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何种科学？现在的中国，究竟需要社会科学呢？还是自然科学？这两重思想的对垒，常常在青年的脑际盘桓。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的国势危殆，是大家知道的，然而就个人讲，要负起救国的重任，养成救国的力量，究竟需要研究何种科学呢？
（二）谁是领袖？俗语说：“蛇无头而不行”，关于集体的行动，无论何事，当然需要领袖。
现在迫切的是“救亡”，那末光怀着一颗热烈的心而没有组织，没有人来领导，当然不会生出力量的。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领导我们做些什么任务呢？
（三）思想的固执“你们尽空谈有什么用呢？你们没有枪杆去抗敌，没有什么效果做出来，你们只是空谈罢了！”
当有这种质问的时候，很难答复，我几乎气馁。“力量”，“效果”，“空谈”很刺耳的！
我固然知道他们的思想不对，固执，然而又太聪明了。可是我也知道：光是摇旗呐喊的宣传，或者有一个组织而作救国的预备，甚至请愿啦，游行啦，示威啦，都不见有何力量的。
（四）危险“救国有罪”，的确是幽默而可痛心的。这样，有什么人还敢干呢？
在先，我的朋友们拟组一个文艺社，想出一点小型刊物；我的意见，以文艺范围太狭，必需力求大众化。而他们笑着回答说：“你固然想去感化别人，然而当你言词稍形激烈时，你就有被捕的危险了。”请问有何方法可避免危险？
（五）救国集团的组织。除却无谓的牺牲外，危险不足惧；旁人思想固执，自己可以打定主意；没有领袖，也并非绝对不能干；那么我们一方面研究有裨于国家的科学，一方面作救国的预备，是应该的。
但是如何组织一个团体起来呢？如何宣传？如何组织？取什么名义？做什么任务？如何行动？
萧始上。七，十三。无锡。
萧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可以就原则上答复，有的却须根据实际的环境里所有的客观的具体条件，加以考虑，不是仅从抽象的原则上所能够解决的。
在这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研究社会科学呢？还是研究自然科学？这个问题比较地可从原则上讨论。其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不是“对垒”的东西；讲到需要，中国在目前都需要的。唯一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个性所近和学习的机会怎样。现在似乎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不无一些反感，这里面大概不外两种原因：一种是有一班人把社会科学当“洋八股”读，满嘴公式化的新名词，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不肯痛下切实的研究工夫，结果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良好的影响。还有一种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愈清楚的人，对于社会现状愈觉不满，在有些人看起来，觉得愈易于“捣乱”，不如糊涂虫的易于服服贴贴。但是这些纠纷，和社会科学本身都不相干。
萧先生所听到的“有些人”的话，也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产业落后，就技术方面说，固然需要有人努力研究自然科学，但和“改良政治”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政治不上轨道，产业难于发展，是很显然的事实。例如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逐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原故。“研究社会经济”并非就是“平均分配所有”，这也是出于误会的。
第二是关于领袖的问题。关于救亡的组织，有的地方已有救国会一类的组织，主持救国会的人们便负有领导的责任。至于参加者的任务，那是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殊环境而分工的。救亡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各种各样能力的人，分头努力，配合而成的。这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也有它的领袖，这要看各人所能做的是那一方面的工作，便可注意那一方面可以领导的领袖。
第三是任务的问题。“空谈”无用，这是当然的。但是研究问题，宣传事实，以至工作上的检讨，共同进行的商量，都免不了“谈”；“谈”而不“空”，还是有效果的。“枪杆”固然是救亡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整个民族团结御侮的工作，并不是除了“枪杆”之外，便无事可做。至于各人所做的任务，那却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定的。假使实在没有救亡组织可以参加，自己又没有发动组织的可能，至少也可于遇有机会时和周围的人们讲讲国难的实况，播种解除国难的种子，一旦遇有行动的客观条件，便可一呼百应，攘臂而起。倘若周围的人们渐渐为你所说服，也许有进一步组织一个小小研究会的可能，讨论讨论时事，或报告报告各人所喜看的书报，或把书报里所提到的问题共同研究。有些时候，也许还可酌请一两位外面的朋友，尤其是比较可以佩服的朋友，来参加研究或指导。这都是要看客观的现实而斟酌进行的，很难有一个呆板的公式。至于“想出一点小型刊物”，如有已成熟的好意见供人参考，固是好事，否则似乎不必急急。
第四提到危险问题。在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整个局面未开展以前，往往有无谓的纠纷或误会，这也许是事实上所难免的。但这些困难只得用种种避免纠纷或消除误会的方法去克服它。有用的言词，也不一定要“激烈”。
第五是救国集团的组织，在《大众生活》上有好多文字研究到，这事也要看主观的能力和客观的环境，要根据实际的特殊情形酌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