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媚的早晨，他去大队林场报到了。他是最后一个。他到的时候，其他的知青正在门口洗脸刷牙。大家都是熟人，因此也没有过多的亲热。这时一个叫尹玲娟的女孩突然问了句：你不教书了？他愣了一下，说：学校在盖房子。这句没头没脑的谎话立刻让他感到羞耻。他没有勇气说“学校不要我了”。他找到属于自己房间——那是北边的一间屋，把副官关在门外。然后一个上午他都在收拾、整理。他把自己的一些素描和水粉写生挂在土壁上，又挂上了一床新帐子。这个环境渐渐使他的心绪调整过来，在学校，他那屋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布置的。10月是农闲季节，加上林场初建，领导又没有到职，知青只是在山上干一点散活。他听见外面的农具碰击声。知青们临时在一个上海学生周瑞的带领下上山了。他把煤油灯又擦了擦，这才点上光明牌香烟。和牌楼村的那间披屋相比，这间屋显然好多了。至少窗户上有了玻璃，而且顶上还有几块亮瓦——也是玻璃的，挤在青瓦之间，以增加屋内的照明度。
副官在门外叫起，接着他听见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个双眼混浊、头发蓬乱的瘦弱男子在对着他笑。他差点没认出这是邻队的上海知青张志松。他去学校之前，这人可不是这样。他问道：你病了？张志松做了个要烟的动作：不好意思，我香烟吃光了。他给了张志松一盒烟，说：你没上山？张志松说：我没力气干活，周瑞有，让他干好了。他们说话时，副官就蹲在中间。张志松摸了副官的头颅，说：这狗真肥。副官突然触电似的跳到主人这边，喉咙里却不拉锯。他有点奇怪，这畜生竟认起生了。他轻踹了副官一脚，把它轰到了外面。
不一会，山上的知青回来了。张志松便趿着布鞋回了自己屋。他住在最西端的南屋，对面的北屋是公用厨房。当时这些知青的关系还保留在各个生产队，每人每月交出一定数额的大米和菜油，林场统一调配。知青们洗了手，都陆续来了他这儿，边聊天边欣赏墙壁上的画。在牌楼村的那一年实在是太寂寞了，只有雨浓去看过他。去年的这个时候，雨浓不幸遇难，时间不经意中又过去了一年。他心里有了些忧伤。大个子周瑞拿起他的口琴吹起来，吹的是一段沪剧。大家说沪剧没有黄梅戏好听，周瑞放下口琴，说：土了吧？你们石镇水市的人就知道一个黄梅戏。正说闹着，尹玲娟在外面喊：快来！拿脸盆来呀！大家全跑出去。只见尹玲娟手指着公路说：送酱油的板车过不了梅岭，让我们推，放他几盆酱油！周瑞一听，让刘卫兵去找皮管，然后就以领导身份去同拉车人交涉了。
一共三辆板车，分别装着酱油、糖酒和肥皂。周瑞谈得很成功，对方给我们三脸盆酱油、半盆酒和十条肥皂。除张志松外，六个知青不分男女都去推车过岭。忙了一个多钟头，大家满载而归。周瑞一进屋就敞开夹克衫，原来这家伙趁忙乱之际又悄悄弄了两包砂糖，一左一右地别在腰间。这下可是大赚了！为了以示庆贺，大家每人出五毛钱，让刘卫兵去公社剁肉。那时的猪肉是七毛三分钱一斤。这天，大家都没吃午饭，下午也不打算再上山了，就忙着筹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厨子老何是大队派来的，他还回去从自家菜园地拔了一些蔬菜，算凑了自己的一份。只有张志松没有加入，他整天闭门思过似的待在屋里，不轻易出来，也不轻易与人说话。到了吃饭的时候，尹玲娟和另外两个女知青徐平、卓亚丽一道去敲张志松的门，还是没有动静。周瑞把脸一沉：不理他，我们吃！大家也就不再叫，各自找碗去了。这时天下起了雨，屋上的瓦渐渐响起来。大家都倒了些酒，周瑞提议为这个大家庭的繁荣昌盛干一杯。刘卫兵却摆摆手，说：还是为早日上调干一杯吧。于是大家喝酒，话题引到上调。尹玲娟说今冬明春有招工的指标，全是国营单位，可能还有三线兵工厂，梅岭至少能摊上两名。徐平纠正说：顶多一名。徐平的一个表姐夫在县“五七”办公室，她的话自然更具权威性。这一说，周瑞的脸色有些白了。按以往的做法，上调基本上是先来后到，那样张志松的优势则大于周瑞。这两个上海人是一届毕业的初中生，因为生病，周瑞迟来了半年。他们在梅岭已经干了五载，平时说话一大半是梅岭的腔调，只有两个人一块时才说上海话。不过近来他们的接触明显减少了。大家注意到周瑞的神情变化，又各自想到未来的前途，一时间沉默了。
