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历史进入近代，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所未有的大变局，西方人用它们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此时，一批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式开出了振兴中华的所谓良方：
龚自珍和魏源力主改革弊政，“师夷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向西方人学来了宗教，用这一套东西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发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和变法，提出了一套改良主义的救国纲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强调“中体西用”，兴办洋务企业和组建军队；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主张变法和君主立宪；严复致力于西书的翻译，可谓学术救国；孙中山采用了革命的手段，是这个时期的精英人物的杰出代表，他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建立“兴中会”，成立“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秘密从海外回国筹备起义，先后不下十多次，均告失败。起义的连续失败，丝毫没有动摇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越是失败，反清的决心越坚定。他和他的战友们把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并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这实际上是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革命党领导人物各有分工，孙中山主要在海外联络华侨，筹募巨款以支援革命，黄兴等人受孙中山的委托，于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举行起义，与敌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敌众我寡而再次失败，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终还是胜利了。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军于三天之内占领了武汉三镇，一个月以后，南方12个省脱离了清廷而宣告独立。十月（旧历）底，光复省份增加到17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发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吓得清政府丧魂落魄，急急忙忙派陆军大臣荫昌带领段祺瑞、冯国璋的两镇（镇是军队编制单位，一镇相当于一个师）北洋军开赴南方前线作战。可是，荫昌尽管是清廷的陆军大臣，但他根本无法指挥得了段祺瑞和冯国璋的两镇人马。这并不在于荫昌指挥无方，而真正的原因在于段祺瑞、冯国璋二将并不是他一个荫昌就可以随便指挥得了的。
为什么？这还得引出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
说袁世凯，不能不说“编练新军”；说编练新军，不能不说“小站练兵”；说小站练兵，不能不说“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北洋三杰，不能不说“戊戌变法”；说戊戌变法，不能不说“帝后党争”；说帝后党争，不能不说“光绪被囚”；说光绪被囚，不能不说“袁氏罢官”；说袁氏罢官，不能不说宣统继位；说宣统继位，不能不说兵权移交；说兵权移交，不能不说袁世凯被重新起用；说袁氏被重新起用，不能不说段祺瑞逼清退位……
说来话长，这段话可以上接清廷末期的腐败，下连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说来说去，袁世凯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重要人物，而段祺瑞则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与段祺瑞，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段祺瑞与袁世凯，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袁世凯、段祺瑞以及整个北洋军阀政府，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演绎了一段特殊的政治闹剧。
清王朝到了19世纪中期，既没有了其“入主中原”的风扫残云的锐势，又没有了康熙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昔日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内而文恬武嬉，党争纠葛，财库枯竭，民生凋敝；外而列强纷至沓来，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相继发生。为了苦撑残局，苟延残喘，昏庸、无能、腐败的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人民在超重的经济和政治的重压之下，还要承受着天灾的侵袭。
军队是国家的坚强后盾，而此时的满清军队（八旗军）已经严重地丧失了其原初的生机，没落、蜕化而不堪一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起，但总体说来，他们所创建的武装，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军队的窠臼，以至于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组建一支新军其势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为组建新军，清廷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圻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会同办理。
