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笑着，畅快地笑着，又疾步向图书馆奔去。然而很快又折向自修室，我突然想起晚上要召开大炼钢铁总结会议。
会议由王德明主持讲了开场白，而后让我作全面的总结。我的发言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虽然没有炼出合格的钢铁，但是毕竟参加了中外旷古未有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身体力行，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了心力；二是同学们不怕苦不怕累奋战近二十天，炼红了心，增强了意志毅力和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由此顺便表扬了陈笃修、史智明、柳风、罗绮纹等八位同学）；三是之所以没有炼出合格的钢铁责任在我，因为本人既不懂技术而又缺乏领导能力……
“恐怕不在于懂不懂技术而主要的是懂不懂政治的问题。”我的总结还没结束，常思红就抢过话头迫不及待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向我发起了攻势。他不看我而看着王德明然后面向大家，“德明同志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又是班主席，尊重了他的领导了吗？在有些人的眼里党员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自己才是唯一的领导。而要不要党的领导是一个最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毛主席说我们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二十天中开过几次群众大会？我们随时都在讲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什么时候征求过我们团支部的意见？向团支部请示汇报依靠过团组织的领导吗？目无党的领导，目无团组织，目无群众，高傲自大，独断专行，只说技术不讲政治挂帅，能不出问题吗？德明同志你说是不是这样？”
他的眼睛又回到了“唯一的党员”的脸上。
“好，好，大家都说说。”王德明梗着脖子左右望望直点头。
杨玉林等三位同学积极表态支持常思红对我的攻击。
没有料到的是副班主席肖天翔的发言，像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这位前公安员，一改在嘻笑中幽默讽刺人的说话风格，他涨红了脸，镜片后鼓鼓的眼珠子冒着火光，嗓子像金属弹片般发出响亮的声音。他庄重而气恼地喊道：
“我们说话要讲公道，公道！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试问，在大炼钢铁中，有谁像青崖那样几天几夜不睡觉，你，还是我，还是别的哪位干部？作为厂长，我认为他是负责任的。什么是尊重党的领导？并不就是尊重某一个人，而是要尊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什么是依靠组织？并不是时时事事都要请示组织请领导直接出面，那还要这个厂长干什么？
在肖天翔反问、停顿的间隙，“阿弥陀佛”钟学成笑嘻嘻地接过去不紧不慢地说：
“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能谈技术？”肖天翔继续他的慷慨陈辞，“由此我要指出，在这方面余志工是有责任的。作为厂长青崖是管全面的；作为炉长他余志工则应坚守炉前，随时研究处理冶炼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可我听到好些同学反映，他经常不在炉前，他披着一件短大衣往往不知去向，有人几次看到他在宿舍撅起屁股睡大觉……”
“就是。”
“就是嘛！”
“他那架式比厂长还要厂长。”
“不，他披着短袄走来走去，更像一个下乡蹓田坎的公社干部。”
“哈……”
七嘴八舌。风向的突变可能是常思红们没有料到的，正如我没有料到他们借总结大会向我发起突然袭击。肖天翔、钟学成的横炮把会场炸得稀里哗啦，打乱了突袭者的阵脚。常思红举起两臂向下压了几压没能压住群众的喧哗，就神色张皇地面向“唯一的党员”求助。
“好了，好了！安静，安静！”王德明高声地招呼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是总结工作，还是就事论事的好，不要过多地指责和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我要强调地指出，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不能不突出政治；是群众运动，不能不依靠组织和群众的力量。谁忘记这两点谁就会犯大错误。散会！”
看来，不仅是常思红，我把王德明也得罪了——作为党员，他真认为我忽视了党的领导、忽视了政治，还是因为鞋的缘故他也怀疑我与柳风有什么关系？谁都看得出来，他对柳风是“一往情深”啊。
