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而言，研究的第一步自然是证明马克思有劳动伦理思想"在本著看来，分析回答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是从哪里开始研究的，是如何研究的也是论证劳动伦理是马克思思想重要本义的重要任务。因为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既可进一步明确劳动伦理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本义，还为全文的进一步研究必然会涉及的基本内容划定基本框架。鉴于此，本章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方法也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第一节劳动伦理是马克思思想重要本义的历史证实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丰富”又“重要”才能证实劳动伦理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本义。对此，本节主要通过秉持历史精神，以文本解读为基础进行论证。其基本步骤是：首先，从时代大背景揭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然后，根据主要内容不同的劳动伦理论述在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出现，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划分为几个阶段。由此既说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又在逻辑上论证了正是因为劳动伦理问题极其重要，马克思才不断发展此思想。
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与资本主导型劳动关系确立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资本主义主要有三种解释。[35]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即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利润的私人雇佣关系。如《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作者保尔.芒图认为早在都铎时代，当时英国的毛纺织工业便出现了较广泛的私人雇佣关系，所以可以认为英国那时便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且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36]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交易关系，就是市场关系。亨利.皮朗依据这种解释指出，在西欧，中世纪的资料已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在12世纪已经存在[37]。三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以获取利润，并建立与此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我们认为产生了私人雇佣关系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因为如此看待实际是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等同于自由营利性交易活动，把资本主义起源往前推进若干年，导致非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主义”，所以论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是应该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解释也是马克思的重要本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38]。这也是后来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思想，如西方学者莫里斯.道布[39]，还有我国学者黄仁宇就认为资本主义应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私人资本出面主持着物品生产与分配活动[40]。
劳动是根本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的实质是对经济活动的“规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认识，实际也可以视为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新型劳动关系主体，即工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产生的基本途径是简单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这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从时间上看，此过程起始于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在当时的西欧，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多数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因竞争日趋贫困、破产，与此同时，一些生产条件好、掌握新技术的手工业者在竞争中日益富裕，不断壮大。结果，后者逐渐成为专门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前者则沦为被雇佣的劳动者，由此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新型劳动关系。
马克思还特别指出，商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居功甚伟，是他们从买和卖两个方面将小生产者与市场的关系隔断，迫使小生产者从属于自己。最后，发展到手工业者按商人规定的规格、数量、质量、日期提供产品来领取报酬，同时由商人提供手工业者所需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这样，慢慢地，小手工业者因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而沦为雇佣工人，商人从包买主演变为工业资本家。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随农民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由封建地租、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由此向农村不断延展。可见，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劳动关系规模在不断扩大，最后必定成为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关系。但是，通过此种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仍然十分幼稚的，成长极其缓慢，也只能算作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萌芽。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上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但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二是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大量货币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才最终确立。上述两个条件，主要西方国家通过野蛮的资本积累过程加速形成。劳动方式是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也即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通过暴力快速实现的过程。此过程中，资产阶级采用的主要方式包括：其一，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英国从15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进行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称“圈地运动”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因为它为工业革命履行两个基本职责，即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粮食[41]。其二，通过残酷暴力手段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财富，从而力口速货币财富在资产阶级手中积累。其三，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捐税、保护关税等方式聚敛大量财富。