编练新军是以北方的“定武军”和南方的“自强军”初作实验。
初创定武军，胡燏棻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此人夙以谈洋务而著称，是李鸿章赏识的淮系官僚，历任广西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他在任广西按察使时，就上奏抨击“募兵”制度的腐败。光绪二十年底（1894年年底），胡燏棻即受命于清廷得以在天津马厂编练新军三个营，起名为“定武军”。应该说，这三个营，对于一个大清帝国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三个营就是中国旧式军队向近代化突进的先声，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规模虽小，但军种比较齐全，步兵、骑兵、炮兵，凡可称为有者而一应倶全。胡燏棻初露锋芒，旋即得到清廷的一片喝彩和高度赞扬。人们似乎看到了甲午战后中国走向胜利的曙光，在很短的时间内，胡燏棻得到督办军务处的批准，由三个营扩充为十个营。
由于扩充了兵源，原来在马厂因营房不够用而移兵于天津东南70里地的“小站”，由此引出了我们要说的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袁世凯本不在天津小站，为什么这支新军交由他接管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说一说袁世凯了。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现河南省项城市人，因称袁世凯为袁项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是项城地方名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部、吏部、刑部侍郎，从叔袁保龄为候补道台。袁世凯排行老四，因其胞叔袁保庆无子而将袁世凯过继给他为嗣子。同治五年（1866），袁项城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
要说，这位袁项城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年，他悟性很高，且好强争胜，但性情放荡不羁，颇有“魏晋名士”之遗风。因其悟性高而读书不用功，又因其性情放荡而野性十足。他时常逃学，对于古书则多不屑顾之，反而对于骑射拳术很有兴趣，常以骑马舞剑为乐。家人劝其好好读书以考取功名，他对此则嗤之以鼻，对于八股帖试之类更是反对（说到这个地方，满清末年的废科举，袁世凯非常赞赏并力主之，可能与此有关）。他尽管反对八股文，但在他上学读书时因大势所至而不能不写一些此类文章以应付先生。有一次，先生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文，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由此，少年项城勃勃之雄心、伟伟之大志可窥诸一斑。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气势让一个饱读史书的先生惊骇得是如何情状！如果袁项城的先生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可能会为弟子文章的“目空一切”而吓得惊梦四起！项城不仅为文，而且也写诗，他作诗，并不在意平仄对仗，却可以从中窥测到一股英雄霸气。在他14岁时，登南京雨花台怀古，大概有感于先人们军旅之戎马倥偬，顿生诗兴：“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他后来喜爱兵书，更有豪言壮言出：“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袁项城从八岁起随养父到济南读书，大约在他十五岁时，养父袁保庆病逝于任上，十五岁的英俊少年袁世凯，只好从外地返乡。这样一个有志少年，又有如此的家庭背景，终有用武之地的，但也必须有机遇。对于袁世凯来说，他有这个方面的优势。
同治十三年（1874），袁项城的胞叔袁保恒把他带到了北京，继续他的学业，还是想让他考取一个功名。但由于对读书的兴趣不大，在光绪二年（1876）秋回乡应试中落第不及。胞叔令他随身在河南办理一些公务，有目的地历练他做官的本领。在之后的光绪五年（1879）秋，他再次参加乡试，仍名落孙山。看来，读书中举之路并不适应袁世凯。这样他早年爱军事的特长派上了用场。此时，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个人未来的前途去向之抉择：投笔从戎！
光绪七年（1881），袁世凯来到了山东登州投奔他的养父的一个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取一个帮办文案之职，由此而步入仕途。接下来，22岁的袁世凯随吴部参与朝鲜的“平乱”。事情的起因是：1882年，也即是袁世凯到军营的第二年，与清廷有着“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了“宫廷政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一向受闵妃排斥的重握朝政的大院君李罡应（李煦之父）所围攻，李煦向中国求援。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前往朝鲜平乱，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他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光绪十一年（1885）10月因李鸿章举荐，袁世凯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专员，办理中朝交涉事务。到了1894年，日本在朝鲜加紧挑衅，日朝之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见这种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向国内发电报请求速调回国。
