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萍
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墨》：“自我养花花养我，非人磨墨墨磨人。”
王安石《示长安君》：“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一
曾几次向吴春荣老师提出采访要求，都遭拒绝。
参加过一位著名作家的创作与作品研讨会。在会上，一位专家在发言中言及这位作家为人低调，说着说着，说到了他，“松江的吴春荣老师，虽硕果累累，也很少让人宣传”。上海作协创联室原负责人在听说松江还有他这么一位老作家时多少有点惊奇。看来，吴老师的拒绝采访，是他为人的一个原则。他牢记着他十分尊敬的前辈作家柯灵说的，一个作家重要的是默默耕耘，不宜多事宣扬。是啊，即便是大山，那么巍峨，你听到它说过什么吗？
前两年，他为自己制订了“减轻负担，放慢节奏，疏淡交往”的12字“方针”，我对其中的后四字表示不解，他笑了笑，未作任何解释。两年过去了，在我看来，他未能做到这12字。去看望他的人仍然不少；仍然未能辞掉两所学校所聘请的“专家组成员”；仍然在帮助三个单位编辑内刊；仍然接受区有关部门交托的编撰任务。用李君如先生的话说，“年近80高龄的老师，还在抱病工作，查资料，做考证，日夜兼程，编写文稿，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松江人物·序》）。一名他钟爱的学生，在发给他的新年贺信中，曾正告他：“您得学会拒绝！”在对我说及这短信时，他说，古人云：拒人不能太过，太过则路艰。说完，显得无奈地笑了笑。我从他的笑中感到了他难言的苦衷。
他说，从2016年开始，得下狠心了。在《在80岁路口》一文中，他说他要像简嫃（台湾女作家）一样，要求掌管命运之神让他在路口旁好好想一想，“当然，我不是想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命运赐给我的，我是不能也不应拒绝的。我得坚定地跨过去，走下去。那么，我得想什么呢？我得深味简嫃的话。在我看来，她的这些话，既渗透了老庄思想，又有着儒家的积极入世意愿和释家的慈悲情怀……我得在80岁后的人生路上，在继续完成《散步思絮》的同时，尽力写好另一本‘书’”。他告诉我，这本“书”的主旨是：简单。
完成《在80岁路口》初稿后，我获悉，在接待造访者时，他总是处于被动应答；极少参加活动，除了少数几位，不主动与人交往；终于辞去两所学校的“专家组成员”……但愿他能进一步做下去，完成他所谓的主旨为“简单”的这本“书”。
二
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吴老师一直铭记着几位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徐振维。他在多篇文章中写到她。“她有个性，是位不怎么规范的人。”他多次这么说过，语气中充满敬仰。我不认识徐振维老师，自然不了解她怎么个不“规范”，但从他的神情可知，这个“不怎么规范”肯定是个褒词，有着丰富的含义。
他在长篇小说《初吻人生》中写了一对师生，老师曾这样告诉学生：“……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要顽强地保留住自己，在缭乱、炫目的色光中，要清醒地找回自己。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小说中的这位老师说这段话，有着特定的语境及针对性，但从中多少可以了解到吴老师的某种理念。
他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自己：“我还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几十年来，尽管世情纷扰，风雨无常，但顽固地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垂暮感言》）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月旦，认为过于在乎了，会束缚自己的手脚，甚至丧失自我；他信奉歌德说的，走自己的路，任由人评说。
他曾请一篆刻家刻过一方三字印章：我属牛。他的案头放置着一头红木制的牛，这头牛，总是深情而静静地目睹着他阅读与写作。“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用扬鞭自奋蹄”；即使病牛，也能做到“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但牛有脾气。牛的脾气俗称“牛脾气”。他的脾气还真是牛脾气。他要发起牛脾气来，就毫不顾及对方是学生，是朋友，是领导；是君子，还是小人；也不顾及自己会受到多大的伤害以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但在我看来，他的“牛脾气”中有可爱甚至可敬的一面。一位中学校长，是几十年中与吴老师始终保持着真诚联系的学生。他写道：“他（指吴老师）爱憎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的学生及老师，又多慷慨正气，敢于仗义执言，好打抱不平，为此常常得罪某些领导，但他不后悔，依然故我，颇有‘侠士之风’。”（《一位有个性的老师》）
