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之缘起
本书拟以西教东渐为中心，考察清末民初广州社会的变迁。
多年来，关于晚清民国西方宗教在华传播的研究，已持续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诸多宗教史的细节问题，也日渐清晰起来。比如，西方传教士何时进入中国、各国差会组织派遣教士的具体过程、传教士活动的策略、传教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教会受到的冲击与引发的教案、教会在某一区域取得的一系列进展等等，这些学术研究的新成就，标志着宗教史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均成为学者们和读者们感到高兴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对外来宗教传播发展史的诸多细节问题进行了观察，乃至对外来宗教总体的变化情况进行把握，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是否可以再转换一个视角，从社会受众方面感受宗教的作用力呢？
这也许就是在我们进行单向的宗教传播史研究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所可能获得的“回音”问题。就像我们在山谷中发出了嘹亮的声音之后，还总希望能再听一听远方的回音，体验那种反馈的感受，找到那份完满的乐趣。这份“回音”，便是宗教发生地的社会变迁问题。在这一领域，似乎还仍然留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需要后来者继续深入地工作。目前研究宗教史方面的成就多，而研究由宗教力量引发的社会变迁方面的成果，还相对较少。本文之缘起，即得益于此种初衷。
当然，在宗教史的研究中，其实也免不了在不少方面会涉及到社会变迁问题，不过，转换了视角之后的观察和思考，也许还是富有特定的研究内涵的。因为在社会中观察宗教现象，类型千姿百态，何止一个“耶稣”问题呢？在社会演进的茫茫海洋中，某种看来无论多么出彩的宗教，其实亦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是一个宽广的“腹地”，尚有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寻觅西方宗教因素中那些最能够“打动”广州社会变迁的因子，将其作为重要契入点，甄选考察，环视比较，以期牵动区域社会文明演变之神经，寻获宗教媒介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之特殊意义。
广州是清代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一度还拥有了“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广州的“十三行”甚至于在长达85年时间里垄断着庞大帝国的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贸易港口城市。追溯历史渊源，广州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和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拥有二千多年辉煌的文明史。广州是种族与异质文化的交汇地，是东西汇流的发生地，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得风气之先”的大都市。选择广州作为独立的地域平台，而观察其中的某类现象，足以保持典型性。
广州还是一个宗教文化历史名城，在历史上与宗教文化素有不解之缘。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世界重大宗教，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及于广州城市以特殊的青睐与惠爱之姿。广州不仅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又是伊斯兰教自海上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以岭南为重要传教地，广州在清王朝禁教时代还属于政府指定的保留地。在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播的历史上，广州是该新教进入中国活动的最早的大城市。
假如用换一种内涵的“三教九流”之术语，来描述广州的宗教杂处现象，亦实不为过。
鉴于以上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本文就选择了以西方宗教为媒介来考察清末民初广州社会的变迁。在中西交流的长河中，1835年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来华基督教新教教士们打开了在广州传教工作的新局面。1835年11月4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眼科医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眼科专门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式医院。其标志着医学传教活动正式在广州拉开序幕，并在鸦片战争之后将传教工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根据眼科医院的报告，在开办最初的三个月中，就收治了925人，一年后超过200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839年底，收治的病人达7000余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广州附近地区。[1]传教士在广州建立医院并进行了良好运做，在传教工作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人建立新型关系的开始”，[2]为传教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自晚清到民国初，西方宗教发展的连续性没有中断，对一种属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段为坐标。在经历了1922-1927年的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震荡之后，对西方宗教与社会之间联系性的考察，就变得更加透彻和有层次性。在广州社会发展史上，1929年前后也许可以视作军事动荡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分界线，之后广州社会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假如我们姑且把1912至1929年视做大清帝国覆灭后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个重建时期的话，那么将西方宗教与地域社会的变迁同时置于此背景下研究，并伴随着众多有海外留洋背景的精英人士归国创业，中西交流的典型性便更加突出，自然也会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同时，1929年前后广州社会文化事业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气象。