正好在这个时候，清总理衙门希望听取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便奏准将袁世凯召回。他在朝鲜先后经历13年之久。由于他在朝鲜一直从事军务活动，回国后以温处道职务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
应当说，袁世凯的军事才能是有的，而且自小对于军事相当在心，相当爱好，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袁世凯作文赋诗，可知他对于统治大权的用心。可以说，上苍给了他在军事方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使他在朝鲜一待就是十几年，他的独立处事的能力得以锻炼、提高和成熟。而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真的是非常需要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而袁世凯此时也真的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抱负。他回国的当年，正值中日海战，内外臣僚纷纷向清廷上奏章，陈述自己对于练兵良策的高见，迫切要求清廷整顿武备，编练新军。袁世凯决不能放过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及时向盛宣怀等有实力的官僚建议:“公如筹有款，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研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绝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这就是说，袁世凯此时开始向盛宣怀自荐了，他要出任培育新式军队的监督。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等候差使的间隙，抢在清廷议决之前，“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并上书督办军务处，陈述练兵办法等。在这些上书中，应当说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对于编练新军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设想，凡军律、饷制、器械、募兵、教育等均有涉及，可以说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著作。
当时淮系官僚胡燏棻上奏编练新军的许多构想和袁世凯的设想不谋而合，或者是互相发明，对于新军的训练，他们两人的设想都是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势下，才有胡燏棻的马厂练兵。本来是胡燏棻在主持新军操练，这个差事怎么在一年以后落到了袁世凯的肩上呢？我们所说的袁世凯小站练兵要比胡氏的马厂练兵出名得多，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简单说来，一是朝廷内部的原因，一是袁世凯本人的原因。
先说袁世凯本人的原因。袁世凯把他所编写的练新军的有关内容，遍向当朝的要人显贵们广为散发，这样一来，他当然在朝廷中博得一个知兵的好名声，致使朝中的能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向朝廷上奏，说袁世凯“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一个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朝廷委派袁世凯编练新军。这中间，并不排除袁世凯本人在朝中走通一些上层人物的关系，如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这些都是当时在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奕劻是执掌政权的满族亲贵；荣禄是西太后的宠臣，又是军务处的实权派；李鸿藻虽然与李鸿章不合，但他也在物色知兵者。应当说，袁世凯的升迁与李鸿章的提拔不无关系，但在袁世凯看来，他同李鸿藻拉好关系，并不影响他与李鸿章的关系。这样，袁世凯就给李鸿藻致函，反复陈述自己的练兵之道，终于说服了李鸿藻。李鸿藻认为，袁世凯所说非常有道理，其整顿旧军和编练新军的计划和设想有很多可取之处，于是，就把袁世凯奏调至军务处，备为顾问。这就为袁世凯执掌编练新军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台阶。如果说仅有一个台阶就可以直接接管胡氏的定武军了，那是不现实的。这就要说到朝廷内部的原因了。
关于朝廷内部的原因，严格地说，与袁世凯本人的原因是不可分开的。因为袁世凯对于编练新军这一事情是非常在心的。正是因为在心，他当然要寻找时机为自己能够成为新军的掌门人而创造条件。有的时候，有那样的机会，你如果自己不去积极争取的话，说不定还会被别人抢之而去。袁世凯是非常清楚这个道理的，要不，他不可能在此之前上书提出“速建新军”的主张，也不会煞费苦心地编著《练兵要则十三条》等军事书籍。有了这些条件还不行，还必须在朝廷中有人为他说话才行。这就需要运用一些手段去拉关系了。拉关系还得找准对象，袁世凯在这个方面看来运作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他所拉的这些人物可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荣禄，一个是李莲英。荣禄是实权派，他不仅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而且深得恭亲王奕圻的信任；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所宠幸的大太监。正在这个时候，朝廷对于胡燏棻另有重用，调遣他督办津芦铁路。在督办军务处亲王奕圻、奕劻，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等联名奏请下，由光绪帝批准，袁世凯终于成为“小站练兵”的掌门人。