随资本原始积累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自由地雇佣大量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开拓广阔的商品市场。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因为依然顽固存在的封建土地制度而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封建行会统治依然严重束缚着工商业的自由发展。为了开辟资本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促进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快速发展，受封建主义压迫更力口深重的工人、农民等在资产阶级领导、团结下，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在力经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较量，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了以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道路。
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的生产力革命，即工业革命。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简单协作阶段、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三大阶段。实际上，这也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机器大工业阶段，生产技术的根本基础是机器，大工业作为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出现在工人面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因工业革命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飞跃发展，人类劳动关系的存在领域、性质、人们的劳动价值取向，乃至择业标准也因机器大工业发展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地改变着。这就是虽然形式上工业革命无政治革命的疾风暴雨之势，但对整个社会机体的改造却是根本且彻底。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发展史看，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终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此后，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纷纷加入时代的洪流。至19世纪末，这些国家的工业革命告磬。至此，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作为人类劳动关系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终告形成。
随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局限日益加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劳动伦理问题，如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物质生活赤贫等。它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既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也妨碍着社会进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建立一种与其本质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资本主义怎么了？”由此成为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话题。应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个别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马克思之前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是由于这些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当时暴露得依然不够充分，他们对于这一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无法作出深刻且科学的回答。至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根本矛盾才以尖锐的形式爆发，科学地回答“资本主义怎么了？”才既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也具备了作出科学解答的充分经济条件与社会基础。
（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兴起呼唤新形态的劳动伦理思想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劳动在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愈加突出，愈加容易体认。与此同时，劳动者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创造了财富却只得到艰难维持生计的工资，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反而占有财富的不公平事实，斗争意识因此不断生长。最初，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与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方式从自发、分散发展到自觉与有组织，直至发动武装起义。在这些斗争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指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反思，如最终失败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武装起义促成整个西方世界深思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42]。
为了维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那些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学者们，以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取代曾经有些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在劳动问题研究中，他们不断背弃真理。西尼尔等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节欲论”，巴师夏提出“服务”和谐论，萨伊抛出了“三位一体”公式，穆勒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否定。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不惜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进行诗化地描述。总之，“它（指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引者注）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43]，蕴涵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经济学的具有一定革命性意义的劳动伦理思想已经全面庸俗化。
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不合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合理化之辩，当时便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无情批判。在批判中，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伦理思想。不能否定他们的批判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争取合理劳动权利、建设合理劳动关系的斗争行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指导作用。但是阶级与时代局限性却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为无产阶级提供全面的科学指导。另外，在工人阶级运动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貌似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实施后果却必定破坏工人争取合理劳动关系的糊涂观念，封建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理解现代历史的特殊进程；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给小市民的丑行加上了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44]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种科学反映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与根本趋势的劳动解放理论。这样，人类劳动伦理思想伟大成果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便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与奔涌的思想潮流的双汇碰撞中顺势而生了。她一产生便成为一面引导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旧劳动关系，建设新劳动关系的猎猎红旗，一把照彻资本主义社会不道德劳动与不道德劳动关系漫漫黑夜的熊熊火炬。
