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中国社会的新时期，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拥有重大转折意义与开拓意义，即使在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社会变革中也应是最富成效的历史阶段。而文学艺术则又是这个历史阶段中一个异常活跃、异常敏感而又复杂多变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对于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新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拓展以及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加强，均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仅就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来说，无论从文化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还是心态史的哪一方面讲，都拥有与“五四时期”同样重要的地位与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影响必将持续下去。
如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求更加紧迫，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这一宏大战略布局中，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感的象征，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而文艺理论建设、文艺批评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应当深入贯彻落实“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文化战略方针，认真梳理新时期四十年来积淀下的实践与文献，深入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从而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关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发表出版，这无疑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同时，至少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留给我们深化与创新的空间也就不是很多。况且，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由于处在开放多元的时代，新论层出、新潮迭起，各种观点错综交织，充满复杂性，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如何总结这段当代文论史，难免见仁见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站在我们自己的观察视角，立足自己的学术立场，发挥我们自身的某些优势，对这个非常时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走过的道路做些清理，对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做出评价。
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是新时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伴随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在中国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发挥着整体的作用。所以必须在清晰认识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发展与运行的情况下，才能清晰地认识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系列论争，揭示它的动力系统、变迁原因与内在规律特征。脱离时代现实的文论是不存在的，单一的、封闭性的研究，将无法解读文学在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倒影。但也要避免过去的简单化倾向，即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问题全部还原为政治、经济的问题，同样需要确认文论发展可能出现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完全对应的问题，文论的阶段划分与性质分析仍然具有文论的学科增长特性，并体现出对于政治、经济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与超越性。如1990年代初期出现的人文精神讨论与其时市场经济的启动之间，19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生态批评与21世纪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就体现了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之间的不对称，证明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介入政治、经济发展的某种纠正力量。
在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联系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回顾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轨迹，探究文学的内涵与属性，发掘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与范式，梳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中华民族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改善文化消费趣味，推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实践的研究的最后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的论述中。这里不妨将其戏称为“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即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贯穿始末的动向与态势。
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
“新时期”其实是一个很一般的语汇，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却被赋予很重大、很特殊的内涵，四十年来在中国当代人的话语表述中一直居高不下。
据我们考证，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这一专有语汇，“新时期”是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提出来的，起点于清算“文革”，核心内容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而“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则是由周扬在1979年第11期《文艺报》发表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率先提出的。四十年过去，文学理论界对于“新时期”这一概念的表述越来越众说纷纭，也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倾向于将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崛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21世纪以来为综合期。
新时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场文化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是对一种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大病初愈后迎来的新生。这一时期是由一场政治巨变、即位居中央最高层的“四人帮”的倒台拉开序幕，其来也突然，其兴也突然，刚刚崛起即达到高峰。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也就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核心，其历史地位堪与现代文学史中的“30年代文学”相比肩。此后，经由90年代的“转型期”、新世纪最初十年的“综合期”，中国社会渐渐转入“常态”，文学曾经焕发出的“新”的色彩渐渐隐退，即使再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也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新”了。
二、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转换
文学是什么以及为文学定性，差不多总是以往文学理论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中绕不开的问题。机械的“本质主义”渐渐为人们抛弃，“关系主义”的解释盛行一时，文学的视野也由此扩展。新时期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促使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从社会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再到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也为文艺理论批评研究者全面了解本学科当前的学术动态提供了线索。
范式转型是库恩对科学史演进方式的表述。在库恩看来，科学的进步并不全是以连续积累的方式展开的，在更多情形下是以断裂与跳跃的方式完成的，即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是在新旧范式的既相依赖又相对抗的张力关系中完成的。新范式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所应该研究的问题的新的预设。它是对旧范式无法解答的问题提出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范式转型是立足于传统旧范式，又突破传统建立新范式的过程。
