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那个细雨迷蒙的黄昏，少年就站在这个位置望着日益污浊的长江。他的眼神呆滞得可怕，嘴角还挂着一点血迹，那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他在江边已站了很久，现在，那个叫小丹的女孩来到了他身后。小丹喊了他，他没有回头，后来小丹就把手递给了他，小丹说：你握握我。他就握住她，可是总觉得握不紧。这一瞬间他想起以前小丹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有一回小丹替他看手相，发现他十个指头都是簸箕，小丹就说：你这人将来抓什么都会抓不紧的。他当时竟哈哈大笑，笑小丹如此迷信。现在他信了，但他不敢相信一周前发生在眼前这条江上的事是真的。
这年“双抢”刚过，他被抽回石镇参与筹办一个路线教育展览。这事若在以前，他很乐意，因为每天可以补助一块两毛钱。可这次来得不是时候，他想去水市。他已经答应过雨浓，要为她写生。他甚至想画一幅她的油画肖像，连画框的尺寸都考虑好了。雨浓的肤色白皙，表情含蓄，他觉得可以处理成逆光效果并且做成冷调子。第一次见到雨浓时，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雪花呢短大衣，他觉得这也很好，粗犷的笔触与细腻的面部正好形成一个对比。当然，他会建议雨浓衬上一件红色的毛衣，那是唯一的暖色，但提示了面部。这应该是完美的设计，眼下却不能实施，所以他恨这个展览，盼着早点结束。这件事一直拖到了10月中旬，他领到了四十二块钱。他把三十块给了母亲。上个月，他在新华书店见到了一本《连环画精选》，那是全国展览的作品集，八开精装，定价十五元，全县就进了两本。他想买，母亲把买米的钱给了他，再去向别人借钱来买米。他当时心里很难过。他把钱交给母亲时，母亲说：你不是要去水市吗？带着吧，给你齐叔于阿姨买点什么。他说，我还有十二块。母亲想了想，只收了二十块。
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发了。两小时后，他到达了水市。在车站他暗自想着，是先到齐叔那儿还是去先见雨浓？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从一条小路斜岔过去，那儿有条老街，走过这街，离雨浓的家便不远了。他停在一家商店前，借着玻璃门的反映整理了一下头发，觉得自己背着写生夹、提着油画箱显得很神气。然后他进去买了一盒巧克力和两瓶橘子罐头。他感到街上有不少人在打量着自己，还有两个小孩在追着要看他的写生夹。他的心情很好，他想这个城市迟早会接纳他的，至少，他有希望到市剧团来画布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画家。1975年10月，少年在秋日的阳光下抖尽了辛劳与疲惫，但不知道此刻阴影离他只有一步之遥。
眼前就是那个熟悉的门牌了。那扇门就这么敞开着，迎面的墙上涂满了枯树阴影。从这儿走进去便是雨浓的家。那次，他就站在这个门口，看着雨浓的身影消失在墙的后面。他没有进去。现在他又一次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他犹豫片刻，迈过了门槛。这个杂院住了几户人家，他路过时，一个洗菜的老太太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他避开老人的目光，正想推雨浓的家门，突然从里面走出了小丹。他还没有来得及惊慌，小丹便一头撞到他怀里号啕大哭：你才来呀！你死吧！
这时，他看见了桌上摆放着一团黑纱缠绕着的雨浓的遗像！他一下坐到了地上。
很多次，很多次我想写下这一段，都放下了钢笔。明天是雨浓的祭日，她已经离开我二十二年。这些年来，雨浓的死像梦魇一样盘踞在我的心头，我把它看作是我体味痛苦的真正开端。
1975年10月20日，水市是个阴天。新近出版的地方志对这一天有着太多的渲染：阴云密布，秋风萧瑟，江面大雾初开，船影绰约。但在二十岁的女护士雨浓看来，这一天很平常。她原想在这个调休日去裁缝店做一条呢裙，可是一早就被卫校的同学喊起来了，约她一道去江对面的大渡口看菊花，顺便买回几盆。说来也怪，仅一江之隔，南岸的菊花就是开得比北岸的好，而且价格也便宜。雨浓是一个十分随和的姑娘，自然不会扫大家的兴，况且她也很喜欢菊花。那个年代，水市还没有养花的风气，街上也见不到一个花店。她们大约是八点光景出门的，去赶九点的过江轮渡。那时候天空飘着微雨，雨浓和同学挤在一把伞下。到了码头，她看见卫校的刘老师在栈桥上向她们招手。雨浓这才意识到还有另一层意思。刘老师是个白面书生，比雨浓大七岁。在校的时候，同学们都说刘老师对雨浓特别好。刘老师送给雨浓的毕业礼物就是一盆白色大理菊。现在刘老师迎过来了，他已买好了船票。同学们把雨浓推到刘老师的伞下，说他的伞大一些。雨浓并不腼腆，还是礼貌地喊了一声“刘老师”，后者倒感到局促了。不一会，上船的时间到了。那天过江的人并不多。他们依在船舷栏杆上，谈论着一些同学的近况。江面上风大了起来，雨浓的头发吹乱了，但她的兴致很好。交谈中，她不时把手臂伸出伞外去迎斜飞过来的雨丝。或许是为了体现对雨浓的关心，抑或是避开其他的同学，刘老师以风大会感冒为理由让雨浓与自己去了底舱。雨浓没有拒绝，但她不知道这个瞬间没有被拒绝的却是死亡。
