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开始，城市文学的可能
熟悉地理和赛车知识的读者，不难体会《漂移者》书名中“漂移”二字的寓意：一是地理学上的大陆漂移概念，二是赛车手过度转向的技巧。孙颙先生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角马克，从美国来到陌生的上海滩，要融入上海这座城市，就需要完成一套类似漂移的组合动作：空间移动，快速转向，安全过弯。漂移者不仅需要跨越地理概念上的距离，还需完成文化观念上的和解与融入。
一、一种视角：从城市人到城市文学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纠结于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分割线，期望着锻造城市文学的新篇章，却又迷恋于乡土叙事难以自拔。不仅作家如此，评论家们也同样如此。面对乡土作品，评论家们得心应手，甚至无比娴熟，总能轻易地寻找到文学与现实、伦理与现代的对接话语，但在城市文学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尽管外来的都市文化理论并不算少，但与本土作品的对接总难免有些生搬硬套。现实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形象比乡村形象要单调得多。生活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里的写作者，一直在寻找如何建立真正有效的，或至少可与乡土叙事对抗的城市文学模式。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等文学热潮，都留下过一些印迹，但也都没来得及建立足够厚实的城市文学之墙便匆匆流逝，更多的写作者依旧在为找不到进入城市文学的有效途径而焦虑和苦恼。
《漂移者》延续了城市文学的一种建构方式——着墨于城市中的人，通过写人来写城市变迁和人心变换。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不是新发明，却是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在西方城市文学的传统里，通过写城市人物，比如贵族、暴发户或者梦想爬入上流社会的底层青年，来完成对城市的文学建构，早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巴尔扎克之高老头，司汤达之于连，狄更斯之奥立弗，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伊凡等著名的作品人物谱系，也证明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是通过人进入城市文学的。就像《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和《红与黑》中的于连等人物一样，他们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直至变成道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评价体系。
孙颙的小说继承了这个传统。实际上，他之前的中篇小说《拍卖师阿独》就已经这么做了——书写城市人物传奇，由此带出当下城市的文化走向。在《漂移者》中，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从本土人士变成了来华的外国人，故事内容自然也有了一定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叙写对象的这种改变对一个国际化都市来说很有意思。外国人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人群的一部分，也成为城市性格的一部分，他们各自带来的文化在适应着，也在改变着这个城市原有的结构和生态。用文学方式关注这种文化改变，国内此类作品很少，外国人作为第一叙述主角的更是少之又少。中国人在东京、在纽约、在巴黎等的题材倒是有不少小说家涉猎过，而美国人、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在上海、北京这样的设置就很少见。在文化交流不断拓展的今日，国际化都市的码头化是文明发展的趋势。就这点而言，作者敏锐地找到了一个绝佳角度，一个未曾有过多少人登上的观景台，由此一览城市的各类市井人物，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