公路上传来了几声狗吠，副官便奔了出去。不一会，这畜生也叫了起来。大家朝门口望去，一个身披军用雨衣、手持三节电筒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大声说：都吃起来了？不错嘛！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人接着又说：我姓程，组织上派我来大队林场任职。从现在起，我就与你们共同战斗了。
不知是谁带头先鼓了掌。
林场场长是个相当令人乏味的男子，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断定此人来者不善，他似乎是派来管制我们这些知青的。这个中年人心理变态，又有过分的荣誉感。他曾在南京军区服役，把亲眼见过陶玉玲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他一来，林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了。白天干完活，晚上还经常开会、学报纸。他本人也在这里支了张床，名副其实地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他家距林场不过三华里，他不回去住，是怕知青中间产生男女问题。他对此忧心忡忡，觉得丝毫麻痹不得。这个人也常使出一些小伎俩，比如说，有时候收工后，他宣布今夜回家去住，但等到子夜时分，他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那时候副官在门口一叫，知青就在屋里笑，说场长这人实在太无聊了，他想看到什么？他希望抓到什么？
知青们在忍耐。但任何忍耐都是有极限的，一旦超过，便会适得其反。知青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尊严受到无端的蔑视，不久便还以颜色，男男女女时常聚到深夜，又说又笑。那实在是做给场长看的，是对挑衅的宣战。1988年，石镇那位副县长陪我来梅岭时，在乡里的一家小酒馆，我又见到这个场长，他在同几个人喝酒。我们互相都注意到了对方，也都没有打招呼。副县长轻声提议：是否去那边喝一杯？我摇摇头。我说那个人欠知青太多，我不能同这种人喝酒。那个人当年在我们头上行使着耀武扬威的权力，把我们当成他家里的长工。而且那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十分无耻。副县长听过哈哈大笑，以为我是在说酒话。其实我说的一点不过分。
场长的形象在我记忆中是一个兵痞出身的班长。他也是扛大枪的，但他又能调动手下的一班人。他无限夸大了这点权力，也把这点权力用到了极限。他为这种变态的权力欲所驱使，希望大家绝对地服从。他建立了请假制度，喜欢批条子，还大言不惭地宣布，将来无论是上大学还是招工，他这儿都是头一关。言下之意是他掌握了知青的命运。问题是，1976年秋天这个国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他所幻想的那一切全落了空。他的失落感便从此开始了。当他还在为失去统治最后一名知青扼腕痛惜时，周围的农民已在拼命地挣钱了。
当年在梅岭林场的几位知青，包括我家乡石镇的，后来我都没有见到过。周瑞和张志松先后回了上海，刘卫兵考取了武汉的一个航运学校，尹玲娟和徐平在水市工作，卓亚丽嫁了一位军官，也不知在哪儿扎营了。我时常想起他们。我曾经拿大学四年的集体生活与林场不到一年的经历做过比照，让我更加留恋的是后者。我的写生夹里至今保留着二十年前林场生活的影子。
这些局部让我联想到整体，它丰富了我的回忆，让我激动。我还画过他们的肖像，但更多的是画了他们的手。
我能从这些手势中认出他们的容貌。很多次，我在想象中与这些手相握。它们像空气一样飘忽不定，我握不住，可我能够体味到它们传递来的气息。这些被炭铅固定的手势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光泽、温度和柔软性，我仔细分辨着这气息的味道，像焦木和铁锈，像新鲜的泥土。有一次，竟让我想到了蚯蚓的血。我原以为蚯蚓的血是泥的颜色，没想到它居然和所有的血一样鲜红。