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系统在新时期里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表现“政治范式”“审美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三种范式的轮替。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由社会政治范式转型为审美范式；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从审美范式转型为文化研究范式。两次范式转型带来文学理论与批评内在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文学批评与理论总是表达着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观念，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时代精神也可以看成认知范式。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决议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里强调的“精神世界”与“精神力量”，也是文学艺术的更高层面。文学的社会作用更多时候发生在人的感觉、意向、情绪、想象中，它是“柔弱”的，却可以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产生持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又是“恢宏”的，一种“恢宏的弱效应”。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经验的分析整理，应加强精神向度的开掘，从而让文学为营造国民健全的文化精神生态做出贡献。
三、新时期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知
新时期开始阶段，文学界就以“为文学正名”的方式对以往的文学概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进行了颠覆，这就再次证明所谓固定的、唯一的、共同的文学本质其实是不存在的。在生机勃勃、丰富活跃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实践面前，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多地注视多元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成为观察、阐释文学基本属性的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理论视角、新的批评方法以及新的思想潮流淹没了旧的思维模式，层出不穷的新理论让批评界应接不暇。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创新促进文学研究从自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理论批评的预设不再指向“本质”这个唯一的焦点，相对地说，它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这种理论预设可以称为“关系主义”。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包括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心理学、生态学等社会文化的关系网络之中谨慎定位。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文学理论关于文学基本属性的研究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经历了复杂的探索阶段：1980年代的勇气、1990年代的沉思以及21世纪的调适，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绵延组成了文学性质的认知史。
在相对宽容的学术氛围里，1980年代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暂时摆脱压抑，精神走向自由。相比而言，1990年代更像一个过渡期——从狂欢走向沉思。21世纪之初文化研究兴起，其产生的综合效应以混沌的气势试图囊括文学理论面临的所有问题，以至于有人担心文学的精义将在文化研究的“乱炖”中日益变得稀薄、模糊。令人欣慰的是，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开拓，文学批评思维模式的转换，同时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种渠道。已经迈进自由天地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已经很难再被关进狭隘、封闭的人造空间了。
我们之所以把以上三点看作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的“三纲”，因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像是三条线索，始终贯穿在新时期的始末，成为新时期文学坐标上的时间性的纵轴。仔细看一看，三条线索中的各个“层级”又是紧密相互映衬、相互呼应的：时间上的“崛起期”与理论形态上的“政治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时间上的“转型期”与理论形态上的“审美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关系主义”；时间上的“综合期”与理论形态上的“文化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文化历史主义”。这样，三条线就拧成了一股绳，成为在新时期海洋里打捞文学奥秘之网的“纲”。
所谓“五常”，这里是指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活跃、成绩突显的五个领域。
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长期遵循的思想政治路线。新时期以来，中国面临新的现实问题，新的发展机遇，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不断做出新的阐释，才能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向前发展。文学理论界在新时期伊始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再出发，就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文革”中以及“文革”前的文艺思想拨乱反正，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即：由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阐述厘清文学属性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坐实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考察人类审美活动，促使审美实践论文学观诞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生产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突显文学艺术产品的特殊性。
通过对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者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他部分的关联性上来研究问题，把文艺理论和文艺问题纳入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和理论思维空间来考虑，逐步兴起并发展出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兴的、分支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学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体现在回归传统的同时也在走向世界。回归传统，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吸收中国古代、近现代文论的优秀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国土上深扎根；走向世界，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要继续坚持对国外文论的学习、引介和研究，让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一步融入世界。
二、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论作为文学理论的“发源地”“资源库”“生长点”，作为文艺批评的“元素”“对象”“参照系”，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然，实现这样一种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讲，都无法回避一个前提：即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未经历“现代转换”的古代文论是无法直接介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活动的。
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则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场域，一种在历时性上时间与时间对话，是当代学者与古代文人相互寻思乃至质疑的场域；也是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相互磨合乃至渗透、交融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里，文学正在向文化开放，后现代主义者正在解构曾经的建构企图，而多元的，跨学科的思维形态正在敞开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在这样一种愿景中，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三、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的繁荣，其存在形式上的主要表现，是理论形态的多元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1984年作为“方法年”，实际上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新学科建设的里程，也为文艺学的学科跨界研究拉开序幕。