二、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
根据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表述的侧重点及产生的时间顺序，本著将其历史嬗变归为如下三个基本阶段。
1843年至1848年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马克思主要是从人本主义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主体的生存状况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劳动范畴的特殊性。1842-1843年间，为了用法律限定劳动大众行使劳动权利，德国资产阶级议员通过维护贵族利益的“林木盗窃法”。正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生平第一次遇到需要对劳动人们的利益表达自己意见的事，由于经济学知识不够充足，马克思基本上是从哲学视角抨击此事。不久，又发生了摩塞尔河流域酿酒农民破产问题，马克思开始感觉到不合理的国家制度才是“伤农”事件的根本原因。1843年7-10月，马克思在学术研究中体会到财产所有制是劳动关系变化发展与劳动类型历史变更的真正基础。至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发表，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私有财产制度是阶级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基础。从劳动伦理视阀看，马克思此思想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理解劳动伦理关系，理解国家和法的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因生产劳动而成的物质生活关系。此外，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对劳动关系、劳动范畴的伦理意义等问题也有所分析。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到布鲁塞尔。斯年，马克思作了七本《布鲁塞尔笔记》，九本《曼彻斯特笔记》，主要论及了萨伊、西尼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英法社会主义者等人的经济思想，劳动伦理思想是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些笔记，马克思深切地感到要对劳动及其关系进行深入地剖析，必须深入到国家和法、道德背后的生产方式。此时，马克思开始以劳动价值论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方式，劳动关系不道德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般认为到了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45]所以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发展第一阶段中，最能体现其劳动伦理思想精神实质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规定了自由自觉是劳动的理想状态，并以之为标准考察现实的劳动与劳动关系，关注的焦存依然是劳动主体，即工人阶级的命运。异化劳动是此著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产生了一个在劳动之外的人和这个劳动的关系，消除这种异化劳动，形成合伦理劳动关系的根本前提则是消灭私有制。这些思想说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开始正面涉及劳动与劳动伦理问题。只不过由于科学的方法论还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是历史主义方法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还没有明确地确立，马克思对劳动的认识还比较抽象，还不能结合社会总体历史发展过程及具体社会关系体认劳动的社会性与伦理性。
19世纪2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1850年《伦敦笔记》发表标志马克思独特的劳动伦理批判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将经济现象、经济范畴归结于“利益关系”，又将多数“利益关系”视为“劳动”或“劳动关系”的产物。如资本关系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商品关系是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进而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是对立的，劳动义务与权利分配是不平等的，却被资产阶级宣扬的“平等”、“自由”、“和谐”表象掩盖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已经包含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在未完稿的《巴斯夏和凯里》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指出庸俗经济学庸俗性的重要原表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本已朴素揭示过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对抗的地方，他们偏要将这些不和谐“和谐”下去。在《导言》中，马克思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实际上由此阐析了生产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关联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视为永恒的劳动及其劳动关系给予了深刻的伦理批判，从所有制的历史沿革揭示了不同劳动关系主体的伦理特性。此外，该著还体现了马克思将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分析劳动伦理问题的根本理论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在该著，马克思正式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问题的根本理论基础。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更深入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不公正性、对抗性及其发展趋势。同时，马克思还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以及分工、协作、机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劳动中的应用对资本主义劳动伦理原则、劳动伦理关系的影响。
1863年7月到1883年为第三阶段，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一生心血而成的划时代巨著。此著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整合经济与伦理两大批判视角，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的伦理实质、特征以及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二是伦理判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两大主体的根本特征。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涉及到的“人”是历史的、阶级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是人格化的劳动。三是分析商品交换中的伦理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及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劳动伦理关系在非劳动的经济活动领域延展的主要问题。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合道德劳动、和谐劳动关系及其实现条件的设想集中于1872年撰写的《论土地国有化》、1875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马克思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土地国有化的不同形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点阐述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指出只有在劳动不再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时，才能实行按需分配原则。