1983年夏天，长江经历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汛情。琴河告急，石镇出现巨大的内涝，父亲从洪水中首先捞起的是我的这些画。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凭直觉抢救了它们。在他看来这每一幅写生的背后都该有一个故事。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父亲把这些受潮的画一一晒干，又喷上了松香水。那时我刚从江堤防汛指挥部下来，回石镇休息。我记得我在小院里帮外婆生炉子，忽然一阵风，将一张画吹到了我的身边。
那个上午，我的心绪变得非常黯淡。这张画唤起了我的回忆，又让我在现实的关口局促不安，它让我想到人生的戏剧性和命运的不可捉摸。那正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期之一。我结束了为期四年漫长而枯燥的大学生涯，迎来的却是更为枯燥的机关时代，面对的又是一个尴尬而无奈的问题。我会慢慢说出这一切的。我需要慢慢说。
昨天我和小丹在“酹浪阁”小酌，除了对雨浓的思念，我其实也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她就是韦青。关于我和韦青的一些事，小丹知道的不多。但她断定，我在农村插队时是爱过的，而且爱得真实而具体。在这部以小说的名义书写的文字里，这个叫韦青的女人实际上已经出场了，她与故事的背景融为一体，没有引起关注。叙述的策略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很不情愿提到这一笔。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把关于韦青的段落删除。我无意去写一个微不足道的男人的成长史，我的兴趣是这个男人的历史中女人的投影。男人的历史实际上是爱的历史，却是女人来写成的。撰写者有可能是一个，但更大的可能是几个甚至十几个。每一个女人的介入，都会使这部历史得以修正甚至改变。在我看来，韦青就是这样的女人。然而她的昙花一现对于我总是意味深长。她的手势限制了我对女性的想象力，甚至，控制了我的梦境。
此刻，韦青正在梦中吧？她客居西半球的洛杉矶，十二小时的时差使我们彼此的思念晨昏颠倒。时间使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迟钝了，成为某种仪式，就像每年寄来的一张圣诞卡。那卡上始终重复着一句话：
一个人的时候，过去与你相伴。
——1997年10月21日
半夜里，他又听到了狼嗥。
这大概是山中的最后一匹狼吧。他这么想着。点上煤油灯，墙上立刻出现了自己怪异的身影。他的睡意渐渐淡了下去，想着那个月夜在桥头与狼的相遇。狼没有袭击他。狼似乎洞穿了他的空虚与怯懦，放了他一马。狼不屑与这种动物交手，持重地回到了山里。他没有看清狼的面目，记忆犹新的是狼高贵的行姿。很多年以后，在南中国海的沙滩上，他突然又发现了这狼的足迹。
他惊异这种奇迹出现在眼前，他注视着，浪潮一波一波地扑向沙滩，然而狼迹犹在！于是他的思绪与那个十分遥远的乡村之夜焊到了一块。
少年的寂寞或许正是在这一夜弥漫开的。连日的阴雨天气使林场的知青变得懒散，除了睡觉，似乎就是起来吃饭了。那时女知青们就站在屋檐下梳头，低声交流仅属于女人的话题。这些日子，好像周瑞与尹玲娟更近了，刘卫兵也在努力向徐平靠拢。平时不怎么吱声的卓亚丽从上个星期天开始，帮他洗起了衣服。他陪她去了河边，替她打伞。卓亚丽的手在水里摆动着，引来了很多的小鱼。他说，你的手一定很香。卓亚丽说，是肥皂香呢。他发现卓亚丽的脸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后来他想，如果这天没有后面的事，他或许会同卓亚丽好上。这个喜欢摆弄头发的姑娘很安静，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她蹲在埠头上有节奏地搓揉着衣服，突然指着裤子的一个部位说：你这少了一粒扣子。他有些不好意思，没话了。他们中间只剩下了棒槌的声响，那会儿，雨不觉停止了，河边的空气十分清新。
厨子老何来河边挑水，对他说：梅岭中学派人送信来了。他想应该是父亲的信，就将伞收起，先回去了。他对卓亚丽说：一会儿我来晾。然后他把副官留在了河边，陪伴洗衣的姑娘。
