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元勋
章先生名炳麟，字枚叔，爱慕昆山顾炎武的为人，改名曰绛，别号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这个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只要一看那时代的背景，便可了然。先生公元1869年（民国纪元前四三年，即清同治八年），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生年比国父小三岁。那时侯，正是中英缔结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二十七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五年。从里面看，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厉害一天；从外面看，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沉重一天。但是当时士大夫们苛且偷安，懵然无觉。所谓优秀分子者，也不过或言变法，或谈立宪，议论纷纷，徒乱一般人民的视听。自从先生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又和国父相见定交，同谋革命，先生的文字鼓吹的力量，特别来得闳大壮美。因之遭逮捕，入幽牢，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国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国父而外，实为第一，所以称之曰革命元勋。
二 国学大师
至于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中，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三 中华民国国名的解释
章先生的地位，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或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卓绝的。我们有国父和先生才有革命，有革命才有“中华民国”。要晓得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现在录一节如下：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羲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原注：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阳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不知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
（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由此可知华是国名，原于华山。雍、梁二州，中间以华山山脉为界（秦岭山脉应正名为华山山脉）。我们的祖先开国，本以这二州做根据。故就华山山脉以定方位，而名其国土曰华。夏是族名，《说文》训中国之人。因为本是族名，并非邦国之号，所以得称诸夏。国父说过：“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这句遗训，于今于古，都是恰当的。我们从古以来，自称华夏。华夏二字连称，便可作为国父所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一个实证，又得先生这样明白地解释，使人豁然贯通，真可谓之“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