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思想中，劳动伦理思想是重要本义，正女卩普尔所言，“虽然乌托邦工艺学为马克思强烈反对，但是其著作不言自明地包含着一种道德理论”[46]。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如下三大方面[47]：其一，对人类劳动的终极价值关怀是根本出发点。怀抱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并以此作为思考劳动问题的伦理出发点与立足点，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劳动的根本伦理意义是解放人，解放人的基本途径是解放人的劳动；劳动关系应是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应是人道的、自由的、正义的劳动；劳动权利与义务合理分配是和谐的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自由人联合劳动是未来社会的理想劳动形态，体面劳动是合德劳动的现实形态。其二，对资本主义雇用劳动的伦理批判是核心内容。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道德的劳动与劳动关系的批判性描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及其关系有过不少伦理批判，对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厚的道德同情。但最深刻的批判还是内涵于马克思基本经济学理论中，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说揭示了资产阶级拥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基础，这也是资产阶级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制造出种种劳动伦理问题，特别是致使劳动者非人化，劳动关系对抗化的根本原因。其三，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劳动伦理思想是重要方面。资产阶级队伍中也有良知尚存者，这一点马克思并不否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称英国一些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医生、工厂视察员具有坚决、内行、公正的品质。这也是他们的调查材料成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及其关系进行伦理批判的重要证据的原因。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48]。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劳动伦理原则、规范实质是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以其阶级的特殊利益代替社会共同利益的伦理主张，本质上是虚伪的。总之，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做到了，“分析现实、批判现实、并将现实与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经济学家的所谓理论相对照”。[49]
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经历了三大视角的变化。首先是人本主义视角。此视角下，扬弃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复归人的本质成为马克思思考的重点。代表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次是经济学语境下的伦理视角。在此视角下，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伦理问题时，始终注重揭示其背后的伦理关系和实质。代表作有《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再次是对劳动伦理问题进行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从而使研究更具整合性，《资本论》是代表。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视角的变化并不代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不能因此证明有所谓的“晚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对立。因为三大视角的共同目标都是揭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劳动关系异化的实质，思索理想的劳动与劳动关系的形成途径，终极关怀都是谋求劳动者的劳动解放。当然也要看到随视角变化，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伦理思索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第二节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核心问题与基本方法
对劳动伦理思想，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系统地表述，对劳动伦理思想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的具体内涵马克思更没有作出明确地说明。本著之所以对这些问题单列一节进行分析解答，主要是鉴于这些问题对本著研究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意义。
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是人类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对象，可以，也应该以揭示劳动伦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基本前提和重要参考。
迄今，关于劳动伦理学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并未形成明确且统一的认识。但若从学者们关于劳动伦理概念的阐析总结，关于劳动伦理的研究对象，可以认为国内学者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一是“道德原则说”[50]。该观点认为所谓劳动伦理主要指人们在劳动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基本理由有：自从有了劳动，就产生了劳动关系以及规范、调节劳动关系的道德原则，也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劳动的伦理意义才能实现。二是“道德关系说”[51]。该观点认为所谓劳动伦理实际即对劳动中各种道德关系的反映，劳动伦理必然要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社会关系才是劳动关系的实质所在。本著认为劳动伦理学是以劳动伦理问题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学，劳动伦理思想就是人们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的思想。所谓劳动伦理问题，当然包括劳动中发生的各种道德问题，但也不能排除与劳动活动直接有关的道德问题。比如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与价值实现问题。在综合以上两大观点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本著提出劳动伦理研究的基本对象有三：一指引导劳动关系合道德发展的价值原则，二指直接形成于劳动中的伦理关系，三指影响、作用劳动关系的伦理机制。
劳动伦理作为一种应用伦理，自然体现着道德，如阶级性、历史性和普适性的一般特征。劳动伦理的阶级性既表现为不同阶级的劳动伦理价值原则、规范与劳动伦理问题不同，但占主导地位的总是统治阶级的劳动伦理思想。劳动伦理历史性的主要表现为劳动伦理内容、性质与要求的历史性。但是社会意识虽然千差万别，却总有某些共同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先驱者的思想往往是后来思想者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材料。劳动伦理思想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不少劳动伦理思想，特别是站在劳动者立场的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劳动伦理毕竟是专门研究劳动问题的伦理，劳动的实践性决定了反映劳动的劳动伦理，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因而也就更具实践性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本著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定义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就是马克思本人关于劳动问题的伦理思想。
劳动与生产是最相近，最相联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生产是劳动的实现形式和“外显”，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内容，无劳动，便无生产。二者区别在于劳动侧重于过程和手段，生产侧重于结果和目的。在劳动还未成为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主要是谋生的手段时，劳动这种活动实际是以创造财富或价值为根本目的的世俗活动，劳动过程必然要消耗人的体力与脑力，又必然对劳动者带来某些“痛苦”。这是迄今不少人希望逃避劳动的重要原因。从具体的生产过程看（生产过程除劳动过程之外，往往还包括自然力独立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劳动对象接受自然力的作用时，劳动过程可能停止了，但生产过程却可能继续着。由此看来，生产不等于劳动，生产伦理不等于劳动伦理，马克思的生产伦理思想也不等于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自然会有“马克思”的特色与“马克思”的规定。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劳动伦理思想的“马克思”规定与特色与马克思经济学一指马克思本人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定自然有不可分割的关联。