正当大家纷纷起立就要离去的时候，一直在角落里同汪玲玲声音忽大忽小地说笑逗乐的吴其华，嘻笑着阴阳怪气地大声喊道：
“嗨！总结这就完了？还有一桩传为美谈的事没总结出来呢。”
大家一时堕入云里雾中。
“什么事？”
“你们都忘了？”吴其华卖个关子顿一顿说，“就是有人送给青厂长穿的那双绣花鞋呀，这种团结友爱精神还没有总结出来嘛……”
“吴其华！”罗绮纹立即打断他，“什么绣花鞋？明明是运动鞋，而且早就物归原主了，你还要编排些什么呀！”
“好，好，算我多嘴，算我多事……”
吴其华一边应付一边嘻笑着钻进人群拉拉汪玲玲往外走去……
走出会场不想就回宿舍，我独自在花径中徘徊。仰首望天，月影模糊，俯身视地，花荫迷离，而我的心底却是格外明亮。我清楚地意识到，常、王在会上的发难，意在消除我在炼钢中的影响，掩盖他们自己的无所作为，打击我，巩固他们在班上的地位，其用心是可鄙的；但所言事实并非完全捏造，且所论道理也都合乎潮流……
常思红的用心也太险恶了。
肖天翔、钟学成为我辩护，而我当众能为自己辩护吗？
面对在寒雾中一丛丛花叶凋零、本坚如铁的海棠久久站立，我逐渐冷静下来。韩愈说不要“责于人者重以周，责于己者轻以约”，还是好好反省自己吧。
进巴师第一年我的印象：常思红那时的暴眼突嘴还不像后来这样让人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他为人严谨，才蜕下初中娃儿的皮即已老成持重，上课、自习、出操、集体活动，从不迟到缺席。做清洁、参加学校农场劳动干劲十足，勤快——我感到作为农家子弟这是他又一优点。热情，礼貌周全，见到班主任和团干部，远远地他都会趋前致意。这时，他的肿眼泡眯成一条缝，暴突的眼球大半都不见了；嘴巴咧得很开，相应的那尖长的喙也就缩进去了——面对如此热忱示好的同学，你不能不为之动情啊。“书记，你的社会工作繁重，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做吧！”他总是抢过团支部书记手上的扫帚，一边说一边挥动起来，即使被灰尘呛得干咳不止也不停歇。为此，团支部书记曾几次对我这个支部宣传委员说：“常思红是个好同志，要多宣传他。”第二学期支部调整，支委被挤掉一个，常思红成了组织委员。从此常见他与人个别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并积极发展组织——作为介绍人，一学期中他就介绍了4位同学入团。他启发团员的政治觉悟，大讲阶级路线，于是一些团员对支部书记就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他父亲虽是中农成分，但毕竟当过“袍哥”的“老幺”啊！之后支部大会改选，支部书记被降为宣传委员。不过这对常思红来说还不算理想，因为他本人得票也不够多，暂时还不得不屈尊在原来的地位；而我却侥幸被选为支部书记，同时担任了校团委委员——因为我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家庭，而这是他更不愿意更不能够接受的。
一次，我返回食堂去拿遗忘在餐桌上的一本课外读物，在门口就见常思红端着碗在全食堂窜来窜去收集那些残留的肉食，而后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翻看我那本卢梭的《爱弥尔》。我感到恶心，又不便进去。“这是你的书吧！”也许没有意识到刚才我见过他“打游击”的情形，他走出食堂把书送给我时竟若无其事，而一个臭嗝从那咧开的嘴里冲出来令我几欲呕吐，他也未现出丝毫的难堪，反而指点着我的书不阴不阳地说：“这西方人写的书都发‘黄’了……”那半眯着的泡泡眼里意味深长。看来他已开始打我的主意了。常思红像对前团支书在人前人后派我的不是自不必说，不时听同学反映，他还爱偷偷地翻检别人的抽屉、书本、笔记本，探头探脑，行为鬼祟，不那么正派……
一天，他左手捂住左脸，气极败坏地来找我：
“你了解吴济民写的那些反动诗文吗？你是学校语文课外学习组的组长，他是成员……”
吴济民学习好，出身不好而又倔强清高。他瞧常思红不上眼，而却愿意同我交流，他写了什么东西我自然知道，虽然也流露出了一些牢骚，但同“反动”二字却怎么也沾不上边。不过在这敏感时期我不能与常思红正面理论，于是我含糊其词地反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检查他的笔记本，刚刚翻看，他就来了，夺过去，二话不说，起手就扇我一耳刮子。还骂我……”他不说骂他什么，却放下左手，现出左脸，“你看，你看！”
啊！这吴济民的脾气也太毛了，手也太重了——常思红原本黄皮包骨塌陷下去的脸，左边竟高高冒出一大块红肉，而且红肉上还现出五道乌迹……这，叫我怎么说呢？我不愿直说吴济民打人不对，更不能说常思红没经别人同意偷偷摸摸查看别人写的东西，那是不道德的——万一他是受人指使呢？这种勾当，现在而今不是没有。因此，我不能深谈，授人以柄——虽然我对他这种不学无术而又自视政治进步、拉大旗作虎皮借党团组织以压人的假革命一向很反感，对他这种用心险恶、处心积虑、鼠窃狗偷，用卑鄙的手段去害人更是深恶痛绝——我只能做“和事佬”，我不想吴济民遭遇麻烦。
“吴济民太毛太倔，你是知道的。”我说，“我去劝他给你道歉，好不好？”
“我们要揭发他写反动诗文！”
