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前的这条小巷，是故事开始时的路。你会注意到这已是经过复制的石板路，而且天空中飘飞的雨丝，也是后来加上去的。不错，我此刻正在复制三十年前石镇的那个夜晚。三十年前，那是1967年的10月，一个深秋的夜晚。在这部感觉不会很短的书里，我还将以文字以外的手段去复制很多东西——它们将成为这部书的另一个部分。是文本的另一重。也许是始作俑者，但我想它至少是有趣的。这样的画面不是插图，因为它不是说明，而是叙述。很长时间过去后，有人问我为什么将这本书取名为“独白与手势”。我说，所谓独白，是我的自言自语；而手势，是我无法言说的，只能比画。我还说，你不妨把这部书的文字部分看成是“独白”，把图画部分理解为“手势”。然而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还有局限，比如，它们都无法表现声音。
1967年10月的这个夜晚，石镇的天空除了细雨还有稀疏的子弹。弹痕无踪，枪声却是沉闷。白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石镇已完全被A派控制了，B派已转移到了琴河的东岸。石镇的制高点是位于桥头的人民饭店。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层楼土木建筑，没有一根钢筋。暗红色的砖体与铁青色的屋脊一直是石镇解放以后的鲜明象征，但现在它成了A派的指挥部。楼后的水塔上已架起了探照灯，粗大的光柱控制着琴河上的那座大桥。然而枪声最初是从哪儿传出的，仍是一个谜。石镇的居民谁都没有料到，枪声会在今夜响起。还是白天的时候，人们看到一架双层翅膀的农用飞机在石镇上空盘旋，然后撒下雪片一般的传单。那是一个号外，印着最高领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和“促进革命的两派实行大联合”的通知。这是石镇的天空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飞机。第一次是1941年，日本人的飞机在这儿兜了两圈，投下了五颗炸弹。
飞机掠过的时刻，少年正在自己的阁楼上折叠着一只纸鸟。飞机巨大的轰鸣震动着瓦片和窗户上的玻璃。少年伏到窗口，他看到了飞机，甚至看到了驾驶员。不用说少年是兴奋的，他放下纸鸟与其他人一起开始追逐着飞机，尽管飞机很丑陋，远不及画报上电影上的飞机漂亮，可它毕竟是第一次真实而清楚地出现在少年天真的视野里。这个少年是我。很多年后，当我乘麦克·道格拉斯82型飞机去南方时，我突然想起了这往昔的一幕。我惊异它感觉的背景几乎一点没有褪色，但我无法破译，那一天我为什么在折叠着一只纸鸟？
昨天我又回到了石镇。这些年我浪迹四方行踪不定，过着那种被视作“在路上”的生活。我差不多和所有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们很难找到我。关于我的种种传闻在日渐减少，我想这倒是很好的。没有比遗忘更虚无的事。我在茫茫人海中行走却不被任何人觉察，似乎行走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而是我的影子。这是莫大的安全，是恐惧背后的温馨。有一天我洗脚，意外地发现后跟部结起了层层老茧，如同一匹老马钉上了一副蹄铁。我于是就有了一些莫名的忧伤，想自己走过的那些路实在是有些硬了。或许只有这时候，我的脚才伸向了石镇。
由犁城到石镇，夜间行车一般在三个半钟头，我习惯在子夜时分出发。那时大雨刚刚停歇，空气清新，我听着一支老曲子开着车。天奇黑，车灯的光柱十分干净。这辆日产本田车是几年前我在海南岛时买下的，可行驶不过五万公里。在这不过五万公里的里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跑的是石镇的路。我想我确实有些老了。倦鸟总归要落到一棵树上。也在这时，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梳理记忆是一件复杂而不容易的事，我深知这一点，也多次遭受失败。我一直在寻找故事的起点，这与最早成型的记忆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石镇与水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脉于青云山的琴河主体落在石镇，并由此于清末时期形成了一个码头。沿琴河东去六十公里即入长江，小巧古拙的水市便坐落在江的北岸。此刻，我已站在三岔路口。我的前方十八公里处就是水市，但我需要右拐上路。这路的尽头是我的故乡石镇。我在路边做了小解，又点上了香烟。一个路边加油站的姑娘在向我招手，希望我能做她一笔生意。我走过去，我说我不需要加油。因为抽烟，我没有进去。我同她隔着窗户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石镇。她摇摇头，说石镇的司机她都认识，她猜我大概是外地来的采购员。我就用石镇的方言同她交谈，这回她似乎是相信了。接着她就对我道出了一件事：你晓得么，县政府要搬迁了，新县城不再落在石镇。
政府的搬迁我毫无兴趣，我担心的是，这一举措会改变石镇的某些方面。对于像我这样有怀旧倾向的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寻不见昔日的踪迹。而且我畏惧“搬迁”这个词语。
车继续西行。在这以后几十分钟的驾驶中，我的心情逐渐变得恶劣。不久，车到了琴河大桥，感觉突然向右倾斜了。我停住车，果然是坏了一个轮胎。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桥上没有一个人。我烦躁地换着轮胎，听着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鸡鸣。汛期已过，琴河却还在涨水，微弱的天光下河流是黝黯的，像犁过的土。河水沉吟着自桥下通过，东方也露出了一线浅白。后来，我又看见了一只大鸟的身影，它仿佛是在追逐这条河。我的故事便在这一时刻找到了开头。