当他们走进底舱几分钟后，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旋即船体倾斜，失重的人们像麻包一样被抛到了一侧。几乎是在这同一时刻，粗大的水流从不同的方向灌入舱里，淹没了嚎叫声……
只是几分钟的事。几分钟便结束了一百二十七个生命。小丹后来告诉我，这条渡轮行至江心被上游下来的一艘运煤的驳轮拦腰撞沉。雨浓当时如果不进底舱，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她随便抓住一件东西即可求生。留在甲板上的其他几个同学全活了下来。那位刘老师也存住了一口气，等来了救援之手。傍晚，打捞工作结束，据目击者回忆，遇难者的尸体整齐地排放在江边，像一条小路——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啊！雨浓的尸体蜷曲着，像怕冷似的。可她的两只手全伸张着。她的确是想抓住什么，她才二十岁！她不想死！
一年后，我凭记忆制作了这幅画。小丹感到震惊，因为这几乎和雨浓最后的手势一模一样！而我说，这是我的梦。那时候小丹依偎着我，说你和雨浓来生一定会在一起的。我记得那天夜里我正发着高烧，小丹一直守在我身边。她的父母回原籍池州替老人迁坟去了，家中就只有我们。吃过退烧药，我一身都是虚汗。小丹用热水替我擦洗。我看着她，突然觉得上帝在帮我做出最初的选择。我便抓住了她的手。她似乎不感到惊讶，而是叹了口气。她说：我俩都是农民，要是我们好了，将来我们的孩子也会是农民，你说呢？我什么也没说。这时，她抽泣起来。窗外又下雨了。那一夜，我们后来和衣躺在了一起，我握着她的手，看着窗外一点一点亮起来。这些年我时常被大学请去做讲座。每次解答学生递上来的字条，其中总有这么一道：能谈谈你的初恋吗？甚至：你第一次接触异性心情如何？我说：我的初恋不是童话而是一首挽歌。我最初对异性的感觉是可悲的，那时我们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们不会想象到一个人连欲望都可以磨灭，但这确实不是虚构。
1985年秋天，雨浓的骨灰安置到了公墓。那时我和小丹都在筹备着自己的婚事。小丹在电话里说到雨浓，我便委托她在雨浓的坟上栽上一圈菊花。以后每年雨浓的祭日，小丹都会这么做。明天，这件事该由我来做了。
——1997年10月19日
副官大喊的时候，他正在田地喷农药。闻声望去。大队书记和一个敦实而斯文的男人叉腰站在公路上，旁边停着两辆自行车。大队书记姓王，对知青不错，喜欢安排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出个墙报、演个节目。少年洗洗脚，他想大概又是要出墙报了，继续批林批孔吧。来来，书记摇着大手说，这是公社盛文书记，看你来了。于是盛文书记伸过手同他握了，问：田里的事都会做了？他点点头。然后盛文书记又问：你英语学得怎样？他说还可以。盛文书记笑了笑，说：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去公社中学代课，教英语。初一初二初三都归你。说完，两位书记推着自行车走了。他听见盛文书记说，这小鬼长得不像他老子。
他似乎明白了一点。但这突如其来的美差让他手脚无措。这是真的。就是说从明天起不需要再下田了？就是说从这个月起可以领到工资了？就是说晚上看书画画有电灯了？他大喊了一声，田里的人全都吃了一惊，连副官也跳到了一旁，紧张地看着主人。他无法掩饰这种失态，一口气跑回了那间披屋。进门之后，他突然抄起门后的锄头把那口铁锅砸烂了。那锅里还剩有一点水，漏到灶膛，很快让柴灰吸干，淌出灶口的只有一线。副官蹲到他腿边，这畜生却沉默了。
当天下午，他带着副官回到了石镇。当他告诉母亲这消息时，母亲问：老盛调到梅岭了？他以前和你爸处得不错。母亲又说，老盛也划过右派，六二年甄别的政策是先党内后党外，因为他在党内，就先平反了。母亲最后说：给你爸写封信吧。叫他以后来信直接寄到学校，别再让你齐叔转了。