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意思：一指生产方法、技术方式、协作方式等；二指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三指与不同所有制形式、劳动形式相结合，而且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生产方式论的多种内涵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什么也产生了多种观点。[52]本著认为应对以上三种基本规定进行综合理解，综合理解得出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根本物质手段，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商品生产及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参照此定义，可以逻辑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问题就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研究对象。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从物质形态看，指机器设备、建筑物和铁路等有形的物质资产。但资本也应该理解为，甚至更应该理解为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关系，核心是资本主导下的劳动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生产都既是物质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说”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或核心。本著如此分析，如此结论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一致，虽然并不是受其启发而是自悟而得，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海曼就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代表了复杂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53]。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问题的分析蕴涵了深厚浓重的道德情愫。这既因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伦理规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特定的伦理精神，也因为马克思本人的“劳动人民”道德情怀使然。在马克思看来，反映资本家和工人特殊利益关系的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实体，至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认为是一个伦理实体。资本二重性决定了资本功能的道德二重性：从手段看，资本本身无“善”也无“恶”，但可“善”又可“恶”；当资本成为目的本身时，资本的发展往往意味人的片面化、异化。正因为如此，资本二重性被不少学者视为是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特殊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道德现象的关键所在，称唯有立足此，才能科学分析出资本增殖的道德属性[54]。
在资本主义社会，雇用劳动是最基本的劳动形式，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中，围绕资本主义雇用劳动产生的劳动伦理问题是重中之重。具体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围绕两大主体进行的：方向一是立足“资本家”论资产阶级倡导的劳动伦理原则的实质和资产阶级行为的道德特征。马克思指出，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根本属性。这些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行为的三大根本“道德”特征：极端利己主义的生产原则，最大限度占有货币的生活原则，最大限度欺诈它人利益的交换原则，最大限度挥霍的生活原则。马克思并不否定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自由”“平等”等反封建的斗争口号的重大作用与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这些口号实际是以抽象的形式掩盖着劳资关系的阶级对立性、异化性，实质表达的是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导型劳动关系的强烈愿望。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走向对社会的全面统治，演变成为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其所谓“解放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削人”[55]。方向二是立足“工人”论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及其劳动关系的道德性与历史性。“辩证”是马克思看待资本主义雇用劳动道德性的基本态度：一方面，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伦理发展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劳动伦理的重大退步。当时，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英国因此成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研究的主要例证。但是揭示劳动伦理发展的根本规律，建设真正和谐的劳动关系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问题的根本目的。既然是规律，其指导作用就不仅限于英国。马克思同时又强调指出，在分析具体国家的劳动伦理问题时，应将劳动伦理普遍规律与不同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如封建势力非常强大的当时德国，“活人”反被“死人”拖死的问题极其严重，该国的劳动伦理问题和英国就有重大的区别。
二、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种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必须是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的东西，是“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56]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必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相一致，其包含的内在矛盾包含了事物整个发展过程一切矛盾的萌芽。在人类知识发展中，随学科分支趋于精细，大量的分支、二级学科涌现。一级学科与分支、二级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一般不同，但二者在具体确定办法方面并无实质之别。另外，从具体研究内容看，分支、二级学科的内容往往是一级学科的局部化。这就意味，二级学科的研究起点虽然不能混同于一级学科，但一级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也应该成为确立二级学科研究逻辑起点的重要基础与参考。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既可以视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也可以视为是马克思伦理学的二级学科，还可以视为是劳动伦理学的二级学科。因而确立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伦理学、劳动伦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作为重要的理解基础。
国内学术界关于伦理学的逻辑起点的认识比较一致，那就是，人或者说社会实践着的人就是伦理学的逻辑起点，[57]基本理由是：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均是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的。关于劳动伦理学的研究起点，学界的认识却明显不同，三种主要不同的观点是：一是认为确立科学的劳动伦理规范体系，批判扭曲劳动本质、践踏劳动者尊严的异化劳动为根本基础，所以异化劳动是研究的切入口。二是认为无分工也就无职业之分化，也就无多样的职业关系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责任产生，应以社会分工作为劳动伦理研究的切入口[58]。三是认为不同的劳动关系深刻反映了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道德关系体系的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劳动的道德意义不同，不同劳动者在经济价值，甚至人生价值实现方面不同。所以应以生产方式为研究的切入口。[59]本著综合上述分析认为，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内容、主要形式与其他一切实践形式的基础[60]，承认伦理学是以社会实践着的人为逻辑起点，便可以认为“劳动人”——从事劳动的人是劳动伦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因而确立其研究的逻辑起点还应充分考虑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明确地指出，他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所以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就是商品。