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当年由广州市国民党党部领导的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的成立，其对当地宗教迷信现象进行了“清理”，西方宗教当然也受到触及，但未成为主要打击目标。这对于我们考察比较不同宗教在同一区域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地位，以及考察由宗教问题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提供了难得的平台。有鉴于此，笔者拟将时间段确定为鸦片战争前夕至1929年。这一阶段前后跨越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晚清革命、民国初的政治大动荡，正值广州社会历经阵痛而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打开国门时的揪心痛苦，强烈抵制洋人入城，到后来认可西方事物，喜用洋物，再力图借西方宗教的组织形式自建宗教，成立华人自立教会，甚至以“人格救国”理想改造社会，以追求人心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凡此种种，足见西方宗教在广州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结构布局方面，本书没有限于学术界常见的时间顺序研究方式，虽然说，这对于变迁史的研究，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笔者主要采取了亮点缀集的方式，即紧密围绕影响社会变迁史的突出问题，抓住与西方宗教相关的社会变迁中的那些最典型、最重要的事例、事物、现象，以比较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审视，以尽可能开阔的视野将之放置于社会发展的大坐标中，进行剖析和归纳，以便找出社会演进的线索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仅用了一章三节的篇幅，以网阔百年间西方宗教在广州的发展传播历程和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专门用了其中的一节论述广州与广州周边区域西方宗教传播发展的差异性，找出了八点差异，力求一开始即将中心问题提出来，也把广州的特点提出来，进行集中论述，避免无谓的精力分散与消耗。
随后，笔者对西方宗教对广州社会变迁的影响方式进行了考察，直接关注“A”与“B”之间的简捷联系（西方宗教为A，社会变迁为B），考察“影响方式”的具体表现。主要归纳为5个方面，即：结交地方官绅阶层；引领社会新潮流；引入社会亟须的新事业；改变社会知识结构；教化广州民众。在第三、四章节，则主要考察了社会意识层面和物质层面上的转变。对思想观念、法制观念、道德观念的转变进行了分析论述，又对社会生活领域中“衣食住行”的变化情况进行阐述。其中，也涉及到了广州社会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社会团体的活动情况，及其对城市民生情态影响的研究。在结尾部分，则尝试立足于一种宏观的视角，对广州社会转型中诸因素之关系，及西方宗教与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西方宗教对民众素质的影响问题，进行探索思考和综合性分析，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不过，这些结论基本上还是非常粗浅的。此外，由于个人学术基础的薄弱和观察问题视角的限制，本论文中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疏漏之处，甚至是错误之处，这些都恳切期待各位前辈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斧正和指导，以督促我不断进步，日有所学，日有所长，以献身于历史学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关于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活动的历史研究，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大批学者投入其间进行辛勤耕耘，这其中不仅有老一代的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孜孜以求进，还有一批精通外文的年轻学者，也乐此不倦。
这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而言，既壮大了研究队伍，也增添了新的活力。
许多尘封多年的外文资料，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诸多早年散逸的中文刊物，也再次被学者们所搜集研读。经过多年的研究，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不断探讨，关于宗教史的研究取得了累累成果。
在陈营相对庞大的宗教史研究中，中外学者们倾注了巨大心力，并获得了很多成果。20年代50年代末，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教授和刘广京先生的倡导和带领下，一批学者积极开展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研究。1963年，柯文先生的《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的排外主义（1860—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3]一书，考察了中国的传教人文环境，从社会的高度审视了传教士遇到的难以融入中国的原因，探讨了传教士与条约体系及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某些关联，以及中国民众受感于爱国情绪和士绅诱导所发生的排外意识。作者还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协调是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个人遭受中国官方和民众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导致西方教会被视做异端学说甚至是邪说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这是一部颇有力度的著作，启发作用明显。台湾学者吕实强教授是与美国学者柯文几乎同时研究民教矛盾与冲突问题的著名学者，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书，对反教的起因做了系统性探讨，他认为反教涉及了传教士、民众、乡绅和官员等多方群体，矛盾环环交织，层出不穷。但其中核心环节则是官员，官员是诸方利益的调整者，也因此是诸方不满的焦点。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是此前由传教士参与其中的中外战争的失败者，所以这个阶层本身是有反教意识的群体。绅士反教则是由于文化理念、个人私利和社会威望受到挑战而激发。当教民与非教民的矛盾发生时，传教士通常是通过本国政府的力量以驱动中国官员去保护传教者和信徒，而官方总是无奈地接受这种压力。乡绅则时常是非教徒的后盾，其频频介入则使民间社会中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更加尖锐，甚至流血冲突不断，使教案发展成为中西交往中最棘手的事件。[4]卢兹编著的《在华基督教：福音传教士之类的人》（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 ？）对传教福音的形式与效果做了系统的研究，并在书中例举了大量与美国教会有关的参考书目。[5]1966年海涅特的《基督新教团体在中国（1877—1890）：善事的组织化》，对美国新教在华的医学、教育、赈灾慈善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华传教士已经在从事系列化的改造异国的宗教使命。1966年，刘广京出版了《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专著。此后，国内有关基督教研究的少有的专著是李时岳的《反洋教运动》。李著以基督教势力东来为开端，重点描述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和几例典型的教案。对于教案的起因，作者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民教争殴”的主要原因是传教士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并纵容为虎作怅的无赖教民欺压良善，从而在民教间结下怨仇。