胡燏棻于1894年年底在天津马厂首建“定武军”，后移防小站。一年后，即1895年12月，袁世凯就在举朝上下一派信任的气氛中，胸有成竹地到小站去接管定武军了。接管后，他不用原来“定武军”一名，改为“新建陆军”。由于湘、淮旧将缺乏训练与昏馈无知而导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军队的惨败，这一血的教训令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用新的方法选拔和培养将才的重要性，而欲造就一批具有一定现代军事知识的将才，首要途径就是必须设立各类武备学堂。袁世凯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实施他的培养将才的战略的，在编练新军的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嫡系骨干力量而兴办了不同类型的军事学堂。截至1906年年前，袁世凯先后设立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北洋军官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宪兵学堂、电信信号学队、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等。
在编练新军和办军事学堂的过程中，“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分别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北洋武备学堂为例，它始建于1903年，隶属袁世凯任新军督办的下属教练处，冯国璋以教练处总办兼任该学堂总办，至1906年，冯国璋调任京职，段祺瑞出任学堂督办。在冯国璋、段祺瑞二人的主持下，为北洋军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人才。冯国璋、段祺瑞二人也因此获得三代正一品封典的赏赐和以副都统记名的殊荣。参谋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均隶属于参谋处，由参谋处总办段祺瑞兼任三学堂总办。可见，段祺瑞在北洋新军中的卓越贡献和特殊的地位。
1895—1899年，是袁世凯培育“北洋军阀”的胚胎时期，此时所训军队不过七千多人。经不断扩充，到1905年，发展为北洋陆军六镇（镇相当于现在的师）。六镇中的五镇统率人物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为第三镇统制（师长），王士珍为第四镇统制，冯国璋任职于京（史称龙、虎、豹“北洋三杰”）。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戊戌变法。简单地说，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新派人物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兴起了。在清朝内部两大派系中，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一系支持维新变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系坚决反对变法。反对变法的一派可称为“保守派”，也可称为“顽固派”，该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天津阅兵仪式上，发动政变，废掉光绪皇帝。维新派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急得没有任何办法。此时，维新派的领导人之一谭嗣同因同袁世凯有过交往，他认为袁项城这个人还是可以交朋友的（谭嗣同是一个读书人，他不知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上当了），他又知道袁项城手握兵权，他的行为是可以改写历史的。于是乎，谭先生就把保护光绪皇帝这一“注”全押在袁世凯身上了。他比较天真地去找袁世凯商量这个军国大事了。谭嗣同给袁世凯说的那一番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生所能说的话，他还是用传统的报答皇恩和升官发财这一套很实用的东西以说服袁项城。他给袁世凯说：“报答皇上的国恩，把皇上救出灾难，这就是你立了大功，树了大业；但是，如果想升官发财的话，你可以去告发，这一切全在你。是报答皇恩，还是马上去升官发财，这个主意还是由你自己拿。”（谭嗣同把报答皇恩和升官发财对立起来了，大概没有能打动袁先生的心，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你如果报答了皇恩，也可以照样升官发财，去告发也同样可以升官发财，只是告发这一事比报答皇恩的升官发财更为稳妥而已。袁世凯既然能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何不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路子走呢？）读书人出身的谭嗣同是斗不过袁世凯的。袁世凯当着谭嗣同的面，信誓旦旦，一本正经地赌咒发誓：“你把我袁世凯当成什么人了，你看我像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不要良心的人吗！我一家祖宗三代受国恩深重，我是见钱眼开，见官不要脸的那种人吗？只要有益于皇上和国家，就是拼上我的老命，我也心甘情愿。”袁项城的这一番话，可真的是把一个正人君子的谭嗣同先生给“忽悠”了，谭先生听了袁世凯的话，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到了地上。谭嗣同又给袁世凯说，我们要保光绪皇帝，要不在天津阅兵的仪式上，你就利用你的势力把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给宰掉算了。你听袁项城怎么说：“你说的不就是杀一个荣禄嘛！这事儿很容易，我杀一个荣禄就像是杀掉一条狗，这根本没有难处！”谭嗣同一听，就更放心了，好像是他已经看到维新一派的成功了。谁知道袁世凯说得如此慷慨激昂，第二天他跑到天津，就把这个话告诉了荣禄。我们并不能知道这一夜袁世凯是怎样度过的，但我们可以猜想，袁世凯肯定没有睡好觉，辗转反侧，权衡轻重，他在思考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这两方哪一个势力大，哪一个对于自己的仕途更有用、更有利之类的大问题，思考的结果，思维的天平倾向于后党一派。