得出此种结论的具体原因，学者们的分析大致如下：首先商品关系对于阐明资本关系具有决定意义，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最一般形式。[61]其次，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才把一系列范畴建构为一座层次井然的科学理论大厦。综合劳动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与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本著认为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人”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显然，以上逻辑论证并非十分严密，因为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是一级学科研究内容的局部化或局部内容不等于二级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级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局部化。要证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人还需更充分的论证，如寻找到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事实”。本著认为这种“论述事实”是存在的。其一，马克思唯物史观历史的逻辑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在马克思人性论中，现实的人的活动才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现实的人的活动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基本形式是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至少可以认为“劳动人”是“现实的人”的根本主体。其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不仅明确提出了“劳动人”概念，而且阐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的基本特征。至于“劳动人”自古有之，何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或者说才应该成为劳动伦理学的一个明确范畴呢？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成为财富的元素形式和基本形式，因而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也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62]。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总动总是人的活动，因此不同的劳动总有一些共性。所以应从劳动的普遍性质与特征概括出作为劳动伦理学研究逻辑起点的“劳动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劳动，商品生产全面地加诸整个社会正是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基础时。这就意味从简单劳动过程抽象而出的生产劳动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反对以“劳动”为研究起点。显然，也不能将从劳动共性概括而成的“劳动人”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的全部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其一，“劳动人”是商品化的劳动人，马克思在不少地方甚至明确地称劳动者为“商品人”，如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工人只“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生产出来”[63]。其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实际上是资本实现其职能的过程，“劳动人”的劳动职能实际是资本价值增值的职能。其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为资本的价值增殖作出贡献是劳动者成为生产工人的根本前提条件，“劳动人”的价值即在于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劳动人”的范围在扩大，生产工人的概念在扩大，但“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64]。
三、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劳动伦理问题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对象，那么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便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
其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道德性的实质所在。显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事实依据。但是在分析异化劳动之前，马克思实际上通过对人类生成发展史的考察，以及对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论的继承和批判，已认识到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最根本的便是人类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异化劳动概述为物的异化、关系异化与类的异化三个层次。物的异化意指劳动产品对劳动者而言成为的异己存在物，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关系异化意指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成为劳动者异己的、不属于其活动的关系。类的异化意指劳动者因为劳动而不属于他自己。这样，经由异化劳动，劳动成为非人的活动，人变成了“非人”的存在。一切不道德的劳动必定或是劳动不属于劳动者，或是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进而使劳动者“不是人”的劳动，这三条也可以说是判断劳动的不道德性的根本标准。可见，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不道德劳动的实质所在。
其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不道德的劳动存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劳动论时曾指出，劳动积极的一面主要在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确证和展开的基本途径。但是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又决定了劳动者自身与对象可能分裂，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自己生命本身占有与不占有的关系。那种不占有劳动成果，不享受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便是劳动者对劳动的不占有，对自己生命不占有的不道德劳动。在私有制下，不劳动者占有劳动，劳动者不占有劳动是常态，私有制就是产生异化劳动，也即不道德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都和这种不公正，片面的占有关系密切相联，一切不道德劳动与劳动的不道德均从这种占有关系滋生而出。
其三，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揭示了劳动合道德发展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提出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是自由自觉劳动，也就是说，实践这种劳动才意味劳动合伦理进行着。马克思所谓的“自由自觉”不是抽象的、理想的、浪漫的设定，也不是纯粹意识的自发运动，而是要在现实关系中实现对劳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强调那种不扬弃私有关系的“扬弃”不是真正的“扬弃”，而只是一种片面的占有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重要原因。无疑，实现这种“扬弃”的过程极其艰巨而漫长。但是只要人类劳动着，人类便在发展着，人类对劳动的全面占有关系便不断逼近着。
