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胡燏棻手中接管天津小站的“定武军”后，将原来只有4750兵员的定武军进行扩编。扩编后人员增加了一倍，定名为“新建陆军”，正式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础。到了1998年，又增新兵2000人，袁世凯向西方人学习军事，并聘请洋教员对学员进行军训，选调由军事学堂出身具有先进军事知识的人充任军官。经过比较严格的训练和演习，与旧军面貌完全不同，这支命名为“新建陆军”的军队应当说就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开端。
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在推进中国军队进入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时有功的。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始于小站的“新建陆军”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这种发展与壮大始终与国内的斗争形势紧密相关，同时也与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紧密相关。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中国面临着进一步被瓜分的现实危机，“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随着变法的失败，“帝党”和“后党”的斗争变得日益复杂化，而斗争的结果是以“后党”胜利而告终。“后党”的胜利决不意味着中国政局的稳定，相反，中国将面临着一场更大的灾难。在“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中，清廷的实权逐渐被荣禄等人所攫取。荣禄操持实权后，当然看中了在小站练兵中成绩卓著的袁世凯，而袁世凯也必须有荣禄这样在朝中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靠山，这就必然地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荣禄和袁世凯的联盟。
这样说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始所遭到的“弹劾”，荣禄必须得给他“摆平”。荣禄对袁世凯的庇护，使得袁世凯对荣禄感恩戴德；而荣禄也得到了他在政治上所需要的军事后盾。荣禄、袁世凯二人各有所得，各有其官可升：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慈禧太后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同时授其以实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兼管在京畿驻军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史称“北洋三军”）。袁世凯除了负责小站练兵外，由于荣禄对他有所“美言”和“圆场”，被补授为直隶按察使。
由于荣、袁合流，操军事大权，通过武力把“帝党”一派打压下去，“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慈禧太后对荣禄和袁世凯是非常满意的。
“戊戌变法”以后，荣禄奉命晋京，商讨政事，袁世凯也有其好处：乃命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在上谕中著明：“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之后，又颁一道上谕，其辞曰：“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当统率有方，认真督练，随时稽复，毋稍疏懈，俾各军悉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至意。”[1]这样，清廷的军政大权此时已经集于荣禄一身，袁世凯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升官机遇，他向清廷建议，认为驻直隶的毅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建议编此四军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
这就说到了“武卫军”的组建了。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清廷指派荣禄着手组建武卫军。武卫军分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共五军。前军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附近的芦台，兼顾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门户，兵员大约13000人。后军为董福祥所统率的甘军，多数为回民，人数约10000人，驻扎在蓟州，并担当通州一带的防务。左军为四川提督宋庆所统率的毅军，兵员人数约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以防东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入武卫右军，原来是七千多人，后又增编3000人，实际也超过了万人，驻防天津小站，扼西南要道。武卫中军是新招募的旗人约万人，组成后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南苑，由荣禄自己兼领。这五支军队就数袁世凯所统率的武卫右军最强，最有战斗力。这一点实际上是不说自明的，因为它是一支近代化的新军，其他的四路军队都不可与之相敌。