作为《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主编的刘再复，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归结为“科学流向”和“人文流向”两个方面，前者以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核心，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实现文学观念的丰富和文学研究的转变；后者则是从文学的主观性、直觉性等特征出发，探索人的复杂心理世界同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宏观的多元概念，文学可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是作家或人物心理世界的展现；文学表达离不开语言支撑，文学意蕴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意识等的渗入；文学叙事难以回避全球化生态危机等世界难题，文学素材的取舍也总会跨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凡此种种，决定了对其进行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文学生态学、文学人类学等等跨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可能，并且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国新时期的跨学科研究在许多领域至今也还是比较粗糙的、生涩的、脆弱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乃至有待于今后数代人的持续努力。
四、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的“方法热”；1990年代的“后学热”；世纪之交时兴起的“文化热”。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收获了丰富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成果，也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带入世界，形成跨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之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能量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形成的文学批评的新格局。相对于学院批评的曲高和寡，“传媒批评”，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商业市场支撑下对那种刻板的、学究式的批评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反拨，它使文学批评通过大众传媒走出象牙塔而直接面对大众成为可能；它促使批评对文学现实迅速地做出反应。但是，对大众传媒要求的通俗活泼的语言方式的顺应，可能导致文学批评在产生快感的同时将快感作为目的，文学批评可能成为即时消费、即用即弃的“广而告之”。文学评论如果仅仅作为“时评”而放弃对恒久精神价值的关注，将造成美学感受的迟钝及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丧失。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迅速提升，物质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重中之重，新时期伊始呈现的众声喧哗的多种取向、多种渠道已经渐渐收拢到“过日子”“过好日子”的单一选择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时代降临，在迅速改变着文学批评的整体局面。
五、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批评的危机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影视剧、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载体，当代社会审美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性、视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大众文化”的浪潮很快席卷中国大地。大众文化迎合了人们释放本能快感的需求，但也放弃了文学艺术对于人类精神“救赎”和“提升”的功能。大众文化的兴起确实拓展了文学艺术批评实践的范围，丰富了文学艺术批评的渠道。随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作品、城市景观建设成为当代社会审美和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文化研究，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已经内化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视角。文学文本的首要意义已不仅指向“美的艺术”本身，而且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文学批评也不只是简单地揭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征，而是涉及社会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了“文学”“艺术”定义的变化，为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带来新的危机。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重估和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我们仍有必要做出深入思考：如何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西方文化理论和当下大众文化的状况，创造性地建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法则与体系，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始终认为对于所谓新时期的文学思潮而言，20世纪80年代不但是崛起阶段，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与情感、气质与风范，是新时期的精神内核。
“80年代”成名的杰出诗人北岛说：80年代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究其未来的潜能，究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1]
“80年代”享誉中国文坛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说：“80年代乃是心灵解放的年代，是面对生命的困惑提出各种叩问的年代。”“80年代也正是建国以后文艺批评的真正辉煌期。”“80年代是有钙质的时代，是有勇气提出新思想的时代。”[2]
“80年代”活跃的思想家金观涛指出：80年代“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3]
由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尽管留下种种不足与遗憾，但注定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厚重的一页。
“新时期”既然指涉的是一个时期，而且是“新”时期，那么就一定会有时间的限定，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更不可能一直新下去。
综上所述，“新时期文学”就其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体现的主要精神内涵与社会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拨乱反正，清算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下的文化专制；
二、解放思想，总结历史教训，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三、向世界开放，不惮于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与方法；
四、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各具风格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呈井喷状诞生；
五、文学艺术，甚至包括诗歌在内，对当下的政治、经济生活往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
“千里撘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认为自1978年至今延续近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已经结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这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思潮”已经开始退潮，新世纪开启十年之后，“新时期文学”以上五点主要内涵，有的已经淡化，有的已经转移，有的已经渐渐消失。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历史。仍旧沿用“新时期文学”已经失去现实的根据。
我们也不必为此惋惜，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又持续了多久？不到二十年吧？
文学理论界的许多人其实也看到这一现实，只不过仍不甘心，试图以“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替代“新时期文学”的提法，而且执意要保留那个“新”字。
历史还在继续。至于当下我们所处的“文学时期”叫什么？且不必过早下结论。有许多历史阶段，是在过后许多年才可能被历史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命名是侥幸的，它一开始就被命名，而且的确是“新”，的确名副其实，并没有像以往命名的“大跃进”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那样虚妄与倒错。
我们承担的这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希望就此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实践做一番盘点，作为其四十周年的纪念。就“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汪洋恣肆、浩瀚宏阔而言，我们的这些识见与判断实在不过是以蠡测海，种种遗漏自不待言，误解误判也在所不免。书中的文字只能看作我们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一种阐释，或许这才正是本书存在的意义。关于“历史的书写”，好在新的历史学正有此一说：
我们所感兴趣的不仅在于认识性地描述它，而且在于建立对于它的一种感情、一种同情和一种热情——歌德曾正确地看到这是历史观察的最好的成果。一个真正有感受的历史学家能够将自己奉献于他的研究对象，并使自己投入到一种反映整个精神世界的普遍性之中。[4]
我们仅仅祈望，我们的这本书能够成为众多的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言说的一种，提供给大家参照、交流，并予以批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