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段祺瑞年谱》所载：段祺瑞虚岁十七岁时，即清光绪七年，到山东威海随堂叔从军；到清光绪十年，段祺瑞虚岁二十岁，“是年同邑李文忠公鸿章创办武备学堂于天津，公报考，取列前茅，遂辞哨书，入堂肄业，学习炮科”。[1]
天津武备学堂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开端，换言之，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化的军事院校。它的创办人是段祺瑞的“同邑”——满清大臣李鸿章。人们也曾习惯称李鸿章为“李合肥”，段祺瑞为“段合肥”，就是说李鸿章和段祺瑞都是合肥人，故而史书称其“同邑”。历史上，合肥这个地方是个“大政治天才库”，这个地方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2]我们不是唯地域论者，更不是风水先生，应当说，在中国的版图上，出大政治家的并不仅限于安徽合肥，但是，毋庸讳言，安徽的确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要说某地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也未必正确，但中华民族乃千秋礼仪之邦，人们对于同邑、同乡都是认同的，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就是同乡人有着相同的情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见到有的写段祺瑞的书中说，后来段祺瑞能够在政治仕途上大展宏图，多亏了他的老乡李鸿章的帮忙。我们的看法是，此话是对的，但也是不完全对的。我们之所以说这个话有“不完全对”的一面，无非是说，一个人仅有他人的提携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重要的则在于自己的本事和能量。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古人已经说过，必居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段祺瑞应该说此时能够成为天津武备学堂的一名高材生，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都是起了作用的。
先说天时。关于天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时势造英雄。它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中国社会进入近代，那是一个几千年所未遇到的大变局。中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过无数次的战争，但在进入近代以前，人们作战所用的武器并没有枪炮之类的东西，一般都是“人海大战”。我们可以设想，元朝能够问鼎中原，在于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擅长“胡服骑射”，这是蒙古族显然优于汉族的地方；满族能够入主中原，也在于它们的游牧优势。大清帝国自有其不同寻常的军队——八旗军。努尔哈赤建金（1616年），靠的就是他的八旗军队，皇太极敢于对明王朝用兵，靠的也是他的八旗军（关于八旗军制，下文另有解说）。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清入主中原后，没有了战争，它的八旗军长期处于“休息”的状态，慢慢地，这支军队就失去了它昔日的威风。反正大清已经入主中原了，他们认为得了天下，可以“枪刀入库，马放南山”了。入主中原后，中华民族得以空前的大统一，就连洋人们也对大清帝国不敢小觑。这样一来，“夜郎自大”的劣根性逐渐滋生，西方资本主义的日显强大，终有一天，我们的国门会被洋人们的洋枪洋炮撞开。在这个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学习他们的教育、学习他们的经济、学习他们的科技、学习他们的政治，等等。总之，一句话，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洋务运动”的兴起绝非偶然。办洋务，办企业，造枪炮，顺应了历史潮流。兴建于汉阳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工厂，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此时，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武备学堂，把中国军队建设推向了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军事的近代化，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也就是中国军事、中国军事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可以说，李鸿章是中国军事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推动者。
