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十月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只觉得生趣萧条，麻木性的忧郁症，日甚一日，近来除了和几个知心的朋友，讲几句不相干的笑话时，脸上的筋肉，有些宽弛紧张的变化外，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尤其是天气很热的现在，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天天只是懒惰无为，在树荫下对了一块大冰在这里消磨时日。近几个月来，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给我的信，总有一大堆了，我到今日，还没有写过一封覆信。不相识的朋友们，我想一定在那里怨我，说我摆臭架子。不过我说：“朋友们，你们别怨我吧！我连自家南方家里的女人小孩，一别数月，到如今还没有给她们只言片语，我实在是因为消沉到了极顶，懒得动手，并不是在摆什么架子呀，请你们恕我，……恕我。”相识的朋友们，我想起来更觉得十分对不起。前几天从上海转来一封老同学的信，信里竟问我究竟是死了呢，还是依然活着。别的人却不必说，就说张资平吧，我同他在日本火车站上吃了一次夜饭别后，到而今将及三载，非但长信不通，就是年头年尾，连一张贺圣诞新年的明片也不曾写过。沫若仿吾去年送我上船到北京来以后，我只发了三四次的信给他们，其中除了一二封专讲金钱琐事的通信之外，好像有一二封信在周报上登载过了。其后沫若去日本，仿吾往广东，我到今日还没有一封信寄给他们。
我做的东西，总是拖泥带水，好像醉汉谈天，弄不明白，实是恨事。在作这篇杂谈之先，本想简单明了的说几句话，但是拿起笔来，又写入了叉路，罪过罪过。
总之，“像这样的坠入了麻木状态中的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的这一句话，是使萌发上面那一段冗长的空话的引力。所以从头说起，再来说一句“……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前几天有几个青年朋友，上我这里来，说到沫若，他们问我：“近来文学研究会又在攻击你们，你看见了没有？”我当时只笑了一笑说：“他们真有兴致。”他们又问我：“你当时的那种勇气，何以没有了呢？”我因为前一晚刚看了《打渔杀家》，所以学了须生的喉音说给他们听说：“老夫壮日，听到打架二字，犹如小孩子穿新鞋，如今是老了，不打架了！”惹得他们一场大笑。过了几天，又有一位朋友送了几张上海的《文学》来，我才知道这一次的打架，系自一位姓梁的攻击沫若仿吾之文学，而文后又由《文学》的编者加上了些连讥带讽的按语。若在二三年前，怕我看了这段按语，就要做一篇很刻薄的文章来骂骂这个编者，但是现在心灰意颓，连紧要的书札都不愿意答覆，更哪里有心思来做这闹意气的文字。并且近年来因为要吃饭的原因，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对于这编者的不得不加这几句按语的苦衷，也很能了解，所以看完之后，也不过点头微笑了一笑。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寄了一张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来给我，我看了沫若的通信和那编者的不晓是按语呢还是宣言（？），一边起了一种对沫若的不可抑遏的怀旧之情，一边我想劝劝《文学》的十二个编者——究竟这十二个编者是谁，我现在也不明白——不必这样的动气。人生五十年，好快活懒惰便落得快活懒惰，天气很热，何必这样的动气呢？沫若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素来不喜欢含糊影射，这一点是他在《创造》季刊、周报上屡次说过的。他所揭发的一般编辑者的罪状，并不是专为你们而发，请你们不必那样生气。至于要他举出事实来证明，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身攻击，举发阴私，是上海的一般新闻记者中的败类想敲人家竹杠时的行为，沫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素以忠厚待人，像这样的新闻记者的败类的行为，他是决不干的。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十二位君子难道一定要沫若把事实举出来，教他变成一个败类么？说到借刀杀人一层，我想这事情的确是有的，打鼓骂曹——我很喜欢听戏，所以不知不觉就要用出戏台上的典故来，请你们不要笑我的趣味粗俗——的那位先生，不是被曹操借刀杀了么？你们辩明说，这一回姓梁的并不是你们借的刀，我也很愿意相信。不过后面你们说姓梁的是仿吾沫若的好友，这未免太可怜了。因为果你们所说，那么姓梁的要变成一个卖朋友的奸人，这事太对姓梁的不起，我不得不为他声明一句。我在上海和沫若仿吾同住的时候，来访我们的青年朋友虽则很多，但从来没有过梁君。梁君也许于我北来之后，去访问过他们，所以我要为梁君说明，沫若仿吾和他的交情有没有原不敢断说，但即使有交情也一定不很深的。《通信》按语的末了一段说的仙人寓言，我非常佩服，实在我们的过失，是自己不知道的居多，譬如沈雁冰君郑振铎君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就不会印出这许多翻译来了。譬如我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那些浅薄无聊的，黑幕派不像黑幕派，颓废派不像颓废派的小说也不会做了。我前一月和王剑三君讨论翻译的时候，记得还说过一句话：“错误是常事”，我们不是菩萨，谁也免不了过失，不过小心一点，可免掉太逸常轨的过失罢了。但是像我近来的生活状态，若再拖握下去，恐怕连小小的过失都可以免掉，因为什么文章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讲，只是关门坐在家里，除非是天上来的奇祸，可以惹上我的身来，此外恐怕什么过失，都可以减少。
最后我还要劝劝《文学》的十二位编者，不要那么着急，沫若仿吾并不是坏人。啊啊！我在这样的写这篇文字，沫若！不晓得你是睡在箱崎海岸的草舍里呢还是飘泊在东京大阪？仿吾：你总该睡了吧，现在鸡正叫着哩！
七月二十五日午前四时
（原载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晨报副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