更有文学价值的是，我们就此延续上了城市文学写作的一种可能——写城市人。这个庞大的复杂的都市，由一个个职业、一个个阶层、一群群人组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城市。书写他们，就是书写城市，就是了解和表现城市欲望、城市生活、城市经济文化。在孙颙以往的小说中，城市的各种人始终是他重点观察和剖析的对象。《雪庐》、《烟尘》与《门槛》三部长篇小说关注了知识分子家族史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境况，《门卫之死》和《拍卖师阿独》两部中短篇小说则关注了城市中几类处境不同的职业和岗位上的人性变化。这部《漂移者》则关注了一个中国通式的美国青年在中国的从商、人际和情感经历。这些人物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关注点的变化，从知识分子到重大社会问题再到城市人，不但看得出作者身上的使命感，还可以读出他内心的理想主义情结，这也是孙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共通性。
从《漂移者》来说，选择一个美国青年作为主人公，写他在中国的从商经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一个独特的点，对一部小说而言往往意味着创作成功了一半。
二、一个人物：美国青年漂移上海滩
马克在上海的漂移之旅，分情感和商业两部分。情感部分相对细腻舒缓，商业内容则较为紧张。小说一开始侧重马克的情欲游戏，写他与东方女性间的暧昧。犹如脱缰的野马，马克在东方寻找到了久违的草原，自信而又放肆，凭借着西方人独有的魅力，迅速拿下了一个姑娘。作者在他身上用了一个形容词——“快乐”，没有隔夜愁，看上去快快乐乐，看得出作者意在用这部分内容作为过渡和铺垫，表现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青年的马克，同时为小说接下来的文化冲突做好了铺垫。快乐是马克的价值取向，但凡不快乐的事情马克是不愿意将就的。在马克看来，中国人的生活哲学过于实际，被物质所累，不够自由。在与中国女孩恋爱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态度展现得很充分，因此带来的小冲突小摩擦不断，其中最大的表现是对房产和两性相处的态度。中国姑娘苏月想买房，马克只想租，并且下意识地认为应该各过各的，以保持彼此独立的空间。苏月认为马克对她缺乏尊重，但马克却不这样认为，并且不把苏月的提醒放在心上。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但也恰是这种差异最终让马克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深陷困境中的马克这才体会到了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如果说情感叙事是柔软的，只是展现了东西方青年生活态度的不同，那接下来聚焦商战的内容则是异样的风景，甚至让人有意外之感。在商业领域，马克的价值观和手段与中国商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中可看出许多作者对社会、经济的综合思考。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杂家，应该具有相当的综合素质，对各行各业都要懂一些，至少要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平时有观察有思考。一旦创作需要调动相关知识时，不会手忙脚乱或者不懂装懂。从当前小说发展态势来说，私人化写作较为多见。耽于叙述私人空间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小说作者，对身外的生活似乎也缺乏探知的兴趣。倘若需要某方面的知识，大多搜自网络，没有自己的看法，自然就谈不上深刻与独特。孙颙展现出的对经济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体察，不是一般小说家能够写得出的，看得出作者平时的积累。他还发表过一系列经济时评。关于国企的积重难返，关于跨国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关于培养企业接班人，关于全球化思潮，甚至关于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以及商业圈内的潜规则，小说都有涉及，并且有相当的深度，一来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专业性，二来加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作为读者，谁不喜欢阅读有真正内涵的作品！
作者将马克塑造成了一个精通中国潜规则，并能将这些潜规则以国际做法进行自我合理化的复杂人物，表达了他对中国企业官商结合的看法，展现了他在实践中对于潜规则熟练的运用。孙颙除了写出了精彩的商业博弈和权力更迭外，也充分塑造了马克的人物性格，有一段话能说明马克身上的全部属性：“我知道你们一些老板的口头禅：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我们一样啊，总部的钱不用白不用。像总部的财务总监到上海活动，所有费用是他们的，你安排招待各方面，完全应该在五星级最好的酒店，面子上好看。以后碰到这类情况，你千万不要考虑节省，还要把我们平时想招待的全部请来。这样，我们自己的招待费就能少用些。奥，我知道你们的酒店还能把准备外带的烟、酒做进餐费，你也可以试试啊。总部的招待费没有限制，他们也搞不清楚中国的价格。捎带些好烟好酒，我们以后在业务上派用场。”这是马克招待美国总部来的财务总监时说的话，其精妙处在于将马克的深层次性格呈现了出来。聪明、敏捷、决断力强，更重要的还有对规则烂熟于心，运作起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没有障碍，将中国规则用得自如和熟练。