天津武备学堂当然是一所学习军事现代化的新式学校。它的规制大体模仿西洋陆军学堂，同时聘用德国人为教官。教学的内容有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有炮台、营垒，有演习马队、步队、炮军行军布阵诸法。从这些学科看，这里边不仅有西洋军事方面的内容，也有中国教育的原有内容，像“致知”学，这仍然是中国旧式教育中的内容。不过，这是我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那个时候，向西方学习，在思想界还存在着争论。有“全盘西化”一派，这一派学者认为，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把中国的一切旧式内容来一个彻头彻尾的改造不可。有这种主张，当然也有反对派出来维护中国固有的教育体制，那就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的主张。这种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样，就自然又产生了一个折中派的主张，该派的主张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为基本（体），参照西洋人的东西，把它们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用）。应当说，这一派的主张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毕竟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老之国，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它们对我们有用的先进科技，但作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丢。
总之，段祺瑞是幸运的，他能够进入这种学校读书，这为他今后的军政生涯奠定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天时”条件。
再说地利。地利也可以说是“地之时者也”。天时是“时”，地利是“空”，二者结合，无非是讲“时空”，即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根据当时李合肥的设计，天津武备学堂的生源由“淮军”各营选派。我们知道，淮军就是李鸿章所组织的以安徽籍军人为主要力量的一支军队。大清帝国的军队是以八旗为主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子弟所组成的大清军队此时已经蜕变了，它已经失去了大清入主中原时的那种锐气，变得不堪一击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此处追溯一下清朝军队的历史。
八旗军是清朝入关前的军队。“八旗制始建于满洲的户口编制之上。后来发展成为包括军、政、财、经等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清朝开国者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以后，随着征服各部落战争的顺利进行，队伍日益扩大；但当时尚无一定的军事编制。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将部众每三百人编一牛录，并设牛录额真统其众。牛录正式成为满洲兵民组织的基本单位。五牛录组成一甲喇，五甲喇组成一固山，当时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识成立四固山，即四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统一了除叶赫部外的女真各部族，汉、蒙各族也多有降附，人口增多，原有四旗已难于统摄，于是在黄白蓝三色旗外边镶红边，红旗外边镶白边，增编了四个镶旗，与原有的四个整旗，合称为八旗。”[3]应当说，八旗军在开始时是不可小觑的，满清就是凭着这支强悍的军队战胜了大明的军队并取而代之，但是，遗憾的是，到了清康熙年间，在削“三藩”[4]的战争中，八旗军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它们的作战能力。
事实上，在清入关后，清统治者除了它们原有的八旗军外，又创建了“绿营军”。“绿营，是清朝按照明代军制改编和新招募的汉人部队。入关后始建各省营制。它用绿旗，故称绿营兵或绿旗兵。它分布于北京和各省，按标、协、营、汛编组，有马、步、水师等兵种。它在平三藩中取代八旗兵的冲锋陷阵地位；但为时不久，绿营兵也腐败了。从雍正八年（1730）以后，清王朝只好随事去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兵已形同虚设，腐败情状，日甚一日。到鸦片战争时，已经是‘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了。而至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前，则‘将帅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平时根本没有训练，腐败到了极点。太平天国是败于湘军、淮军而不是绿营。”[5]