四、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劳动伦理问题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很多。其中唯物辩证法是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思想与资产阶级学者劳动伦理思想在研究方法方面的重大区别。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截然相反，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对“劳动”的认识不同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存在根本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如马尔库塞所言，马克思能够完成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因为马克思把他的理论集中在劳动过程上。[65]依据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既肯定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及其劳动伦理关系的历史进步性，又批判其道德退步性，特别是批判它造成劳动群众日益增加的不幸，[66]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提倡的劳动道德规范的非“自然”性：对资产阶级而言，正义只有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时才是真的正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67]可见，唯物辩证法充分体现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了深刻的批判精神[68]。
马克思研究劳动伦理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抽象法、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分析和综合相结合、以及归纳和演绎相联系等等。就劳动伦理的研究而言，正确抽象的基本要求是针对具体劳动伦理现象进行合理抽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没有看到生产要素成为资本的历史条件，将资本主义劳动伦理关系与简单劳动伦理关系相混淆，称资本只是生产要素就是没有做到“抽象应是具体的抽象。”[69]马克思强调劳动伦理研究应做到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在研究劳动伦理思想时，马克思象研究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做到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然后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进程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学术研究应做到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统一。马克思在劳动伦理问题研究中做到了逻辑和历史方法的同意。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并没有以绝对的普遍的原则评判资本主义劳动伦理问题。相反，马克思的解释完全是历史的、相对的。[70]
但是伦理学主要还是一门关于善的价值的科学，是一门价值之学。就一般认识而言，价值分析法才应该是伦理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作为一门从伦理视阈研究劳动问题的应用伦理学，劳动伦理学自然也应以价值法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并不例外。实际上，马克思立足人类终极价值，以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及资产阶级学者劳动伦理思想伦理批判为核心内容，[71]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价值方法运用的结果。可见，马克思虽然不是唯道德主义者，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道德信念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2]。
研究方法服从于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是劳动的根本特征决定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研究方法，以价值法为重要研究方法。劳动应该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劳动本身是物质性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的客观性，这也是我们研究劳动问题应该坚持唯物观的根本原因。劳动是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是与动物的活动根本不同的创造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对劳动问题必须持辩证法视之。但是劳动从来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各种需要，实现人类一定目的的活动。劳动的目的性主要由人的理性因素与人的情感、意志、欲望、信仰、习惯等非理性因素共同决定。这些非理性因素影响着劳动目的的稳定性，进而影响，调节劳动的进展。劳动的目的性不仅包含物的外在尺度，也包含着人的内在尺度，所以劳动又是一个价值性范畴，价值法才是分析劳动问题的重要方法。
那么，为何说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价值法呢？本著认为基本原因有二：其一，从学科性质看，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属于应用伦理学，既要提出价值，更要分析女n何实践这些价值。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同时也可以视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也应成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研究方法。其二，这也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研究任务有关。分析劳动及劳动伦理现状，揭示劳动伦理、劳动及劳动关系合道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研究任务。这就需要既要说明劳动有什么价值，也要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价值，还要分析有了这些价值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显然，离开唯物辩证法是无法实现这些研究任务的。
实际上，唯物辩证法与价值法并不矛盾。因为所谓价值法，也即对事物进行“应该与否”判断的方法。唯物辩证法主要回答是什么，目的是发现“真”。一般意义上的应不应该问题即善与不善的问题[73]。而所谓正确与否即“真不真”的问题。休谟命题之核心是“事实”不等于“应该”，“真”的未必“善”，反之亦然，“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74]。其实，判断事实应该与否的标准虽然是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但它们也是人所规定的事物，自然至少存在是否应该提出与实践的问题。显然，“应该”是否符合“应该”之本质是判断“应该”是否“真的应该”的根本依据。只有符合应该，即道德本质的“应该”才是“真的应该”。可见，对“应该”是否应该的判断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是”与“不是”判断一对以事实形式存在的“应该”进行判断。要揭示何为道德本质，就得回到社会现实进行辩证分析。对此，马克思曾明确地解释说，针对现实弊病，发现消除之途、寻求形成新型生产、交换组织的积极因素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任务，所以“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75]。总之，唯物辩证法与价值法并不相违。相反，马克思能够科学地揭示劳动伦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发现不同社会劳动伦理问题的真正成因，找到劳动伦理基本价值的本质以及判断劳动及劳动关系价值合理性的根本标准，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将道德观念视为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反映。
反过来，也可认为正是由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使得马克思坚持唯物辩证法研究伦理问题。恩格斯称赞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76]。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研究劳动伦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为社会提供的是劳动，马克思便从生产商品的“劳动”开始解剖工人阶级，由此揭示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结果形成了为工人阶级说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创造财富，财富应归劳动者，交换所得应能够补偿劳动者的付出。不过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在本质上体现了劳动群众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代表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控制学术话语权的强势者边缘化或政治化对待。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发展”下可能异化成为权势者谋利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理论工具。从历史与现实看，这些才是伤害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声誉与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