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平民，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布尔乔亚文学与普罗文学——这些都是甚嚣尘上的名词。
我们先要来研究一番：中国的贵族在那里？象牙之塔的文学是怎么一种内容？十字街头的文学又是怎么一种内容？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布尔乔亚西？又有一种什么样的普罗利特里亚？
在民国还没有产生以前，不错，中国是有一个贵族阶级，虽说比起欧洲的贵族阶级来，中国的是范围小得多：是集中的而并非散布各处的，社会的势力也弱小，无所谓，也用不着阶级的意识。
在以前的中国，与其说是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倒不如说是有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之分，还来得妥切些。旧文学便是识字阶级的文学；换一句话说，它便是“士”——士农工商的士——阶级的文学。由赋到词，那是不说自明的。元曲，我们读了以后，自己回想一下看看，对于元代的农阶级，工阶级，商阶级，到底增加了什么认识没有？小说，短篇，如《今古奇观》，长篇，如《红楼梦》，我们读了以后，也可以照样的去想。想完了，大家便可恍然而悟：旧文学内只有考场、花园、青楼、衙门、酒楼等等；农，只有陶渊明式的农；工，只有牵针引线的“红娘”或是谋财害命的船户；商，只有由宦场改行的“陶朱公”；医，只有儒医；简捷一句话，旧文学便是“士”阶级的想象的结晶品，读它的大半是“士”阶级，至于写它的更完全是“士”阶级了……无论题材是否采自“士”阶级的生活方式，读者你不是在黑字上面明显的看见了一个大的“士”字，便是在行间的白纸上面隐约的看见许多小的变形的“士”字在那里跳动。
便是侠义小说的开山老祖，《水浒》，它也是一个“士”的想象作品。当然，这是一部浪漫事，并不比普通的小说是要描写社会各相的；不过，司考特(Scott)所写的各种《卫弗雷小说》(Waverley Novels)，它们又何尝不是浪漫事，然而当代的苏格兰，与它的贵族，平民的各相，各种行业的形相，不是也显现于这些浪漫事的里面了么？
无论由那一方面看来，无论由作者、读者、题材、态度看来，旧文学只有一种，“士”文学。拿贵族与平民来分开旧文学作两种，显然是不知国情。
至于民国以来，更谈不上贵族与平民之分了，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是可以区分得的……民众教育进化了的国家内，常时有人出来责备一般读者分辨不清真文学与假文学；现在的中国，隔离开那个阶段，还早着呢。便是如今这少量的识字阶级内，还可以分成有闲阶级与无闲阶级。无闲阶级根本就看不了书，即使书中是描写着他们的生活。至于有闲阶级，就中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书，他们宁可去赌博，抽鸦片，追女人；就中看书的，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新文学，无论它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这是就读者来讲，新文学分不了贵族与平民。
就作者来讲，新文学也是不能这样分的。并不曾看见“舞文弄墨阶级”以外的任何界中有过人，在十年的商界生活，工界生活，医界生活，农界生活，以及任何界的生活以后，拿起笔来，用他本界的题材来作一篇诗，作一部小说，作一出戏剧——好像，只就海员来讲，英国的现任“桂冠诗人”，梅斯斐尔德(Masefield)、海上生活的小说作家康拉德(Conrad)、海上生活的戏剧作家奥尼尔（O'Neill）那样。新文学的作者，就中有许多好像是来游历中国的西人，走马看花的，不知居留了有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回去了“文化”的时候，便成了家庭中，俱乐部中的“中国问题”权威，甚至于还在报纸、杂志上作文，替书局作书，来讨论“中国问题”。现在的许多作者都是“爱美的”，谈下上出自某行某业，更谈不到出自“贵族”阶级或是“平民”阶级。
就题材来讲，破落了的以及不曾破落的清代贵族家庭的生活，有谁来替我们这般读者描写过？
贫民窟里的生活，不说读者是茫然一无所知，便是我们这般作者，就中又有多少人看见过，更不用说度过，深悉其中的底蕴，拿来作题材，写出一部文学了。至于“平民”，虽说不能拿来与“贵族”对用，却未尝不可拿来与“军政”人员混杂；试问，包括在这个“平民”之内的各种数不清的行业，职业，新文学里又有几本书是取材于其中的某种行业，某种职业的？
