渐衰、光环不在，是今天的现实。以《人民文学》的这个专辑为例，即便如此集中力量来凸显其存在，在读者中间，在常态的社会阅读中毫无反应，也属预料中事，因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寂寥落寞，乃至边缘化，是更大的现实。不过，具体来看作品的话，整体上的苍白羸弱，缺乏思想的穿透力、情绪的感染力，以及艺术形式的老套、语言的平庸等等，仍然与具体的创作者及其文本有关。个人创造力的匮乏，思想的僵化，情感的枯竭，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时代，对于天才们的事业而言尤其如此。因而，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和这个写作群体，就需要审慎评估。
魏远峰的《拂晓》、王甜的《毕业式》，都是对所谓“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人生活进行正面反映的小说，刘克中的《谁是我的敌人》虽更侧重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层面，其主旨也不脱对英雄情结、硬汉气质之类的痴迷，所以可以被视为同一类写作。其实就连这三部作品的结尾也都高度近似：主人公以最大的坚毅出色地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面”的意思是，你必须按照某种古典模式大致准确地复写现实生活，还可能要去选择所谓典型人物之类——哪怕是反派的典型，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作品要“忠实于生活”。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极为困难的，既难在一个有头有尾、有主题完成的封闭系统的建立上，更难在对所谓现实生活本身的界定问题上，所以最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拂晓》的此类特征最为明显：一个“目光高远、野心勃勃”“有战略眼光”的优秀指挥员差一点被埋没，因其锋芒毕露的才华与性格不见容于庸俗的现实，也因为军队的选人用人同样存在某些众所周知的弊端。此人被“发配”军分区后仍理想不灭，罔顾现实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于废旧仓库中成功研制出三维电子地图系统，最终军区副司令慧眼识英才，将其调配到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位置，人尽其才。
我们来看，在魏远峰营构出的这个封闭的系统内，都有哪些要素？主人公昰罡，烈士之子，精通《孙子》，也熟知克劳塞维茨，即便被贬官边远之地，也能以爱国主义的历史基因与自己的热血精神相勾兑（拜谒驻地大清抗法英雄冯勇毅将军墓），不甘在军分区得过且过，醉死于太平盛世。围绕昰罡这样一个当代优秀军人的典型，军旅生活的一般面貌基本上呈现出来了，从贴近实战的训练、演习场景，到美军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事件、日本社会的右翼化倾向及钓鱼岛危机等周边事态引发的应激思考，甚至军中腐败案（登陆作战综合训练场建设款项被用来改造营区大门、调理风水）、军人成分、兵员结构和部队管理的方方面面也都描绘得相当逼真。然而读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部写实功底不错，叙述方法娴熟，信息量也颇为丰富的作品，却存在着“硬写”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姿态的拘谨刻板，以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僵化的问题。小说在描摹军营、确认“现实”的方法层面，可谓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审美愉悦，充其量只是完成了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军营现状的纪实文学。问题出在哪里？我想，恐怕是出在作家的先入为主，出在“镜子”和“灵魂工程师”一类的抱负上了。魏远峰和早年的朱苏进十分相似，对何谓“理想军人”有自己的定见，所以就要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塑造他所认为的军人形象，这样的文学形象与现实的某种错位或疏离，是此类作品实现审美超越，甚至达成现实批判的关节所在，用一句从前的话说就是让文学“高于生活”。这个“封闭系统”的最大弊端是，在文学接受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学理想和目标是被给定的，艺术体验中的未知、神秘、不确定性以及命运感和超验精神，都荡然无存。
王甜的《毕业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硬写”。和魏远峰的路线不同，她在追求让自己的文学更像生活，也就是让自己笔下的军人更有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这就造成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困惑：这些被添加了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的军人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写作的使命又是什么？可以解释的是，让军校学员——优秀军人的胚胎——心碎的人性堕落和破败事实，也有助于其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更加从容淡定，这样的努力会破除从朱苏进直到最近的魏远峰以来，军旅作家们一直都在进行的“拔高”工作，让文学大约“等于”生活。两相比较，这或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然而，一个需要留意的事实是，在当代，在文学和一切精神活动的“后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解构，主体的死亡，经典的失效，理想主义的溃败等等。