本章所说的段祺瑞是首任中国军队进入近代化、现代化的“炮兵司令”，即从袁世凯小站练兵所组建的炮兵营说起。段祺瑞开始任炮兵第三营统带，严格意义上说，一个炮兵营长称不上“炮兵司令”，我们之所以称段祺瑞是第一任中国炮兵司令是从这支军队的后来发展过程说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后来”——应当是从小站练兵开始到袁世凯移军山东后的这一时间段。
袁世凯什么时候移军山东呢？这就说到了山东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从中国近代史中可知，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性质应当定位在“反帝爱国”的基本点上。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起义镇压不力，引起了帝国主义势力对山东巡抚的不满，帝国主义势力强压清廷要求把毓贤撤防，并且点名要袁世凯到山东取代毓贤的山东巡抚一职，因为它们已经看到了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成绩，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想就此把袁世凯拉拢过来，好为其效力。这样，袁世凯就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把重编后的五军之一即由荣禄节制的、由袁世凯直接统领的武卫右军开赴到山东德州一带，以镇压义和团革命运动。我们所说的段祺瑞的炮兵司令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与此同时，本章所说的“兼职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换而言之，可称为“军事联合大学校长”的职务也应当从这个时候说起。当然，在此之前的小站练兵时，我们也可姑且称段祺瑞实际上就是这个职务。
请看这一段文字：
段祺瑞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这支炮队拥有速射炮、重炮等共约六十门，战马四百七十四匹，官兵总计一千五百二十三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从这个意义上说，段祺瑞也算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又因当时无论步兵、炮兵还是工兵，都在新军营中附设随营军事学堂，段祺瑞的炮营随营学堂中，也招收了八十名身强力壮、粗通文字的炮兵官弁为学员，由他亲自担任该学堂的监督兼代理总教习。所以，他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可谓大权在握，重任在肩。这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部队的核心人物，也是他一生担任重要职务的开始。[2]
按照这一说法，在段祺瑞一进入小站时，在袁世凯组建炮兵营后，段祺瑞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炮兵司令了。这个时候，他不仅是炮兵司令，同时也已经成为炮兵大学的兼职校长了。这只是小站练兵的开始阶段。三年后，随着袁世凯所统率的军队不断扩编，地位的不断升高，官职的不断提升，段祺瑞实际上也紧跟其后，一步一步地升职加官。
袁世凯到山东后，被清廷实授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初四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间不长（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袁世凯被实授山东巡抚。授予实职的袁世凯，手中控制了山东地方的实际大权，大权在握后，他就要求军队扩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七日，袁世凯上《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提出要再扩编一支军队。经荣禄奉旨审议，得到了“着照所请”的批复，并将这支新军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开始改编。
本书写作到此，该说一说《辛丑条约》的问题了。尽管《辛丑条约》与袁世凯没有太大关系，也与段祺瑞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与李鸿章有关系，因为与李鸿章有关系，这就与袁世凯的升官联系上了。而要说《辛丑条约》，就得说一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历史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5月30日到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余人。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中，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与八国联军展开了血战。这场战斗，给了入侵敌军以沉重打击，致使其狼狈逃回了天津租界。随着侵略军的不断增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局势也日趋严峻。