这就说到了“湘军”和“淮军”了。19世纪50年代，清廷曾任命湖南等十省在籍大官僚四十余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在其原籍招募“乡勇”以办团练。这时，清大臣曾国藩正值母丧在湖南家乡奔丧，被咸丰帝任命为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事务大臣，所创建的军队称为“湘军”。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所办湖南团练是成功的，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军的战争中是顶用的。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命令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安徽原籍去举办团练，另募一支军队，这就是“淮军”。段祺瑞的爷爷段佩（韫山公）就是在淮军中的一支铭军（淮军悍将刘铭传）三营任统领的。本书在前文中说到少年段祺瑞跟随爷爷从军读书，就是从这个地方说起的。史料证明，李合肥所办的淮军也是成就卓著的。
天津武备学堂既然是李鸿章创办的，他当然要从他的嫡系部队——淮军中选拔人才。此时的青年段祺瑞已经在其堂叔的军营里干了几年“哨书”了，他的这个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对于段祺瑞而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利”要素！
后说人和。简单地说，人和就是人的要素，就是“关键在人”的意思。人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在事关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占了天时和地利两大方面的势力，但是，就是人的关系问题没有处理好，照样失去了时机。在段祺瑞报考天津武备学堂一事中，前面所说的两大势力他已经具备了，“人和”的问题他当然也是具备的。这可以从两点说，一是有段祺瑞的堂叔在上，他是段祺瑞所在军营的一名营级管带，具备了人事协调方面的优势，二是段祺瑞本人的天资聪颖和军人之气质。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倶备，青年段祺瑞能够在报考天津武备学堂中脱颖而出。据史料，李鸿章决定办天津武备学堂，开初所招学员只有100名，我们可知，就是当时的淮军，其兵士的数量也远在数万人之上[6]，为什么段祺瑞能在此区区百人之中脱颖而出呢？他不仅在此百名学员中占居其一，而且在考试成绩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在此的评价，段祺瑞具备从军的资质条件，同时，他必定能成就大事。
请看这一段文字：
进入学堂后，段祺瑞一改在私塾时的松散习惯，发奋进取，非常用功，加之他生性好强，成绩非常突出。他入学堂前已当过三年兵，对军事训练、枪炮操作很在行，考试总是得“优”，开始初露锋芒。
命运之神似乎对段祺瑞有特殊的偏爱。一天，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到武备学堂视事，为此，学堂专门进行了一次马、步、炮、工程各科综合演练。
天有不测风云，上午，马、步兵科演练时，天气还很好，可到下午，炮兵科演练尚未开始，天空已出现乌云，很快下起了小雨。海面上的风也逐渐增级，海浪翻滚。当天，炮兵演练的内容是打海面活动靶。本来，这项练习难度就很大，浊浪中的浮靶像跳舞一样在海面上漂来摆去，摇摆不定，而且，海风似乎越来越烈。如果在平时，演练就会被取消，可今天李大人亲自驾到，教习们心里毫无把握，学员们更是面面相覷。
犹豫了很久，教练处的陈管带只好怯怯地挪到李鸿章面前跪见，十分婉转地表示了为难之处，希望李大人能开恩，同意延期举行。此时，已在山顶临时搭起的观望台上就座的李鸿章兴致正浓，手中拿着望远镜正遥望着海面随风飘舞的一个浮靶，听到陈管带的请求，心中很是不快，连看都没看陈管带一眼，只是不耐烦地说：“区区小雨嘛，何足挂齿！”
陈管带颇为为难，还想说什么，李鸿章摆摆手说：“开始吧！”
陈管带万般无奈地退了下来，李大人，演练只好进行。
第一炮没打中，李鸿章很觉扫兴，接下去的几炮更是糟糕。李鸿章的忍耐似乎达到了极限，扔掉了手中的望远镜，准备起身了。所有在场的官员们都惶惶然。此时，唯有陈管带似乎平静些，他知道下面轮到高材生段祺瑞出场了。
果然，段祺瑞身手不凡。他指挥的第一炮就打中了浮靶。官兵们立即就欢呼了起来：
“打中了！打中了！”
听到喊声，李鸿章又重新坐了下来，身边的人忙递上望远镜。
接下去，又是每发必中。李鸿章的脸上挂起了一丝难得的笑意。问道：“是谁指挥的？”
“是段祺瑞。”学堂的官员赶快回答。
演练结束后，李鸿章点名要段祺瑞过来参见。段祺瑞走过来，跪拜说:“学生段祺瑞参见李大人。”
“起来吧！”李鸿章轻轻地摆了摆手，又问：“你是哪里人？”
“学生合肥人。”
李鸿章微微挑了挑眼皮，仔细打量了一下段祺瑞，说了句：“你是合肥人？”
“是的。”
“嗯。”李鸿章不动声色地点点头，似乎在想些什么。段祺瑞茫然摸不着头脑，只好静静地听下面的问话。
李鸿章又询问一下段祺瑞的家世和出身，当得知段祺瑞的祖父和家族中许多人都是淮军兵将，祖父还是剿杀捻军的有功之臣，更加高兴起来。接着，又考问了一些有关军事问题，段祺瑞也都对答如流。于是，傲慢的李大人终于开了尊口，将段祺瑞赞扬了一番，说他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并让手下人将段祺瑞的名字记下。[7]
由此可知，天时对于段祺瑞的恩赐。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一次演练，李合肥记住了一个人，他记住了他这个老乡“段合肥”。都是“合肥”人，“相见何必曾相识”呢？李合肥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家乡的这位后生具有这般军事才能！
这一“记”，为后来段祺瑞出国深造埋下了伏笔。