当他回到自己的宿舍，看见一个身材苗条、梳着短辫的姑娘正在看墙上的画。他迟疑了一下，学校没有女教师，他们不认识。那姑娘倒是大方，说：我叫韦青。校长让我把这些交给你。说着，她指了一下桌上。他笑了一下，给这个叫韦青的姑娘倒水，问道：你是水市人吧？韦青点点头。韦青说：学生们常提到你，把你说得很神，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比我想象中要矮一些。他的脸色显得阴郁了，因为他现在明白，这个韦青便是将他顶走的那个陌生人。韦青喝了口水，又问道：我这么说你不高兴是吗？他这才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本来就不高，可能是1960年熬了苗吧。这时副官回来了，韦青害怕地躲到他身后。他笑了笑：这狗不咬人，它在讨你好呢，没见它对你摇尾巴吗？韦青说：我天生怕狗，还是让它走吧。于是他将副官支到了门外，突然听见“叭”的一响，那是卓亚丽在晾衣服。他就喊了一声：一会儿我来晾吧。卓亚丽却说：你忙吧。
他掩上门，又给韦青续了点水，说：谢谢你，让你跑了好些路。韦青说：我是骑车来的。谁的信，字写得那么好？他说是一个亲戚的。除了信，还有省里报社寄来的样报，那一期刊登着他的一幅速写。韦青又拿出了四块钱放到桌上，说：这是王玉才家给你的。他父亲送了一篮子鸡蛋，我提不动，在公社食品站把它卖了。他说：我打过王玉才。韦青说：你把那孩子打好了。他问起王玉才的成绩。韦青说成绩不错，发音尤其好。韦青停了会儿，又问：你干吗要离开学校？那儿比这儿差吗？他没有回答，拿起桌上的四块钱去厨房找老何了。他让厨子去剁肉，再替他捎上两包光明牌香烟。
他没有理由埋怨韦青。倒是一段时间以后，韦青知道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显得有些不安了。不过这个下午他们还是相处得很好。后来韦青要求他给她画像。他迟疑地说：我还是先画你的手吧。韦青有些诧异：为什么？我的手特别吗？他说我不了解你，我担心画不好。韦青问：你是怕把我画丑了？他笑了笑。韦青又问：你是说你已经了解我的手了？他们被这句话逗乐了。那时这两个人不会知道，关于手的故事将成为他们记忆中最为灿烂的光点。多年以后，当这两个人重温手的故事时，窗外正飘飞着那一年的初雪。那是个寒冷而温馨的夜晚，他们守着一支蜡烛，相对无言。
以后的每个星期天，韦青都来林场看他。地域或许对人，尤其是对女人有着明显作用的，与林场的三名女知青相比，韦青似乎鹤立鸡群。其实这个韦青算不上十分漂亮，她的肤色远没有卓亚丽白皙，眼睛也比不上尹玲娟水灵，但整体给人的印象就是舒服一些。她的神情与言谈举止都有着城市姑娘的从容与自信，很像外国电影中的女护士——这又让他想到了雨浓。1976年梅岭的秋季阴雨连绵，少年却意外地收获了一片蓝天。他很快发现，韦青已很难从自己的生活里分割出去了。这种感觉有别于其他。他喜欢雨浓，但那只是一种想象与思念，就像面对一幅画那样；他也曾经想和小丹好起来，可是这些年他与小丹无意中早成了一家人，每回面对彼此都十分平静。很多年后的一个傍晚，他在南方的寓所独处时，认真总结了当初与韦青的情感源头。他觉得雨浓和小丹分别占据了一虚一实，很像一个梦中情人与一个结婚十年的老婆。但对于恋爱中的男人，实质性的冲动恰恰在于虚实相间的状态。男人的欲望建筑在云彩和黄土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以填满的空间。
不久后的一个雨夜，韦青突然来了林场。那时他正在修改着一幅画稿。副官没有叫，这畜生已谙熟韦青和主人的关系，所以韦青的到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先去北边敲了一下窗，他立刻明白了，去开了大门。他发现韦青没有骑车，手里就拿着一把花伞。他们在堂屋里都没有说话，但他的心跳极响。等进了宿舍，韦青关上门就气喘吁吁地说：我怕死了！他问怎么回事。韦青说她去公社听报告，好像看见了梅岭这边的灯火，就想过来了。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她想唱歌可是怎么也唱不出来。他去厨房打来一盆热水，说：你擦一把。就去了堂屋，坐在黑暗里抽着烟。其他知青的屋里不时响起说笑声，他很是不安。他想，韦青今晚会走吗？这个问题折磨得他好苦。他没敢再往下想，但他对女人身体的渴望在黑暗中非常真实地复活了。