本来，义和团和清军配合作战，极有可能把联军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荣禄所节制的武卫军除袁世凯所统率的武卫右军外，在北方战场上对敌作战显出了作用，但伤亡惨重。非常可恨的是，清廷中此时的主和派、投降派占了上风，他们一方面表示同侵略者讲和，一方面向着义和团举起了大屠杀的屠刀！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义和团还与侵略军进行着不断的战斗！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向侵略者乞和，而慈禧太后则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袁世凯因李鸿章之死而被选拔来署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位具有掌管华北地区的军权和外交事务的权力。八国联军击溃了武卫军的五分之四兵力，只有袁世凯所统率的、由山东带回且经过扩编的那部分武卫军，才有能力在京畿一带维持秩序。
袁世凯的军队增多了，袁世凯的地位提高了，袁世凯的官职提升了，段祺瑞也当然跟着升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1901年11月，经袁世凯保奏，段祺瑞升为补用知府，并加三品衔，同时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炮兵统带。
据吴廷燮《段祺瑞年谱》：“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公年三十六岁。四月二十日，夫人吴氏卒于济南，年三十三岁。”“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年三十七岁。四月十四日，续娶泾阳张氏，故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谥文毅，名芾字小浦之孙女。”对于这一记载的权威解释，是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的一段家事回忆，现摘录于后：
我生母张氏，是袁世凯夫妇一手带大的。有人说是袁世凯的干女儿，但事实上母亲是袁世凯的表侄女。听我母亲讲，袁世凯的亲姑母（即我母亲的祖母）嫁给张姓，生一子，二十多岁就中了翰林，在新疆做官。后来新疆骚乱时被人毒死，留下老母、寡妻及年仅两岁的女儿在新疆。袁世凯闻表弟凶讯，就派人把姑母、表弟媳和表侄女接到身边抚养，当时两岁的表侄女就是我母亲。母亲长成后，正值父亲发妻病故，就由袁世凯作主，把母亲许配给我父亲为续弦。当时我外祖母对这件婚姻不满，认为我父亲是武人，女儿又去当续弦，但袁世凯说，段祺瑞是我看中的，要我外祖母放心，这样就成就了我父母的婚姻。[3]
据此，有关书中说段祺瑞的第二任夫人张氏是袁世凯的干女儿不妥，今依段祺瑞三女儿的口述照改。我们也由此可知段祺瑞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由姻亲作为其间联系纽带的裙带关系。
有书中说到的袁世凯为编练新军而自己编写了一些军事教科书，我们在前文中也说到这一点。现在要补充说明的是，段祺瑞在新军中既然是炮兵司令兼各随营学堂的总办，他又是留德归来的军事专家，就这一方面论，段祺瑞的军事造诣并不比袁世凯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胜他一筹，比如说在编写军事教材方面，名义上是袁世凯主持的，而实际上是段祺瑞编写的。
我们可看这段文字：
段祺瑞以武备学堂首届高材生资历赴柏林军校深造一年半，在袁世凯网罗的这批青年军官中，应当说，段祺瑞的军事学造诣是最高的。加之他胸有大志，英锐逼人，很快便成为袁世凯编著军事著作的主要智囊。清末，编练新军的许多重要文献，像《编练章制》、《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书》等，大部分出自段祺瑞之手。这些军事书籍或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或成为为袁世凯请功买好的敲门砖，当然，段祺瑞也因此深得袁世凯的赏识。
据说，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曾延请通儒，翻译德国兵书，行将付印之时，先拿到袁世凯处，请袁大人过目。胖墩墩的袁世凯用他那胡萝卜粗的手指一页页地翻阅，爱不释手，欲夺为己有，又不好意思直说，便绕了个圈子，有板有眼地提示：
“中西情形不同，何能以德国兵法，直行于中国？非大加变化不可也。”
段祺瑞会意，立刻接茬道：“此事非老师莫属。”只见袁世凯踌躇一会儿，迟疑地说：
“我苦于不能读西洋书。足下的译本，倒可以成为我的参考，但我又怎能夺人之美呢？”
段祺瑞一脸正色道：“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公事，以国家利益为重，我又怎能计较个人的虚名呢？”
袁世凯听得这话，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段祺瑞的书稿，并“采其精华，重为编纂，未几成书，风行于世。”[4]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从著作权的角度论，袁世凯是侵犯了段祺瑞的著作权。但袁世凯的侵犯段祺瑞著作权，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也不能算是侵权。
