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好一张火车票，在站台尽头一边等，一边踱来踱去。那是一个温暖但死气沉沉的夏日，接近正午时分，天空乌云密布。在我头顶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用法语写着“出口”的标识牌。火车随时会进站。我轻拍衣服口袋，检查身份证和旅行所需的证件——我要去拜访自己曾经的钢琴老师，而那就是我必须一口咬定的事。我的确是要去圣罗曼看望一位旧识的钢琴老师，因此若有人查问起来，我的故事也说得通。即便如此，我内心仍旧忐忑不安。不远处，两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分享着一根香烟，你吸一口我吸一口，同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稍远一些，是一群德国士兵，也在等车。一见到他们的制服我便浑身发抖，今天尤为如此。不过他们看上去心情不错，好像一群观光客外出一日游似的。或许他们就是。他们看起来那样年轻，不比我大。我知道，要是我的国家没有这么快就沦陷了，那么我现在一定也已经被迫入伍了。我探了探头，窥视到两位老人，他们在更远的地方，似乎带着愠怒审视着那几位年轻人。我突发奇想，他们竟全然不知，我正在为当地的抵抗运动组织工作，完成任务，尽管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也能为瓦解他们的机构贡献绵薄之力。我恨死自己这种容易紧张的性格了，我做的可是大无畏的好事啊，但一旦被问起来，我该怎么办呢？这是我第二次收到这样的任务了——坐不到半个小时的火车，把写有情报的纸条递送给在圣罗曼城并肩战斗的抵抗者们。我需要给自己想个借口，以便不再接任务了。我接替的那个男孩20岁，跟我一样，他被捕了，估计没少受虐，后来被送到了德国的劳动营，跟被判死刑也差不多。
我看见火车进站了，一个丑陋的庞然大物，车头还凸出来个保险杠。我不必担心会与那些德国佬待在一节车厢里——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车厢，头等，专属，其他人不得使用。车站警卫出现了，是个看上去很匆忙的家伙，腋下夹着一面绿色旗帜。火车喷出了大团黑烟，直冲到高处的椽子上。两个男人还没等车完全停稳就急忙跳下来，拥抱那两位年轻母亲。我上了最后一节车厢，与此同时，稍远处，那些士兵们推推搡搡，仿佛一群兴奋过头的孩童。我找到一间还算空荡的隔间。推开滑门，我询问里面仅有的乘客，一位坐在窗边的年长女士，可否与她共处这个隔间。她挥了挥手，意思是说可以，不要紧。我在那排座位的中间坐下，为的是不想坐在她正对面。没人再进来了，几分钟之后，火车出站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开阔的乡间。我抚弄着大拇指，腿一会儿跷起一会儿放下，内心翻江倒海，因为我很清楚，我所携带的情报有可能会将自己送到盖世太保面前。隔间内闻起来有那个女人身上淡淡的香水味。稍后，我打开手提包，取出我的读物——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乐谱。我本不想读东西的，但他们让我这样做——这会让我看上去显得更加正常些。因此，我心想，要是必须读点什么的话，也该是与音乐相关的。我并不是瓦格纳的狂热粉丝，妄自尊大的条顿人[5]不符合我的品位，然而同乡说服我，如果被问起，读点德国的东西要比读法国的看起来好些。我忍不住想偷看一眼他们给我的那个违禁信封里的内容，就是它使我坐立不安，而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提包里。我对信中的内容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必须要将它递送给一位在圣罗曼火车站工作的女士。我不会找不到她的，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她是非洲裔。我鼓起腮帮子——这真糟糕；这种事根本不是我的使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成为音乐指挥家的。我的小宇宙，我知道，早晚会爆发。战争阻碍了我的宏伟计划，但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等到终于有一天，比我更英勇的人们将德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彻底击败他们，那时候我便万事俱备。