某领导也曾经是他的学生，很敬重他的为人，吴老师对其也常怀知遇之感。一次，吴老师又发起脾气来。他劝慰道：对小人不值得动怒。吴老师双目圆睁，搬出了毕淑敏的话：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我（指毕）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这个吴老师！人家这是好言相劝，怕你肝火太旺伤了身体，而且又是特指；人家又不是一般的领导，岂不懂毕淑敏讲的这点道理！你犯得上这样较真吗！
但据我了解，他后来完全认同了清·张潮的话：“黑与白交，黑能污白，白不能掩黑；香与臭混，臭能胜香，香不能敌臭。此君子小人相攻之大势也。”转而很欣赏这样一句话：“人生需要四种人：名师（指路），贵人（相助），亲人（支持），小人（刺激）。”
我想到了林语堂说过的一段话：做文人，要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由此我想，文人也许就该有点脾气。
近几年来，他的“牛脾气”已经改了不少。无论是对身外冷暖，还是背后褒贬，他基本能做到处之淡然。
三
一位有很高文化素养的领导曾经说过一段话：“如果说吴春荣同志是一位好老师、好作家，也只说对了一半，他还是一个极认真的人。吴春荣同志无党无派，无宗无教，但他就是认那个真，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更不会阿谀奉承，敢于直面人生。好是好，差是差，对是对，错是错，脱口而出，从不害怕，几十年如一日，我行我素。‘文革’期间，在滚滚‘红’流中，他敢于站出来为挨斗的校长、教师说话。在滔滔商海横流时，他仍然埋头书斋，钻研学问，呼唤良知，不为时势所左右。若有人有求于他，只要他能办到的，耗时耗力，在所不辞。编辑教材时一句一逗他都寻根究底，真可谓字斟句酌。上级交办任务，只要他认可的，必全力以赴，高效优质，为常人所不及。吴春荣就是有那种敢于保持思想独立、人格完整的可钦品性。”（五卷本《吴春荣文集·总序》）
这段话，说得很深刻，很到位，从各个方面，真实地说出了吴老师“是一个极认真的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极认真”——
在为人方面，表现为正直、真诚，是非鲜明，不趋奉时势，有独立思想与人格。
在为学方面，表现为态度严谨，研究深入。在与他一起编撰《松江人物》的过程中，更让我深切感受到他那种惨淡经营、钩沉辑逸、爬梳钻勘的一丝不苟的学者品性。
但他的这个“极认真”，给他带来的并非都是赞誉。有人说他“偏激”，过于尖锐；有人总用为官的一套理念规劝他；更有个别的诋毁他。总的说，他仍“我行我素”。比如他常说：我是读书人，言外之意是“为什么要用干部的处事原则要求我”；外科医生手术时，不见血能切除病灶吗？诸如等等，仍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理念。
但在他的晚年，对这“极认真”有所反思。我曾读过他的一篇残稿。其中说：“不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吗？可我不知道，我过去的‘认真’是对还是错，抑或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对错各半？比如对我的学生，过去，凡学生我都认真对待，还真有点倾我所有、满腔热情、诲人不倦呢！现在，除了个别的，我一般不想或不会这样了。”对许多事，他似乎也采取“无所谓”“不在乎”的态度。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理解，他的这种改变，是前进了，还是退步了。
四
吴老师一生与书结缘。他读书，教书，编书，写书，藏书。
他读了一辈子的书。读书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他曾说：“没有喜欢的书读，尤其晚上，我会觉得无聊，会睡不着觉。”
在他的晚年，他悟到了两点：
一，读书主要为自己，用前辈的话来说，是求真知，得陶冶，以不断完善自己，尤其是读人文之书，首先是精神之需要，自我修养之需要。“我以为，我的这一觉悟，是我人生的一大收获，可惜为时已晚，所以与‘完善’相距甚远。”（十卷本《吴春荣文稿·总编后记》）
二，终于懂得，读书要有自己的思考。艺术家创作，讲求有“自己的面貌”，读书也一样，贵在读出自己，读出自己的理解。用俄·屠格涅夫的话说，“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宋·朱熹《偶题》：“门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终日面崔嵬。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对诗中的后两句，有学者理解为：“作者在此时，不禁会心地想到：人们只会看到云腾致雨的现象，却不知云从何处来这个根底，因之悟出个凡事要追求根源的道理。”（《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吴老师认为这段分析里有两个问题要商榷。1.“不道云从底处来”中，“不道”何解？他以为，不道，似非“不知”而是“不见”；2.谁“不道”？他以为，应是诗人自己。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解，他引用了古代戏文中的多个例句。类似的这种“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著作中，每每可“闻”。