通观有关袁世凯、段祺瑞的传记性书籍，可以从中依稀地看到一个线索，就是人对于人的举荐是呈前后相继性的。袁世凯由荣禄和李鸿章所发现，如果没有荣禄的举荐，袁世凯不可能升迁得那么快。1901年11月，李鸿章临终前曾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他竭力举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职务。在李鸿章死后，清廷果然任命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的职务，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关于这一问题，皇族内部颇多微词，认为任用汉人袁世凯对皇权有碍，更有人忌恨由于老袁的行为而致光绪被囚，但老慈禧一锤定音，说是李鸿章的举荐），而袁世凯在自己的官职升迁之后，也不失时机地举荐段祺瑞，也因此使段的职务不断地得以升迁。而段祺瑞也认识到网罗人才的重要，这个重要，我们认为，并不仅限于段祺瑞本人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段祺瑞也是在为国家寻觅人才。段祺瑞发现徐树铮就是其中一个显例。
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他的确是一个人才。有的书中这样说他：徐树铮三岁识字，七岁能做诗，十三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补廪生。此人很有抱负，认为在当时国势颓废，列强猖獗的时代，唯有袁世凯所训练的北洋新军可以强兵御侮。于是，新婚不久，他就弃笔从戎，北上投军，来报效国家，博取功名。不料，接待他的朱钟琪不识人才，目中无人，压根儿就没把这位年轻气盛的青年放在眼里，心高气傲的徐树铮一气之下，扬长而去。他这一去“不打紧”，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遇到了谁呢？
且看如下这段文字：
刚刚被提升为补用知府，并加三品街的段祺瑞正有春风得意的感觉。11月的某一天，段与几位朋友在济南的一家客店喝酒，酒足饭饱，段告别客人，正准备离去，忽见店堂中间一张八仙桌旁围着一群人，段祺瑞也凑过去看热闹，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条幅，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唐代诗人李贺的一首诗：“男人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但见笔力遒劲，字里行间蕴含着一股洒脱、倔强的。
段祺瑞脱口赞道；“好！”
那年轻人也不抬头，落款“徐州又铮”。写完，才昂首向段拱了拱手说：“见笑，见笑。”
段祺瑞仔细将青年人打量了一番，但见此人身材不高但气宇轩昂，眼睛不大但有神，虽然衣着单薄，但在奇冷的寒风中却毫无卷缩之意。心想：此人或许是位落魄文人，但从气质、书法上看，此人并非等闲之辈，或许可以收为自己的可用之才。便也笑道：“敢问尊姓大名。”
“在下姓徐，名树铮，字又铮。”
“适才见先生题款徐州人氏，缘何到此？”
徐树铮把自己的家世、经历及来到济南的原因向段作了简单的介绍……
“原来如此。”听罢徐树铮的自叙，段祺瑞沉吟片刻，又问道：“徐先生年少有为，倘若不介意，可否愿意暂俯就我的文案？”
“还不曾请教阁下的大名。”
“在下段祺瑞，字芝泉。”
“失敬，失敬！”徐树铮赶忙起身再拜，说：“承蒙统带大人错爱，树铮愿效犬马之劳！”
其实，徐树铮来北方投军时，早已把袁世凯手下的几位大将的底细摸清楚了，今天这出戏是他精心安排的。[5]
应当说，徐树铮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他想在段祺瑞的麾下发展，也真的算是选准了对象。我们且不说段祺瑞像刘玄德那样求贤若渴，但至少段祺瑞是一可交之人。如果是放到现在，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哪能瞧得起你一个落魄的文人呢？
段祺瑞也算是遇到了一个可以成就他事业的“帝王之师”。在段祺瑞的军政生涯中，他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其自身的优势外，可以说徐树铮也出了大力。他同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并称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而徐又是其中的最红人物，人称其谓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也可称其是段祺瑞的智囊和灵魂，很像刘邦的张子房。此乃后话，且按下不表。
我们还是依着《段祺瑞年谱》的顺序往下说：“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年三十八岁，四月公剿平广宗、威县土匪。六月初五日，以武卫右军总办随营学堂劳绩，保准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本书在前文中刚刚说过，段祺瑞在他三十七岁时，被任命为知府补用，并加三品衔（在《年谱》中，没有见到说加“三品衔”的字样），时间仅过了一年，就被“保准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也就是说，段祺瑞又晋衔一级、晋官一级，由三品晋升为二品，由补用知府晋升为补用道员。应当说，这种晋升相当快。当然，段祺瑞之所以升得如此之快是有其功的，这个功就是他“剿平广宗、威县土匪”。
关于这件事情，在《年谱》中有一“附阁抄”，其辞曰：