马克这个人物的文学价值正是在于他身上的复杂性，生活上推崇“快乐”准则和非物质主义，生意场上却又八面玲珑，对规则烂熟于心，甚至无视商业道德。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卷入了商业博弈后，马克道德底线的每次突破又伴随着内心的挣扎，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摇晃，左右不是，尤其当情感被当成了商业斗争的筹码后，马克身上人性和欲望的纠缠表现更有质感。尽管他最终失败了，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作者的善意安排。纵然马克熟悉规则，也不排斥潜规则，但问题在于他内心深处不是一个坏人，他还是做不到像某些毫无道德可言的中国商人那样穷凶极恶，那样肆意妄为，那样毫无底线可言。就像上文说到的那样，马克的“快乐”生活态度，他对爱情的向往，影响了他的行为处事。他坏，但还没坏透，这便是马克的可爱，也是小说人物的文学价值所在。倘若真是一个满分的坏蛋，和满分的好人一样，也就无趣了。
三、一种可能：关注城市历史纵深性
尽管这是一部具有文本示范意义的城市小说，但我以为，作品在表现城市历史文化的纵深性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所谓城市历史精神的纵深性，指的就是城市文化在经历历史性转变前后呈现出的异同，比如上海在1949年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无论是时代环境、人性和商业规则都会表现得不同。小说家观察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需要关注到这些不同，以及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不同。作为一部关注外国青年在新上海的小说，作者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半个世纪前闯荡过上海滩的外国商人的形象，明显有横跨上海半个世纪的野心，但在文本中表现当下较多，和老上海文化少有链接，较少地考虑到老上海和新上海在商业规则上的异同、人心的变化，以及政治形势的差异，这削弱了小说厚重和恢宏的气势。这在主角马克和他爷爷老马克的人物设置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马克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美国青年熟知中国式的商场文化与生意伎俩，有为人处世的“中国式”哲学，也自以为了解中国姑娘的风情，但他依旧是一个自省的失败者，事业上被人击垮，感情上也谈不上成功。作品的魅力，与其说写了一个美国人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如说写出了马克的失败，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能把握小事却难控全局，过度自信以至于变得自负。正是他的失败让人物更为丰满，失败而能自省更具有感染力。马克身上的商业元素也具有吸引力，他的行为符合当前青年人追逐的职场意识，作者需要将马克重重地丢进中国职场，去闯，去碰，去流血，去失败，去获得新体验，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给出一个精明强干的马克。至于老马克，他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滩淘过金，认为上海可以成就马克的事业。正是在他的鼓励下，马克才来到了上海。小说中对这个老人家花了一些笔墨，但可惜老人的经验并没有成为亮点，也没有独特化，比如他告诉马克——闯上海要有一个中国人带着，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不过这样的经验还不够独特。读者更愿意看到一个对中国有独特而深刻理解的外国老商人，洞悉中国人的人性、中国商业规则和上海的城市秘密，甚至他传给马克的行事指南都要系统化。考虑到两代外国人相差半个多世纪，读者难免会问：老马克的经验还适应当下的中国吗？老马克到底参透了中国社会什么秘密？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商业氛围，对人的考量显然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需要小说家开掘。
