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本月十日第五十三号的本刊上，曾有一文，题为《参政会第三届大会开幕》，曾提及抗战建国纲领说到“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所谓“国民参政机关”与“民意机关”，其主要的意义原可相通的，最高统帅对于全体国民参政员的勖勉，也说“要各位尽量的征取民意，切实的代表民意，充分的发扬民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政府社会之间完全相互了解，融洽贯通，没有一丝的阻滞”，更可想见政府的召集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是希望国民参政会担起“民意机关”的任务，虽则在抗战期间的过渡的民意机关，其权限是还不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会相比。
即就这个过渡的民意机关而论，依记者的观感，认为对于政治的推进，已不无它的相当的效用。第一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长官要对国民参政会作正式的施政报告。每一种施政报告都费一二小时或二三小时，都很恳切而详细。这至少有两种良好的结果：一是各参政员倾听政府的施政报告，认为满意的，知道政府为国家努力的程度，对于政府的贤劳有进一步的认识，给与更多的鼓励；即有不甚满意的地方，也可以贡献意见，供政府的采择改善。这两方面对于政治的改进都是有相当作用的。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国家的大政方针，全体国民固有与闻的权利，至于具体内容，往往有不能对全体国民完全宣布的苦衷，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关于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等，都有其相当的秘密性，势不能执途人而告之，但对民意机关报告，即有关于秘密性的，也可用秘密会议的方式，不致发生障碍，同时又可获得政府与人民“融洽贯通”的利益。
第二是关于施政情形的询问，这一件事在中国这过渡民意机关里面固然没有像在英美法各国国会所看得见的那样的紧张情形，但却不能不说这确是民意机关的一种重要的职权。在中国抗战期间，各党各派团结在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的领导之下，一致对外，无所谓“反对党”，像在英美法的国会里所看见的，况且抗战国策已确定，所研究的是办法而不是根本的国策问题，所以紧张的程度也比较地减少些，询问的作用至少可以促起负责长官的注意，这一点对于政治的推进也有它的效能，是很显然的。
第三是关于政府所提出的第二期抗战期间的各部门工作的计划，也正在慎重审议中，我们深信“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也必有其相当的贡献。
第四是检讨关于第一届和第二届大会的决议案实施的情形。第一届和第二届提案共二百余件，能切实执行，对于抗战建国实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各部负责长官在报告中对此事亦有相当的注意。全体参政员对于此事也很注意，那更是无待赘述的了。
我们固然不能说过渡的民意机关没有它的缺点，但是大概说来，可见民主的相当实行，对于政治的改进已表现着它的相当的效用，等到客观环境容许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效用是还可以扩大充实的。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在参政会同人是没有人感觉自满的，只要看有人建议我们要检讨自己已往的工作效果，可以概见，但是初步的民主经验与观感，还是值得宝贵的。自然，我们对于今后中国民主运动每一实践步骤，更要尽最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