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说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段祺瑞因军功随袁氏升迁而升迁，准免补用知府，由三品衔升至二品衔，以道员留原省补用。段祺瑞的升迁与袁世凯有直接原因。
请看袁世凯的奏折：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曰：臣部武卫右军，自募练之始，即规仿西制，创设德文暨炮队、步队、马队四项随营武备学堂，于所部挑选学生入堂，并拟定条规，每届两年期满，汇奖一次。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第一次期满，经大学士督臣荣禄请在堂各员生，择尤照异常劳绩给奖。奉旨：“著照所请。钦此。”二十六年四月，臣在东抚任内，适届第二届期满，维时军务倥偬，未遑核奖。扣至本年四月，又届第三期满。据该堂总办知府段祺瑞等援案开单详请奏咨给奖。伏计该堂各员生自二十四年奏奖之后，迄今又历四年，臣督饬该总办率同监督、教习各员，认真训迪，不惮辛勤，各学生南北随营，循序程功，寒暑不辍，经迭次考试，类多勇猛精进，实觉月异而岁不同，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其志期远到者选五十余名派赴日本游学，以资深造。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校官弁，亦多取材于此，而随时续送诸生，锐意向学者，尚复实蕃有徒。风气之开，成材之众，有不难拭目俟之者。现值两届期满，自应据情奏请奖叙。谨缮清单，恭呈御览。[1]
袁世凯的这份奏请，从表面上看，是请求给随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中的优秀者以嘉奖，实际上是为段祺瑞等部下请功之折。事实上，段祺瑞自办随营学堂以来，的确是有功的，而且真的是有大功的。不然的话，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段祺瑞也不可能由三品升至二品道员（留省补用）。段祺瑞由三品升至二品道员后，袁世凯再度为其请功。
请看袁世凯的奏请折：
袁世凯片奏：略曰：再留直补用道段祺瑞，此次派令统带武卫右军前往广宗剿办逆匪。该道建议夤夜深入，直捣巢穴，不得旁攻村落，多杀裹胁愚民，卒能将件只村一鼓而平，余匪瓦解，谋定后动，识略堪嘉。又，威县匪徒蠢动，声为景逆复仇。段祺瑞与倪嗣冲移军往御，连日三捷。迨匪徒溃散，戒士卒不许追击，尤不许一卒一骑入村搜捕，保全甚多，匪畏民怀。合无仰恳天恩，将二品街直隶补用道段祺瑞，赏戴花领，并加勇号。[2]
这就是说，段祺瑞的升迁步步都是紧跟袁世凯之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升官在前，就没有段祺瑞的升官在后。如果没有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基础，段祺瑞纵然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也不可能被重用，除非他是皇亲国戚。
中国历史发展到袁世凯、段祺瑞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灾难。在这种灾难面前，袁世凯和段祺瑞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所赋予他们的机遇，迎难而上，而不是畏畏缩缩，自保性命于乱世，这是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之所在。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六年间，一方面他对面临庚子以后的破败局面，处理善后，并对内政、经济、外交等大事创行了一些新的政策，譬如说他创建巡警、整顿吏治、倡导实业、兴办教育等，另一方面，他也改进和扩充了北洋新军。这样，袁世凯也因此获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最大权力，成为当时清廷炙手可热的大臣和慈禧太后的宠臣。
在这里，我们只说他在军事上的建树，因为这一点是同段祺瑞的升官及其军事天才的发挥有着直接关系。
应当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一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近代化的军队对于振兴中华的意义，洋务运动也即因此而起，袁世凯和段祺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而接手新军的编练的。新军的编练是启动了，但是，从整体上说，那并不是整个清廷的全方位的新军编练，只是袁世凯先行一步，比其他的新军编练更有成效一些。