——1997年10月8日
雨是在傍晚时下起的。
少年那时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他看见了飞机五次自头顶上掠过，他也抢到了一大包传单。虽然他看不懂这个号外，但他非常热情地把它们分发给街上的大人。这件事让他得意扬扬，他感到自己长大了，很了不起。然后他去了人民饭店，向一个戴眼镜的瘸子要了一张蜡纸和一块钢板、一支铁笔。我要把传单刻出来、印出来，他说，发给我的同学。瘸子是少年的语文老师，姓马，河北人，他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嗓门洪亮。少年也是马老师最为钟爱的学生，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他会让孩子当班长。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在革命没有到来的那几年，少年时常去老师的宿舍，听他拉手风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外国歌。有一回，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让少年看背面的一个女人。她漂亮吗？老师问道。少年点点头，问：是你老婆？老师笑而不答，又拉起了手风琴。现在革命来了，马老师由四（1）班的班主任成为石镇A派的宣传委员，背着手风琴住进了人民饭店。他多才多艺，凡是来自中央的精神，都是由他亲自播音。他还会用嘴模仿戒严的警报。石镇架起了不少高音喇叭，每天黄昏临近，马老师的警报声便会回荡在空中。
不过这一天没有警报。
你现在追随少年爬上了这个阁楼。只有这个朝北的窗口，光线很冷。那个下午，少年就伏在这张桌子上，一丝不苟地刻着钢板。你要是刻过钢板的话，就该知道铁笔隔着蜡纸与钢板摩擦的声音是多么的动人。少年其实在盲目地刻着钢板，在发出的动人声音中，他看到了另外的图景，那是小说《红岩》里的，一个叫作成岗的革命者也在一个阁楼上刻印着《挺进报》。他十分自然地把自己视作了成岗烈士，他不能不为之激动。但这件事他没有做完。他听见外婆在楼下喊：小丹来了。
小丹是个皮肤白净、两眼清澈的女孩，是少年的同学。他们的父母也是同事，都在石镇的黄梅戏剧团。少年走下楼便问小丹：你看见飞机了吗？小丹摇摇头，小丹说她只听见飞机的响声，还以为是马老师学出来的呢。少年于是再次夸大其词地谈论几小时前的壮观，可是小丹一点也没有受到感染，她说：我有点饿了，想吃饭。我外公在水市死了，我爸爸妈妈一早就走了，让我到你家来吃饭。小丹说完，外面就落雨了。不久天也黑了下来。
外婆伺候两个孩子吃了晚饭，就有人传话过来，说街道居民委员会要组织加工缝制红旗，马上又要大游行了，庆祝两派大联合。这消息令外婆表情舒展。连日的警报声笼罩着石镇，天一断黑就实行灯火管制，每家只允许点一盏煤油灯。那一年外婆不过五十四岁，但看上去已相当衰老。从外孙出世那年算起，她就没有睡上一回安稳觉。十年过去了，这十多年发生的事真是不少。外婆洗好碗，又把小丹拉到里屋去洗了脚，就带上针线出门了。外婆让少年插好门，不要开电灯。于是在这个有雨的夜晚，两个十岁的孩子在煤油灯下开始翻阅一本《人民画报》。女孩指着一个穿军装戴眼镜的老女人说：你晓得她是谁吗？她是毛主席的老婆。
男孩很吃惊：你瞎讲，毛主席没有老婆。
女孩说：毛主席是男人吗？男人都有老婆。
男孩生气了：毛主席没有！就没有！
孩子的分歧由此开始。男孩委屈到了极点，两眼闪动着泪花。男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相信女人不会放屁一样。可是有一天他清楚地听见教音乐的何老师确实放屁了，为此他晚上只吃了半碗饭。男孩的气短了，他害怕地看着画报，还是不情愿相信那个女人是毛主席的老婆，他轻声提醒女孩：你不能乱讲，这话反动。
女孩说：你才反动呢！你连毛主席讨个老婆都不让。
女孩说着就穿上了鞋子，生气地说：我不在你家睡了，我要回去。男孩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怕的。女孩说：我不怕，反正我不想睡你家。男孩说：外面下雨呢。女孩说：我借你一把伞。男孩说：那我送送你吧。
1967年10月的这个雨夜对少年是深刻的。你会慢慢知道这个晚上多么不同寻常。你看见那两个孩子打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走过了小巷，但你不会想到，多少年之后，这把伞成为一朵饱满的向日葵，开放在一个男人的梦境里。
小丹的家住在琴河大桥那一边。
他们走出小巷，就遇到了一群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棍的人。这是A派的巡逻队。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今夜是在跑动着。他们的步伐很整齐，胶靴有力地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唰唰的响声，雨水灿烂地溅起。那群人似乎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男孩只听见一个“枪”字。但是男孩并不感到害怕，却被另一种东西所压迫。那是羞涩。当巡逻队的手电朝他们这边射来时，男孩把伞压低了。他听见有人说：是一个孩子吧？另一个人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一男一女呢。巡逻队没有停下来，从孩子身边跑过去了。这之后，伞下就只有重重的呼吸声。伞一直就这么低压着，男孩双眼直盯着地面，他数着走过去的青石板。等这些青石板完全消失了，男孩知道他们已走上了大桥。这时，男孩才抬起伞，又换了一只手，并让女孩与自己交换一下位置。就在这时，桥面突然一片雪亮。