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让我们在对世俗生活世界更加宽容，对人的“解放”吁求更多的同时，也容易稀释近现代思想启蒙所带来的诸多意义和价值。所以文学对“人”的降格处理，也须审慎行事，不能简单追随潮流。王甜《毕业式》需要继续完成的步骤是，当军人再被还原为基本的社会人，军营生活也不再被刻意包裹以后，这样的人或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进一步，如此执着的军旅文学写作使命何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近年来的许多所谓突破，呈现出的都不外乎这类“转换”，比如对英雄性格的重构，对泛和平主义或反战思想的抄袭，对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渲染等等，凡此种种，其实都是拘泥于技术层面而非文学境界的更新。更有甚者，如刘克中《谁是我的敌人》中的“转换”，则朝向了娱乐化方向：军营里的高仿真演练，被赋予电视节目中“荒野求生”式的色彩，少林武功，T形台模特，善解人意的女心理医生，再加上几乎不可战胜却又对主人公构成致命诱惑的对手之类。
上述作品，以及与之近似的大部分中青年军旅作家的写作，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谈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某些“左翼”文学，也就是具有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严肃目的”的一类作家时，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比喻：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意指这类作家与作品特有的沉闷枯燥，以及隐蔽的说教等等。奥威尔所举的例子是，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都是由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所写，他们并没有“假装自己了解战争”，因而看起来像是战争的受害者所写，书中有从社会底层和三等车厢发出的声音，而很多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书，特别是充斥着自由、和平、正义之类政治理念的书，看起来都像是宣传家写的。道理非常清楚，不管“左”还是“右”，过于清晰的理念的魔咒，都会加害于文学，“正统的卫道士写不出好小说，对自己的非正统诚惶诚恐的人，也写不出好小说。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小说”[1]本文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时更名为《军旅文学如何应对开放的现代世界？》。
不管是偶得，还是苦心经营所得，读到卢一萍的短篇小说《哈巴克达坂》时，我意识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文本出现了。可能这位作者钟情于冰山与军人的题材多年，终于悟到了一些真谛。作品逼真的写实，隐约的荒诞感，人物灵魂的纯净无染，还包括语言的干净到位，基本上解决了前述作家和作品中普遍的文学姿态的拘谨，也就是“硬写”的问题。作品中的凌五斗活似好莱坞电影中大名鼎鼎的“阿甘”，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印证中国人生活世界中“世故”的对立面，即“天真”。那么，究竟天真到什么程度为好呢？那就是听命于内在自我的指使，不忽略良知的挣扎。当卢一萍如此这般处理自己笔下的角色时，他反而轻易触及大部分军旅作家总是无法触及的深刻现实。小说中，死心眼、一根筋的凌五斗立志愚公移山，要把被雪崩压埋的五个通信兵的遗体挖出来。在普遍逢场作戏、普遍得过且过、普遍麻木冷漠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完全不同，严守着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爱与忠诚，这只是文学题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凌五斗还遇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名字被冒用的情况，当一个并非由自己所发出、不代表自己意愿，并且让他觉得“比我的声音还像我的声音”的声音，被用来填补某个巨大谎言中的漏洞时，凌五斗发觉自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了类似卡夫卡小说中所出现的致命的异化景观：形形色色以人类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会构成冰冷的高墙和可怕迷宫，使脆弱的个体永陷困境，无路可循。这就是这篇小说反讽意义所在。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为了某个庄重的、象征性的、也是“必然”原由，牺牲几个具体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着。文学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向我们提示人的处境，让人的意识觉醒，而非召唤对人类体制的反抗之类。当某些被神圣化了的仪式顺理成章地完成，其“重大”意义也被毫不动摇地确立时，具体的牺牲者该如何安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中坚决抗命的凌五斗，并不是一个差劲的军人，而是对集体性谎言、对意义空落后巨大虚无感的醒目标注。