在那段时间里，荣禄深得慈禧太后的宠幸。“戊戌变法”以后，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且所有北洋各军，统归荣禄节制。在袁世凯的倡议下，把宋庆所统率的毅军、董福祥所统率的甘军、聂士成所统率的武毅军、袁世凯所统率的新建陆军等四军合编为“武卫军”，又新招募八旗旗丁编为一军。这样就有了荣禄所统率的五军：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武卫右军就是袁世凯在小站所编练的“新建陆军”。后来，由于山东义和团起，“武卫右军”由袁世凯统率去山东了。一方面，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荣禄的其余四军在北方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事实证明，荣禄所统率的武卫四军在北方战场上遭到了帝国主义军队的重创，其战斗力大减，几近全军覆没，而袁世凯所统率的“武卫右军”因在山东方面而未同“八国联军”直接交手，所以袁军的实力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李鸿章死，袁世凯接替了李鸿章的官位，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也因此把他所统率的武卫右军又原封不动地从山东拉回了直隶，当然，段祺瑞等一批北洋骁将也随之而往。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离开山东巡抚任驰赴新任，十七日（27日）在保定就职。紧接着，清政府又对袁世凯赏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和紫禁城内骑马、赏福寿字等以示恩宠。这个时候，应当说是袁世凯正春风得意之时。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他立即把李鸿章留下的人马班底尽收其“彀中”，这是他壮大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时，编练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军队的呼声不绝于耳，如果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是新建陆军的起步，那么此时，他以武卫右军作基础而编练北洋常备军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全国上下同呼编练新军的声势下，袁世凯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三十年（1904）间在保定进行了“北洋常备军”的建设，则是适应了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
在这支军队的建设中，“北洋三杰”可是都出了大力的。前文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有不少军事教材都是出自段祺瑞之手，可想而知，在编练北洋常备军中所需军事教材能少得了段祺瑞的参与吗？
天津小站在一百多年前是袁世凯和段祺瑞等军事家起家的地方，100多年后的2008年之秋，这个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中国近代军事圣地又一次以崭新的面目呈现于世人的面前——天津小站练兵园开园了！在“开园”后不久的2008年初冬，本书作者有幸游览此地，我不能不为开发者独具慧眼而叹为观止。
当年袁世凯创建北洋常备军的历史又呈现在我的面前：在小站练兵园区的东部，把袁世凯当年招募新兵的过程给以形象化演绎：在一个乡村的普通院落里，有募兵人在一株大树下放好了一张办公桌，有乡里的代表拿了乡村的户籍册，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进行一一核对，并登记造册，让符合条件的青年人到这里首先进行“目测”，再依有关条件进行“体检”，这是招募新兵的一个典型缩写。
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起草了军制改革建议书。他认为，营制饷章已经不适合部队的西式军事训练，若想改变各省不一样的军制、军器，组织建立统一的军队，必须建立新的军队组织。为此，袁世凯制定了《北洋练兵营制饷章》二十一条。这个建军规划出台后，即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1902年6月21日）袁世凯立即着手组建“军政司”。军政司是袁世凯在保定建立的北洋军政大本营，从这个军事组织机构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北洋三杰”在这一重要军事机构中的位置。军政司督办：袁世凯。下设三大处：兵备处总办：王士珍（起先为刘永庆，后去其职，由王士珍继任）；参谋处总办：段祺瑞；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直隶军政司改为督练处，仍分为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但原三处总办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已卸任，分别由言敦源、段芝贵、何宗莲分任总办。“北洋三杰”另有所任，此时的段祺瑞已经是北洋陆军第四镇统制。冯国璋在练兵处成立后，升任为军学司正使。王士珍任第六镇统制。
