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但将冲突找出来却不是一件易事——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潜意识的，更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会竭力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都有哪些信号让我们怀疑可能有潜在冲突呢？在前一章提到的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有两个很明显的提示因素。一个提示因素是产生症状——第一个例子中是疲惫，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冲突，就是说，每种症状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冲突直接的外在表现。我们慢慢地就会看到未化解的冲突对人们的影响，它们会引起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懒惰、冷漠等症状。对这个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外在表现转移到其源头上——尽管我们还不能揭示源头的确切本质。另一个提示因素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确信那件事情别人做得不对，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对待，却没有抗议；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个人非常看重友情，却偷了朋友的钱。有的时候，患者自己会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但更多的时候，即使对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来说这一矛盾已经很明显了，患者却还是意识不到自相矛盾的存在。
自相矛盾一定是个体存在冲突的提示信息，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人生病了一样。在这里，我举一些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非常想结婚的女孩却不去接近任何异性；一个非常挂念自己子女的母亲却总会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他人总是很慷慨的人却对自己非常吝啬；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却从来都难以忍受独处；一个对多数人都很宽容忍让的人对自己却异常严格和苛求。
自相矛盾与症状不同，它常常有助于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本质做出假设。比如，深度抑郁说明一个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如果一个看上去很疼爱子女的母亲忘记了他们的生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母亲更多的是为了维持自己完美母亲的形象而努力，而不是真正地爱孩子；也可以认为她的理想母亲形象可能与她潜意识中令孩子伤心的虐待狂倾向之间发生了冲突。
有时，冲突可能会浮出表面——也就是被意识到了。这看起来似乎与我声称的“神经症冲突是潜意识的”这个观点相矛盾。但是显露出来的实际上只是变形和修饰之后的冲突，不是真正的冲突。这样一来，尽管他可以选择逃避内心的冲突，但是除非他的逃避技术很好，否则一旦必须做出重大决策时，他还是会陷入有意识的冲突中无法自拔。这时，他便不能决定是要娶这个女人，还是娶那个女人，甚至是到底要不要结婚；是要做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是要维系还是放弃一段伙伴关系。然后他会经历极大的痛苦，在对立的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完全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他或许会在悲痛中咨询分析师，期望能澄清这一切特定问题。但他一定会失望，因为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内心冲突这枚炸弹的最终爆炸点。令他难过痛苦的那个问题只有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找出隐藏在背后的冲突，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其他时候，内心冲突可能会外化，出现在个体的意识中，表现为自我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个体发现那些没来由的恐惧和压抑会干扰自己的希望，于是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冲突也许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找出那些导致其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冲突性内容，并且情况会越来越混乱，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都增加了。因此，我们就要问：在所有这些特定冲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基本冲突，而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是否可以用看待一段不和谐婚姻的方法来描述冲突的结构？例如，对于明显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关于朋友、孩子、家庭收入、吃饭时间、仆人的争吵，这些都指向婚姻关系本质上的某种不和谐状态。
确信人格中有基本冲突的观点自古有之，并在很多宗教和哲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上帝与恶魔、善与恶的力量都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对待这一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做了很多先驱性的工作。他最先假设，基本冲突是我们盲目想得到满足的本能性原动力与家庭和社会所形成的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在个体很小的时候，险恶的环境便内化于个体的人格之中，从此便以禁止性的超我出现。
考虑到这个概念应得的严肃性，在这里不适合讨论这个概念。那需要重述以前提到的有关力比多理论的所有争论，所以我们不如去努力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而摒弃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那么，现在只剩下这个论点，原始的自我性驱力与良知之间的对抗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冲突根源。后面大家会看到，我也认为这种对抗——或者是我觉得与这种对抗差不多的东西——是神经症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但是我对它的基本性质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所争论的其实是它的本质。我认为它虽然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是继发的，发自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需求。
