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法兰克福度过了难忘的异国中秋之夜。那天，辽宁出版集团盛情款待我们这些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作者。席间，著名作家苏叔阳以他那特有的清亮而标准的京音，吟诵着一首首关于中秋与月的古代诗词名篇，豪情与酒兴争辉，面颊共灯花一色，赢得了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文友们尤其为这位文章大家慨然承允《西藏读本》的写作而感到振奋；当然，也深知这是一项难度颇高的硬任务。
概言之，其难有三：读本中许多话题都是很敏感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不太容易把握。此其一；其二，书的篇幅虽说不大，不过十几万字，但它对作者的哲学（宗教）、史学、文艺学素养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当然，最难的还是第三点——如果就是一部政治著作或者学术著作，也还好说，可是偏偏要求：既要从历史的、学术的角度，客观地撰写一部西藏历史和今天的真实范本，又必须采用文学手法、形象思维，写出一部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来。科学性与艺术性，史笔与诗性，逻辑与具象，纵令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起码也是相互制约的。弄得不好，就会成为一部“正襟危坐”的标准史书；或者，变形为猎奇笔记、戏说历史、民俗趣谈。我们都为叔阳先生捏着一把汗。
而他自己却从容不迫，好整以暇。这使我想起了“草船借箭”的诸葛公了。“三日之内，拜纳十万枝箭”的重担挑在肩上，可是，“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叔阳先生也像当日的孔明那样，只顾喝酒、吟诗，纵情谈笑。我们这班“鲁肃”们却傻呼呼地兀自在一旁……着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至于报道中说的翻阅文献典籍达二三百种，并观看几十种相关题材影像资料，中间一次次卧病，一次次奋起，我觉得都不足以状写“戛戛乎其难哉”的本真情貌。）反正两年半过去，“十万雕翎”如数奉上——《西藏读本》出来了。通读一过，惊讶于文笔是如此地优美，形象是如此地生动，结构是如此地巧妙，堪称一部精美的历史文化散文；同时又立论谨严，事实准确，具备学术著作所必备的科学性。关于成功的秘诀，他在《后记》中只字未提，只是谦虚地说了句：“无论我的才智还是体力，都不足以爬上藏学这个珠穆朗玛峰。”听了也莫名所以。这就叫作袖里吞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
这样，探觅“金针”的差使就落到评论者身上了。作为作家同行，我不知其他，只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试加破解。
如果把《西藏读本》看作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那么，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语）的对这座宫殿的设计与构思，便首先体现在作家的叙事意识、叙述方略上。全书分为七章，作者把最醒眼的事件——文成公主入藏放在最前面，尔后再掉转笔锋讲述创世神话与传说，接下来，顺势展开对西藏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的言说，中间揳入西方殖民者的欺骗伎俩与掠夺行径，最后，以西藏的现在与未来收尾，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作家把他几十年创作话剧、电影的经验，通过运转巧思，精心布局，成功地应用到散文创作上。
从前两年撰写《中国读本》开始，他就练就了一种独特、别致的文体风格。主要表现是，在铺陈史实的基础上，张开想象与联想的翅膀，充分调动文学的各种艺术手段，诸如环境的描绘、气氛的渲染、心理的刻画等，把压扁在书册中的史实化作生动的可感可悟的场景、形象；在展开叙述时，采用他惯用的时空互换、自由穿梭、纵横交错的方式，以避免平铺直叙地罗列史实。
请看下面这段描写：
在皑皑的雪原、莽莽的高山、澄碧的湖泊中间，往往有游吟歌者的身影。他们肩背皮囊，里面只有些糌粑和牦牛肉干，斜挎一把三弦琴，走到集市和村落，便坐下来弹唱诗歌，或者吟唱《格萨尔王传》，藏胞们便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听他们的长歌短唱，随着歌吟而感慨、流泪乃至起舞。这时，风会停，雪会住，星月齐辉，一切都凝神细听游吟者的歌唱。这是怎样动人、怎样美丽的场面啊！倘若兴致不衰，歌者会在篝火边吟唱通宵，而听者也唏嘘一夜。那些游吟者并不索取报酬，有糌粑和青稞酒，有《格萨尔》可以唱，就是他们幸福的一生。
他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从现代性的意识（体现当下的需要）出发，抓住过往与当下这两头——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视野对最原始的材料（神话、传说、民歌、图画等）加以整合、升华，实现现代化的转化。在这里，“悟”是关键一环。没有“悟”这一“九转还阳丹”，材料便是死材料，观念也是空观念。作家通过“悟”这一精神体验，实现创作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双向交流的“潜对话”，形成感人的艺术魅力。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头一个“画”，说的是要有形象；第二个“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成心灵的东西，成为所谓“心象”。大前提是头脑中要有这个东西；尔后，再进一步想办法把脑子里的东西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我以为，诗性往往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这是激发和酝酿诗性的触媒剂。这种诗性很奇妙，很空灵，有如薄雾轻纱，晶莹的水月，神秘的迷宫，能把作者和读者带入一种神思荡漾、意兴悠然的境地。
诗性也好、意象也好，作为文学作品，最后都要落脚到语言表现上。散文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说，小说尚有离奇曲折的故事可以扣人心弦，那么，散文就要凭借扇动艺术语言的翅膀来引人入胜。情感是虚无缥缈的，要使它呈现出来，需要赋形，需要有一个物质媒介，使之成为可以同他人交流的一个物质存在，这就要诉诸语言文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同样，文学语言也是认定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尺。所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特别强调“传达”功能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文学语言不同于认知语言，不同于逻辑语言，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
在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读本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论性的理性文字。叔阳先生经过一番艰苦的文字转换功夫，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美感性质：
几百年过去了，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血腥与黑暗已沉入现实底层的深处，暗紫的血迹已洗成了淡白。只有发黄的历史书页和那些伟大人道主义文艺大师的作品，还保留着喑哑的控诉、抗议。可惜，这不再是今日一些政治家们衡量人权、人道主义的统一价值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他们今天的人权、人道正是同自己的过去做斗争所取得的。没有先前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一切。
一些更为“新潮”的艺术家，已经把西方的中世纪改造成豪华的宫殿游戏，演绎帝妃们的爱恨情仇，至多有游侠在夜半劫富济贫，俘获美女的芳心，或者拉帮结伙将失意的王位备选者送上皇帝的宝座，将这一切搬上银幕、荧屏，蛊惑今天的心。那些如雨果一样的大师们一定会在云端叹息，或者发问：是什么让人们这么快地遗忘了当政权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什么人权？难道人们已经背离或颠倒了人权的概念？
如何使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与学术性、证明事实、以理服人的政论，也能具有文学的品格，这是这部著作需要重点突破的一个关隘。既然是政论，必然离不开说明和论证道理，因而说服力是必备的前提。只是在写法上，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用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及类比、对话、反诘、谐趣，诗意的语言、轻松的笔调来实现预期的目的。为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陈述了“笑的哲学”的意义。内容的严肃性、形式的独创性、风格的多样性、语言的形象性，是这一文体的重要特征。
这种政论与诗性的联姻，应该说是十分不易的。素常的习惯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严格学科轸域，“井水不犯河水”。而《西藏读本》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偶然一曲亦千秋”，只此一点，也值得很好地言说一番。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