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作者认为：“反洋教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广泛的、持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侵略活动，于是奋不顾身地进行了长期的、殊死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搏斗，这种搏斗完全是自卫的、正义的、反侵略的。”但是，“反洋教运动基本上是农民自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落后的成分。”但对反洋教运动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仅在政治层面找原因，对教案冲突的分析，基本上是以教化线，同时对教案背景分析也未能充分注意到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此书仍然可以说是努力进行比较客观分析的少数著作之一。[6]史学家翦伯赞在通史著作中也曾对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评述到：“他们标榜反对英国炮舰政策来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时利用基督教宣传来灌输美国式的‘文明’，企图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到1876年，由美国教会附设的所谓学堂就已达到294所，目的在于培植为侵略势力服务的传教士和洋行买办。”[7]基于这些主导性认识方面的差异，60年代的中国内地基督教史研究，与大陆以外学者的研究，在学术结论方面形成了很大的差别。
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在华传教史研究，在“纵”和“横”两个方面，都继续向前发展，保持了开拓进展的势头。而国内的研究，几乎仍是在禁区中艰难徘徊，学术的合法性也严格地考验着学者们的智慧，单薄的对义和团反洋教运动的研究在事实上大大替代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1971年，卢兹完成了《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China and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书，他在结论中认为，传教士始终把教会教育作为中国传教工作的核心和生命线，因为这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深入民众并与民众进行心灵交通的渠道，而其他诸如街头宣教说道、发放福音传单、有组织地巡游布道，都形同虚设，在走向中国家庭和家庭邻里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的学生发挥了传教桥梁的作用，这种大量财力的投入可谓是物有所值。[8]1974年“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出版的论文集《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以及1975年的系列讲座书稿《中美互动影响：历史摘要》，对美国传教士、商人、政治家等人物在华的活动和历史贡献，做了考察和评价，将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利津格的《天津惨案以后教案的模式（1870—1875）》，对于天津教案发生后几年间中国教案的发生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类归纳，总结出了常见的教案发展原因和特征。费正清的《中美相互影响：历史摘要》（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Rutgers）又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至新中国建国前夕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历史贡献，以及同时期美国商人、外交官、学者在华所发挥的作用。[9]1978年柯文的《1900年前之基督教及其影响》一书，则是对19世纪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一种总结性专著，与传教相关问题，多有述及。
进入80年代，传教史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获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
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活动日趋活跃，同时，一些友好往来和实地考察的成就也不断融入学术研究领域。
1980年，在济南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史学会主席戴逸向与会学者们提出应该努力探索该领域新课题的劝勉。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学者还前往山东考察了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之间的联系。
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平台，对传教士人物群体的行为及影响进行考察，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开端。不过，该书主要还是“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与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10]到了1985年，顾长声又完成了一部关于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评传性专著，即《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在著作中，作者的观点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放弃了先前几乎一概而论的结论，认为应做良莠划分，避免鱼目混珠。作者将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分为两部分进行评价，认为其中的一部分确系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分子，为虎作怅；而另外一部分是出于基督教教义的劝奉归顺上帝的传教目的而来的，即使是参与了一些与帝国主义有关的侵略活动，也只是无意识地执行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他认为基督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11]1987年，由张力、刘鉴唐合做完成的近80万余字的《中国教案史》专著，是颇能代表80年代国内学者研究水平的重要著作。作者认为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涌入中国，深受为基督献身精神的支配，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进行宜教的，是为了要“宜传他们认为是无比正确的基督教义的”，而“很少有为本国政治和政权服务的。”[12]作者又认为传教士是为了宣教的目的才介绍西方当时尚属先进的科技文化成就的，这是他们能够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唯一武器”，也是他们初来中国，屡屡受到帝王、权臣、士子文人欢迎乃至青睐的重要原因。