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此题之前，先说说我的三姐张淑霞。我大娘去世的时候，三姐已经十六岁，一直在家当姑娘。第二年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号召孩子上学读书。但三姐已长得很高，站在我们小孩中间，显得特别突出，自己不好意思上学。这时离龙泉屯二里远的孙甲长屯，已改名为仁和屯。为本屯孩子念书，腾出一间房子，自己成立了学校。没有老师，就聘了陈家大院陈士文的二小姐陈艳霞当了老师。她因家里有钱，念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教师难觅的情况下，经过讷河县第三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同意陈艳霞出来教书。陈艳霞本来和我三姐就好，两人形影不离，又说得来。在陈艳霞的劝说和鼓励下，三姐同意跟她去仁和屯上学学习。她许诺帮助三姐补课，用最短的时间学完初小四年的功课。每天早晨从家带饭，中午不回来。由于三姐用功，天资聪颖，连连跳级，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初小四年的课程，考入高小。在姐姐上学的过程中，屯中和家里的人认识并不明确，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如：闺女大了，上学没用，不如找个婆家，早早嫁人安稳，等等。甚至我大姑、我大姐、二姐也持反对意见。但三姐不为所动，坚持不辍。终于在1950年升入中心小学，1952年毕业，经区政府推荐，进入县政府举办的商业干部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讷河县百货公司工作，在讷河县第二百货商店做了售货员。成为张家有史以来第一个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女青年。当时虽然《婚姻法》已经公布，但和三姐同龄的几个女青年，都被逼回到炕头和锅台边，成了家庭妇女，依旧走上了流传千年的老路。如：老祁家大姑娘嫁给了房显久；老孙家大姑娘嫁给了周振昌。就连关老师的二女儿关秀茹，后来也嫁了人完事。三姐和姐夫焦潭自由恋爱结婚，组成幸福家庭。姐夫原在讷河县总工会工作，1954年调往黑龙江省总工会，1956年姐姐也调往哈尔滨，在哈尔滨第二汽车零件厂上班，直到退休。生两子一女，均已立业成家，成为国家干部。老夫妇二人均享高年，与我大姐二姐的命运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那时小学的学制是四二分段，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初小毕业，1951年升入高小。可当时屯里没有高小，只有初小，五年六年级要到二十五里之外的学田去念。学田当时是讷河县第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全区只设立一个中心校，周围几十里地的孩子，凡是考上高小的，都要到中心校住宿念书，我三姐就是在这所学校读完高小的。我考上后，家里人自然都很高兴，屯里邻居也夸说我有出息。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父亲就套了马车，拉了一大车柴禾，一麻袋小米，还有一个行李包，把我送到了中心校。搭车一起上学的还有两个女生：关秀茹和王秀芳。她俩比我高两年，已是老学生。那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高小，我们几个算是拔尖者，我自己和家里人都很自豪。大部分孩子都是四年级一毕业就下地干活去了。马车在雪路上吱吱嘎嘎行走，用了很长时间才到学田。学校里有专人收柴和米，把柴卸掉，米过了称，倒在伙房的大仓子里。父亲又把我送到宿舍里，找个铺位，放好行李，嘱咐我：“好好学，别乱花钱。”然后赶着马车回家去了。
我被编到五年二班。班主任叫李景林；校长叫赵泽普，很年轻，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帅哥。每天做间操时都要上台讲一会话，内容多半都是校规和纪律之类。校舍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红砖房，白铁瓦，建得有棱有角，玻璃门窗，东西两头开门，进门靠北墙是走廊，南面是教室和办公室，有十多间。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中间有两个教室通着，开会时，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重要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只要把中间的闸板卸下来，就变成一个大屋，能装下一二百人。