据《段祺瑞年谱》所记：“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年二十一岁。肄业天津武备学=。”“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是年公以最优等毕业武备学堂，奉派赴旅顺监修炮台。”据此可知，段祺瑞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的时间前后为四年。我们并不知道此时的李合肥是不是对于段合肥有着一种不可割舍的同乡情结。但是，从公理上说，天津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他当然对于学堂的工作常系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备学堂的学员们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李大人是要到场的。这不，他果然来了。1887年夏（程舒伟、侯建明所著《段祺瑞全传》，把这个时间写为1889年夏，如依《段祺瑞年谱》记，应当是1887年），李鸿章亲赴天津主持了武备学堂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这样写道：“臣亲临考验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因择其屡考优等生，饬令回营转相传授。学生之著者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振春、张怀芝、曹锟、李纯、蔡成勋。”[8]
段祺瑞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的第三年，“与吴氏在合肥完婚”。[9]在吴廷燮所编《段祺瑞年谱》中，对于段祺瑞与吴氏“完婚”是这样记载的：“十月二十二日，夫人吴氏来归。夫人江苏宿迁人，举人名懋伟之女。”《百年家族段祺瑞》中说：“此时的段祺瑞，虽功名未就，却也算一成家立业之人。就在他入学堂的第二年，远在宿迁的未婚妻吴氏来到天津与段祺瑞完婚。这位段夫人的父亲吴懋伟乃是宿迁举人，与段祺瑞的祖父段佩过从甚密。他眼瞅着段祺瑞长大，特别喜欢段祺瑞的聪颖和坚韧的个性，于是就与段佩商量，把自己的小女许配给段祺瑞。这桩婚事并未因段佩的亡故而取消。”[10]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记：“清光绪十三年丁亥，公年二十三岁，十二月十八日，公长子宏业，字骏梁生。是年公以最优等毕业武备学堂，奉派赴旅顺监修炮。”
关于段祺瑞从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去旅顺监修炮台一事，周俊旗在其书中是这样说的：“毕业之后的段祺瑞，虽在军校中风云一时，曾在实地演练时受到李鸿章的赞扬，称他‘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便是，在新式军队没有建立之前，这位被中国第一所西式陆军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军事俊才，在旧军队中并不受重用。那些在实战中取得功名的湘淮将领，没理由看得起这些初出茅庐的军校出身的年轻军官。一当他跨出北洋陆军学堂的校门，段祺瑞便被派往旅顺去监修炮台。”在这里，对于那些湘淮宿将们是否看得起初出茅庐的北洋陆军学校的毕业生一事搁而不论，应当说，段祺瑞刚从陆军学堂毕业就被派去旅顺监理所修炮台，在本书看来，他还是学有所用的。关于段祺瑞被派去监理所修炮台一事，有关书中所记并不是很详，“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尖端，久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李鸿章一直很重视这个战略基地，令淮军重兵驻守，并修筑炮台，设置鱼雷营和水雷营。负责监修炮台应算是段祺瑞一生事业的起步。”[11]依此说，段祺瑞初出茅庐，就被派去监修炮台，应当说是被李鸿章所重用的，至于说那些湘淮军中的老兵老将对于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将是否看得起，我们认为，这对于段祺瑞自己而言是无关宏旨的，只要李鸿章心中有数即可以了。此时的青年段祺瑞，并不因那些老兵老将是否看得起他而有所介意。总之，段祺瑞正是有了这一段工作经历，为他后来（实际上是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出洋留学德国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应当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他指挥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求强、求富的唯一出路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包括西方的军事在内。史学界的一致看法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本书的看法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实践者，而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李鸿章是“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12]李鸿章是继曾国藩之后的清廷重要人物，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煎熬下，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军事上强大起9，而军事的强大舍去向西方人学习则没有出路，而要向西方人学习军事，只有向英、德学习。怎么学习？首先是要遴选向西方学习的人才，派他们出洋留学。