他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中学语文教学。1994年，他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在几十年的语文教学中，他十分注重教育、教学的研究。“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匠，而是对中国诗文有深厚造诣和自己研究心得的专家”（李君如《吴春荣文稿·总序》）。
他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在小学，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习惯，重视积累（就语文教学而言，尤其要求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在诸多能力培养中着重提高两种能力，即质疑能力和想象能力。
有一段时间，语文教坛立论颇多，花样频出。他认为，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有些需要坚守，需要一以贯之。他坚持徐振维老师的以下主张：教学语文，要启发学生从语言入手，正确把握课文的思想内容，又要在把握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体会作者语言运用的准确、生动，即所谓因文解道，因道悟文。他进而认为，在这两步中，第二步是尤为重要的，只有走好第二步，才能达到语文教学的目标，体现语文教学的本质特征。
他告诉我，部分中小学或中小学中的部分教师的语文教学，曾一度出现教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学生在讲台下昏昏欲睡的状况；后又出现忽视钻研教材而偏重于考虑教法（或所谓的“策略”“模式”）的倾向；近又出现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时减弱教师主导作用的现象。所有这些，让他不安与不解。而粗制滥造的教辅材料源源不断进入学生书包的现象又让他深为忧虑。他深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他担心，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了，学习却趋于被动，尽管有教辅材料的代劳，但教师的负担没有减轻，而且，久而久之，可能都不会出习题了。
他是不是成了“杞人”？我不了解教育界的情况，不敢妄加评断；但我获悉，他曾在多所学校、多种场合，或听课评点，或作讲座阐述，从中，我深切感受到了一位老教师对语文教育事业的一往情深。
编撰书稿，是他生平所从事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草庐磨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一书的附录中，他开列了21种他所编撰的正式出版的书目（其中四种是与人合编的）。但据我了解，这只是一部分，截至最近，几近百种；还有许多未正式出版的书刊。他还参与几种大型工具书（如《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中学教学全书·语文卷》等）的编撰。由他具体编撰的《中学文言实词手册》，发行量达60多万册，还出过修订本。
他编的第一本书是《毛主席诗词注析汇编》。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学校师生大多数在打“派”仗，一部分在家“逍遥”。老师们的处境与运动开始时相比稍稍宽松了些。他觉得可以做些事了。于是想到了编这本书，只有编读毛主席作品，既可堂而皇之，又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这本书前后耗时一年多才编成，可惜只印了上百册供校内教师参阅与校际交流，未能正式出版。虽未正式出版，但为他今后的编书奠定了基础。
他编的第二本书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属文艺通讯类），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由五家出版社合并而成）特约的，于1976年4月出版。1977年春节过后，他又受该社特约，与一名作家一起，赴江西组编《红日照征程》一书，这是“文革”结束该社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后来还出了修订本。1979年他被借调至上海市教育局教学处工作，在协助徐振维老师开展全市中学语文教研之余，受徐老师委托，编了一本《上海市初中补充教材·语文》。该书第一次就印了355000册，后多次重印。接下去，又编了《上海市高中文学作品读本》，也多次重印。
