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指挥肩负重任——一名蹩脚的指挥会使杰出的音乐沦为二流，会让备受尊崇的管弦乐队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甚至会导致最伟大的歌唱家出现瑕疵。作曲家很可能花了若干年的时间创作并完善他的曲目，然后就全权将其交到指挥家的手中赋予它生命。他们说即便是贝多芬，由于受到耳聋的影响，作为指挥的时候也毁了他自己的作品。管弦乐队对指挥的依赖程度就好比新生儿对母亲的依赖程度。
在录音棚内指挥一支八十人交响乐团所受到的局限是在演出现场难以想象的情景。人会拘谨；这不是一个理想场所。现场演出时，指挥和乐手们从观众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养分；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促使着我们更好地发挥，呈现一场更加美妙绝伦的演出。而在录音棚则完全不行，连空气都闷塞且矫揉造作起来。一切自发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作为一名指挥，必须能够激发出他的乐手们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发挥出应有的专业水准。从理论上来讲，若有必要，在录音棚录制唱片可以随时暂停重来；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机会。然而，实际上，情况截然相反——这样一来便扼杀了创造性，使得乐手们和指挥过于专注自我。我们跟随着音乐，而非内心。因此，我们必须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演奏出对得起自己名声和作曲家期待的乐章。
接下来，从录音棚到剪辑设备，科技发挥着它的作用，可以让一场立体的演出听上去近乎就在你的耳畔。到了流程最后，我们会得到一条完美的演奏录音，无瑕疵也无灵魂。我的第一次录音棚经历是和我新加入的一支巴黎交响乐团一起录制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那次我差点儿就崩溃了，主要是因为期望越高，压力越大。当时我和交响乐团已经签约了美国一家大牌唱片公司。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尤其是对我；他们希望自己的投资能收到回报。我拿到了录制唱片的预算，尽管从纸面上看到的数字貌似绰绰有余，但现实是残酷的。最终，因为钱而不是时间的问题，我被迫宣告录制结束。唱片公司的高层们很高兴，恭喜我创作出如此精良的作品。受自尊心的驱使，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祝贺，然而在漫漫无眠的长夜，我独自忍受着内心的煎熬，非常清楚自己尚未捕捉到作品一丝一毫的精髓。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为唱片封套拍照。他们说把我拍得漂亮点有助于促销。促销？我一时语塞。我问他们，我难道在卖早餐麦片吗？他们立场坚定，而我别无选择。但不得不承认，最终呈现出的效果让人印象深刻极了——我双手举在空中，握着我的指挥棒，额头上闪耀着艺术家汗水的光芒。
等到正式发行的那天——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希望自己不如去卖早餐麦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唱片大卖。那一年在全法国，我的古典唱片成为年度最畅销，我的名字也家喻户晓。我的美国老板们高兴极了；我的银行经理和我太太更是如此。法国的唱片公司不敌出价更高的美国竞争对手，他们没能争取到我，便暗示我缺少爱国主义精神。
接下来的一年，我又回到了录音棚——若干次。美国人到手了一只下金蛋的鹅，他们要竭尽所能地榨干我。我从未真正学会享受在录音棚内工作，但很快便学会了享受我的劳动果实。我和米歇尔在巴黎南部市郊的富人区新买了一幢大房子，大到我们根本住不过来。我买了两辆豪车，很多新衣服，最新潮的小玩意儿和新发明。我的唱片得了奖，媒体采访了我，我的脸出现在不同杂志的封面上；他们让我代言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进一步增加了我的收入。
我和米歇尔是在1956年结婚的。草草了事；我当时还是一个外省小乐团的指挥，并且薪水少得可怜。米歇尔是那个乐团的中提琴手。但是与我不同，音乐并没有使她神魂颠倒；它从来没有渗透进她的骨髓。她拉得很好，而音乐是一种她谋生的手段。那把中提琴对她而言也仅是她营生的工具而已。她身材娇小，厚厚的眼睑，高挺的鼻梁，两只酒窝，笑起来令人心旷神怡。我是在战后第十年遇到的她。她当初也是抵抗运动的成员，不过比我要活跃得多。她曾经被盖世太保逮捕过，遭受了残忍的虐待。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细节，只消说，结局就是她这辈子都不能生孩子了。爱她之深，我并不介意。唉，可我总是感觉我们的爱像是单方面的，那些盖世太保不仅给她留下了伤疤，还夺走了她爱的能力。