荣禄从袁世凯那里得到这个消息，马不停蹄地向慈禧太后作了汇报。我们不要看慈禧对待洋人并不是那样的果断和慷慨，但在整治光绪这个问题上可真的像袁世凯所说的“杀一个荣禄像杀一条狗那样容易”，立马把一个当朝皇帝给囚禁起来了。接下来，维新派可就遭了殃，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惨遭杀害。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如何流亡海外的，我们按下不表。且说袁世凯可是为后党一派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当说，从1898年到1908年的十年间，是袁世凯事业有成、飞黄腾达的十年。光绪被囚后不久，荣禄奏请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次年6月（1899），袁项城就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这年年底，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起义。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镇压义和团。
时间又过去了不到两年，慈禧太后要推行所谓“新政”。为配合“新政”，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目的在于求富、求强。说实在话，此时的袁世凯实际上是清廷里一个富于决策和前瞻性的人物。他的这些表现，令慈禧太后和荣禄看到了希望，时间不长，袁世凯又得以晋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紧接着，清廷以“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加袁世凯太子少保衔。
此时袁世凯的实权到底有多大呢？史载，他任直隶总督后，同时身兼清廷八大臣：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此时的老袁已经由原来的上书提议一跃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人物。
但是，有人不会把戊戌变法时光绪被囚的重大事件遗忘掉的，袁世凯后来被罢官的导火索就是从这里引起的：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而死，年仅三岁的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老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中国政坛上统治长达47年的时间——在光绪死后的第二天下午因她的死去而终于落幕了。我们不说光绪帝死的历史悬案，我们也不说光绪死是否与慈禧有直接关联，我们要说的是，就在此中间相差一天的时间里，老慈禧决策小皇帝继位一事，对于重权在握的袁世凯可是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啊！
这个“不利”，当然还得接续着光绪被囚说起。尽管光绪被囚不是袁世凯自己所为，但他无论如何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袁世凯跑到荣禄那里把谭嗣同与他所说的话给荣禄“抖落”一番，能会有慈禧决定囚禁光绪的事情发生吗？谁知事隔十年，是小皇帝溥仪继位，而溥仪的“老爸”正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一是他对于自己儿子继承皇位本身就是战战兢兢的，说老实话，清廷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好日子吗？人们不是传说着这样的话吗，说在小皇帝登基时，这个小皇帝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惊吓得哇哇直哭，他“老爸”在一旁劝哄说：“不哭了！不哭了！快完了，快完了！”二是他怕他的儿子重蹈光绪的覆辙。不想，慈禧很快就随光绪帝而去，作为摄政王，小皇帝的父亲载沣对于袁世凯害其兄弟的旧仇可是要清算的，这也真的应了一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仇到了此时正好已满十年，该报了。
怎么个报法呢？袁世凯对于载沣来说，是杀兄之仇。在载沣看来，必须把袁世凯杀掉而后快，血的仇恨还是用血的代价来偿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袁世凯此时并不是一般人物，他可是清廷的顶梁柱子，此时的清廷还真的离不了袁大人呢！载沣不可能“傻冒”到如此程度，家仇和国恨二者相比，还是国大于家的。但兄弟之情让载沣没有理由不杀老袁。在这种情况下，载沣就去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还是老谋深算的，他认为，时局危急，袁项城在军队中很有影响，他的军权很大，此时清廷的军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中，段祺瑞、冯国璋所率领的军队对于袁世凯说是一个强大的后盾。你如果要杀老袁，如果引起军变，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能对于杀兄之仇不报，可以用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样，张之洞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张之洞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不主张杀袁，而是以一个宽大平稳的办法把袁世凯的权力拿下就行了。同时，奕劻的看法也是这样，他也以军情不稳为虑，力保袁世凯。