从可读性来说，老马克这个人物身上具有的传奇性可以打动读者，很能激起我们对半个多世纪以前外国商人的想象。他在中国所收获的经验经历了数十年的沉淀和发酵，说出来的时候将具有怎样的分量？打个粗浅的比方，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因缘巧合传授功夫给一个年轻人，往往都是蕴含数十年功力的绝技，那老马克说出来的话，该具有怎样的智慧？或者具有怎样的厚黑？至少要比目前小说中闪现出的老马克的想法要深刻，这需要作者有一个系统性的认知和表达。还有，老马克经历的商业世界与马克的同样复杂，甚至更加杂乱。如果小说中稍加笔墨，带出老马克时代的商业中国，反观马克所处的当下中国，彼此的对照无疑会加重小说的厚重性，其间万般奥妙，均可纳入笔下。读者会乐于看到这种不同和变化，这样的大开大合和历史前后的关照，对写作者是一个大考验，知识储备一般的写作者难以进入，而作者孙颙不一样，他之前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思考和创作实践，提供了这种可能。
写于2013年5月
不可能的呀！就是讲呀！
1984年，年轻的王安忆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文章讲她外甥小时候的情形。文章很有趣，小说家写人物，寥寥数笔，便绘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有一小节，写到小家伙爱吃肉，又因为看了电影《少林寺》，向往去少林寺当和尚，当大人告诉他，当和尚不能吃荤，他便问：“用肉汤拌饭可以吗？”得知也不可以时，他忍痛放弃了当和尚的念头。后来这篇文章被选入了教材，成了课文，很多人很熟悉。但可能有人会忽略，这篇文章其实还有一个续篇。
十年后，亦即1994年，王安忆又以这个男孩为主角，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叫作《男子汉成人》。那个可爱的小男孩长成了一名青年，经历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尽管依旧是“天真的，自然的，好奇的，善待这个世界也希望这个世界善待他的”，但现实并不如此，他未能如父母所愿成为一个优秀学生，补课、补考、检讨，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正面的表扬，直至最后离家出走。同十年前相比，这篇文章有些伤感与无奈，有思考的力度，显得厚重许多。一个孩子的长大成人，是否就意味着天真的本性被“教育”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剥离？
前后相隔十年的两篇文章，都收录在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一书中。对照起来读，会有别样的感觉，乃至一声叹息。举《男子汉》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岁月缓缓流逝，时间以各种方式改变了许多人和事。倘若立此存照，此时和彼时也就千差万别，错过了就是不再有，就像王安忆说的：“有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听听小孩子的声音，它们很微弱，并且转眼便消失在大人雄壮的聒噪里。这是一种很可纪念的声音。”要纪念这些声音，首先得记录下来，得会听，还得能听懂，全部完成，并不容易，听懂尤其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安忆的这本书记录着她听到的各种声音，加以纪念。
这本人物随笔集，有58篇文章，写了各种人，我以为就是数十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一个人就是一种声音，其中有强音，也有微弱的声音，有巴金、萧军、鲁彦周、周介人、史铁生、陆星儿、顾城等已逝的作家，也有陈思和、陈丹青、施大畏、陈凯歌、葛优、姚育明等同时代的文化人，还有一些普通人，比如邮递员、手艺人等。这些声音可以帮助我们来读懂王安忆，读懂她内心的悲悯意识，读懂她严苛下的柔软，读懂她知人论事的方式，甚至她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与观念。
呈现声音是困难的，王安忆写陈思和教授时这样说：“要去描写一个以文字和思想为生涯的人，是相当困难的。这种生涯几乎没有感性的一面。是静止的形态，还是孤立的形态，它完全没有可视性。它提供不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它活动的舞台是书斋这种枯燥又封闭的地方。”只有一种情况下，呈现声音是可能的，就是懂这个人。唯有真懂，才能展现出他的可视性来。对读者而言，我们除了窥探下王安忆的朋友圈中有怎样的高人，还得学会从中分辨王安忆自己的声音。她在写这些人物的同时，也在写自己。
第一篇文章《我的老师任大星》写于1981年，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老先生，也是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文章。王安忆老师写作此文时，不到三十岁，但已有了自己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她捕捉到的人物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她写任老先生，说他不会寒暄，不会闲聊，不会没话找话，但待人真诚，故常常显得不安，担心沉默会怠慢了人家，骨子里还是一个作家。真是抓准了任先生的特点，我有幸见过老先生几面，当年老先生九十多岁了，一样清瘦，依旧温和，照样关心年轻人，笔耕不缀。正如王老师文章所言，老先生温厚得近乎有些羞涩，几十年来一直未变。书中比较近的文章写于2012年，有篇《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写一位早年移民北美的老华侨，因为眷恋母语，赔房子赔地，办了些华语报纸，主编了《美华文学》，但在美国，华语文学显得清冷，他自然也是无限寂寞。王安忆懂他的这份寂寞。
