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20日，落城是一个阴天。一个月前的那场雪还没有被融化，在凛冽的寒风中变得非常坚硬。今天是“8·24”案四名主犯被执行枪决的日子。
刑车和警车七点整准时到达监狱。这个监狱，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遗物，按照苏俄的设计模式建造的。高墙之内是几幢三层楼的监舍，围成一个四方形的院落。死囚则被羁押在地下室，有专门的通道。执行任务的武警和法官、检察官进入里面，对四名死囚分别验明正身，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很快，这几个人被押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张华涛。司法机关满足了他的愿望，没有剃掉他的头发，因此柳青在他的脸上不容易发现那种死亡的气息。柳青戴着墨镜，她的面部并不朝向他，但视线一直在注视着那个人。张华涛看看天空，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他的双臂就被拇指粗的绳索捆绑起来了。一只写有“强奸杀人犯张华涛”的斩标插在了他的后背上。他的名字已经被打上了红色的叉。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本来，张华涛是应该由武警战士押上警车的，但是他自己一个箭步跳了上去，身影轻捷如同表演，却弄得武警一场虚惊。他走到前面，又看了看天空，然后埋下了头。
他的几个同伙却表现得十分糟糕。三个人中间有两个已经尿湿了裤子，还有一个根本就站不直身子，完全是被搀着出来的。
警车在市区走得很隐蔽，是从监狱的后门出发的，那里有一条路直通刑场。一旦走出监狱，警车就拉响了警笛。一共是五辆车。前两辆是刑车，坐着武警和死囚。后三辆是警车，分别载着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监刑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刑场设在市西郊的一片荒地里，对面是同样荒芜的凤鸣山。那儿没有树木，只有野生的蒿草，长得很茂盛，风过时，就有那种轻微的呼哨声音。
到达刑场的时间是八点一刻，那时，太阳已经从人们的身后升起了，刑场上的蒿草被染上了一层橘色。四名死囚被押到了指定的位置，被按跪在地上，面对着凤鸣山。他们一字排开，彼此间隔大约在十米。然后，由法医对射击部位用粉笔画上标记——即在左背的心脏部位画上一个圆圈。执行的武警便把枪口对准它，进行近距离的射击。这样做，是最大地体现人道精神。死囚被剥夺生命，这是对他们进行的惩罚，他们需要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死囚照样是人，需要用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减轻行刑过程中的痛苦。从前，执行枪决有射击头部的，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被纠正了，因为这样死者的面目就很难看。死囚也同样有着人的尊严。
监刑的法官对每个死囚都要问上一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是给他们提供最后的机会。有的案件，也有在这个时候发现新线索的。但有的死囚就是信口开河地胡说，目的是想多活几天吧，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一厢情愿。
柳青站在距离张华涛不足十米的地方。她清楚地听见他说：我罪有应得，我愿意将我的尸体捐给医学院。
法官说：那需要你本人出示一份委托书。
张华涛大声说：我自愿将尸体捐给医学院！你们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的。
法官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执行，是从右往左。每个执行任务的武警的枪膛里只允许装一发子弹，这是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当现场指挥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枪就响了。连续三枪响过，那三名死囚都是一枪毙命。最后一枪，射在张华涛身上，不料不仅没有把这个人撂倒，反而让他腾地转过身来了。他冲着执行任务的武警大喊了一声：哥们，再来啊！
那个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立刻就晕倒了。班长立刻上前把张华涛按倒，用脚踩住他的脖子，对着他的后胸连续打了三枪。张华涛像只包袱那样向前倒去，但身体还在往前挪动，他的头部像一把犁那样在荒地上“犁”出了一道辙。班长再次上去，又打了三枪，总算结束了这个罪人的生命。
行刑之后接着就是验尸。这时，法医会用一根钢尺插入死囚的后脑的枕骨部位，伸进去对延髓稍做搅动，再观察瞳孔是否已经扩散。死亡以犯人的意识消失为标志。有的犯人在意识消失之后，还尚存一丝呼吸。张华涛就是这样的。行刑人员将他的尸体翻过来，看见他的几个弹出点还在不断地、有节奏地向外喷血，连同被击碎的肺组织一起喷出来。最后，他的呼吸完全停止了。
那天负责给张华涛画圈的法医是汪工。在回来的路上，柳青这样问法医：你是故意把那个圈画错的吗？
法医没有回答。
柳青看着他，说：汪工，有必要这么干吗？
法医说：我恨这个家伙！
柳青说：他已经还债了。
每回从刑场回来，执行任务的同事都不怎么说话。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这里面既有对正义伸张后的那种扬眉吐气，也有对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人的惋惜。罪犯也是人啊，他们自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他们被剥夺的同样也是生命。