左拉(Zola)的小说，照他自己讲，是“实验小说”；照一般文学批评者讲，它们只是左拉所作出的一些浪漫事，并不能算是实写，与科学的实验距离得更远。在新文学内，便是要找一个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者，左拉，都找不到！
就态度来讲。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浪漫诗人的领袖，华兹华斯(Wordsworth)，他的诗歌的主张总算是“平民”的了——不过，要是拿他去交给现在新文坛上的一般“平民文学家”，那怕不见得能引为“同志”罢？
“象牙之塔”的文学。在这十五年的新文学运动内，真的有人创作出了文学来，有象牙一样细致的题材，有象牙一样纯熟的工技么？就说新诗罢，一个皈依希腊的H.D，一个皈依“罗马教堂”的爱利阿特（T.S.Eliot），都是道地的“象牙之塔”的诗人，新诗有么？如今要是真有“象牙之塔”的文学，那么，它的象牙便是人造象牙。
至于“十字街头”的文学，就中的“十字街头”四个字，可以算是巧妙之至：因为，既然徘徊于十字街头，可见得便是门外汉，“爱美的”，并不曾深入街旁的洋行、百货公司、工厂、工会、“公馆”、贫民窟、“夜会”、轮盘场、医院、官厅、报馆、学校、书店、等等，等等。
新文学作品的贫乏，浅薄，新文学演化的迟缓，畸形：这已经成了文学批评上的口头禅，不必再去落井下石。由另一方面看来，新文学所以如此，在社会的背景上，未尝没有它的辩解。平民教育并不曾长足的进展，读者的数量并没有如何剧烈的增加；国有的藏富并不曾开采出来，社会的福利在比率上并不曾剧烈的上升：在这两种状态之下，文学书籍的需要自然是不广大，不迫切的，文学书籍的供应因之也便不能膨胀到一种可以使一般作者靠了著作来舒适的生活的程度；那么，就已有的作者来讲，他们便会改业，就许多富有可能性的未来作者来讲，他们也决不会牺牲了已有的行业、职业，安定舒适的生活，来投身于不安定的、尚不能成立为职业的著作生活。
著作的多寡，与其内容的丰富、贫乏，固然与作者的才力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环境的影响，这一层我们也不能忽略。最浅显的例子是新文学中的剧本。旁的方面已经嫌是迟滞了；至于剧本，现在简直是停顿了——从前已经是最不踊跃的。新剧下发达，不得诿罪到京剧的身上……电影不是十分发达么？也不能诿罪在劣化的文明戏的身上……在开端的时候是受尽指摘的，电影何以没有“寿终正寝”，反而一年兴旺似一年了呢？新剧的听以下发达，剧本的创作所以不踊跃，旧的演员所以改了行而新的演员所以不曾出现：这都是完全受了社会的环境的影响。第一，戏剧要坦白的说听众好听的话，这一层是办下到。第二，戏剧要国家的兴盛或是民族意识的复苏作发动力，这一层是谈不到。第三，戏剧多少是靠了有地位或是有巨资的人物的提倡、资助而兴盛起来的，这一层是“管不到”。
萧伯纳算是最能坦白的说听众所爱听的话的人——要是给他生在中国，他还能那么自由自在的说话么？“伊利萨白时代”，因为国富的猛增，新俄，因为民族意识的蓬勃，都在戏剧上热闹了起来。没有路易十四，或许便没有莫里哀这戏剧家；没有霍尼曼女士(Miss Horniman)，英国的戏剧或许便不能在这十九、二十世纪之间复兴了起来。
新文学中的戏剧，在文学革命的初期，失去了它的黄金的机会……再度的黄金的机会，便不知道它是来于何日了！
不仅戏剧，其他的一切，中国的布尔乔亚西似乎都不需要，除了麻雀、鸦片、妓院。
中国的布尔乔亚西，宠统的说来，可以说是包括有少自常年进项五百圆多至常年进项五万圆的人，新文学的作者一百人里有九十九人是来自常年进项在五千圆以内的家庭；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人来自普罗利塔里亚的家庭。作者的本身，一百人内有九十九人是由“学生”、“亭子间的文士”——两种非正式的普罗利塔里亚——而变成了常年收入在五千圆以内的布尔乔亚西。文学作者内，并没有首相，如同英国的狄斯雷里(Disraeli)；并没有贵族，如同英国的黎顿(Bulwer Lytton)；并没有富翁，如同英国的罗斯金(Ruskin)；并没有海员，如同英国的梅斯斐尔德；并没有贫民，如同英国的吉辛(Gissing)；并没有游民，如同英国的岱维斯(W.H.Davies)……这还没有提及那庞大的布尔乔亚西内的各种职业，行业，以及各种因收入不同而背景——生活亦随之而歧异的阶级内之阶级。新文学的作者，来路是这么拘狭的，刻板的，要产生出来一种丰富，复杂的文学，又怎么可能！
中国的普罗利塔里亚，谋生，养家，尚且岌岌乎其危的，他们又那里去有时间、精力来创作文学！“爱美的”普罗文学，那只是越俎代庖，不仅是多事，并且是徒劳。
新文学如其不能充实，扩大它的内容，前途是决不能光大起来的。为了要达到这种内容之充实与扩大的目标，我们这一般关怀以及从事于新文学的人便应当大声疾呼出一种要求来：即要实业发达以增加国富，教育猛进以增加读者，好让文学能以随了其他的艺术、学术一同如火如荼的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