至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核心形成。北洋集团的核心主要是指该集团的核心人物，而不是指北洋军阀的军事编制，也就是说，北洋六镇的形成是后来的事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鉴于当时国际形势上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的对峙危机以及军队的领导不统一，装备不划一，平时不能集中训练，战时也不能有效统一指挥等原因，决定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以改变上述状况。
北京练兵处的设立，本是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他既要集中兵权于己之一身，又要避过清政府对他兵权过重的疑忌，故极力推举被他收买了的奕劻作总理大臣，而自己则退居会办大臣的角色，但却安排亲信于实权部门。这是一种欲取先与的策略。果然清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1903年12月27日）下谕正式任命练兵处的主要人员，任练兵处总提调的徐世昌是袁的得力幕僚。
徐世昌乃何许人也？可读如下文字：
130年前，两位青年在陈州府（今河南省淮阳县）不期而遇。没有人能想到，这次相遇让他们终身如影随形，更没有人想到，这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十年之久。他们的身份和性格迥然不同：一位是官宦世家阔公子，桀骜不驯，素以驰马试剑为乐；一位是家道中落穷书生，老成持重，向以打工养家糊口。有趣的是，这样两个人竟然一见倾心，彼此视为莫逆之交，不久他们索性义结金兰，成为盟兄弟。阔公子叫袁世凯，陈州府项城（今河南周口项城）人，当年20岁；穷书生叫徐世昌，卫辉府汲县（今河南新乡卫辉）人，当年24岁。
他们的相遇充满偶然。似乎冥冥中自有定数，两个原本四处游走的人，在1879年3月，生命的轨迹相互靠拢。其时，袁见徐“青衣敝屣”，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着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不由赞道：“菊人（徐世昌的号）真妙才也！”而徐世昌见袁世凯虽然不爱读书，却才气纵横，慨然有“四方之志”，也是青眼相看，欣赏有加。在那个时代，两个年轻人惺惺相惜，有一种约定终身友谊的方式，那就是“义结金兰”。袁世凯、徐世昌也照此办理，烧香磕头，结成了盟兄弟。[3]
1855年10月，徐世昌出生于卫辉府汲县，6岁丧父，他的母亲刘氏带着他和他四岁的弟弟艰难度日。其实，徐家祖上是做官的，他的高祖徐城曾任道光年间河南南阳县令，母亲刘氏系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年之后裔，知书达理，素有教养。徐世昌在寡母的教育下，艰难求学。他天资聪颖，17岁时已经学业有成，为了生活，他边自学边外出打工，挣钱让弟弟读书。在打工中，他时时不忘自己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但单靠打工的微薄收入是根本没有办法攒够去北京的路费，就在这个时候，上天给了这个穷苦读书人一个机会。1879年3月的某一天，出身官僚之家的袁世凯和他相遇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徐世昌、袁世凯的相遇，真有点像当年孔子和老子的相遇（老子也是河南周口人——史有所巧），如果孔子和老子真的相遇的话，徐世昌、袁世凯相遇堪与之媲美。徐世昌、袁世凯的相遇，更有点似李白和杜甫的相遇，我们如果采用闻一多先生的说法，孔子、老子相遇和李白、杜甫相遇，似是太阳和月亮的相遇，那可是一道奇观！[4]
本书这样写，是不是有点玄虚，有点夸张？不是嘛，徐世昌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量级人物，在晚清，他先后出任东北总督、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民国时，他做过两任国务卿（内阁总理），又做了五年总统。正是他同袁项城的相遇，袁世凯从此资助他求学取得功名（据说是袁世凯慨然给徐世昌纹银百两），徐世昌用这笔钱带上弟弟一起进京赶考，兄弟俩同科考取举人。四年后，徐世昌又中会试并获殿试二甲进士，后进入翰林院。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后，在徐世昌的多方疏通下，得以接近荣禄、李鸿藻等权臣。不论从哪种角度说徐世昌、袁世凯结义，都不能否定他们之间的深厚关系。所以，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就把徐世昌请了去（也有人说，是徐世昌自己不愿在朝中做官，自愿前往小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不佩服徐世昌的老谋深算，很有点像姜子牙的渭水垂钓）。这次袁世凯任练兵处会办大臣，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徐世昌。