柳青第一次去刑场是在三年前。那次处决的是一个叫何小竹的年轻女人。她是因为谋杀丈夫而被判处死刑的。女人谋杀亲夫，一般都是与私通有关，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但是，这个何小竹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折磨而这么做的。这个女人说，她几乎每天遭受丈夫马江的殴打和蹂躏，她说这个男人一喝酒就发疯，然后就无休止地折磨她。手段很没有人性，先是要行乐，接着就骂她是根木头，连哼哼都不会。然后便是拳脚相加，还把她赤脚撵到外面的雪地里。
妇联上了她家，找到了那个马江。可是，马江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对老婆无礼，反而说何小竹脑子有毛病，应该送精神病院，弄得妇联也没有办法。何小竹后来也上过法院要求离婚，但法院居然也没有受理。
于是在8月的一个上午，刑警队接到邻居的报案，说好几天没有见到那个马江的身影了，又说他家里散发出一种臭味。刑警队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正是马江，而且已经被分尸了，卸成了几大块，堆放在卫生间里。奇怪的是何小竹没有跑，警察敲开门的时候，她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床上睡觉。见门外站着警察，她就明白了，说：你们来了，我去洗个脸，跟你们走。我总算好好睡了一觉。
何小竹后来被处以极刑。当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突然大喊了一声：叔叔啊，你们饶了我吧，我才二十五岁啊！
柳青在今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人间正道的捍卫者，同时又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责任人。这种角色在特定的场合，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在侦破一个案件的时候，当罪犯被捕获的时候，当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会为这份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在刑场上，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你的同类，不是牲口。所以，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事先是不和死囚打照面的，那很残忍。死囚最后的目光会像一道恐惧的影子追随着你的一生。我自然理解那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如果换上我，也会一样地晕倒。
被处决的四名罪犯，张华涛的死还是让我感慨。我又想到了三年前被处决的那个何小竹。他们都是不该死的。如果张华涛没有遇见那桩倒霉的事，他不会就这么被部队退回来。他会在服完兵役后光荣地退伍到落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会遇见一个喜欢他的姑娘，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何小竹的事情被一个部门所重视，使那种法西斯式的婚姻关系及时终结，她怎么会采取如此极端而残暴的手段来对付丈夫呢？然而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何小竹那最后的一声悲惨呼喊，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着……
第二天，李志扬来找柳青了。因为“8·24”这个案子，律师的脸上平添了几分憔悴。当那天在监狱中张华涛说出自己没有实施强奸的事实之后，律师便在积极奔走。他本来希望作为鉴证工程师的柳青能在物证上提供帮助，但柳青说：所提取的混合精斑由于量少，而且因为时间和气候因素，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污染与毁坏，不能做出更详细的鉴定，也无法送到省城做DNA鉴定。他又要求法院安排对张华涛进行“性无能”的鉴定，法院的回答是，即使这个人没有实施强奸，仅凭活埋了两个人也是死罪难逃。况且张华涛已经自动放弃了上诉权。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柳青曾给李志扬去过电话，她说如果律师愿意去现场，她可以帮这个忙。律师说：我不去了，这样或许会使我平静一些。现在他来，是想证实在刑场上，张华涛临刑前提出捐献尸体的要求的。
柳青说：是的，我可以作证。当时我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他说了“我自愿捐出自己的尸体给医学院”。
李志扬说：那你得给我写一份证明。
柳青说：可以。
李志扬说：犯人拥有对身体的处置权，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柳青写完证明，不禁感叹道：这个案子让我太累了，心累，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干这行了。
李志扬说：别这么想，实际上你干得很出色。你忘了吗？那天在监狱里张华涛最后是怎么对你说的？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就与他交锋了。说明你作为警察的素质很好，而且直觉也不错。
柳青苦笑道：直觉有什么用呢？法庭上连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持怀疑态度，谁还理会你的直觉？
李志扬说：我想这个双休日去一趟山里，看看当年插队的地方。顺便再去距那里不远的玉秀山，见识一下新近发掘出来的石窟佛像。电视上这段时间一直在炒这个呢。
柳青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你带上我吧，城里真的有点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