我手中的乐谱并没看多少，连开场都没看完，这时我想到对面那个女人。她闭着眼睛，双手搭在腿上，一只大号的手袋，更像是个公文包，放在她的脚边。她并不像我最初认为的那么老——中年，估摸着五十多岁，衣着考究，一件紫红色的夹克，黑色粗针脚，里面是一件大领白衬衫。她的皮肤看上去粗糙，好似在若干层下面才会出奇地光滑。她乌黑的头发挽成发髻，与之相配的是那两条浓眉。她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天庭饱满，嘴角下垂。那副样子使我想起学校里坏脾气的女教师。她睁开眼睛，吓了我一跳，直勾勾地盯着我——仿佛意识到我一直在审视她。我尽力回避但太迟了。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神死死地盯住我；这下换作她来思量我了。我偷瞥了她一眼，发现她依然凝视着我，眼睛眨都不眨，明显带着不喜欢我的神情。慌乱中，我收回注意力，假装继续看瓦格纳的谱子。
“你在研究什么呢？”她的声音精确地符合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师的形象——洪亮、干脆、极其清晰，好像有急事似的。
“我，呃，是瓦格纳。”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没敢看她的眼睛。
她没有马上接话，仿佛在斟酌这微不足道的信息。终于，她问道：“为什么不是法国作曲家？”
噢，多讽刺啊，我暗自心想。“他们我也研究的，德彪西、拉威尔、比才——”
“你不需要罗列他们，我非常清楚他们是谁。”
“是的。抱歉。”
“无需道歉。”她说，“你是学音乐的？”
“现在不是，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指挥家。”
“喔，你会的，怎么不会呢？你听上去对自己非常确信。”
这一次，我径直看向她，坚定地说道：“是的。一名指挥家。”
终于，她不再盯着我了。“我祝你如愿以偿。”她边说边望向窗外飞快驶过的林区。
我再次将注意力移回到乐谱上，然而尽管看起来她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谢天谢地，但我仍旧无法集中精神。不知为何，我们简短的对话使我不安。
我看看手表——还有不到一刻钟我们就能到站了。
几分钟后，隔间的门突然滑开了。我心跳加快。两名德国士兵站在门口，样子骇人极了。“证件。”其中一人吼道，是个高个子，长着一对蓝灰色的小眼睛，戴着顶鸭舌帽，一侧臂章上有个“卐”字符。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并且成功逃脱了。这次略显糟糕——与那女人的交谈使我紧张起来。我知道自己的手抖得太过明显，可就是无力控制。当我还在口袋里摸索着证件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将她的证件递给了德国兵。他迅速瞥了一眼，点了点头，又把证件还给了她。“非常感谢[6]。”她说道，又将它们放回到衣服内侧的口袋里。
“还有你。”他冲我说道，此时他那个四方头的战友正在后面徘徊。我将证件递给他，心里清楚罪行已经写满了我的全脸。他仔细瞧着我的身份证，来回比对着我本人和照片，眼睛还眯缝起来。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意识到额头已经在冒汗了。“你为什么要去圣罗曼？”
“去串门——”
“真正的原因。”
我的胃一阵绞痛。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嗯？”
接下来那个女人说话了——用德语，语速很快。
他思考了片刻她的话，用略显夸张的姿势鞠了一躬，然后就推开他的战友走了出去，另外那个士兵在他身后将滑门紧闭。
那个女人再次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确定该说些什么。如果我对她表示感谢，那只会坐实了我的罪行。我想知道她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像之前那样沉默地坐着——我依然在假装看谱子，她依然凝视着窗外。我知道自己的境遇依旧危险——我仍需应付那些车站警卫的苛察。
终于，火车开始减速了——我们即将到达圣罗曼。她伸展手臂，做了个深呼吸。随后我便意识到她也要在这里下车。我将乐谱放回手提包。