“……”我本想说不要随便给人扣政治帽子但是强忍住了，我劝他，“能不能念在同学两年的情分上……”
“不行！你不揭发我揭发！”他歇斯底里地打断我的话，转身就离我而去。
这是一条乱咬人的狗！我决不能让吴济民无辜受害……
我劝吴济民立即去给常思红道歉，同时叮嘱他最好把写的那些东西处理了。并说，现在的事难以理喻，你读过流沙河的《草木篇》和刘绍棠的那些作品吧……咳！
可吴济民太过倔强，他没有听从我的忠告。幸而学校领导对常思红的检举不以为然，他暂时无事。但是正如民间所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半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结束、我们毕业前夕，吴济民还是被抓了。
吴济民比我年长三岁，这个个性特强的同学，在“鸣放”中相对平时而言还算谨慎。一张大字报没写，他的发言对党和国家大事也只字不提；但他对常某“骄横霸道，胡作非为”的批评，其言辞是过分激烈以至尖酸刻薄了。他说：“我们痛恨国民党的特务，可是个别团干部目无法纪，秘密监视，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为什么也用卑鄙龌龊的特务手段整治自己的同学呢？”坐镇学校搞运动的工作组长魏惠民是团县委副书记，对吴济民“恶毒攻击团组织”已十分反感，加上常思红一次二次向他递材料，逼着吴济民交出平时写的诗文，吴济民被划为“四类”学生已成定论；而常思红仍不松手，又拉扯上几个所谓的“落后学生”进去，编造了一个“以吴济民为首的反动小集团”，于是吴济民就更在劫难逃了。二十年后，头发半白、锐气全失的吴济民从劳改农场出来，对我说起那段往事时，唏嘘不已……
但常思红对我的进攻未完全凑效；虽然我的“政治问题”，用那时“不成文法”的尺度衡量，远比吴济民的要严重得多。
我们班的“鸣放”由我主持。之前，工作组长、团县委魏副书记魏惠民曾召集全校团干部开会，动员我们带头发言，而且强调，不要说日常生活、学习、思想小事，要对党和国家大事发表意见。
因此，我“鸣放”的中心是关于“统购统销过头”的大事情。
我家在乡镇上，周围都是农村。每当寒暑假我从学校回到故里，都会看到有农民在街上拾烂菜叶；赶集来家歇脚寄放背篓的乡亲总说粮食不够吃，有的甚至于挖野菜剐树皮充饥。问题是国家从农民那里要的粮食太多了，农民既要纳公粮又要交过量的征购粮，余下的粮食不足一年口粮的三分之二乃至于一半，怎么不闹饥荒呢？为此红岩乡还发生过暴动，有的乡、社干部都参加了，这情景长久留在我年轻易感的心中，有时吃饭时也会想起。
在陈述这些事实时，想起农民的艰难生活和暴动中死伤人的情境，我忍不住眼泪直淌。一时冲动，我又在教学大楼过道里贴出一张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要求党和政府减少对农民的统购，让农民吃饱饭……
影响大了。
我仍高烧未退，头脑昏热，忘记了常思红那双可能随时都在窥视我的暴突眼，在路上遇到我的班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副校长——竟向他提出我报名参加学校的演讲。杨校长铁青着脸压低声音说：“够了！你不能再说再写，更不能去参加什么演讲。否则……明白吗？”见我一脸茫然，他更加严厉，像下命令，“听我的话！”说着快步走了开去。
眼见夕阳疾速沉下远远的群山之后，除了学校后墙顶上还残留着一线亮光，整个校园都暗淡了。我斜倚在篮球架下，周围是那么空旷寂寥。迷惘中我猛然感到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而少不更事又正值高烧昏热的我同时又想：作为共青团员我是响应党的号召啊，会有什么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说过，要“检讨我们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连古代的召公都还“谏厉王止谤”，邹忌都还“讽齐王纳谏”呢，历代的圣贤莫不主张广开言路，改良政治，更不要说我们“为人民谋福利”的“民主政府”了。我为自己辩解：我是热爱党的，我会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一想到我的班主任杨副校长的脸色和对我的严厉警告，不安的情绪像寒雾一样，越来越浓重地罩住了我的心头……
校内校际的演讲会开了一场又一场。
各班的“鸣放”持续不断。
我的心逐渐放了下来。
而后沉寂下来——工作组不知何时撤离了学校。
而后照常上课。
而后叫我组织被保送同学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而后我奉命去县委报到，参加县委检查团，之后又是宣传团，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就在这期间，吴济民被捕了。全校还有13个学生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
我逃过了此劫。
但并非是常思红对我高抬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