十年过去了，而我已经站在了事业的巅峰。一切已经好得不能再好。我从未想过，甚至一瞬间的念头也没有，这所有的一切，某一天，会像气球一样砰地爆了。那是1966年的十一月，在巴黎。我刚刚指挥完马勒[10]的第五交响曲，总是会让人精疲力尽，然后来了一位访客。我当时正在普莱耶音乐厅[11]的后台，我的化妆间里，还穿着燕尾服，蝴蝶领结松开着。化妆间就是那种镜子周围有一圈灯泡的传统式。在我面前的化妆台上，一瓶香槟立在冰桶里，已经喝掉了半瓶，三杯接连下肚。我瘫坐在椅子里，仍旧调整着呼吸，在脑海中回放着刚才的音乐，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傻笑，祝贺自己的又一次成功，然后传来了敲门声。“请问大师现在能否接待一位来访者？”一位剧院的普通工作人员问道，“您现在方便吗？”
“方便，方便，让他们进来。”我说道，估计是记者或乐评人之类的。
“晚上好，大师。”那位陌生人说道。
我把椅子转了过去。我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但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站在我眼前的不是记者，也不是乐评人，正是许多年前那位火车上的女人。她穿着高级定制的麦金托什[12]风衣，系着一条丝质围巾，样子时髦极了。她看起来老了一点，毕竟已经二十年了，面容上多了几条皱纹，乌黑的秀发如今更长了，里面夹杂着白发，不过除此之外，她的容貌变化并不大。
“你有时间吗？”
“当然，有。”我说，为了欢迎她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伸出一只手，我握住了。“太意外了。怎么……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她笑了。“并不难啊——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脸。”
“也是。”
她上下打量着我，看看这些年来岁月给我带来的变化。“你看起来不错。你的事业也风生水起。”
“是啊，或许是吧。抱歉——请坐。”我请她坐在镜子前我那把椅子上，但她却坐到了房间角落里的小椅子上。
“我坐这里就行了。”她一边说着，一边落座在那把小巧的椅子上，看起来真有点儿滑稽。
“我给你倒点喝的吧？香槟如何？”
“不，不，我不想占用你的时间。”
“你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专程来这听音乐会的？”
“哦，是的。事实上，我已经听过几场了。我对你的职业生涯一直都颇感兴趣。我始终记得我们在火车上的对话。你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乐团指挥。我或许曾经质疑过你。这一点，我道歉。看看现在的你吧，何止一名乐团指挥，而是全法国最著名的指挥家。我恭喜你。”
一般情况下，我都可以从容应对恭维，这么久了，早已练就的本领，可这次我是真的害羞了。“谢谢。还有您，夫人，您看上去好极了。”
“是啊，谢谢你。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名字。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拉普安特夫人。你可以叫我希尔达。”
“我的名字是——”
“哦，我知道你的名字。如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哈，被您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好像甲壳虫乐队的一员。”
“噢，拜托，大师，没必要把你自己跟那些少年犯还有他们的黑人音乐扯到一块儿。”
我并没有说出口，其实我还挺欣赏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四个男孩子。“拉普安特夫人——”
“请叫我希尔达。”
“希尔达——时隔这么多年，我对你那天给予我的帮助仍旧感激不尽。我从未忘记过。我承认，当时我身上携带着一些信件……呃，要是被发现了……”
“就会被牵连？”
我笑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是。是的，没错。”
我们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回想起旧日的时光，既遥远又陌生，如今看来都有些不真实了。
我清了清喉咙。“夫人，希尔达，你愿意一起吃顿饭吗？这里有很多——”
她抬起手。“不，不。谢谢你的好意，大师，但不必了。我只是想……”她站起身，一边整理围巾，一边说道，“我不知道——只是打声招呼，我想，还要告诉你我很高兴看到你的事业如此成功。”
“啊，谢谢。如果不是因为你，结局可能会截然不同。”她看起来是高兴的；欣然接受我的致谢。“但我一直都想知道的是，你当时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这么说吧，我的言辞极具说服力。”
“是的，但是到底——”
“我必须走了。能再次见到你真好。”我们又握了握手。我送她出门，拜托一位剧院男员工护送她回到外面。
关上门，我静悄悄地坐到椅子上，冲着镜中的自己微笑起来。是啊，我心想，或许要是没有她许多年前的插手，要是没有她的庇护，一切可能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香槟，举杯祝贺自己，还有我接连不断的成功。天色已晚。是时候了，我决定叫辆车送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