在王安忆的笔下，怀念是一部分，比怀念更重要的是理解，王安忆懂他们，听得懂他们的声音。一个懂字，弥足珍贵。就像她这样写陈思和，说他“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说陈丹青始终在寻找他的视觉经验，为此寻访旧师旧友，努力将经验接上茬，继续生长与发展。说路遥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地上，用他的心血。说葛优其实是个实在人，没有一点滑稽腔，不是一个可做笑料的角色。说要会听陈凯歌说话，听懂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你的一面镜子。就是这些声音，这些经过王安忆辨析后的声音，组成了灿烂的星光。王安忆自己的声音，也隐藏其中，尤其是悲悯的情怀，克制中的温情，让文章的质地变得柔软，在她写史铁生、陆星儿和于东田这些已逝的作家朋友时就浸透了出来。
如果说《今夜星光灿烂》来自真实的人物，那在小说集《众声喧哗》里，王安忆倾听的对象就由生活的真实走入了虚构的真实。关于《众声喧哗》，评论家也写过不少文章，我注意到，谈的较多的是城市边缘小人物的生活和去故事化的创作手法。这部小说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主打的中篇小说《众声喧哗》里的两句寻常对白，是开纽扣店的老爷子与小保安聊天时说出来的。老爷子很有想法，对一件事表达了看法后，爱习惯性地来上一句：“不可能的呀。”小保安总会及时呼应一句：“就是讲呀。”这两句话有意思，一呼一应，看似简单，但用上海话一读，就能意会其中妙处，里头有着别致的感觉，二人呼应极为到位。作为上海人聊天的常用句子，这两句上海话有着天衣无缝的衔接和呼应，潜藏着明白、理解和赞同的意思。这是方言的魅力。倘若换成普通话，效果是要少掉许多的。从这里，我也常常想起，小说要产生共鸣，须得有某些相通的经历和阅历，一地的读者自然对一地的文字心有相通。
小说写一个老爷子欧伯伯，在老伴过世后，为安顿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也为排遣晚年寂寞，开了一爿小小纽扣店。欧伯伯是个有想法的老爷子，常常感觉儿女们并不认真听他说话，也不懂他的所思所想，也就有了烦恼。反倒是不相关的小保安，能够认真听他讲，还能及时呼应。语言的有效性，信息传递的效率，是王安忆这篇小说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一个人不停地说，到底有多少话，能够到达听者的耳中？到底有多少能够被懂？
2007年的时候，王安忆写过一个小长篇《遍地枭雄》，塑造了一个很有学识和思想的黑道大王，对着被劫的出租车司机，海阔天空，说个不停，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愣是把年轻的司机说哭了，自愿要加入黑道。一个是绑匪，一个被绑架，一个负责说，一个只能听，身份的不对等导致两人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如果分工没有这么明确呢？如果听众可以分心，可以敷衍呢？那又会是怎样的境况？《众声喧哗》给了一个答案。老爷子没能从儿女那里得到的回应，在小保安身上得到了。这个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保安“囡囡”，有些口吃，常常来店里玩，与老爷子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的，但他在认真地听，也在认真地回应。两人之间的默契，都在小保安的这一句“就是讲呀”。这一句让欧伯伯感觉很欣慰，似乎找到了知音。看来，某些时候，用什么语言回应别人，也是有讲究的。所谓被引为知己，不也就是言语来往之后，相互惺惺相惜的事情吗？
不论是对整个上海文学，还是对王安忆个人，《众声喧哗》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它足够丰富，可以进行多种解读，比如上海都市角落里的边缘人物，或者生气勃勃的外乡人，再或者说，王安忆捕捉到了大都市里的“小”，小人物，小命运，小生活，小波澜，如此多的“小”构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基石。这也引发我一些思索，生活说到底还是从日常开始的。日常生活不是无聊、乏味的代名词，日常生活里也有刀光剑影，也有汹涌澎湃，只不过形式上不那么猛烈罢了。好的小说家从不排斥日常生活，但也绝对不会陷入所谓的庸常，从日常中寻找到文学意义上的生活，才是真的。从这一点上讲，这篇《众声喧哗》堪称小说范本。