其实，袁世凯在小皇帝登基后，立马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时时刻刻小心谨慎，每入紫禁城，都是溜着墙边走，一边走一边时不时地回头张望，看有没有人在后面暗算他。真乃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天还是到来了，一个多月后，朝廷发布了罢黜袁世凯的上谕，且看：“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哎呀，谁让你袁大人在朝中走路老是溜着墙边呢！你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或者干脆硬将起来，你去走他人的路，让他人无路可走！你不要一步三回首嘛，让人家说你患有“足疾”！真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还是回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养疴”去了。你看，袁先生为了证明自己安心在家“隐居”，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在家隐居，于是乎，就拍摄了一些照片，悬于堂上。但看照片：袁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乘一叶小舟，手持钓竿，“徜徉”于河溪之上，大有李太白先生的“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重光。
袁世凯虽身处“江湖之远”，但并未忘记“居庙堂之高”，看似闲云野鹤，实乃养精蓄锐。他把原来在位时的电台架设在家中，北京政坛上的风吹草动，他立马就知道了。段祺瑞等虽军务在身，但并没有忘记时常到彰德走动。
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能远吗？东山再起的时机终于来了。十月十日，武昌的一声炮响，打得腐朽的清王朝措手不及，清廷的湖广总督一帮子大小官员吓得打穿了总督衙门的大墙，仓皇而逃，雄踞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旋即落入革命军的手中。此时的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的两支北洋军到南方去了。
我们已经说过，冯国璋、段祺瑞二军并不是一个荫昌轻易可以指挥得了的。此时，当政者当然想到了袁世凯。
但是，一位垂钓“老翁”，并不是轻易地就出山的。原来上谕令其“养疴”，并没有给袁翁指定一个“养疴”的期限，此时，袁世凯的“病”尚未好转，怎么可以出山呢？你摄政王载沣欲让袁翁出山可以，但总得给他一个可以接受的官衔嘛。为了剿抚事宜，官衔还是给了，此时的“老载”再也不提袁世凯害他兄弟一事了，反而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知道清廷用这个总督之职想让他为清廷卖命，也的确是有点太便宜清廷了。袁世凯并不说这个官小，而是说自己的“脚病”还没有好，不便就职。一方面，清廷不想放给袁世凯更高的官，另一方面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放官与革命，形成一对矛盾。此时，清廷和袁世凯好比是一架天平的两端，一端的分量轻，另一端就把平衡杆压下去，袁世凯是重的一方。无奈之下，载沣只好再做让步，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陆各军。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迫使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这样，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不久，袁世凯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此时可以说清廷的实权全操在袁世凯的手中了。
此时，矛盾的双方与其说是清廷与革命军，不如说是袁世凯与孙中山。袁世凯审时度势，下决心让清廷交出政权，同时要把孙中山在南京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弄到手。一方面，他对于革命军既打又拉，要挟清政府交出政权，另一方面，主动提出与孙中山议和。孙中山认为，只要把清帝赶下台，实现共和政体，自己可以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孙中山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袁世凯心中的底数有了，在以冯国璋、段祺瑞等高级将领为坚强后盾的强大攻势下，隆裕太后万般无奈，最终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
孙中山履行诺言，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1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中间，由于袁世凯不愿意到南方任职，又生出许多事端，一直到3月10日，孙中山再次做出让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南北统一。
我们在这里讲这一段历史，无非是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但是，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最终让袁世凯坐上了。从此开启了中国近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史称“北洋政府”时期（或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段十几年的历史中，它好比一个大戏台，在这个大戏台上，有众多人物登场，大总统、总理、总长、议长、洪宪皇帝、执政，等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本书之主人公——段祺瑞不失这一历史时期的核心人物。段祺瑞之所以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核心人物，无非是他在袁世凯发迹于小站练兵时是“北洋三杰”之一，戏称“北洋之虎”。“逼清帝退位”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七任陆军总长，“三造共和”和六任国务总理（含代理、国务卿），一任临时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