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年来，我又开始上学了。这时屯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原来两趟街中间又出现了一趟街，盖了许多新房子，形成一个“三”字。我表姐夫董佩林就住在这条新街上，屯西头的学校被扒掉了。把原陈家大院的正房，打通做了学校，定名为“讷河县青龙村龙泉小学”。这回有了五六年级，各一个班。我复学后，先上五年级，和我二弟张凤祥遇在一个班上。班主任是个女的，叫王桂清，三十多岁，大脸盘短发。她丈夫姓佟，也是老师，但因眼睛不好，已不能教课。还有两个女儿，才十几岁，一家四口，刚来时没地方住。校长就找到我父亲，问可不可以租住我家。我爹二话没说，答应了，并说不要房租。其实我家并没有闲房，只是在东屋有一个北炕闲着，南炕是我大爷、我和我二弟三个人住着。王老师搬来之后就住在这铺北炕上。王老师不像其他农村老师，家里除了课本和参考书之外，什么读物也没有。她搬家时带来许多书，没地方放，就摞在炕梢。每天晚饭后，都点上罩灯看书。看到高兴时，就大声念给她丈夫听，有时两人还议论一番。我和二弟在南炕，坐在放倒的四脚八奓凳子腿上，趴在炕沿上做作业、学珠算。经常听他们夫妇议论《寒夜》、《憩园》和《第六病室》等书，还不时提到巴金、老舍、鲁迅、萧红等名字。有一天，两人议论保尔.柯察金的事迹。王老师给她丈夫念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每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听了，顿觉热血沸腾，不能自已，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至理名言。就大着胆子向王老师提出，要借这本书看看。王老师把书给我拿了过来，我一看是孙广英译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从此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二弟凤祥睡着后，我就趴在被窝里看这本书。点着昏暗的煤油灯，一直看到一灯油干了的时候才睡觉。这样我家的煤油用得特别快，三五天就得买一次。有时候，我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父亲起夜到屋外解手，突然出现在门口，把我骂一顿，说天天点灯到半夜，太费油了，我才能熄了灯睡下。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的一位作家，他写了一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写了一个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参加了国内战争和保卫苏维埃的战争，受过伤，得了重病，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仍坚强地为革命而奋斗。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后，才知道原来保尔的事迹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事迹。我被奥斯特洛夫斯基深深感动，特别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坚持写作的精神，深深鼓舞了我，并使我萌生了将来也当个作家的想法。但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对谁也不能说。因为在我的周围，除了无休止地干活，还是无休止地干活。没人相信，靠念书还能赢得生活资料。至于作家是干什么的，那就更没人知道了。在王老师的影响下，使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还借了其他一些书看了。可是没过多久，王老师一家被调走了。班主任换成了徐修明，我也升到了六年级。记得王老师搬家的那天，是我爹套了马车，把她们全家四口人和所有东西送到讷河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呼兰县，落到什么单位也不知道，总之，再没有通信联系，但这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最大，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王老师一走，没有书可看了。家里祖祖辈辈务农，根本无有片言只字。从日本屯捡回来的书，都是日语，看不懂。大表哥李占元有几本唱本，非常宝贵，纸包纸裹。我借出来一看，全是《大八义》、《小八义》、《呼延庆打擂》之类。看了一点看不下去，只好完璧归赵。我大爷见我爱看书，从讷河新华书店买回一部《三国演义》，上下两册。这时东北币已换成了人民币，共花三元钱。大爷说：“看三国，可以增长计谋。”但其他人则说太贵了，三元钱买这东西，没用。我拿到手打开一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再往下看，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还有好多字不认识。在学校里，我早就看过同学的小人书，《桃园三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连营》等，都很明白。可是看了原书，却傻了眼，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啥，就吵吵没用，到处乱扔，不知爱惜。后来被一个肖老师拿去了。这个肖老师叫肖昂，在学校里教三年级；他的爱人于彩凤，是乡里的千部。王桂清老师走后，不长时间，肖老师两口子，就又搬来我家这铺北炕暂住，但这两位可没有什么书带来。学校里每年都号召学生，订阅报刊杂志。但订的人很少，由于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我央求我妈，给我弄几毛钱，订了《中国少年报》和《黑龙江青年报》。每次拿到报纸，都像得了宝贝似的，仔细看那上面的文章。特别是《中国少年报》，一到冬天，就登些关于雪的文章和图画；春天来临，则发表栽树、绿化祖国的诗文，都印成绿色的，给人一种充满无限生机的感觉，我特别喜欢。每看到这些文章之后，尾部都有一个括号，里面有个人名，就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老师说：“这是写文章的人。”我问：“谁都可以写吗？”老师说：“当然，谁都可以。”当时正是1953年前后，我的五弟张凤昌——我叔叔的大儿子已经出生。农村里已由互助组发展成了初级社，在后街由我爹和房显久牵头，联系了二十几户人家，成立了和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我爹当社长，房显久当副社长，宣洪志为会计。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实际上谁不入也不行。土地、大牲畜、农具一律作价入社，许诺以后返还，但一直到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社散了，也没见到返还一分一毛。我每次看报纸，读到某地备耕呀送粪呀之类的事，就想我们社里也有这个事，也写一篇同样内容的稿子，给报社寄去。那时邮稿子不用花邮票，一连写了十多次稿，每天都盼着报纸快来，看有没有我的文章。看一次失望一次，最后写了一篇社里评先进社员的文章，邮走时就发了狠心，这篇要是不登就再也不写了。可是没过几天，却登了出来，标题定为《热爱劳动的社员》。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心里的高兴简直无法形容，甚至见人就想说说。过了一些日子，从青冈县来了一封给我的信，打开一看，内容是说他大爷也叫张凤山，多年失散没有联系，问我是不是他的大爷。我回信告诉他，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信邮出后，就再没有回信。又有人给我带口信说，让我到乡政府去取稿费。原来报社以为我是乡干部，就把稿费邮到乡政府去了。到这一年的时候，原来的第三区青龙村已经撤销，成立了乡。乡政府所在地就是原第三区政府所在地学田。我们屯也跟着变为“讷河县学田乡某某社”了。我跑了二十五里路走到乡政府，找到李秘书，说明来意，李秘书把稿费给了我。拿到手一看，不多不少，整好七毛。在那个时候，七角钱差不多能买到九斤小米。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学下去的信心倍增。受到初次成功的鼓舞，我又写了些稿子，发表的有《挂锄以后》、《积肥忙》和《过春节，喜洋洋》等。报社也经常给我邮一些材料，讲怎样写新闻稿，要注意时间、地点、事件三大要素，不要“客里空”等新闻知识。渐渐地我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一有工夫就想看书。在班级里，我的作文常被徐老师当做样板，经常在作文讲评时读给全班同学听。其他科的学习成绩也好。每次期末考试，列榜都是第一，竖写在一张大长纸上。如：“计开一、张凤山96.8。二、徐桂清94.6。三、……”等。都是各科得分加起来后被科数除的平均分。有好几次被评为优秀学生，老师也特别喜欢我，开会发言，或干点什么事，一准派我。
那时班上的同学，除了我弟弟张凤祥之外，现在还记得的有赵云起、黎洪生、任广才、辛显荣、郭长发、马德林、曲守成、禚云江、高士清、张淑范、王福年、王福臣、鲁成芝、许淑贤、徐桂清、徐素芬等。这些人中，王福年是我二姑的儿子，没念完就退学回家结了婚。王福臣和鲁成芝早有婚约，也中途退学结婚生子去了。考上中学的有赵云起、黎洪生、任广才、辛显荣、许淑贤、徐桂清、徐素芬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