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剿捕威县土匪情形折。略曰：据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营务处道员倪嗣冲、统带知府段祺瑞先后禀称：本月初九日，大化、鸿书据赵庄洋教士万其偈面述，闻劫杀教士罗泽普之赵洛凤父子，现匿威县鱼隄村内，请为拿办。商嘱祺瑞派队前往查缉。当于初十酌拨数百人由祺瑞亲带驰往，令队驻村外，派员绅入村开导，勒令交出匪犯，决无株累。村人谓赵洛凤等实未在村，愿为访拿。忽有马弁自村东之李村来报该处聚有匪众，结队剽掠，适南宫县教谕郑杰等奉差经过，已被劫掳入村，请撤兵暂退，冀可释放。当以教谕被掳，恐其加害，遂即撤兵，该匪等旋将郑杰放出，截留银两各件。惟匪众肆劫，久恐滋蔓，因会商定议十二日仍由祺瑞带队前往李村，先令土人入晓利害，但将首犯交出，即可免予深究。乃该匪等，闭门抗拒，置若罔闻。自村北张庄出匪数百，列阵抬枪抄击。官军当即分队抵击，毙匪数百，余众逃散。因该匪多系乌合，又环近村落，恐波及良民，遂亦收队。方冀受创知惧，不料该党不悛，四出纠胁，两三日间，集众约五六千人，称为景廷宾复仇。正拟进兵查办，适有章华村良民来军诉称，该匪强逼，该村惧被扰害，恳往援救。当有嗣冲、祺瑞、大化、鸿书率兵前进，距李村二里许，匪徒预伏三面，官军分兵抵御，毙匪三百余名，匪众不支，乃四面逃逸。各营亦即敛队，商派印委员绅分路劝谕，以期悔悟解散。乃于十七日早间，忽接寺庄教堂函报该处又聚匪四五千人，谋攻该堂。祺瑞立即督队往援，遇匪于途，距教堂约三里，匪徒列队迎敌，异常凶悍，枪炮甚多，但不能取准命中。酣战两时之久，仅伤官军四人，各营奋力冲击，以马队抄袭其后，毙匪四百余名。连毙骑马匪首数名，匪始奔溃。夺获前膛大炮三尊，抬炮八十一具，火炮、旗帜、刀矛二百三十余件。是役该匪意在攻掠教堂，故悉集精锐，多携枪炮，冀可一逞其志。不图中途遇兵，凶锋顿挫，且连日战北，强壮者大半珍戮，附从者相率胆落，计穷势蹙，多已悔惧思散，遂即乘此机会，多遣员绅，分赴各村。剀切开导。先使乡愚不至再受煽惑，误入迷途，然后设法购缉首要，自可依次清理。[6]
这段记述，从字面上看，是段祺瑞等亲自率兵把乡间的农民造反的事件平息下去了，但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说农民为什么聚众造反？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找它的原因。这个时间发生在1902年农历四月间，在此之前的1901年9月7日，由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一个条约：《辛丑条约》，该条约一共十二款，其中规定向帝国主义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我们且不说其他的条款，仅赔款一项，在当时的中国来说，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仅此一项，就足以能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这笔巨额赔款，说是由各省分摊，在所有省份中，就数直隶省所分担的数额最大，每年要上缴八十五点八万两白银。而直隶南部的一些州县，原本就非常贫穷，就是没有这些分摊，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现在又分摊了这么大一个赔款数额，不说穷苦老百姓不好过，就连当地的一些地主也怨声载道，最终导致了由景廷宾领导的、以广宗为中心的直隶南部数县农民抗捐抗“洋差”的斗争。这个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景廷宾，他原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曾中过武举，他为人行侠仗义，应当说是当地老百姓的主心骨，老百姓有什么难事，都要找他商量。在这件事情上，景廷宾是不能坐视不管的，这样，乡里都推举他为头头，乡民们在他的领导下举起了抗清灭洋的大旗，毁教堂、杀洋教士，抵抗官军的镇压。镇压景廷宾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老慈禧下的令，让袁世凯去干，而袁世凯则指派段祺瑞亲自率兵前往镇压。清军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把这场起义给镇压下去了。
这一年，段祺瑞虚岁38岁，由于他剿平农民起义有功，袁世凯向清廷保举，在前一年的三品衔上再升一品，成为二品道员，同时由朝廷准许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所谓花翎即孔雀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制成的冠上装饰品，分为一眼、二眼、三眼三个级别，尤以三眼花翎为最高，这是清廷为有功的贵族、大臣们设置的一种特殊荣誉。所谓加奋勇巴图鲁，是满语“勇士”（巴图鲁），不过是一个称号。
总之，在清廷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在各帝国主义大肆入侵和瓜分中国版图的情况下，袁世凯凭着自己的机智和精明，在李鸿章之后，坐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他并没有忘记“北洋三杰”给予他的支持，不仅是段祺瑞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三品升到二品，冯国璋和王士珍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官位。
注释：
[1]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3页。
[2]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6页。
[3]文斐：《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页。
[4]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6-27页。
[5]程舒伟、侯建明：《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4-25页。
[6]吴廷燮：《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