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学便是“地方色彩”的文学。这地方色彩之内包括有方言、风俗、人种、宗教、社会组织等等项目。
粤讴，近来中央研究院所搜集的吴歌：这些便是以前的方言文学的例子。新文学内，也有刘半农先生的《瓦釜集》，杨晦先生的戏剧，一个运用江阴的土白来作诗，一个运用旧京的土白来作剧本，都有相当的成绩。
在“开尔忒文艺复兴”运动之内，有一件事情，颇为值得我们新文学上的人的注意，领悟。沁孤(Synge)，那个最富于地方色彩的戏剧家，他在先原是侨寓于巴黎的一个顶间之内，作着谈论当代的“象征运动”的文章；那时候，沁孤是沁孤，爱尔兰是爱尔兰，彼此是毫不相关。是夏芝(Yeats)遇到了他，劝动了他，回去爱尔兰居住。于是，沁孤便由最时髦，最开化的巴黎，一易而至最落伍，最乡野的亚朗群岛(Aran Islands)去住，住了三年。在这三年之内，他用目不停息的观察，用耳不停息的谛听，用手不停息的作札记；终于，他的剧本一部一部的产生了，就中有那基源于土白的节奏，美丽的文词，以及那基源于本地生活的奇特，浪漫的描写。
在十八世纪后叶，爱基渥司(Edgeworth)将爱尔兰介绍给了英国；在这二十世纪之内，夏芝，沁孤等人的“开尔忒文艺复兴”，简直将爱尔兰介绍与了全世界。
我们对于苏格兰的认识，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彭斯(Burns)的诗歌，一个是司各特(Scott)的小说，一个是史蒂文生(Stevenson)的小说。就一般人说来，苏格兰便是这三个人的苏格兰。
同样，印度也可以说是太戈尔、吉百龄(Kipling)的印度。
澳洲、非洲、坎拿大，它们都有它们的地方文学，输将入整体的英国文学之内。
英伦的本部，各区域也有各区域的代表作者：只就最著名的来举，爱塞克司(Essex)有它的哈代(Hardy)，“五城”有它们的宾那脱(Bennett)，矿区有它的罗兰斯(Lawrence)，纺织区有它的霍屯(Stanley Houghton)。
法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北部的莫泊桑(Maupassant)，南部的都德(Alphonse Daudet)，“亚尔萨司、劳连”的巴赞(Bazin)，等等。便是安南，它不仅在政治上，商业上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便是近时在文学上，它也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
地方文学最发达的国家要算美国。东由纽约，西到旧金山；从南部佛罗里达到北部密歇根，每州，甚至较大的每个市镇，都有它的地方文学。诸爱特(Sarah Orne Jewett)的“新英伦”各州(New England States)，卫斯特(Owen Wister)的“南部”(The South)，嘉兰德(Hamlin Garland)的“中西部”(The Middle West)，哈特(Bret Harte)的加州——这不过是就小说来略举几个例子而已。
中国，可以说是地方文学的材料最丰富的国家了。
方言，种类是数不尽的繁夥；“这个年头儿”的平白，“像煞有介事”的吴白，“瘦仔”的粤白，等等，等等。每种方言有每种方言的内在的美丽，想象力；如其，沁孤一样的，将它们提炼出来，那是多么值得赞美，欣赏的工作！
风俗——举古代的例子来说明：《庄子》讲吴人文身；端午节划龙船，吃粽子，是始于荆襄间祭吊屈原的风俗；郑卫之音；柳宗元的《捕蛇者说》。
人种——小学的地理课堂上已经说过了。滑稽的说来，汉族内还要分为“侉子”，“蛮子”，“苏州人”，“湖北老”，“湘军”，等等，等等。“苗”族与中国的关系正与“红人”与美国的关系一样；何以美国可以产生“红人文学”的Fennimore Cooper，而中国还没有产生“苗人文学”的樊尼摩·辜泊尔呢？满族的生活已经出现于德菱女士的英文小说之内；成吉思汗、忽必烈汗已经出现于法国，英国的小说，诗歌之内；西藏的生活以及它的喇嘛，“牝鸡司晨”，已经出现于吉百龄的小说之内……中国，五族共和的中国，反而“天朝”似的，将它们置之不理！
道教、回教、本部的佛教、喇嘛的佛教、福音教、天主教，以及已经绝传的景教、原始的苗民所必有的教，中国不单不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并且是一个宗教最复杂，最繁盛的国家——然而，我们本国的人，对于这些宗教，究竟有多少的认识？不向文学去索求，我们还能向那一方面去索求，这种关于国内各种宗教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组织也是极为复杂的，由原始的穴居、食人，中间经过无数的阶段，一直到现代的都市。新文学，应当使它成为钢琴、提琴，可以弹奏得出这种由单音的原始乐一直到“贾四”的现代乐的复杂的“大曲”。
茶区、丝区、磁区、漆区、农区、牧区、米区、盐区、矿区、工业区、商业区，等等；在它们之内，究竟有那几区——那一区有它的代表作家？
华侨散布遍了全世界，由寒带的俄国，到热带的非洲；侨寓中国的西人也是各形各相，由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到卖毯子的“白俄”。除去《官场现形记》内，有几段速写之外，中国文学里面，另外还有什么书籍，写过侨华的西人的生活？至于华侨，文学之内，简直就是不曾有过“华侨招待所”！
地方文学的重要是两重的，文学的与社会的。文学的方面：文学本来是要“向人生举起镜子”的；如其没有深刻的，多相的地方文学，文学的镜子便不是向着各相的人生举起来的，这镜中的形相只能是不完全的，畸形的，单调的。那又何必希罕着这面镜子呢？还不如把它摔碎了罢！社会的方面：文学本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社会工具，可以团结人民，可以激发爱国的热情，可以辅助教育，可以改造社会；将来便是有一天，伸张到全国的铁道网、公道网、航空线网居然大功告成了，那时候，倘若没有地方文学，全国各部之间的情感，仍然会是“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讲，一个人家住家，总要想知道四邻的一点情形，房东的家境，同房客的家境，这不仅是为了好奇心，也是为了利害的关系；文学便好像是名片，好像是他们之间的应酬的访会，那时候，或是来往，或是戒备，方针便可以决定了。
即如“赤区”的实情，全国的人，那一个不想知道？如其有文学作者，对于这一方面是有深切的认识的，能以用了公正、冷静、畅达的文笔，写出一些毫无“背景”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来；那么，这些作品，它们不仅要成为文学上的，并且要成为社会上的珍贵的文献。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形之复杂，比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来，简直是有加无减；由这种骚动，复杂的社会内——如其中国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仅在将来会要酝酿出来一个强大、进化的国家，并且会要产生出来一个多相的，丰富的文学。“中国文艺复兴”内的亚利阿斯陀(Ariòsto)呢，塔梭(Tasso)呢，鲍加奇阿(Boccàccio)呢，杰里尼(Cellini)呢，马基亚未里(Machiavelli)呢，达文西(Da Vinci)呢，米西盎则罗(Michelangelo)呢，娄连佐(Lorenzode'Medici)呢？这些文学作者所需要的环境，现在的中国是绰绰有余的了。历史观的说来，唐代，在“佛教”文化的输入之下，曾经产生过有一个优美、富丽的文学。李白、杜甫的血液，它依然流动在现代的中国人的脉管中；我们不可以失望！不可以自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