我之所以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后文会详细论述。在此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会使神经症患者达到内心分裂、一生尽毁的悲惨程度。弗洛伊德所假定的精神状态是：神经症患者仍然有全心全意奋斗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奋斗过程中受到恐惧的阻碍，因此而沮丧。在我看来，冲突的来源是神经症患者失去了全心全意追求愿望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是分裂的，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去往相反的方向。由此造成的状况比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更加严重。
虽然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观点，我认为基本冲突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我对最终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更加乐观。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本质上是解决不了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找到稍微好点的妥协方式或者更好地将其控制。在我看来，神经症基本冲突一开始就不应出现，就算真的出现了也可以化解——只要患者愿意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克服其中的困难。我们的差别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给出的关于基本冲突的解释在哲学上相当有吸引力。但是，暂且撇开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他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人的建设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自己并不关注这一概念对冲突的影响，他关注的是这两种力量的融合方式。比如，他可以把受虐狂与虐待狂的原动力看作是性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融合。
若想把这个概念应用于冲突的研究，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但这是弗洛伊德的科学领域所不允许的。按照他的观点，他努力建立的是不包括道德价值观在内的心理学。我认为，弗洛伊德是想努力发展一门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这也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理论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会这么局限、这么狭隘。更确切地说，这使得他不能理解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哪怕他在该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荣格也非常强调对立倾向对人的影响。他深刻认识到矛盾对个体的影响，以至于他认为一种矛盾成分的存在，一定意味着它的对立面的存在。表面上的女子气暗示着内心的男子气；表面的外向隐藏着内向；表面上以思维和推理占主导，内心却是情感占主导；等等。说到这里，荣格看似把冲突看作神经症的重要特征了。但是，他接着还说，这些对立面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个体的目标是全盘接受，使整体性的理想状态最大化。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那些因过于注重某一方面的发展而陷于困境的人。荣格在互补定律中形成了这些概念。
现在我也意识到，对立倾向中包含着完整人格的各种互补成分，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被摒除。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神经症冲突的自然结果，它们的存在代表着患者在尝试解决冲突。比如，一个人内向，沉默寡言，只关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而不关注别人。如果我们把他的表现视作一种真正的倾向，即由个体素质所决定并通过经历得到了强化——那么荣格的推论就是正确的。此时，有效的治疗措施便是向个体展示他隐藏的“外向”倾向，指出偏向任何一方面发展的危险，并鼓励他活出两种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患者的这种内向（我更喜欢把它称为“神经症性超脱”）当作他逃避与他人交往中产生冲突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任务便不再是鼓励他变得外向，而是要去分析内向表现之下的潜在冲突。只有化解这些冲突，才能让他全心地投入生活。
接着要说的是我的立场，我在分析神经症患者的基本冲突时，会先分析他对待别人的态度的根本矛盾。在详细介绍之前，我先来讲讲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就有这样一种对待他人的矛盾。我们看到，一方面，海德先生敏感、脆弱、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他又残忍、无情、以自我为中心。我并不是要说神经症分裂总是有着与这个故事绝对一样的发展路线，我只是想比较生动地描绘出对待他人态度的基本矛盾。
要想从遗传方面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基本焦虑的概念[5]上来，它指的是儿童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产生的孤独和无助。环境中有很多负面因素会引起儿童的不安：直接或间接的严苛管教、对儿童的忽视、古怪的行为、不尊重儿童的个体需要、缺乏真正的指引、对儿童的轻视、称赞太多或太少、缺乏温情、父母的争吵迫使儿童必须反对某一方、让儿童承担过多的责任或者一点责任都不承担、过度保护、被其他儿童孤立、受到不公对待、对儿童的歧视、不信守承诺、充满敌意的气氛等。
我在本书中想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儿童会感觉到环境中潜在的虚伪：如父母的爱、基督教的博爱、诚实、慷慨等可能只是伪装。在儿童感觉到的虚伪中，有一部分确实是真的，其余的可能只是他感受到父母矛盾行为后产生的反应。通常情况下，这是由很多环环相扣的因素共同引起的。这些因素或许显而易见，或许难以发现。因此，在分析时，我们只能逐步地认识它们对儿童发展造成的影响。
厌倦了这些烦琐状态的儿童摸索着继续生活的方式，应对着这个人心险恶的世界。尽管内心会脆弱、会害怕，但他还是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面对环境压力的策略。用这种方式，他不但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策略，还形成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它们叫作“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找出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能过分关注个体的发展倾向，而是要看整体情况，也就是儿童在这种环境中能够选择以及实际上选择的主要方向。尽管在短时间内看不到细节，但我们会更加明确地掌握他们应对环境的基本方式。一开始我们掌握的情况可能比较杂乱，但之后我们就能从中找出三条主线：儿童可以接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在接近人时，他接受自己的无助感。尽管内心有隔阂与恐惧，他还是会努力获得他人的喜爱，依赖他人。只有这样，他才会在与他人相处时有安全感。如果家庭成员分了派系，他会依附于最强的那一派。通过这种依附，他可以获得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会使他感到自己没那么弱小、没那么孤立。