1987年开始，他奉调专职编撰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H版）。他在徐振维主编领导下，倾心倾力，不辞劳苦。教材组几经调正，而他自始而终，前后达10年之久。后阶段由于副主编调离，初中组的工作，尤其是4个年级8册教材的修订，实际上由他负责。
这10年，他几乎没有一个休假日，极少有机会外出旅游，好多个除夕，他甚至还在赶回松江的路上。为校阅，他双目失明过，又曾两次晕倒。他开始患有胃病、高血压等。对这些，他不在乎，也不后悔。唯一让他有点失落而感慨的，是他所喜欢的文学创作无暇顾及。“每天清晨从远郊乘坐头班车赶来市区。多次看到他在僻静的马路上独自疾走。有时，我会遐想联翩，每到新学年开始，莘莘学子们捧着那些新书时，会不会想到有多少这样辛勤的教师曾为他们撒下希望的汗珠！只是这个时期，他个人的文学创作明显减少了。”（周嘉俊《小城人的风格》）
1965年6月28日，《文汇报·笔会》用大半版面刊发了他的散文《民兵图》。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他出的第一本书是记述中国著名小学语文教育家袁瑢教育生涯的《崇高的岗位》。“我作为该社教育编辑室的特约编辑，刚编写完一部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书稿。待核完20多万字的清样，我几乎马不停蹄，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采访。”（《想起了对袁瑢的采访》）而今，几十年过去，他已积有累累成果。2012年7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春荣文稿》。凡十卷，含《唐人100名句赏析》《初吻人生》《流光碎片》《草庐磨墨》等书稿近20种。其中有几种是与学生等合作的。涉及古诗文评注、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论文等多种样式。这是他一生创作的结晶；编辑这部文稿，也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件大事。
他的这些书稿，一部分是业余时间撰写的；一部分是退休后创作的，“不用扬鞭自奋蹄”，他要在晚年趁脑子、精力尚可时，实现在编教材时无暇实现的夙愿。
宫清三先生有一段关于吴老师散文创作的抒情评述：“（他）用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捕捉校园中的真、善、美，采撷大自然中的精、气、神。同学之间的一支钢笔，村姑头上的一朵野花，岩峡缝中的一滴水珠，在他笔下，都能化出洋洋洒洒的如流文思，鲜鲜光光的似彩云霞。”（五卷本《吴春荣文集·总序》）
他与竹林老师有着几十年真诚的交往。竹林曾为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握笔作序。在序文《大爱无痕》中，她说：“这《小镇上的爱》，也是从吴老师血管里流出来的血，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哗，却溢满了浓浓的、真挚的情与爱。我虽然没有做过教师，但我理解并尊崇这种至纯至美的人类之爱。”在《云间柳如是·序》中，她说：“平心而论，我阅读长篇是比较挑剔的。尤其是当下的许多长篇，不管它们的名气有多大、被炒得多红火，能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实在凤毛麟角。而这部《云间柳如是》，却给了我阅读的愉悦与美感；柳如是这位蕙心兰质、性格正直坚强、追求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在我的心中久久不能拂去。”
他早在20世纪就参加了中国作协，在人事关系一直在松江的人里，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国作家。
在语言风格上，他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及小说创作，呈现出质朴、简洁的走向。他践行前辈作家“真诚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的理念。对此，我本人就深有体味。他曾多次用孙犁的话教导我：“我写文章从来不选择华丽的词，如果光选择华丽的词，就过犹不及。炉火纯青，就是去掉烟气，只有火。”他说：“质朴也是一种美。”
吴老师家有两间屋子被打通了用来放书。最近，在通往书房的走道中，他又做了个大书橱。我曾经问他共拥有多少书，他告诉我，没有统计过，大概不下万册。
他所藏的书，大致分四类，一是古籍，二是史书，三是中外现代文学名著，四是辞典等工具书。他虽有少量较珍贵的版本，但并不特别注重版本，而是注重书的作者及出版单位。
“文革”中，他所购的千余册书，“大概有二十几本书，怕遭来祸害，来了个焚尸灭迹，到乡下作柴火用，烧开了一小锅水；绝大部分被勒令上交；有些古典文学作品，不甘心上交，就捆成两大包，先寄放在一位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家里，后这位队长也受批斗，让我赶紧将书转移，我就在一个深夜，将它们藏到了一学生家的阁楼上，后来被他家的孩子在与小朋友捉迷藏时发现，部分被折成方‘豆腐干’玩，部分被一邻居用几根棒头糖换了拿走，终于全‘军’覆没。”（《吴春荣文稿·总编后记》）