关于军人，有一句话说，是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野蛮其体魄”的过程中会不会失之于野，在“文明其精神”的过程中又会不会失之于文？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般人可以忽略，但以军人为描绘刻画对象的作家绝不可掉以轻心。小说结尾时，凌五斗的恸哭告诉我们，除了冰山一样的意志世界，还有永远都不会失去温度的感情世界，还有自然的人性世界。他的热泪预示着和解而不是与体制力量的对抗，看上去不会有太大改变的那个“现实”，也拥抱了这个似乎不合时宜的孤独角色，作品因此摆脱了西方现代小说模仿者几乎都会采用的“绝望”模式。
和卢一萍一样获得了自由和洒脱姿态的是王凯。与许多军队作者所谓的正面接触不同，王凯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都是迂回战术，也就是说，他几乎不怎么在意生活世界的“宏大”逻辑，只专注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精微探索，这实际上是军旅文学实现真正进步的重要关节。而前述“硬写”的作家们的弊端，就在于常常要比照现实、模仿生活，要用文学样式再现苦乐悲喜都与“客观”事实相差无几的外在图像，就像一个绘画者的表现能力始终停留于像还是不像的地步一样。我们与其说文学要承载某种社会现实，还不如说文学最好能触摸该社会的精神现实，或探察该社会中人的精神处境才对。在这个意义上，王凯的写作当可被视为是一种入门的标志。
在短篇小说《对白》中，王凯继续聚焦于连队主官一类的小人物，聚焦于他们在日常俗务中的心理困扰、精神压力。他很会抽丝剥茧，引导读者进入问题的核心，在人性事实、职业伦理、风俗习惯等交织的情势下，对微观的现实一探究竟。不过，我们认真阅读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所谓的“微观现实”，并非不重要的现实。举例来说，作为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的管理一般由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实施领导，构成该委员会的“支委”是单数，可以在形成意见时票决。连队指导员冯勋要为被撤换的司务长选择继任者，“老马”是较为合适的候选人。问题是，副连长、徐排长和老马是同乡，且两人一致推荐老马，这就带来了隐忧：“老马一旦当了司务长，按照惯例就会增补为支委。连里目前是五人支委，冯勋和连长，加上副连长、徐排长和司务长。这样一来，三个关系密切的老乡占了支委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开会要想按冯勋和连长的意图形成决议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类伤脑筋的事，正是人情社会中的典型困局，在军营中也不例外。
王凯的小说方式，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在别的军旅作家那里常常会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选择的艰难。因为他不是参照一般的现实逻辑（世俗方法），也不是处理得与实际上可能发生的相仿，而是将个体置于独立审度、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的地位，这就既关乎个人道德，也关乎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认知、认同，哪怕是像军队这样的特殊组织结构。在以往的军旅人物形象中，这是极为少见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选择者实际上要在自我价值、个人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权衡。这样的写作，体现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说，在文学对人的定义中，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承认个人价值、重视自我实现这样一些全新的社会伦理。事实上，在《对白》中读者也会看到，除了连长冯勋的自我意识和责权衡量之外，那个一直被误解的“老马”，同样是一个能够独立审度和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他并没有因为被误解、落选司务长一职而患得患失，在关键的时刻撂挑子，他明白自己无论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自然人，都还有责任和义务，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去践行之。
我想，王凯小说的根本意义，可能在于抵制心灵的腐败。日常生活，包括在军队生活中，打斗、演练、排兵布阵的气势，震耳欲聋的轰鸣，甚至真正战争的惨烈牺牲等等，在今天实际上都不再有任何的传奇性，或所谓职业的光荣。也就是说，一种可以从外部来观察、透视的生活，即便是披上了一层迷彩的生活，作为文学内容基本上是靠不住的。这是现代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写作，若无法触及现代人格、现代心灵的建构，也就无法抵近现代生活的本质——生命的内省、修炼、自我实现、每一时刻的觉醒，还有对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思量，还有作为群体之一部分的命运感、家园感等等。这样的本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拯救和提升，也表现为纯粹的勇气、理智与独立判断，而不是哄骗意义上的“征服”和“震撼”。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处理这样的命题时，往往都会遵照“现实”的逻辑，接受“现世”的规定性，放弃对心灵世界深入探索。某些情况下，则是把世故经验、厉害关系的算计，把毫无诗意的心术谋略当成了精神内容。