请看这一段文字：
1888年冬，雄心不减当年的李鸿章又奏请朝廷选派五名武备学堂学生去德国深造。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把海军装备治理到顶尖的，当属大英帝国，而德意志则以陆军著称于世。中国近代练兵尚处萌芽阶段，欲效法德国整治陆军，就当由朝廷出资派送学生赴德专修。但从清政府这面讲，又对派遣留学生心存忧虑，一方面觉着应该派人出洋学习，以改变大清帝国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均十分落后的状况；一方面却又担心这些留过洋的学生接受些不三不四的新思想，学点不合大清礼仪的洋做法，回来后恐危及大清统治，有碍大清风气。所以，清政府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同意选派，但要采取限制措施。对留学生，特别是那些学成回国后要供职军界、掌握兵权的军事专业留学生，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尽可能的限制数量。为此，清政府规定：凡报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并由军机处统一审批，一切非公费生一律不得报考外国军事学校。为防止海外华侨钻空子，清政府又将该规定送交有关国家，以求得他们的配合，这等于由清政府一手垄断了中国军事留学生。不过说起来由他们控制的军事方面留学生实在也少得可怜。陆军方面，1876年第一批留学生才派出七人，回国后又都无所事事，不被重用。时隔十二年，才又拟派出五人，尚不知这五人回国后又当作何派场。
第二批赴德留学的武备学生名单，在历经一道道严格的遴选之后，最终呈到李鸿章手中。据说，这位合肥籍的国之重臣，看到名单上竟有三名是山东籍，而安徽籍的只占两人时，心中十分不悦，遂大笔一挥，勾掉一个山东籍学生，又把当年视察武备学堂时发现的人才——合肥小老乡段祺瑞的名字写到名单之首。是举贤不避同乡，还是果真发现了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说，段祺瑞这个在旧式军营中长大的统领的孙子，终于可以以第一名的资格，去接受西方军事教育，呼吸海外空气。没人知道段祺瑞当时的心情，但是，凡与段家熟稔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是段家前所未有的，或许段家的发达，又要有一个新气象了。[13]
本书在引用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慎重的。我们不知道作者的这段文字出自何处，更不敢妄自猜测这是作者对于故事情节的虚构。不过，我们宁肯相信这一情节是符合李合肥倾向于段合肥的心理的。因为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时，李鸿章早已知道他这个小同乡段祺瑞了，而且也已经知道段祺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如果这样的话，李鸿章把段祺瑞的名字排在五个留学生中的第一位是有道理的，与其说是李大人对于小老乡的偏爱，毋宁说是他爱惜人才。中国古代就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记载，特别是在中国所处内忧外患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时代，军事人才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李合肥此时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可惜的是，李合肥的大笔所勾掉的那位山东籍学生可就有点“冤枉”了。
本书倒是十分欣赏这一段话：
1889年年初（依《段祺瑞年谱》记：“清光绪十五年，公年二十五岁，春，公至德国柏林，入其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实习炮工。”——引者），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的段祺瑞，辞别妻儿，登上将要远渡重洋的轮船。这一路上他并不寂寞，同行的吴鼎元（后任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后任清河陆军中学校长、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滕毓藻等，都是他在武备学堂的校友，另有满人荫昌作为督学也一路前往。大家年轻气盛，又共处军界，自视为新式陆军的先锋，船舱里、甲板上，你一言我一语探讨新式陆军的未来，描画各自的錦绣前程。漫长的海上生活，在观景与谈天中，很快地结束了。是年春天，段祺瑞进入柏林军事学校专修陆军军事理论课程。
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寥若晨星。身为大清帝国子民，游子们不管向西方学什么，也要把自己脑后的那条长辫子妥妥帖帖地保护好，那可是当时中国人的标志哩！当地人把大清国留学生视为稀罕物，笑他们身为男人，却个个背后拖条“猪尾巴”。有敏感的留学生，便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以逃避满街的讪笑。