而对于教难现象，作者分析归纳为四个原因：一、由中国人的自尊民族心理所造成的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二、依赖正统思想进入仕宦之途的士子文人首先感受到威胁，从而诋毁教义、反对宜教、驱逐教士，使教案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三、封建帝王及其统治阶级深恐外来思想会动摇封建的忠君术，处于政治需要，故对于主张一神信仰的基督教，进行排斥；四、传教士曾经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助纣为虐，起了很坏的作用，因而在下层民众中斥责教会的舆论世代不绝。[13]1987年汤清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立足于教会的派别差异，分别予以系统叙述，突出了传教活动的个性化经历，也披露了大量的新史料和新素材。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邢福增教授的专著《晚清中国基督徒对宗教信仰与文化环境的调适，1860—1911》，则非常注重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和法国，传教史研究在国际汉学界再次成为热点之一，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出现，一些社会生活史、历史计量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也都渗透到传教士研究领域，学术探索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并在与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繁盛的景象。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进步较大，取得了新的成果。如1982年鲁宾斯坦的《中国环境里的美国基要主义》（American Fundamentalism in the ChinaEnvironmen，Journal of AmericanBaptist History，Fall，1982）杭为遥的《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 ，Currents in Theology ＆ Mission，1982），都是综合性考察基督教在中国活动全景的力作。1985年，费正清在《早期在华传教士记》（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 in China＇sCulture Histo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Missionary Writ-ings）一书中，研究了相同的问题，并指出“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而又最有意义的人物。”[14]
当时诸多学术论文的研究成果，在结集出版的专著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林治平主编的《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1989年李志刚主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均由台湾宇宙出版社出版，收录颇为丰富。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国内学术界所发表的有关教会和传教士研究的文章共有500多篇。而其中的重头戏仍是反洋教斗争，占去了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15]1990年代是一个激情消退而理智上升的时代，传教史研究迎来了全新的局面。以往倾注于教案的学者们，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基督教文化领域了。这样变化的结果也成就了基督教教育史、基督教文化交流史、区域宗教史等领域的学术发展，并绽放了学术成果。相关的学术论文集不断涌现，把各种微观的研究连结成“片”，也预示着今后专题史、区域史研究的深厚的发展腹地。
1991年，由章开沅、林蔚主编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论文集出版，它同时也是中美大学间共办高等教育的一个合作成果。章开沅在序言中说：“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教会大学）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事实根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的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16]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的交流，它大大有利于拓展学者们的学术视野。1991年，哈里斯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19世纪中叶中国的合作和依靠》，论述了晚清的传教士所遇到的文化层面上的多层因素的挑战与化解之难题。1993年后，李志刚又继续主编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二、三集，分别为1993，1997年），由台湾宇宙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多有涉及。1995年，格雷俄拇的《性别、文化和基督教：美国在华的新教教会学校（1880—1930）》（《Gen-der，Culture，and Christianity：American ProtestantMission School inChina》）也以教会教育史为研究对象，作者探讨了教会学校最显著的社会功用在于在事实上做到了吸引大批中国民众皈依基督教和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双重使命，在晚清近代的社会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7]1997年，王立新所著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则采用“现代论”模式，认为：“传教士传播西学主要是通过设立学校、出版书籍和主办报刊来实现的。美国传教士正是通过这些社会文化活动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并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事业发生密切关系的。”“传教士的活动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并认为“‘文化侵略’一词并不足以概括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全部内容，也不足以揭示传教士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经由传教士之手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先进性。”[18]王立新的论著不仅在认识论上表现出更加忠于历史的态度，而且，对于社会近代化变化趋向，也显示了跨学科研究的某种尝试。