在徐世昌任练兵处总提调的前提下，下设“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三司。军政司正使由刘永庆和王英楷先后出任。军令司正使由段祺瑞担任，副任乃冯国璋（此时的冯国璋仍兼督理保定各学堂）。军学司正使先后由王士珍和冯国璋担任。这样，袁世凯把全国的兵权都集中到练兵处，而练兵处的实权又操纵在他本人和他的亲信们的手中。
交代罢徐世昌，该说一说北洋六镇的成军事宜了。
清政府有一个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一直到清朝被推翻还没有真正实现，史载至武昌起义前夕（1910年），只编练了11个镇。可是，袁世凯利用这个编练计划却成功地编练了自己所统辖的北洋陆军六镇。北洋六镇原称“北洋常备军”。
据史料说：（1）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袁世凯奏准从直隶善后赈捐项下拨款100万两作募练新军费用，派王士珍、王英楷等赴直隶正定、大名、广平、赵州选募6000人在保定训练，于次年七月编齐，称“北洋常备军左镇”。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改称北洋常备军第一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二镇。（2）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袁世凯将保阳练军马队裁编为一标四营。次年二月又将元字淮军、北洋亲军马步各营改编为一协，并在直隶各地和山东、河南、安徽招募新兵编者按成步兵一协和工、辎重各营队。三月间把这些部队编成北洋常备右镇，七月改称北洋常备军第二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四镇。（3）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袁世凯派人从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招募新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三镇，驻军保定。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三镇。（4）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经练兵处奏准将驻京的武卫右军、自强军及第三镇各标第二营，于三月间合编为常备军第四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六镇。（5）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12营，又从第四镇抽拨步、炮6营，并从山东各地抬募新兵，合编为北洋常备军第五镇，仍驻济南和潍县。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五镇。（6）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袁世凯奉命编练京旗常备军3000人，次年成协，光绪三十一年成镇。这就是后来的北洋陆军第一镇。[5]至此，北洋六镇编成。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
北洋陆军六镇，应该说是袁世凯在北方控制清廷中央政权的坚强后盾。此时，袁世凯的军政地位已经超过了以前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在内的任何一个汉族大臣的权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这六镇军中，段祺瑞先后在其中的三个镇中任统制，坐第一把交椅。《段祺瑞年谱》记载：1904年，段祺瑞四十岁，五月，任陆军第三镇统制；1905年，段祺瑞四十一岁，正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八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906年，段祺瑞四十二岁，正月又调回第三镇任统制。根据袁世凯对于段祺瑞统制官的反复调动，一方面可见段祺瑞在北洋六镇中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见袁世凯对于段祺瑞的信任程度（有的书中说，袁世凯怕段祺瑞在一个镇中的私营势力过于膨胀而有反复调动，可备一说）。《年谱》同时又记：“二月二十三日，授（段祺瑞）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原任。”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拟在直隶（河北省）河间县举行一次会操，清廷指派袁世凯和铁良为这次会操的阅兵大臣。根据史料所载，这次阅兵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演习，并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阵法的表演，因为它带有一定的实战意义。既为实战，就得有敌我双方的军事对垒，像在战场上一样，它同战场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拼个你死我活，一个是阵法的技艺演练。既然是“敌我双方”的对阵，双方都得有一个总司令。这场军事学习的北军总指挥（总统）是段祺瑞；南军的总统是王英楷。