如此来看的话，歌兑的《荣军院》无疑也具有上述现代思维特点。这个短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对知识的处理，也就是对纯粹专业内容——医学心理学或军事医学心理学——的文学介入。这需要想象力，需要知识训练，需要在专业领域的长期浸淫。就阅读而言，歌兑的介入可以说是深入而得当的，因为一个在朝鲜战场被俘后曾经被作为生理实验对象，做过脑梗塞手术，且已经患上了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的中国老兵，和另一个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但思维活跃、心理强大，甚至灵魂也很健全的前比利时皇家步兵营情报官，并不容易刻画。而他们的宿敌关系，以及他们在一家欧洲荣军院“偶遇”后的心理对峙、人格较量，更不是可以简单敷衍了事的。小说文本的背后，是作者的专业背景，不排除作家还做过一些特别的功课。以现代心理学术语而论，“施虐”、“受虐”、“自我”、“本我”、“前意识”和“无意识”，可能还有虐恋、变态心理学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小说中都出现了，而且被嵌入到一个关于民族心和爱国力量的文学主题当中。作者自设难度，这样一次写作的挑战性不言而喻——真正文学创造的乐趣正在于此。事实上，欧洲小镇列日的荣军院未必可信，两个东西方老兵之间的素质比拼或相关道义评判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篇作品的文学完成，是作者驾驭特殊题材的雄心。军队作者中，这样的写作目前并不多见。
《荣军院》的示范意义在于，作家的修养可能不仅仅是所谓文化、人文意义上的，还应该包括对各种知识系统的深入了解，对专业人员心灵建构的关注，对专业领域纷呈万象的把握等等，因为世界并不是掩人耳目的“故事”或“文学性”可以涵盖的，无论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还是文学的接受者，现代人的教育基础、感知方式也绝非孩童那么简单。一言以蔽之，伟大的文学，必得呈现精微的世界感受，必得参与对人类智力活动的积极培育，相对于既有世相的陈腐乏味，必得提供启迪性灵的奥秘与惊奇。对军队作家而言当然也是如此。起源于救亡宣传和民族解放叙事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向来看重思想的正反、善恶的判断，还有民族立场、爱国精神的弘扬等，但也往往疏于对事实的收集、对史料甄别、对战场环境和武器装备的知性处理，更不用说对战争中人的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前沿性研究了。这一状况除造成历史认知的单一化之外，更造成了文学表现上的粗糙简陋。所以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相对于英雄情怀、铁血精神或民族主义之类，相对于躯体的壮烈毁灭、死亡的悲惨黑暗、是非的明了判断、社会理想的空洞渺远这样一些惯见的东西，该种类的文学中理应存在着一个军事或战争的物理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军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军事科学分支。只营造天才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对死亡的无所畏惧之类，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卢一萍、王凯、歌兑的小说写作，已经显示出了某些有可能超越前辈军旅作家的迹象，这与今天开放、多元的文化影响有关，和中国文学整体上的进步有关，更和他们个人的旨趣密切相关。而且就他们本身来看，也是各不相同的，有多样化的追求，有迥异的叙述腔调和文学表情，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但与此同时，中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中也存在令人不安的分化现象。比如写军事演习，就是照搬某系模式化的作战理念，转述一些训练思想，让文学人物穿上军装，制造“突出重围”的拙劣剧情，千篇一律。又如在社会转型中，我们看到一种从传播、接受到市场的链条式作业，可以成功地把某些文学作品推销给大众，有的作家甚至因此在域外声名鹊起，摘得奖项之类。但如果认真观察的话，这类作家及其作品的所谓卖点，往往并非什么高级的文学形态，或对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有何贡献，而是更注重对当下生活或社会历史事件惊世骇俗的评价，个别情况下，则是在文学及其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价值差异性之间走钢丝。这种不真诚的写作制造出的“阅读陷阱”，往往误导和愚弄读者，只适合媒体话语、资讯消费而无关艺术审美，“耸人听闻”“国际声望”是其一大特点。
恕我在此直言，近年来一直都勤奋写作的裴指海，似乎受到了后类写作的不良影响。他的不止一篇作品都循此路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烈士》。一个天性有点卑劣、猥琐的人物最终成了舍己救人的烈士，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为了个人的小小野心而处心积虑，不惜践踏一个天真少女的青春。小说只是交代，从某一天起，他悔过了，开始想要偿还自己的良心债务，但上天不给他机会，他牺牲了。这个生硬的叙述圈套，让作品中的女性受害者大受感动，流泪哭泣，但很难说能不能感动作品之外的什么人。一个出身卑微的士兵，提干前撒谎、欺骗、不敢承担责任，提干后临危不惧，顾念旧情，前后判若天壤，我们无法获知他的转变缘何而起，动力又在哪里。而正是在他提干前后，曾经的清纯少女不幸落入风尘，小说的悲剧性元素中似乎因此也渗入了社会批判的色彩，军人的悲恸和悲壮则被放大了，但这是不能成立的，传奇不等于臆造，小说也大不同于提线木偶。我们看到，裴指海在“讲故事”方面已是驾轻就熟，不管是所谓的历史故事还是现实中的故事，只不过这种熟练看上去还是有点机械，基本上是在为写作而写作。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已经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的人，再来看这篇《革命烈士》的话，会做何感想，还能读下去吗？