上课时把闸板上上，就成了各自的教室，但不太隔音，隔壁老师讲什么都能听得见。室内地上全是地板，走起路来，咚咚山响。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校舍是日本鬼子建的，他们投降了之后，就做了我们的学校。我入中心校的时候，三姐已从中心校毕业，进入讷河县商业干部训练班了。宿舍在教室的后面，是一所大土房，和我家住的房子一样。屋内两边搭着大炕，中间是走人的通道。夏天很凉快，但到冬天则冷得要命。我们学生轮流烧炕，但因没有柴草，不能多烧。燎一燎就算了，炕根本烧不热，要是炕梢就一点热乎气也没有了。睡到后半夜，炕就拔凉拔凉的了，不等亮天就被冻醒。东北的冬天本来就冷，温度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屋里炕要不热，就得上冻。早晨起来，洗脸盆里的余水就冻成了冰块。伙食天天是小米饭，小米本来很好吃。在家里做小米饭，都是先把小米煮烂，然后捞出来再沏一下，做出来的小米饭又松又软，我每顿都能吃两三碗。可是学校里做的，却和家里大不相同，都是干闷，十回有九回夹生，全是干米粒子，吃到嘴里沙格拉拉，难以下咽。菜也都是白菜土豆汤，萝卜土豆汤，或角瓜黄豆汤等。一到星期天放假，所有住宿的孩子，不管离家多远，星期六下午，放下书包就急急忙忙往家走，以便早点到家，多待一天。那时没有村际公共汽车，只能一步一步往回走。一个人穿过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越过几个屯子，才能到家。有时半路遇雨，淋得像个落汤鸡，卷着裤腿拎着两只鞋，踹着乱泥回家。住一宿，在家吃几顿苞米茬子粥，解解馋。第二天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后来让我妈装一罐头瓶子咸菜，带着到学校去吃，有时在回校的路上，饿了也嚼一块。这样坚持念了一年，因是第一次离开家，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一遇点困难，就想起在家舒服，偷偷抹眼泪。学习成绩一般，仅占中等，身体也出了毛病，浑身发虚，渐渐咳嗽起来。那时大人小孩有点病都挺着，好长时间没去管它，照常上课。后来学校给我们学生检查身体，轮到我，大夫仔仔细细给查了一遍，在《体检表》健康状况栏里给我写了一个丙等，又建议老师让我休学修养。秉承学校老师的意见，我办了休学手续，父亲又赶车把我的行李拉回到家里。
回家以后，家人和邻居都知道我得了病，但不知是什么病。最着急的是我的父母，大爷和叔叔也急得乱转，四处掏换偏方，治我的咳嗽。弄了一气，也没见效，最后想到了请治病先生看看。在我大爷、叔叔、婶子的再三催促下，父亲放下手里的农活。到北边三合屯请了一位中医，此人叫赵士谦，四五十岁，留有短胡子，说话很快。一号脉说我得了肺病，还嘟嘟哝哝念了一些中医歌诀，我也听不懂是什么。他和父亲交流一番，说得吃汤药，开了方子。父亲又把他用马车送回去，顺便抓回药来。这下，妈妈可有活干了，每天蹲在灶坑门口，支起两块坯，把药壶架在上面，用干树枝和木拌子烧，烟熏火燎，烤得满脸是汗。药熬好了，还得让我喝下去才能干别的。这时我的四弟张建峰刚刚出生，妈妈需要干的活很多，喂奶，洗尿布，一天到晚不着消停。我这一病，给我妈增加了很大负担，但妈妈默默无声，以羸弱的身子操劳着一切，只期望儿子能够平平安安。
在父母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渐渐有了转机，咳嗽减轻，身子也不虚了，逐渐自己能熬药了。后续吃的药，我自己去三合屯找赵先生抓，回来自己熬，不让妈妈再为我操心。治到快好的时候，赵先生说：“我再给你配一副丸药，吃完了，就不用再吃了。三天以后来取。”我回到家里，把这个事告诉父亲，父亲很高兴，问我：“赵先生说没？多少钱。”“说了，五元钱。”父亲说：“前院老崔家欠咱家三十元，赶明儿个，你要回来，就用这钱取药去。”到取药那天，我真去崔家要了钱，揣在兜里就走了，到三合屯取了药，回到家里，一掏兜发现剩那二十五元钱不见了。吓得顿时出一身冷汗，也没敢声张，自己悄悄又顺路去找，边走边看，盼望能在路旁的草棵里发现，走到地方又返回来也没找到。来回有二十多里，走了两趟，天黑了才到家。不敢进屋，躲到草棚子里，被我大爷发现了，拽到屋里。父亲知道我丢钱了，到底还是把我骂了一顿。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我的病好了。这年秋天我就能帮家里干活了，起土豆时，我赶着老牛车往家里拉土豆，顶一个大人。秋天打场，我赶滚子，起早贪黑也不累。说到我的病，其实就是肺结核，那时还不知道用链霉素，硬是吃中药治好了，直到现在我的肺叶上还留着一个钙化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