为了述说的方便，且引这段文字：
此次秋操规模甚大，参与官兵四万多人，战马五千匹，各种车辆一千五百辆，战线长约二十余华里。演习部队分南、北两军。北军由第三镇全部人马与京旗陆军暂编第一混成协、新编南苑第一镇（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中为“驻南苑第六镇内抽编的第十一混成协”——引者）暂编第十一混成协合编而成，大约相当于常备军战时以两镇为一军的编制，由段祺瑞暂任总统官（即总司令）。南军由第四镇全部与暂编第二镇第四混成协、新编山东第九混成协合编而成，由王英楷任总司令。[6]按规定，南、北两路人马应于10月22日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南军假定以江苏北部和山东为后方基地，主力集中于交河两岸，按计划逐渐北攻。以段祺瑞为首的北军，以南直隶北部与山西作为假定的后备兵力驻防地，主力集结高阳，前锋马队冲到边渡口为止，任务是阻挡南军的进攻。最后，南北两军将在河间境内决战。
段祺瑞走马上任后，即率暂编第十一混成协五千余人自南苑出发，向高阳进军。为让部队及早进入操练及实战状态，他又把自己的部下分成南军和北军，边行军边演习，大队人马抢先到达指定地点。驻扎未定，段祺瑞就派人去调查对方虚实，筹划作战方案。10月25日，南军发动进攻，北军以良好的实战状态实行反击，段祺瑞下令以守为攻，利用强大的炮火威力迫使南军步步后退，演习状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转为南守北攻。南军火力也很强，双方互不相让，隆隆炮声持续一个昼夜，使演习达到白热化程度。阅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当机立断下令停止。26日，按原计划举行阅兵典礼，新式陆军第一次军事演习就这样告一段落。[7]
关于这次会操情形，据袁世凯等事后奏报称：“此次会操非第以齐步伐、演技击、肆威容、壮观瞻而已，盖欲以饬戒备、娴战术，增长将士之识力，发扬军人之精神，熟悉于进退攻守之方，神明于操纵变化之用……此一役也，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来，虽未极灿然大备之隆轨，要使在武之将士，人人知担其责任，平日所授习，一一实见诸施行，作战之计划种种悉求其赅备，而师行所过，秋毫无扰，风声所播暴戢良安，亦足以化闾阎之猜忌，导国民以尚武。且各该镇协成军之先后不齐，训练之久暂亦异，一旦调集会演，已骎骎乎有整齐划一之观。将来推之各省，行之通国，但使教育普及，又何难万众一致，积健为雄，以畅皇威，而张国力。”[8]根据在这次秋操后的袁世凯所奏可知，清廷对于新编陆军的会操的意义。这一意义从根本上说，是同袁世凯原初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目的意义前后一致的。[9]
应当说，这次会操除了以上所说的意义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力，其一是袁世凯本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袁世凯，没有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军，就不会有会操这一档事情的出现，由此可见，在清王朝快走到尽头的当口，袁世凯是力挽狂澜者，甚至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第一人！其二就是国际方面的影响力了，在这次会操中，清廷还特邀一些外国观操者尤其是军事观察家、新闻记者，通过他们把会操的盛况扩散开来，应当说是有其一定的正面意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清政府在河南彰德再次举行会操，史称“彰德会操”。应当说，这次会操，清政府在此之前即作了精心策划、精心安排和认真组织。早在七月二十四日（9月12日）派定，仍由第一次会操的阅兵大臣铁良和袁世凯再任这次阅兵大臣，且中外观操人员的队伍相当庞大，计有487人之多，其中包括英、美、俄、法、德、意、奥和比等国军官26人，各国记者42人。[10]
其南北两军的编练是这样的：
北军一军，由段祺瑞充总统官。从驻山东第五镇内抽拨步兵1协，马队1标，工程队1营，从驻南苑第六镇内抽拨步队1协，在驻直隶第四镇内抽拨炮队1标，合编为混成第五镇；又在京旗第一镇内抽拨步兵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为混成第1协。合计1个混成镇，1个混成协。南军一军，由张彪暂充总统官。调驻湖北的第八镇和驻河南的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计1个镇，1个混成协。
两军官佐弁兵夫役33900余名。九月初九（10月26日），开始在河南汤阴的十里铺，彰德的二十里镇、南马关屯、钟官屯一带，实战演习三天，初八举行阅兵式，并举行宴会。袁世凯对这次会操的评价是：“此次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统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以视去年河间一役，规模闳远，殆为过之”。[11]
