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晋平
多年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史资料园地的耕耘，征集和发表了大量富有人文史料价值的“三亲”文稿，《春秋周刊》也因此而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文史名刊。最近，周刊编辑部对已经该刊发表的文稿进行整理，并选其优秀、辑其菁华，冠以“春秋集萃”之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我作为一名职业文史工作者，也作为《人民政协报》的原任老总编，闻之甚喜，深以为这是政协文史工作领域的一件盛事。在“春秋集萃”这套系列丛书中，《抗战忆事》和《文史观澜》两辑先行面世，我先睹为快，欣然作序，以襄其盛举，并借此机会有感而发地说几句话。
其一，纵览两辑书目，第一感觉就是刊载文章的时间跨度大，所涉事件与人物多，作者五湖四海，角度见解不同。为什么要把这些看似零散、有些甚至彼此互不搭界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呢？原因就在于，所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各界人士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直接记述，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三亲”是它们共有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其二，征集和出版这样一批个人撰写的反映个人一隅之见、一得之说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呢？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不小。说到文史资料的价值，人们通常有两个视角：一是说它的史学意义。文史资料不是史书，不是档案资料，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直接记述作者亲身经历或见闻的史料，是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界别的人站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看问题并把它记述下来的人文资料。文史资料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在“广征博集”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多说并存”，来见证历史。因此，它可以起到“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另一个视角是说它的社会意义。正如贾庆林同志所说，文史资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具体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拼搏、奋斗的历程，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伟大意义。因此，它可以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读者会从这套系列丛书中感受很多。
其三，个人文章各说各话，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呢？这的确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因为真实性是文史资料全部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任何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生活，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一定个人或一定人群的产物。文史资料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党派团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作为个人，他们都有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看问题的具体立场和方法，因而任何一篇具体的文史资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自己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印记，难免会有视野或角度上的某些局限性，也难免会有某些记忆上的偏差。所以，尽管我们要求每一篇文史资料都要如实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在征集到的各种文史资料中存在某些局限、某些失准、某些偏见、甚至某些虚构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说，文史资料的真实性，不能只依靠史料撰写者的个人觉悟和征集人的主观愿望来保证。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三条：一是广征博集，多说并存，对各种相近或相异的表述加以比较和鉴别，从中获取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多说并存”是保障文史资料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二是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史料、分析史料。三是对待具体问题还必须进行认真的核实查证、去伪存真。说到底，个别史料只能为人们提供参考，而不能作为定论的依据。只有将若干个别史料汇集在一起进行相互比较和印证时，个别史料的价值及其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其四，57年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开创了人民政协的史料征集工作，并亲自为人民政协征集的这种“三亲”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政协文史工作历经风雨，硕果累累，先后征集了8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文稿，编辑出版了5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图书，各级政协共有3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过文史资料工作。文史资料作为一项最具政协和统战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越来越深入社会、走近群众，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文史资料出版物从“养在深闺人不知”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现在，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大潮，又进一步为文史资料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开辟了新的天地。文史资料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当代人写当代事，一代人写一代事，而不能隔代相求。很多重要的史料抓一抓就可以留下来，松一松就可能永远失去。因此，文史资料是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抓紧征集的。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是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用心努力，接好周恩来同志亲自开创的文史资料事业接力棒，并将它顺利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当为《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的作为喝彩。
2016年3月
（序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