在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的敌对感，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决定去战斗。他会怀疑别人对自己的情感和意图，他用所有能用的方式去反抗。他想当最强者，击败别人，这一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一部分是出于报复。
在回避人时，他既不想依附，也不想争斗，而是想远离。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自己。他与自然、玩具、书籍、梦想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三种态度中的每一种都强调了基本焦虑中的某个成分：第一种是无助感，第二种是敌对感，第三种是孤独感。但实际上，这个儿童并不能完全投入其中任何一种应对方式中去，因为在他形成这种态度的环境中，所有成分都必然存在。我们从整体情况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主要应对方式。
如果我们跳到前面去分析那些已经完全发展成神经症的人，上述推论就十分明显了。我们看到一些神经症患者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我们在一个依赖和顺从性倾向占主导的人身上也能看到攻击性倾向和对独处的需要；一个敌对性倾向占主导的人也会有顺从的时候，也会有独处的需要；超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敌意，也会想被别人喜爱。
对个体实际行为决定性最强的是主导态度，它代表着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感到最自在的方式和方法。例如，喜欢独处的人会下意识地用尽所有办法保持与他人的安全距离，这是因为他在所有需要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中都会感到不知所措。可以说，占据优势的态度常常是但并不一直是个体有意识的头脑最能接受的那个。
但是这并不表示那些次要的态度不强大。例如，对于一个明显依赖顺从型的个体，很难说他的控制欲到底是不是弱于对爱的需要强度；他只是表达攻击性冲动的时候没那么直接。隐藏倾向的力量也可以很强，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主导态度被反转了。我们在儿童身上能看到这种反转，在成人世界中也能看到。在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女性的成长过程通常会揭示这种变化。一个女孩之前可能非常顽皮、有野心、叛逆，但当她爱上一个人之后，会变成一个依赖顺从的女人，没有了野心。或者是，在悲惨经历的压力下，一个喜欢孤独的人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像这样的一些变化为下面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日后的经历是否重要？我们的生活是否会被童年经历彻底地引导与调节？站在冲突的角度思考神经症的发展过程能使我们得出比平时更加确切的答案。有以下可能：如果童年经历对自然成长的抑制不那么强，日后的，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个体有一定的塑造作用。但是，如果童年经历的影响十分强大，以至于把儿童塑造成了一个很难改变的样子，那么将不会再有新的经历能打破他的行事模式。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顽固形象没有给他接受新经历的机会。比如，他非常喜欢独处，以至于不允许有人靠近他；或者是他的依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不得不处于附属地位，等待被别人利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会用他已有的形象语言来解释所有新经历。比如，当攻击性的个体面对别人的友好时，要么会把它当作愚蠢的表现，要么会觉得别人想利用他，新经历只会强化他原有的形象。
当神经症患者采取了别的态度时，看起来像是后来的经历使他的人格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是内源性与外源性压力一起使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主导态度，反而采取相反的态度——但是，如果起初就没有冲突，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改变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三种态度不应当相互独立。一个人应当既能对别人做出让步，也能和别人针锋相对，还能独处。三种态度可以相互补充，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其中哪个占了大头，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在某个方面发展过度了。
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些态度之所以不可调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神经症患者不能变通，他被驱使着去顺从、去争斗、去孤独，而不管自己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否合适，而且一旦他不这样做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势必会经历严重的内心冲突。另一方面，这些态度不仅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还漫延到了整个人格中，就像恶性肿瘤漫延到整个有机组织中一样，这大大延伸了冲突的范围。它们不仅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也影响与自我、与整个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点，就容易把冲突导致的结果看作绝对矛盾，像看待爱与恨、顺从与挑衅、恭谨与专制一样。这就像区分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只关注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比如它们在宗教或者权力方面的不同——便以为区分成功了。它们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单独拿出一点来强调，就不会看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两个世界，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所引起的冲突会影响整个人格。人际关系如此重要，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品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们信仰的价值观。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因此二者是密不可分的。[6]
由此我认为：矛盾态度所引发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基本冲突。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象征性地说它十分重要，还要强调它是神经症起源的动态中心。这个观点是有关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它对后面观点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概括来说，这个理论可以看作是我对神经症早期概念的详细阐述，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