袁世凯的新军六镇建立以来的第二次秋操在规模上比第一次更大，段祺瑞仍然任北军总统官，同时，“北洋三杰”在这次秋操中全部上阵（王士珍出任总参议兼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那将是一个比第一次秋操更为壮观的大演习，龙、虎、狗（豹）各显神通：其势如出水蛟龙，上而腾云驾雾，下则潜水游龙，可呼风唤雨，能推波助澜，搅他个天翻地覆，云遮雾障，也未可知也！
在周俊旗所著《百年家族段祺瑞》一书中，对于这次会操有这样一段话:“照理，在河间秋操中一展虎威的段祺瑞，在规模更大，影响更大的彰德秋操中更应再展雄姿，让虎名威扬。但是，当朝廷准许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后，在整整一个星期（实际演习为三天——引者）的会操中，北军都采取了低姿态，威而不猛，勇而不毅。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周俊旗的分析，大概是这样的：主要是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所致。段祺瑞所统率的北军属于“北洋武备派”，因为这支军队主要是小站练兵时的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在其中充任骨干力量。而出任北军审判长的良弼是满族青年将领，他是一个留日归来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校生”（代表着“士官派”，受到“武备派”的排挤）。但是，在当时，清政府重用之，第一，他是满人，第二，他是留日士官生。所以，良弼从日本留学归来，立即受到时任兵部大臣铁良的重用，同时也得到朝中反袁势力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北洋派”就把“士官派”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反过来，“士官派”也不把“武备派”（北洋派）放在眼里，矛盾由此而生。在这次秋操中，段祺瑞是北军总统，可是，良弼是北军的审判长，他们两人互为掣肘，可能是段祺瑞在军事演习中保持一种“威而不猛，勇而不毅”的原因吧。不过，在本书看来，周俊旗先生所言，仅为一种推测，估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如此，周俊旗在他的书说：“段祺瑞这只‘北洋之虎’，因在河间、彰德两次秋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有较出色的表现而威望大增，在军队中树立了新的形象。”总体说来，两次秋操，是使袁世凯和北洋一系成为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新的标识，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
关于清末的两次会操，天津小站的练兵园有一个模拟性的操练表演，很生动，也很形象。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它更是动态的，我非常感叹制作者的丰富想象，外加现代高科技手段，应当说并不比亲临战场的实际效果差。且看，铁良和袁世凯两位代表清政府的阅兵大臣，正襟危坐，满面春风，其威严不可一世；两军对阵，炮声轰鸣，战马奔腾，杀声震天，不绝于耳。单看此景，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如此之军威，我们不敢相信，几年后的清廷怎么就“寿终正寝”了呢？
注释：
[1]引自吴廷燮：《段祺瑞年谱》第13-14页。
[2]引自吴廷燮：《段祺瑞年谱》第14页。
[3]姚伟：《徐袁结义，定一生轨迹》，见《大河报》2008年10月28日版。
[4]事有巧合，本书作者第一次修改本书稿至这个地方的这一天是2009年7月22日。这一天，太阳和月亮真的相遇了。
[5]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48-149页。
[6]程舒伟、侯建明著《段祺瑞全传》说：“此次秋操先进行野战攻守演习，演习分成南北两军，分别由段芝贵和段祺瑞任演习总统。”见该书第28页。这是指在大会操前的北军内部的预演。
[7]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6页。
[8]《练兵大臣袁世凯为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559页。
[9]本书作者2008年冬在天津小站参观练兵园时，在其留言簿中题辞R:小站练兵，富国强兵。若用袁世凯《奏报》的话：亦即“以畅皇威，而张国力”。但在内忧外患的清末，何谈“皇威”、“国力”。
[10]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年12月第1版，第10页。
[11]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