重新回到宿舍，韦青正把淋湿的外衣挂到门后。她的身体被暗红色的羊毛衫裹得结实而丰满。韦青说她累了。他说：你躺一会吧，把鞋脱了。这句话的明显用意令他心跳耳热。他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给韦青沏了杯茶。韦青问：几点了？他说还早吧。他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韦青靠在床上，却没有脱鞋。他说你把鞋脱了，那样舒服一些。他低着头走动着，等抬起头时，韦青正凝神看着他。他想韦青一定是在等着他抬头，他心里越发乱了。他笑了一下，问道：你是不是想我替你脱？韦青的脸上现出不多见的羞涩，但还是迎着他的目光点了点头。他就过去把韦青的鞋脱了，顺势把她的腿搬到床上。他听见韦青拍拍床沿说：你坐我边上吧。
他坐下了。韦青用手指理了理他的头发，说：你瘦了。是我让你受累的，我才知道。他没有反应过来，韦青接着说：如果我不来，你还会留在学校。昨天我去学校后面，还看见你用油漆写下的标语。他说：要是我们两个中间能留一个在学校，那还是留你的好。你是女的。我不想看见你下田。你现在这么躺着特别好，我也高兴。韦青说，我真想这么躺下去。刚才路上我就是这么想的，一进来我就躺着，让你坐我边上，给我说你以前的事。他将煤油灯移近，看着韦青的脸，问道：你冷吗？韦青说有点儿。他将被子拉开，替韦青盖好。韦青说：我得把裤子脱了。韦青就脱了长裤，露出开司米的毛裤，韦青的腿很直，他就说：你跳舞一定好看。韦青说：我在学校读书时一直是跳领舞，你下回去水市，我让你看照片。他说：我不要看照片，你最好能跳给我看。他忽然浑身哆嗦了一下。韦青拿起他的手，说：很凉呢。他没有吱声。于是韦青就将被子撩开了一角。他隔着羊毛衫触到了韦青的乳房，轻轻问道：我伸进去？韦青平静地点点头。他先将手放到韦青的腋下暖了一会，然后就慢慢伸了进去。这时韦青已将胸罩的扣子解开了。他一下握住了它。接着他说：我要看看！他看见韦青的眼睛半闭着，便笨拙地将韦青的半身衣服全脱了，然后就看见了韦青的两个乳房骄傲地挺立着。他的呼吸越发短促，他的脸就埋在韦青的双乳之间。韦青将被子盖好他，将灯吹灭了。他慌张而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将韦青搂到怀里。韦青也触到了他的下体，韦青说：我们要了吧。他顾不上回答，吻着韦青，再压到韦青身上，突然叫道：不行！他感到自己提前把事做完了也把床弄湿了。韦青问：你没事吧？他说没事，重新将灯点亮，将床收拾了一下。然后他有意看了一下韦青的下体，觉得和自己想象中很不一样。他回到床上，仔细抚摸着韦青。他通过抚摸印证了韦青的下体，他看看她，说：一会儿我要进去。韦青问：会怀孕吗？他说：我不射到里面。韦青不禁笑了一下，说：我以为一碰就怀孕呢。韦青又开始抚摸它，说：它现在很乖。它怎么会一下变得那么大呢？
第二次，他平静得多。他没有灭灯，让韦青配合着、指引着，慢慢进入了。他问韦青是不是很痛。韦青说有一点。韦青问：你好吗？他说好。他说特别好。他注意到韦青流血了，想替她擦。韦青从枕头下面拿出自己的手帕，将它换了一面，说：用这个吧。他小心地擦着，看见血在手帕上印出了一个形状。很多天后，他告诉韦青，这个形状很像一片折断的羽毛。
第一次性经验是不会磨灭的。那是无法讲述也无法描绘的感觉，但可以肯定，是生命中最大的欢乐。当长期朦胧的幻想瞬间成为现实之后，我依然觉得犹在梦中。性的好奇心并没有因此破除，反而加重了，于是不断重复性的感受成为必然。那个秋夜，我们没有睡。我们无法放弃对方的身体，都想把做爱的过程无限延长。第三遍鸡叫后，韦青起床了。我们悄悄走出大门，天只有一点儿灰白，寒气还浓。韦青依着我，说：我真不想起来。我现在只想一间没有人打扰的屋子，放着一张软床。说着她又将伞撑开，我们在伞下接吻。其实路上没有人迹，倒是有几只鸟从头顶上飞过。我问韦青晚上能不能再过来。她说当然是想，不过怕引起别人注意，猜到什么。我说，那我就去学校吧？韦青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同意了。她让我来晚一点，带上几本书，倘若碰见了熟人就说是来送书给她。