于是在那个春夜，他在自家的阁楼上为远方的父亲写信。这是1976年他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春节的时候，他和母亲又去水市与父亲见面了。父亲带来了许多土产，还为外婆安排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拆线的那天，外婆问母亲：你们能复婚吗？母亲说：不是时候。那样儿子兴许就烂在农村了，我总想让他有机会再念几年书。外婆问：那要等到几时？母亲说：等到儿子三十岁为止。要再没有机会，我这做娘的也算是尽心了。外婆叹了口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不离；离了也还是划不清界限。广播里不是老讲，右派算是人民家里的矛盾吗？
对于少年，他迫切需要的不是再读几年书而是摆脱皮肉之苦。他忍受不了“双抢”一类的折磨。代课教书最大的恩惠是替肮脏的肉体找到了一张舒服的床和一盆洗澡水。那天夜里，后来他又想到了几个月前遇难的雨浓。他想倘若雨浓还活着，那么他可以每个星期天去一趟水市。他甚至幻想，他在江边写生，雨浓替他打着一把遮阳伞，一直从黎明画到黄昏。这个浪漫的幻想保持了二十年。1995年。他把它写进了一篇小说，但是写得很糟糕。他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幻想是无法表达的。
他要去的中学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个完全中学，只是一个极小规模的初中，三个年级三个班。他承担的也就是三个班的英语课。课本还是他读初中时用的课本。第一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二课：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第三课：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四课：小华学工，工人师傅问他，这是什么？这是一把锤子。小红学农，农民伯伯问她，那是什么？那是一把镰刀。小兵学军，解放军叔叔问他，这是什么？这是一把枪。……
不需要备课。
报到后的那一天里，他忙着收拾房间。窗外挤满了学生，他们对新来的老师感到好奇。这个老师比他们大不了几岁，背着画夹，牵着一条黑狗，有时还吹口琴。这景象令他兴奋。于是他推开窗户，说：同学们好！
学生们一齐喊道：老师好！
他觉得学生们把天都喊亮了，使这一天的黄昏无限延长。
晚上，学校照例举行了教师聚餐以示欢迎。校长是个口齿极不清楚的男人，喜欢披一件旧呢大衣，喝酒时也不肯脱下。学校一共九名教师，全是男性，紧紧围着一桌。大家不约而同地夸奖他，但更多的是称赞盛文书记的眼力，说盛文书记刚刚到职就这么重视教育，为学校注入了新生力量。最后校长抖抖肩上的大衣说：这下，学校的教师住房木料，该不会是个问题了。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一份文字材料，交到了少年手上。校长说：你是盛文书记派来的，明天就劳你去公社跑一趟，让书记优先把报告批一下。少年说：我明天有课。校长说：不急不急，调一下调一下。于是大家再次举杯向他这个新生力量敬酒，他莫名其妙地便给灌醉了。
很多时候，他就坐在这间教室里，学生们放假回家了，教室似乎一下大了许多。这个环境让他想到石镇的剧场，又让他想到西方的教堂。他想，人们去剧场是为了看到一些身边不曾有过的事情，去教堂是想听到平时难以听到的声音——他没有见过教堂，但他能想象出它的肃穆与庄严。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在上海拍摄一部电视剧，去了佘山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才印证了这种感受。现在他坐在这里，却是在思考如何面对卷土重来的苦难。1976年7月是一个难熬的夏天，而且汛情严重，绝对是一个灾年。他原想回石镇完成一幅版画的创作，正准备同校长打声招呼，一个老师进来传话，说校长有事找他。他问什么事。那老师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你去就知道了。他很敏感，觉得肯定是有麻烦来了。于是他去了校长房间，校长披了件衬衫，很客气地递给了他一支烟，说：坐，坐！他心里越发毛了，问道：有事吗？校长往藤椅上一靠，说：是这样。学校接到公社指示，代课教师这个这个，暂时回队，听候通知。你去会计那里这个这个，把工资结一下。校长说这段话时一直玩烟盒，不看他。他顿时就明白了：自己将被扫地出门。原因是上个月盛文书记离开了这个公社，去县里当粮食局局长了。
