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记不清哪一日了，但我却记得是双十节到北京的——接到你从白滨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写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边。此后你也没有信来，我也怕写信给你，一直到现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与你的中间，竟没有书札来往。我怕写信给你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自春天以来，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我怕像这样的消息，递传给你，也只能增大你的愁怀，决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满足。第二是：因为我想象你在九洲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苏武当年，牧羊瀚海的情状，还要孤凄清苦；我若忽从京洛，写一纸长书，将中原扰攘的情形，缕缕奉告，怕你一时又要重新感到离乡去国之悲，那时候，你的日就镇静的心灵，又难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还有几种原因，由主观的说来，便是我天性的疏懒，再由客观的讲时，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后，无一刻不感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总觉得对你不起的深情。记得《两当轩集》里有几句诗说：“强半书来有泪痕，不将一语到寒温，久迟作答非忘报，只恐开缄亦断魂，……”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聊当作我两三月来，久迟作答的辩解。
五月初——记不清是哪一日了，总之是你离开上海之后，约莫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我因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干寂了，太可怜了，胸中在酝酿着的闷火，太无喷发的地方了，在一天东风微暖的早上，带了一支铅笔，几册洋书，飘然上了南下的征车，行返上海。当车过崇文门，去北京的内城渐远的时候，我一边从车座里站起来，开窗向后面凝望，一边我心里却切齿的作了底下的一段诅咒：“美丽的北京城，繁华的帝皇居，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的荣华，Pompey的淫乐，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续几何时？问去年的皓雪，而今何处？——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 year？——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那时候因为我坐的一间三等车室内，别无旁客，所以几月来抵死忍着，在人前绝不曾洒过的清泪，得流了一个痛快。沫若，我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咒诅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车中竟起了这样的一段毒念。你说我在这北京过度的这半年余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安乐？具体的话我不说了，这首都里的俊杰如何的欺凌我，生长在这乐土中的异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过来人，大约总能猜测吧！
上车的第二天半夜里到了上海，下车后，即跑上民厚里你我同住过的那间牢房里去，楼底下的厨房内，只有几根柴垛纵横的散在那里。那一天厨房里的那个电灯泡，好像特别的灰暗，冰冷的电光——虽则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但我只觉得这屋内的电灯光是冰冷的——同退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结在空洞的厨板上，锅盖上，和几只破残的碗钵上，在这些物事背后拖着的阴影，却是很浓厚的。进了前间起坐室一看，我和你和仿吾婀娜小孩等坐过的几张椅子，都七坍八败的靠叠在墙边，只有你临行时不曾收拾起的许多破书旧籍，这边一堆，那边一捆的占尽了这间纵横不过二丈来方的前室，前楼的两张床上，帐子都已撤去，地板上铺满了些破新闻纸，校稿的无用者和许多信札的废纸废封。光床上堆在那里的是仿吾的不曾拿去洗的旧衣服和破袜汗衫之类。后楼上，你于送你夫人小孩上日本去后，独自一个在那里写成你的《歧路》和《十字架》等篇的后楼上，正如暴风过后的港湾一样，到处只留着些坍败倒坏的痕迹，一阵霉冷的气味，突然侵袭了我的嗅觉，我一个人不知不觉竟在那张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几分钟。那一晚仿吾因为等我不到，上别处去消闷去了。空屋里只有N氏一人，睡在那里候我到来。他说，书局要他们搬家，有许多器具，都已搬走了。他又说，仿吾和他，因为料定我一到上海就要找上这里来，所以是死守着不走的。末了他更告诉我说，在这里已经两个礼拜不举火了，他们要吃饭的时候，是锁着门——因为屋内一个底下人也没有了——跑上外边去吃的。
在这间荒废的屋里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周报的结束，与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与《太平洋》杂志有关的朋友商议了些以后合出周报的事情，我就于全部事务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沪杭早车回浙江去。
