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阳二
我的小孙女，若不是那些红头发的蛮夷与众神的孩子了解彼此的心，这些船儿只得飘啊飘啊，而两块土地的距离永远也无法拉近。
——杉本钺子《武士的女儿》，1926年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女孩。她们出生在自己的国家，却被幼年时代尚无法理解的外力带到一个与家乡全然不同的地方。她们在那里长大，像所有孩子一样，从生活中汲取经验。论出身，她们都纯然是武士的女儿；论成长，她们却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十年之后，回到故乡的她们发现，在离开的岁月里，她们逐渐长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我和我的父母以及祖父母、曾祖父母都出生在目前居住的这座城市。我本人的经历与我所要讲述的这段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大学的第一天，我遇到一个出生于日本的男孩。年幼时，他的家庭从东京移居西雅图。他的父母决定，等他长到16岁，他们就“回家”。对他而言，他的家就在美国，所以后来他的家人回到了东京，而他却留下来了。
毕业两年，也就是结婚两个月后，我们搬去了东京。从很多方面上看，我在日本的旅居生活都比我丈夫容易得多。随着我的日语不断提高，很多人都夸赞我的口音、举止，以及我在海胆、刺身和腌梅子上的好品位。我的长相使自己在遭遇失败时得到原谅——毕竟我是个外国人。但我丈夫就没有这样的豁免权了。他看起来是日本人，听口音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行为举止就不像日本人呢？
三年后，我们回到纽约。我重返校园，攻读东亚文化研究生课程，这时，我迷上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历史。明治时代是生活在天神土地上的日本，开始反思历史、向西方工业文明新偶像学习的时代。一天，在纽约社会图书馆地下室珍贵的藏书中，我发现了一本绿皮书——《窥见日本》（A Japanese Interior），作者是爱丽丝·梅布尔·培根（Alice Mabel Bacon），一位康涅狄格的学校教师。这是本回忆录，培根记录了她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东京与“早就在美国相识多年且关系非常亲密的日本朋友们”一起生活的一年。这太奇怪了。19世纪的美国女性一般不会有日本朋友，更别说是她们在美国认识的日本朋友了。
爱丽丝来自纽黑文市，我正好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学岁月；她旅居东京的时候并没有和外国人一起住，而是住在日本家庭里，我也一样；她曾在一所日本女校教书，这所学校与100年后我在纽约就读的学校同年建立。她的文字耿直而风趣，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她们都是有才情、不做作的女学者，最不喜欢自负之人。从爱丽丝的故事中，我发现了另一位女士——与她的生命有诸多交集的山川舍松，爱丽丝的养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津田梅子，她在日本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学校，舍松和爱丽丝也参与其中；瓜生永井繁子，早在尚无“全职妈妈”一词的几代人之前，就能在对付七个孩子的同时兼顾一份教师职业了。
我非常认同这些女性。我了解那种感觉——来到日本，没有一点语言基础，努力想要融入日本家庭，同时又对女性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深感不满。我的公公婆婆从未打算培养一个美式思维的孩子，而我丈夫却从来没有以日本人的视角看世界。一百年前，早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每一家公司、每一所学校的目标之前，三个日本女孩跨海跨洲，同时精通两个世界的语言，成为惺惺相惜的挚友。她们的故事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