初到柏林的段祺瑞，一发现留学生这种“改良”举措，就觉得非常憋气，甚至认为这种行为太可耻了。不就是一根辫子吗？有什么了不得，剪去算了，看那些洋人们还笑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说干就干！他在宿舍里翻出一把剪刀，对镜欲剪之时，偏被串门来的荫昌撞见。只见荫昌扑将上来，夺下剪刀，一面揩着被吓出的冷汗，一面又气又急地质问：
“你疯了！干吗剪自个儿的辫子？”
段祺瑞振振有词：
“我宁可被人视为狂人，也不愿受这份屈辱。你就别管我了！我剪我的头发，与你何干？”
荫昌听罢他这通表白，哭笑不得，连忙劝道：
“而今你是以官费出国留学的，不告诉朝廷，你就擅自剪辫，万一朝廷震怒，断绝了你的学费，别说是求学无成，恐怕你要有国难回了呢！这其中之利害，谁轻谁重，你自个掂量着吧！”
段祺瑞听了荫昌这一番劝导，方如大梦初醒。这个自小离开父母、家庭，在军营中长大的青年，四书五经、纲常礼教的常识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积淀以国为家、以礼侍之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官场沉浮的花花肠子还太少。所以，尽管荫昌苦口婆心地劝，他仍旧狂心未泯，忍不住又道：
“我还是不甘心被人讥笑！”
荫昌无奈，想出一招：
“既这样，你何不先拍一封电报回去，请示过朝廷再做决断？”
段祺瑞还真听话，立即发了封电报给军机处，请转奏朝廷准许他剪掉那象征着大清子民的辫子。
结果可想而知。段祺瑞复又拖着他的辫子，一边学习着德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一边丰富着为人处世的人生经验，一眨眼工夫，就结束了他在柏林短短一年的军校深造生活。
在别人学毕归国时，段祺瑞又被留在德国，到克虏伯炮厂实习，据说这是李鸿章特批。为栽培这位合肥小同乡，李鸿章还先后两次写信给段祺瑞，勉励他“精学深造”。
段祺瑞进入克虏伯炮厂，正逢克虏伯企业蓬勃发展时期。“铁血宰相”俾斯麦实施的优惠政策和德国1870年的对外战争，给这个已在欧洲名声显赫的军火制造商世家带来滚滚红利。号称“火炮大王”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他的武器军火向四十六个国家倾销，而且他的战舰、火炮、弹药等各式武器，都属当时世界一流。段祺瑞在这个世界第一流兵工厂实习半年多，进一步熟悉了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也加深了他对德国军事工业及军事现状的了解。
1890年冬，二十五岁的段祺瑞带着潜心学到的先进军事知识和技术，更带着决意革新中国军事制度的热情与信念，回到了正处在多事之秋的祖国。[14]
注释：
[1]文斐：《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收录有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的回忆：“1882年，父亲18岁时，有邻居沈姓老人要到北京探亲，父亲得到家里同意，和沈老同行，随身只带一元银洋，基本上是步行到北京的。旋即考取了武备学堂……”这段回忆有误，段祺瑞到天津报考，是从他所在的威海军营中去的。
[2]李勇周波：《北洋虎将段祺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2页。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8页。
[4]清初，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守云南；尚可喜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精忠为靖南王，守福建，称为“三藩”，后来他们逐渐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威胁朝廷，康熙下令削之。
[5]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85页。
[6]咸丰十年（I86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陷天京，李鸿章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此时，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步扩充到六七万人。可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20），第11章。
[7]程舒伟侯建明：《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7-9页。
[8]转引自程舒伟、侯建明著《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页。
[9]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40页。
[10]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1页。
[11]李勇、周波著：《北洋虎将段祺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6页。
[1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51页。
[13]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1~12页。
[14]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