车站映入眼帘，这地方比我们当地的火车站要大很多，站台多得是，火车来来往往。我们都站起来。她一边检查公文包里的东西，一边说道：“待会儿我们经过站台上的警卫时，你一定要走在我旁边。准备好你的证件。别说话。”
我点头。她扣上公文包，等我为她开门。
这里的站台要繁忙许多——人头攒动，既有法国人也有德国人，一些人拖着沉重的行李准备上车，三三两两的乘客正在下车。一名行李搬运工推着满满一车行李箱从我们身边匆忙经过，一个流动报摊的生意颇为兴隆，还有一爿亭子间里售卖着烟草和糖果。那个女人步履矫健，闪躲着人流，我在尽力跟上。在远处站台的尽头，我看到有“卐”字旗标志的栅栏，还有许多纳粹党人穿着他们丑陋的制服在那里站岗，手里牵着他们的阿尔萨斯警犬[7]。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相比上一次我到这来，他们加派了更多的人手。我很清楚我绝对不可能独自完成这项任务，而有了这位新找到的同伴在一旁随行使我松了口气。我们需要排会儿队，因为前面的警卫们正在拦截每一位乘客，逐个搜身，并且翻查行李。我环顾四周，寻找垃圾箱，好丢掉那封会定我罪的信。那女人觉察到了我的担忧，看着我并摆出口型说：“别担心。”紧接着又继续凝视正前方。
渐渐地，我们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我的同伴递过去她的证件并示意我也照做。再一次，她用德语操着依旧具有权威性的嗓音对他们说了什么，又蒙混过关了。警卫鞠躬，归还她证件，并示意他的同僚放我们过去。除了一条警犬，没有任何人甚至瞅我一眼。我们来到车站中央，上方是高高的拱形屋顶，人流熙熙攘攘。我心中的悬石一下子落了地，都近乎兴奋了。这一次，出于激动，我感谢了她。
“拜托，请一个字都不要再说了。”
“抱歉。”
我认为有那么一瞬间她或许笑了。“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好的。”我伸出手。她没有给予回应。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一边问道，一边放下胳膊。
“不能。”她转身离开。而在走远前，她停下脚步，转过来说：“我期待着有一天会看到你在台上指挥。”
“好的，我会……”但是她已经走远了，消失在人潮中。
*
那么，现在我必须要找到那个非洲女人并且传递我手中的情报了。事情并不难，她知道有人正在找她，我看到了她，一位矮小发福的黑人妇女，穿着铁路制服，戴着鸭舌帽，拿着一摞信封。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我。
“请问，下一班去雷恩[8]的车次是什么时候？”这是他们教我说的话。
“至少还要等上两个小时，先生。”而这正是他们告诉我的正确回答。“跟我来。”她说道，一口浓重的非洲乡音。她把我领到一间报刊亭的后身，查看着四周，我觉得她动作也太显眼了。“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好像她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不好意思？”
她白了我一眼。“你没在听吗？我说——”
“哦，是的。”我从包中摸出那枚信封，递给了她。
“很好。”她说着，将我给她的信封插进手里的那摞。二话不说，她原地转身便矫健地走开了。
“非常感谢。”我小声咕哝道。无论如何，将这封棘手的信件脱手使我如释重负。现在，终于，我的呼吸顺畅了。我看到她走进一间办公室，门上写着“闲人免进”。我朝车站的出口溜达过去。两名法国警察各站一边，观察着人群。在大门上方悬挂着装裱精良的马歇尔·贝当[9]肖像画，我们通敌卖国政府的首脑被两面法国旗帜包围在中间。我停下来查看一眼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的钢琴老师的地址，此时人们在我身旁匆忙经过。一位母亲提着一个虽小却鼓鼓囊囊的手提箱，叫嚷着催促她的孩子加快脚步；两个男人发生了肢体碰撞，随后争吵起来。“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那高个子说道，一把拾起掉在地上的帽子。车站广播了二号站台下一车次的时间；梯子上站着两个男人正往墙壁上挂一幅新海报。