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虽则说是为收拾周报，和商议与《太平洋》杂志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内心，实际上想上南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使我脱离这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余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闭塞得比《茑萝行》时代更加绝望。不但如此，且有几个寄生在资本家翼下，一边却在高谈革命建国的文人，和几个痛骂礼拜六派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礼拜六》更低的杂志上大作文章，一面又拉了不愿意的朋友，也在这新礼拜六上作小说的方言学者，正在竭力诋毁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这种情形，听了些中国文坛上特有的奇闻逸事，觉得当上车时那样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险恶的上海，还要好些。于是我的不如归去的还乡高卧的心思，又渐渐的抬起头来了。
到家的头两天，总算快乐得很，亲戚朋友，相逢道故，家庭之内，也不少融融之乐。好，到了第三天，事件就发生了。
总之，是我的女人不好。那一天晚上吃夜饭的时候，我在厅前陪母亲多喝了一杯酒，所以母亲与我都是很快乐的在灯前说笑。我的女人在厨下吃完了晚饭，也抱了龙儿——我的三岁的小孩——过来，和我们坐一起。那时候我和母亲手里正捏了一张在北京的我的侄儿的穿洋服的照片在那里看。我的女人看了照片上的侄儿的美丽的小洋服——侄儿也三岁了——赞美得了不得，便顺口对龙儿说了一句笑话说：
“龙！你要不要这样的好洋服穿？”
早熟的龙儿，虽然话也讲不十分清楚，但虚荣心却已经发达，听了他娘的这句话，便连声的嚷要！要！要！我也同他开玩笑，故意的说了一声“没有！”可怜的这小孩，以为我在骂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我们三人——母亲和我和我的女人——用尽了种种手段，想骗他不哭，但他却不肯听从。平时非常钟爱他的我的老母，到了后来，也生了气，冷视了他一眼说：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穿洋服要前世修来的呀，哪里恶诈就诈得到的呢？你要哭且向你的爸爸去哭，我是没有钱做洋服给你穿！”
讲完了话，母亲就走开了。我因为这孩子脾气不好，心里早已觉得不耐烦；及听了母亲的话，更觉得十分的羞恼，所以马上就胀红了脸，伸出手去狠命的向他的小颊上批了两下。粉白的小脸上立刻即胀出了几个手指红印来，他的哭声，也一时狂叫了起来。母亲听了他的狂叫的哭声，赶进来的时候，我的女人，已经流了一脸眼泪，伏着背把龙儿搂在怀中，在发着颤声的安抚他说：
“宝，心肝肉，乖宝……不哭吧……娘不好，……噢！娘……娘不好……噢！总是娘说了一声不好……”
我的女人抱他上楼去后半天，他睡着了方才不哭。后来我上楼去睡的时候，我的女人还含了眼泪，呆坐在床沿上，在守着他睡觉。我脱下了夹衫摸进床去，抱他到灯下来看时，见他脸上红肿得比被打的时候更厉害。我叫我的女人拿开香粉盒来，好在他的伤痕上敷上些香粉，她只默默的含着深怨对我看了一眼。我当时因为余怒未息，并且同时心里又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后悔，所以就放大了喉音对我女人喝了一声说：
“你怎么不站起来拿！”
手里的龙儿，被我惊醒，又哭了起来。我的女人，急促的闭了一闭眼睛，洒出了两大颗泪滴，马上把香粉盒拿出来放在桌上，从我手里把龙儿夺了过去，而且细声的对我说：
“我抱着，你敷吧！”
这话还没有说完，她又低了头宝宝心肝的叫起来了。我一边替龙儿擦眼泪敷粉，一边心里却在对他央告：
“宝！别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宝，别哭吧！总是爸爸不好，没能力挣钱做洋服给你穿。”
这心里的央告，正想以轻微的语言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咽喉不知怎么的也梗塞住了，同时鼻子也酸了起来。这事件以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某书肆忽而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和一篇小说的原稿，信上说：
“已经答应你的稿费一百元，因为这篇小说描写性欲太精细了，不能登载，只好作为罢论，以后还请先生赐以另外的稿子，本社无任欢迎。”
信上的言语虽然非常恭敬，但我非但替小孩做洋服的钱，和在家里的零用钱落了空，就是想再出去到北京上海来流离的路费也没有了。像这样的情形的故乡，当然不能久住，第二天我把我的女人所有的高价的衣服首饰，全部质入了当铺，得了百余块钱，再出奔至上海。我的女人和龙儿，送我上船的时候，都流着眼泪哭了。但龙儿这一回的哭却不是因为小脸上的痛，虽则他的创痕还没有除去。
重到上海，和仿吾玩了二天，因为他也正在筹划旅费，预备到广东去，所以第二天的晚上我就乘了夜快车回到北京来了。啊啊！万恶的首都，我还是离不了你！离不了你！
这一次到北京之后，已经差不多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但这两个半月中间，除为与《太平洋》杂志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书也不读，一半大约也因为那拿衣服首饰换来的一百块钱消费得太快，而继续进来的款子没有的原因。啊啊！沫若，再见吧！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据《达夫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