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关于科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的激烈论战之际。这场论战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所谓“玄学鬼”阵营的领袖是张嘉森，他提倡“内省精神生活”论，相信这种内心精神生活是超越科学范围之外的。因此张先生和他的好友，其中包括已故梁启超先生，主张恢复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另一个是由丁文江先生领导的现代科学家阵营。丁先生驳斥陈旧的哲学而力持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万能论。这场论战持续整整一年。当参加这场论战的文章最后搜集起来在1924年出版时，全书超过二十五万字。不消说，吴先生和我在这场论战中都是站在丁先生方面的。
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分
我在1926年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此文同时刊登于日本的《改造》月刊和中国的《现代评论》周刊上。文章内容又用英文改写，作为查理·俾尔德教授编的《人类的前程》一书的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立场是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我试图表明容忍像缠足那样的野蛮风俗达千年之久而没有抗议的文明，很少有什么精神性。我也指出科学与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蕴育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且力求满足人类的理想要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大大增强人类的力量，解放人类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我公开地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认为它是“唯物的”，以其无能为力地受物质环境所支配，不能运用人类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生活。与此相反，我认为尽可能充分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寻求真理，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变物质环境，以及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谋人类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