探照灯射来的那一刻，两个孩子全都僵住了。女孩紧紧靠着男孩，拽着他的袖子，浑身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他们等待着身后的质问，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反倒出奇地安静。那时候雨似乎收了。他们不敢回头，他们也不敢去想象身后的情形。他们要做的是把手拉到一起，拉在他们身前。然后，他们慢慢移到桥面的最边沿，试着向前迈出一小步，再一小步。
砰！砰砰砰砰！
枪声响起了。枪声从大桥的两边几乎同时响起，从两个孩子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最初，他们不以为是枪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受潮的爆竹。但这个时候，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桥上的孩子快卧倒！
孩子听出了这是马老师的标准而洪亮的嗓门。他们从这急切的声音中意识到前后响起的都是枪声，可他们没有卧倒。他们本能地跑了起来。他们的手一直拉在一起所以跑动起来很笨拙。他们终于跑过了这座桥，也就在这一刻，雪亮的探照灯光消失了，夜黑得像炭，枪声此起彼伏。
当时我和小丹的手就是这么拉着的。那个夜晚后来我就留在了小丹家。她一进门就哇哇大哭，哭得都不像是她的样子了。因为她在哭，我自然就不能再哭，而且我还必须哄着她，让她不哭。我记得我冲了一杯冰糖水给小丹，她喝了一半，把另一半留给了我。她说，你别走了。我说我不会走。实际上我是没有胆量再走过那座大桥。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恐怖的夜晚一直是我记忆的死角。我守着小丹度过了这无比漫长的一夜，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沿，她的一只手始终在我的掌心。我看着惊魂未定的她渐渐睡着，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压低着那把伞走过了一段路，再过十年或者八年，我就敢把这伞高举起来，让全石镇的人都看清楚，伞下的两个人不再是两个十岁的孩子，是我和这个叫小丹的姑娘。
今天下午我去街上转了一圈。人们还是在谈论政府搬迁的话题，更多的担心是刚买下的房子会不会因此贬值。我去了我的第一个母校——实验小学，原先的老房子差不多已拆光了，留下的只是大概的方位。南端的几棵悬铃木还在，很粗壮，有一棵被伐掉了，低矮的树桩上停着一只黑色的鸟，仿佛在关注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轻唤了一声：马老师。那鸟便扑地飞去了。这几棵树是马老师栽下的。1967年10月石镇发生的两派武斗，只有马老师被打死。据说他之所以被射中，是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嗓音洪亮，又说普通话，还少了一条腿，很容易被确定为目标；其二，射中他的人是一名女民兵神枪手，那把枪是毛主席亲自发给她的，瞄谁是谁。可我的推测不是这样。我想马老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大喊叫我们卧倒，才暴露在探照灯下，然后他卧倒了，再也没爬起来。马老师的尸体没有运回河北，就埋在石镇西边的坡上。那是一片杂乱的墓地，无人问津。后来连墓碑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1978年，我在犁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张照片，才知道当年马老师镶在小圆镜背面的那个女人叫杨丽坤，演过著名的电影《阿诗玛》和《五朵金花》。那时我想，马老师的确算得上那个时代一个有眼力的男人。
石镇的秋天是怡人的。以往，我还没有在这个季节回来过。两天前我回来时，父亲去了水市，今天下午才回来。父亲已近七旬，精力还不错，食欲也正常。但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已明显衰退了，说话重复而啰唆，喜欢随手关灯。这两年我每次回石镇，与他的交谈都是仓促的。他也不再向我抖落一些在他看来是新鲜的事了，而每次都会说：你知道吗？谁谁已经死了。然后就说出那人临死前的种种征兆和死亡过程中的某些刻骨的细节。死去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交往近半个世纪。但是父亲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一点悲伤，谈论的口气如同在说一件削价的商品。他依旧如往地伺候着他的九只猫。这些猫都不是纯种的波斯猫，越往后传就越杂乱，连毛发都由纯白掺进了别的斑纹。
我从街上回来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调配猫食。父亲问我，这次回来能住多久？我说想多住些日子，想写一部长点的东西。他点点头，说他很喜欢我年初写的一个短篇，水市和石镇的几个老友也看了，也很喜欢。其实那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小说。后来父亲又说：抽空去一趟水市吧，齐叔叔看来怕是过不去今年。我心里顿了一下，问父亲需要带点什么东西。父亲说：你什么也别带，就坐在他床边上，陪他说会话。
——1997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