在60岁前，他所购的书，大半是选本。之后，他所购的则基本上是全集类书。年届80，他仍然在购书；有些古籍已经买不到，他就托人到大图书馆不惜工本复印。
仅此一斑，就可见他对书的钟爱。
五
在“文革”中，吴老师曾研习过古典诗词格律，但他平时很少创作诗词。在年届80时，有一首七绝《夕阳芳草——80初度述怀》：
行运万程将作已，
草芳相伴送西归。
一生好景当须记，
最是晚年这等陪。
“这等陪”之“芳草”，当是他的学生吧。
在他的整个教育生涯中，学生无数。
他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教师在学校任教过的学生；另一类是，作为作家在业余与退休后辅导、培训过的文学爱好者，这类或曰弟子。
担任过松江教育局党委书记、松江二中校长的离休干部朱献成曾为他的教育随笔集《草庐磨墨》作序（序题为《教师·编者·作家》），其中说：“作为一位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老教师，我以为，吴春荣同志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首先，他在松江二中工作期间，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而帮助学生为今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当年就是吴春荣同志班上的学生……其次，他在松江县教师进修学校及电大工作期间，曾排除种种干扰，顶住种种压力，组办了一些班，其中包括两个借助高校力量组办的中文本科班，一个是华东师大的中文函授班，一个是上海师大的专升本中文班。两个班毕业人数达160多人。现今许多学校的领导人，乃至区里各部委办局的许多主要干部，都或毕业于前个班，或毕业于后一个班。当年，他们因此得以有系统学习的机会。第三，他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则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朱献成的这段话，对吴老师大半生的工作作了很好的总结。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工作可以归结到一点：培养学生，培养人才。
作为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一位业余作家，在他的学生中，除了像李君如这样的高干与学者，自然不乏作家及文学上有一定成就者。
在中篇小说集《梦回校园·后记》中，他有这样一段文字：“大约在1973年，我被回家探亲的一位军人邀去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农村。这位军人早先是我刚踏上教育工作岗位时的学生，其时正在西藏吉隆边防站工作。傍晚，在他家屋前的场地上，在美丽晚霞的映照下，我听他讲边防地区的风土人情、斗争生活。我被他生动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决定与他合作一篇小说。我先写第一稿，他提了一些意见，我再写第二稿，前后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把近万字的稿子寄了出去。当时正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部工作的谢泉铭同志看了后很重视……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一口气读完了稿子，认为是最近一个时期来收到的稿子中基础最好的一篇，决定不惜版面刊发。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让我们再改一稿。稿子最后取名为《边防线上》，并很快打出校样。”与学生合作书稿，是吴老师培养学生的一条途径，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名学生后来出版了第一本集子。可惜由于“十年国乱，十年家乱”（给吴老师信中语），未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每每忆及，他总为之惋惜不已。
我有幸忝为他的弟子。在一篇随笔中，我曾回忆他对我的辅导：一是推荐文质兼美的作品让我认真阅读。他还鼓励我观察自然与社会，说这也是一种阅读。二是辅导我写作。一度我曾追求语言的华丽而忽视表达的准确性。他引用陆机《文赋》里的话，开导我意要称物、文要逮意。后阶段，他对语言表达提出了简洁、纯净的要求。“语言的质朴、纯净，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修养。”他如是说。三是让我与他合作书稿（就像那位军人）。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子曰，为政以德；其实不仅为政，育人也应以德为先。在后期对学生的辅导中，他更重视为文中的为人修养。他常说，德与才，一若树之根，一若树之枝，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一若河之源，一若河之流，只有源远，才能流长。
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