1998年，吴梓明主编教会教育史研究丛书，该丛书由七部专著组成：即陶亚飞、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近代国学》，史静寰、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周洪宇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发展》，李志刚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出版事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该丛书对与教会教育相关的个体问题（如知识分子、校长），及社会变迁等总体问题，都分别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专题研究，可见对于宗教教育史的研究力度之大。吴梓明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说：“（该丛书）十分注意客观的研究及事实的陈述，尤其是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过往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1807—1952），在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基督教教育（包括教会或差会所办之中、小及大学机构），以及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各位作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多种层次去探讨，目的是要将基督教教育过往在中国社会发展及影响做出客观的论述和阐释，冀能引发更多学术思想的交流。”[19] 2000年以后，中外学术界在宗教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差别不断缩小，国内不少学者，不仅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结论，而且吸纳了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将宗教史引向社会史范畴，甚至于差会所在国的社会史领域，使宗教史研究的社会意义大力提升。2000年徐以骅教授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书，收录了一批国内外宗教史著名学者的学术观点，以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之间的相容关系为借鉴，从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书中还就宗教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广州学者们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广州本地的传播过程，以及教会所从事的医学、教育、慈善活动，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黄挺柱就发表了《美帝国主义对广东教育事业侵略简史》一文，文中认为帝国主义以教会为堡垒侵入了广东教育事业，建立了一系列受外国教会控制的学校，掌握了广东的教育权。[20]80年代，广州学者程啸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教案》一文，探讨了群众在反教斗争中的爱国激情、伦理信念、打教讹言与排外心态的综合作用。[21]90年代后研究工作日渐深入。吴义雄先生的《在世俗与宗教之间——19世纪初期基督新教在华南的传播》，运用了大量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外文资料，详细考察了基督新教传播的诸多细节问题，使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整个传教活动过程，相当清晰起来，其中对于基督新教在广州的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研究。比如对于传教士参与《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条文的拟订过程，都考证甚详，富有拓荒意义。[22]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合著的《基督教与岭南社会》一书，被列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课题，该书分四个章节进行了论述，分别为：基督教在岭南的传播、传教士在岭南的文化活动、基督教与岭南知识界、基督教与岭南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在岭南的活动及与岭南文化的交融情况。[23]同时，赵春晨先生还主编了《岭南宗教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其中涉及了基督教内容的研究论文11篇，比较注重宗教人物、运动和机构的研究。赵春晨的《20世纪前半叶岭南新式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李建华的《简论简又文的宗教思想》、雷雨田的《论岭南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张晓辉先生的《民国前期广东教堂的分布及其社会活动》、何薇的《试论近代广州的教会学校》，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24]另外，华南师范大学贺璋容女士的《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之发展》一文，将基督教新教在广州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1807年一1842年为第一阶段，1842—1910为第二阶段。前者为草创时期，主要工作是围绕文字布道、医学布道、个人布道而展开。第二阶段是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来广州的传教差会与人数明显上升，且把医疗、文字出版、教育、慈善等做为整个传教工作的核心。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传教士的这些工作对广州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与重要的影响。[25]叶农的《20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一文，认为华人浸信自立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进入了自立运动时期，1925年前为兴起时期，共有10个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组织起来，之后则进入发展时期。[26]广州本地的学者们在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文献的筛选与比较。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材料、报刊资料及部分个人著述，对中西文史资料进行筛选和比较，依据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通过考证和比较而辩明历史真相，以作为思考和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
二、综合分析法。在研究清末民初整个广州社会宗教活动的背景下，多角度地展示个体状况，再通过个体事件、案例的研究，深入挖掘历史现象的根源，以便进行立体式的多方位观察和剖析，力求取得更为科学和准确的结论。
三、归纳法。由于本文需要驾御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现象，以从中找出影响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和亮点，相对准确把握历史现象的实质，演绎宗教传播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在行文中大量运用了归纳的办法，组织论述和得出结论。
四、图表和统计法。由于社会事件的变化有时需要借助于具体的数字进行表述，不少与教徒人数、教会医院学校数量、社会团体规模等方面的情况，在文中进行了统计，有的也列出了图表。本文还使用了一部分照片，由于在反映社会风俗方面的内容时，更需采用一些图片以进行直观说明，所以，本文也引入了一些相关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