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期名家云集的军旅文学作品专号中，已经挤进了几个更加出色的晚辈后生。虽说在文学地位不断下降，市场的腐化作用无所不在的现实中，他们也前景难料，恐怕只能自求多福。看完他们的作品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与之前好几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同，其中甚至包括了对王凯、卢一萍、歌兑这样试图自我超越的人的超越。这种不同是骨子里的：文学的基因不同，个人的生长条件不同，审美旨趣和诉求不同，世界观也大不相同。他们写得无拘无束不管不顾却又天真无邪，全然没有前述作家的“专业”姿态、“职业”标识，尤其不存在所谓“正面表现”的可怕负担。《垄堆与长夜》的作者董夏青青，以一种天才般的敏锐，将笔触深入到群山堆积的帕米尔高原。边境地带破败死寂的县城、枯燥乏味的军营、胡说八道的司机，还有酒鬼商贩老头儿童等等，如同幻象浮现又像是高度的写实。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是印象派绘画里那种富有魔力光：源于画家们完全是主观性的视觉方法和色彩技术，在以近乎丑陋的面目弃绝古典式的干净优雅时，却又明白无误地给我们指示了光的另外一些本质：虚幻、玄妙、虚无，或者是斑斓、驳杂、灼目，可能还要加上同样重要的时间因素。我们须退后一些，离画布远一点，才能辨认出隐藏在杂乱颜料中的物象，继而是物象的阴沉魂魄。这样来说吧，《垄堆与长夜》的小说成就，不仅在于当代汉语文学语言的一次更新，更在于世界观的成熟——这种成熟甚至未必是作者个人原因，而是与当今世界在技术力量辅助下的再次“除魅”有关：在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世界里，作者所捕捉到的边疆地带的生机和寂灭，一如北京、上海或纽约那些高层钢铁结构建筑物中凄凉的生存游戏，是完全平行的主题，未见得哪个更加重要，哪个又在世界的中心。有时候，可能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些僵尸形象，比所有四平八稳的童话杜撰者的匠心营造更加前卫和时尚，也更加脚踏实地。另外的情况下，小说中那些被高原的荒凉色调和强烈紫外光涂抹得面目难辨的人，从风骨和气度方面看，从人性的温度来看，无论如何也是优于一般类型小说、市井小说或脂粉小说中的低幼品类的。我认为，董夏青青独异的小说禀赋，在当下中国文学中也不多见，奇怪《人民文学》为何不把这样的作品放在首要位置？
从文本来说，《垄堆与长夜》是属于那种能引起极大阅读快感的作品。作者看似采用了开放的小说结构，也就是没有什么结构，但实际上是以绵密的叙述、精致的点染和一开始就确定的悲凉音调在逐步往前推进。一个以电视综艺节目为启智材料的塔吉克小学生，一首令人捧腹的打油诗《探子》，接下来是一个庸人的死——请注意，不是什么献身边关的模范人物，一群继续活着的庸人，背对其骨灰盒在酒席上戏说他生前的种种，然后是月色照临之前的潦草葬礼。读者会注意到，作品中悲剧性氛围的强化，与时间要素密切相关：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图景，以不易觉察的速度旋转呈现。那些如蚁的人类，气味强烈而又形迹模糊，最终消散于无限绵延的时空中，帕米尔的垄堆与长夜，尽显宇宙的神秘、冰冷与浑沌。现代小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时空，也就是文本相对于变动不居的世界而言所具有的某种开放性。若以此指标而论，则那些还在手舞足蹈地讲故事以图教育读者，又或娱乐读者的小说，都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而且隐含着对现时代正常人智力的轻视。相对而言，《登陆艇搁浅之夜》的作者王昆，也是具备了上述才具的作者之一。凶险的大海，水手们通常都会有的漂泊不定感、无助感，当然也有小小的勇敢之心。小说空间被压缩到了一艘航程难料的登陆艇上，我们看到的是动荡、不安、莫测，是必然的搁浅。我们说到现代小说，或者说要转达现代感受，并非只是强调艺术的进步之类，更重要的恐怕是破除传统艺术那些早已不重要的边界，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去囊括但并不企图“包容”世界，要对文明的普遍现实有所认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体系内进行单一价值的判断。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说，则现代小说对人类经验的转述中，本身还应该包含对陈腐艺术观念的批判与否弃。
翻阅《人民文学》这一期军旅文学专号的散文单元，一个较为明显的感觉是，廉颇老矣！军队中的老一辈作家大部已作解甲归田状，在他们漫无边际的掌故闲谈中体味着文字的乐趣，甚至又拾起了半文半白的一套。这些散文老练、老到，甚至老奸巨猾——因为从不触碰社会问题和现实矛盾，一如大部分的中国古代文人，在天道、王道、人道的秩序变迁中中庸地拣选，斩获一爿生存空间，汲取缓慢增长的“功名”的甘露。记得不久以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列数对自己有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书单，很多人都应该注意到了，尤其是作家。如果以那些对近现代以来人类精神历程影响深刻，对当代人类的灵魂塑造作用巨大的文学为标杆来看的话，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包括军队中现在已经鬓发斑白的一代，似乎根本无意进入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大师在同等年龄时早已经进入的那个世界。我们既看不到对浪漫与进步的诉求，也看不到智者的炉火纯青，更看不到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性判断，至于由网络等媒介呈现出的纷繁生命图景，他们甚至都懒得去看上一眼。那些有关个人经历的见闻记忆，有关人之常情的私语絮叨，大多无关痛痒。