他第一次目击了人的丑陋。但他不恨这个校长。这个喜欢披一件衣服的小人物无力挽留他的离去，就像几个月前无力拒绝他的到来一样。这一天，他懂得了权力。他曾经是权力的受益者，如果不是盛文书记同父亲从前有过私交，他也照样不可能脱离农田。新来的公社书记是学大寨的劳模出身，尽管他不抽纸烟而吸黄烟，但他一旦坐在同一把椅子上，他的做派和他的前任如出一辙。将顶替少年出任代课教师的，是这位书记表哥的女儿，刚刚从水市下到这里。
他也觉出了自己的悲哀。我不像个男人，他这么想着，不就是苦吗？中国有多少农民在祖祖辈辈地吃苦，哪一日不是面对黄土背朝天？苦不死人，累不死人，人活一口气。你的父亲不是农民吗？他已在农村活过了十五年。小丹不也是农民吗？你难道连一个女孩都不如？这样想下来，他轻松了许多。天渐渐黑了，他蹲在教室的一角，把课本和教义全烧了。望着那团火焰，他觉得自己似乎刚从一个漫长而沉重的大梦中醒来。
当夜，他带着副官回到了梅岭。
我一直认为，1976年7月的那一天对我是重要的。我懂得了权力——哪怕是最小的权力——在中国社会的作用。当一个人无法接近权力时，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远离权力。权力左右你的前途与命运，这固然是无法忽视的存在，但仍然还存在着权力控制之外的另一种前途、另一种命运，那便是你的创造。正如农民创造粮食、母亲创造生命一样，权力是剥夺不了的。尽管权力可以扼制、限制你的创造，但创造本身的力量足以能同权力抗衡。没有一种权力可以规定音乐的具体性，因为旋律的形态是抽象的；也没有一种权力可以控制竞技的规则，所以体育比赛的魅力在于与生俱来的公平；更没有一种权力可以改变季节的更替、自然界色彩的转变。权力可以消灭生命，但消灭不了生命的辉煌。我的生命在于我的创造——二十多年前，我悟出了这一点。这便是我的世界观的雏形。我朴素地信仰它，就像信仰阳光、空气和水。
一个漂泊者唯一需要的是自我生存能力。一个夜行者唯一需要的是可以照明的东西。如果还需要增添什么，那就给漂泊者以力量，给夜行者以胆魄。这便足够了。多年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活得挺好。我选择了一条远离权力的生存之道。用我母亲的话来说，你只能靠自己。既然在这个世界上连一只狗都可以活下去，人凭什么不能活呢？那个遥远的晚上，我面对副官这么想。贫瘠的公路上只有我和我的狗，远处的稻场上隐隐传来看场人唱的小调，天上的月亮十分明净。我们没有进牌楼村，直接上了梅岭。我坐在那块以前看炊烟的大石头上，抽着“光明牌”香烟。这种烟当时是二毛五分钱一包，插队的那两年，我一直抽它。
不久，大队在梅岭的东侧坡上盖了一个林场，把全大队散落各村的七个知青，集中到了这儿。那已是1976年的9月了。
从雨浓的墓地回来，我请小丹去江边一个叫“酹浪阁”的馆子吃饭。馆子不大，窄窄的三层，南面临江。那时天色将晚，江面上行船的灯火显得明亮了。我们坐在三层，边上只有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在喝啤酒。最初的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小丹似乎有些疲倦，不时打着哈欠，连眼泪都打出来了。然后她就笑了，说我俩真是很怪，我在你面前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什么都不遮掩。我说：十岁那年在我眼里你就是女人了。我说起那天晚上送她回家的情形，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头上响着枪声，而是那个男孩想很快长到十八岁，直起腰杆把那把伞打起来。小丹有些痴迷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怎么到死也改不了脸红的毛病？她又把手递给我，问道：我老了吧？女人四十豆腐渣。你倒是耐看了。你现在和谁在一起？我说一个人。小丹叹道：你根本就不该和李佳离婚。感情这东西哪有十全十美的？这时菜上来了，我们也要了啤酒。我替小丹斟上，说：我们要在一起也一定会出鬼。小丹想了想，点了一下头。我早就看出李佳和小丹之间的某种联系，她们有相似之处。我与李佳前后生活了十年，那是她最好的年华。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有了一个灿烂的女儿。
后来我便给李佳去了电话。女儿的钢琴声清晰可辨，成为父母通话的伴奏。李佳问：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水市。李佳说：我想你该是在那儿。然后她就笑了。
我明白这笑的意味。我在水市的故事不过刚刚有了个序幕。
这个晚上，江上的月光最后形同烟霭，明天将会有风。
——1997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