在我离开之前，听到身后一阵骚乱。车站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我看到一个德军制服的背影；听到带着德国口音的法语叫嚷声，与刚才撞到一起的那两个法国男人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和我接头的那位非洲女人有麻烦了？我必须去瞧瞧出了什么状况。我边走边听见一个德国人说：“要么我们就在这儿，要么你跟我们回总部——这取决于你。”其他人，像我一样，都凑过来看个究竟。我们能看到屋内的情形，那个非洲女人在两名德国军官面前显得更加矮小了，她被牢牢地控制住了，无法脱身。我们眼神相遇，她的神情交杂着困惑与恐惧。其中一个德国人捕捉到了她的目光，顺势看到了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们两个都怔住了，四目相对。之后，本能地，我拔腿就跑。我听到那个德国人大声喊道：“嘿，你，别跑。”
那两个法国警察也听到了喊叫声，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出口，正处理着那两名男子的纠纷。我以短跑冲刺的速度逃离车站，左躲右闪地避开人群、行李搬运工，还有鸽子，冲出街道一路飞奔，身后追赶着一大拨穿着制服的人。“让开，让开。”我听到一个人嚷着。“马上停下。”另一个人尖声叫喊道。我拐到右侧的一条街道，继续穿过马路快跑。一辆轿车一个急刹，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司机轰鸣着喇叭。我全然不知自己身处何处；只知道必须接着跑。“停下！不然我们就开枪了！”一枪警示声打响了。街上的路人尖叫起来。一位母亲一把将她的孩子拉入怀中，紧贴在一面墙上。我知道第二枪就要瞄准我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举起双手，大口喘息着，胸腔都鼓了起来。我没有转身，但可以从沉重的军靴踩在柏油路上的脚步声听出他们在快速逼近我。一名士兵将我按在一家面包房的大门上，我的脸猛地撞到了门玻璃上。“你跑得挺快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同时他的战友们也跟了上来，“但还差了点。”他用左轮手枪抵着我的背部。“贴墙站直了。双腿分开。”
面包房里的老板朝我摆手，此时又过来一个德国人开始搜我的身，他肥硕的手伸进我的夹克，贴着我的衬衫，查看着每一个口袋。他抓住我的肩膀，一把将我扭过来。“打开你的包。”他们有三个人，掏出三把左轮手枪。
“这个是密码吗？”他举起乐谱问道。
“不，就是几张谱子——瓦格纳。他是德国人。”
“嗯。你身上什么也没有。”另一个人把我的包翻了个底朝天，说道。“那你为什么要跑，嗯？你在躲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你无缘无故就跑？”
“我赶时间。”
“别开玩笑了。好吧，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可我没做错什么。”
“我们很快就会搞清楚的。”
我被押送回火车站，一路上行人驻足观看，我的双手一直举过头顶，那三个德国兵跟在我后面。迎面过来的行人走到便道下面给我让路，他们的脸上满是担忧。一位上了年纪的黑衣女人朝我眨了眨眼。或许她以为我是个英雄呢。
在我们马上就要回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现在非常熟悉的声音用德语喊着什么。“停。”一名士兵说。
是她——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她一边出示身份证，一边呵斥着那几个德国兵。他们一一传阅，与此同时，她开始了长篇大论，语速很快，口吻依旧具有震慑力。
一名士兵低声作答。德语的对话仍在继续，我看着他们，斗胆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
那几个德国兵异口同声，听上去是在道歉。那女人转过来对着我说：“我已经向这几位先生解释清楚了，他们认识到是他们搞错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张开嘴巴，不确定该说些什么，或是该如何感谢她。
“请接受我们的道歉，先生。”其中一名士兵说。
“哦，好吧。一不小心就搞错了。”我说道，不知哪来的自信。
我朝那女人鞠了一躬，甚至还像军人那样将鞋跟磕出了响。“感谢您，夫人。”
我飞快返回火车站。去你的钢琴老师，我心想；我现在就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