他们是要从作家“职位”上退休了吗？还是打算告别文学？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状况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从国家的治理层面，对文化、文学的作用有到位的认识，有很高的标准——以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高峰为参照，但一个国家文学创造的现实反倒与之相去甚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作家真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或可这样来看：本应对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创造，可能的话对治国理政者也要有所催化启发的时代文学，却似乎处在一种被动的、接受号令的地步，甚至还要由政治领导人来勾勒出一个世界文学的大致版图和标高。就好比某个负责工业的政府部长在视察时告诉企业，应该掌握某些必要的核心技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样。另一方面，这也与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常常会指责中国所谓思想“控制”、文化“审查”的情形完全相反——不是哪个作家写出了惊世骇俗之作，显得大逆不道，而是相对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目、经济体量，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民族文学的国际地位、文化影响力下降到了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很多时候是作为反证而存在，以至于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宏观指导中，出现了希望中国文学与那些不朽的世界文学经典比肩的委婉提示。用一种报纸上的语言来说，就是与今天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包括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化艺术，在美育、德化、思想解放、社会良知的表达等方面，贡献几乎等于零，与即便是百年前的那些各国文学大师相比，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们的思维也还是严重滞后的。
事实上，无论童子军还是廉颇，在市场的强大扭曲作用下，军旅文学的命运可以说都吉凶难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文学回应社会变革、现实土壤滋润文学，二者相得益彰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此我想提请写作者们注意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与社会良性关系建立的重要性。不是单调的“镜子”，也不是粗暴的“灵魂工程师”，而是歌以咏志，是自由和自然的表达，最起码是还原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质朴。如果按照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写作只是灌输特别的思想，或者写作只是制造特殊商品，艺术只不过是文人自娱，则其消亡亦不足惜。
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精神文明，显然还在不断形塑的过程中。发展的悖论，环境危机，贫富差别，异化劳动，技术至上主义，文明的异同，国际地缘政治和战略博弈中的人类命运，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威胁，以及信仰时代结束后孤魂野鬼般的性灵生命的皈依方向……如果我们留心去阅读的话（即便是通过汉语译本），后冷战时期所有这些在域外文学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现代性焦虑”，都很少见诸于包括军旅作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们笔下。同样，作为文化资源丰沛、人文价值厚重的历史遗产继承者，那些可以用来矫正机器文明的冷酷机械的天人思想，可以用来平复工商社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魔咒的诗教精神，以及公天下的政治理念，道法自然的艺术宗旨，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中国文学生态整体上的萎缩、脆弱实属不可思议。再进一步说，作为受到器重和体制力量支持的主流作家，即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理念，视界开阔一点，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潮流、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起伏和路线波折，特别是百年来这些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对社会人伦的决定性影响，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支配性作用，也包括对这整个文明发展的深刻影响，就文学的回应来说，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所谓高度，所谓高峰，不外乎作家的一种人类视野：他的骄傲、他的忧惧、他的悲喜感情，都系于共同体命运，而不是永远地充当挥舞小旗的童子军，或自甘于廉颇式的老将心态，功败垂成。
这才是文学，特别是军旅文学在今天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