我们便这样往返走动着。林场的知青自然也看出我们不同寻常的关系，却没有过多的议论。连场长也在装聋作哑——这个精明人早已搞清了韦青的来头，怕惹上是非吧。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韦青的父亲也不过是水市的教育局局长，和县委书记一般高的官。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机关工作，在很多场合下我们见过面，但从未说过一句话。那是个看上去保养得很好、性情温和的男人。韦青曾提出让我去她家见见她的父母，她觉得父母可以接受我。韦青的意思是想使一切名正言顺起来。有一次，她甚至提到了结婚。她说她父亲有条件把我们都送进大学，等大学一毕业，我们就把事办了。这无疑是诱人的计划，不过显得过于轻松了些。那时我只想能和韦青常在一起就足够了，却没有想得那么远。而且，我很怕母亲知道。韦青倒是挺大方。她利用到石镇开会的闲暇时间去了我家，并为我从家里带回了绘画材料和一罐肉酱。她向我描述了见到我母亲的情形，以激动的语气说：你妈对我很好。于是第二天，我就搭乘邮局老王的摩托回了石镇。一进门，我便注意到大妹头上的发夹，显然是韦青给她的。那时候母亲刚从河边回来，她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平静。我帮母亲晾衣服，期待着听见她对韦青的评价。母亲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和韦青在谈恋爱了？我很不好意思，说只是处得不错而已。母亲一直没有看我，晾好衣，她吐了两口酸水——那时她的胃病很严重，我立即去厨房弄了杯凉水让她漱口。这时母亲说道：你们可不是一样的人呀。她就说了这一句。不用说，我感到很沮丧。在那一天里我似乎都打不起精神，吃什么都不香了。然而不久，母亲的预言却得到了证实。
韦青突然就不来林场了。我苦苦等了一个星期，她还是没来。我就借了辆自行车去了学校，一路上都在假设韦青生病卧床的样子。我想当我推开韦青的房门时，她会扑到我身上，声泪俱下地埋怨我：你怎么才来看我？你早该想到我会病的！那天还是个阴天，风大，我一口气骑到学校，正赶上学生放学。这都是我的学生，可我无心同他们多谈。我就问：韦老师在吗？他们说在。有一个学生突然问：韦老师是你老婆吗？我笑了，但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掠过了心中。我想既然韦青没有生病，那么这一切便太反常了。我就是怀着这样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韦青走去的。那会儿她正在和一个男教师在打乒乓球！
我站住了。我停在走廊的柱子后面，注视着打球的韦青。她打球的姿势很糟糕，却有很高的热情，边打边喊叫着。这是个无比轻松的背影。我想，这一局该打完了。
1982年，我与韦青在水市再度相逢。一个月色迷蒙的晚上，我们散步去了江边。我提到了上述那一幕，我叹道：你居然还可以挥动球拍，不简单。我的挖苦使她难受，她一声不吭，最后，她哭了。我把手帕递给她，一下子便想到了我们初夜韦青使用过的那方手帕，那帕上血的形状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真是一根折断的羽毛呀，我内心叹道，注定是飞不高的。
有一点我至今困惑。在我二十年情感旅程里，韦青的身影始终伴随着时隐时现。每一次出现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原有的生活格局。韦青仿佛是一个不朽的省略号，它不仅表示意义的省略，更多的是表现意味的延长。我和韦青的故事随时都可能结束，但每一次结束都酝酿着新的开始。我甚至怀疑有一只无形的手编排了这一切。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多少年后在石镇的那座小楼边上，两个老人在笨拙地修剪庭院中的花圃。他们一头银发，口齿不清地进行交谈。他们谈论着天气、花木和下一周的菜谱。这正是我和韦青。最后，我们谈到了死亡。韦青对我比画着，她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但我还是从她不连贯的手势中明白了话语的意思。她说：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你死了，我就把你埋在这个院子里，可以吗？
她居然用英语又重复了一遍。
——1997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