再说一点，真的相通是不会被外在限制的。小说里的一老一少，欧伯伯老来话不利索，小保安天生有些口吃，俩人表达上都有些障碍，从物理层面来说，沟通起来比较费劲，但显然这并没有妨碍两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老爷子一句“不可能的呀”，小保安一句“就是讲呀”，这两句话背后呈现的是小说家的思想宽度。虽然小说中对语言传播有效性的介入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甚至作者本人也没有太多提起，但都不妨碍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体味这篇别有一番滋味的小说。这实在是方言的魅力，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王安忆这篇小说的独特景致。
倾听，源于懂得，众声中自有智慧在。
写于2014年1月
温情的细节主义者
即使过了六旬，程小莹依旧挺拔，一米八十几的身高，仿佛未曾受过时间的压迫一样。这是一个安静的人，谈天时，抽着烟，不忘递给你一根，谈得高兴，他会用手往后使劲地拢梳一下头发，再抛一根烟给你。多少年以来，他头发的长度未曾变过，一直都是可以被风吹乱的那个样子。这个细节，我始终记得，就像他的小说一样，都以细节取胜。
一
秦海花使饭铲，盛半碗冷饭，开水淘饭，第一潽开水，滗干；再倒一潽开水。饭就有了热气。一夜天，热得结棍。饭还是有点馊气味道。吃过泡饭，秦海花顺手到水斗洗了饭碗。
在长篇小说《女红》的开篇，程小莹写了一样食物——泡饭，说是女主角秦海花一早起来，准备去参加厂里的“砸锭”。所谓砸锭，就是把纺织厂车间里的锭子全部砸了，工厂停工，工人下岗，工人的身份结束了。这样堪称“悲惨”的重大事件，并没有改变女工秦海花的日常生活，照旧还是要吃一碗泡饭，可见日常生活的习惯力量。
开水泡饭，是上海人熟悉的食物，作为早饭吃，有历史。现在也有泡饭，但不像以前，是用剩下的冷饭作为正餐，如今的泡饭是特别制作，作为餐后主食的选项之一。如此一来，自然就多了一份刻意，少了一份自在。程小莹写得很熟练，寥寥几个字，就招来了生活气息和历史年代感。一来是因为小说家捕捉生活细节和写成小说细节的功力了得，二来是因为他对这样的食物的记忆很是深刻，过往的生活细节历历在目。经历岁月摩挲，这些细节更为扼要而醇厚了。这便是阅历的强大。
注意，我们不要轻易放过小说家使用的字词：潽、滗、结棍。小说家在这里和我们玩了一个小心机，一个他不免得意而读者可能滑过去的片段，就有了“潽”“滗”这两个有些眼生的字。如果不能够被发现出来，小说家多少会有点失望。来自上海话的两个音，经过正字后可以找到汉字来表达，正是方言入小说的路径，而金宇澄的《繁花》就是不可多得的文学范本。方言入小说，争论和意义一样引人注目。文学与南方的关系之所以没有那么密切，与南方的方言未能进入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即便进了小说，因为不曾改造，吴侬软语，粤语闽调，也只有方言所在区的人听得懂，那于小说家来说，意思也不大。过了这条河，过了这座山，就听不明了，方言写作也就成了自娱自乐。如果不能借机进入非方言区的人群，那方言入写作也就失却了初衷。
方言的魅力，在于日常使用，进而成为思维习惯。人是用语言进行思考，用语言表达思考结果的。方言区的人自然使用方言进行思考，用方言进行表达。用普通话写作，就是用北方语言写作。这对于习惯使用方言思考和表达的人群，比如南方作家来说，意味着需要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翻译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遗漏和欠准确的艺术，从这一角度看，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基本就是母语与外语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区的写作者和日常使用所谓普通话的写作者，在语言方面受限于先天的劣势。无论后天如何努力，一个作家要把京味写得跟老舍和王朔一样溜，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年王朔称赞孙甘露的文字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写出来的一样，说的是孙甘露语言的雅致，显然指的是日常生活之外的现代书面语言，属于书写系统和纸上王国。
一写泡饭，一用几个方言字眼，程小莹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他在用方言进行思考。这种方言，叫上海话，与这座大城市的“大”相比，是一门多少显得甜腻和世俗的语言，其反差也正是上海给予观察者的提醒，或者说是一个入口，一种查看上海的入口。
作家阿城写过一篇文章，说海外老华侨的思乡多半都是馋虫勾起的，因为科学证明，人所有记忆里，味觉记忆是最牢固的。我爱吃大蒜，也爱吃辣椒，和小时候的生活习性有关系。生活记忆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被激活，就口水连连，馋得不行。阿城的话给我最大的安慰，是说明我的味觉记性还不坏，还记得住小时候的味道。口味源自记忆，记忆来自生活，可见记忆的重要。就像程小莹的《女红》，开篇写了泡饭，可以想见，在他的青春岁月里，泡饭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内容，滋味全在他的脑海里。就像绍兴人，不知道以前如何，反正现在满街都是臭豆腐味和梅干菜扣肉的味道。初来乍到者，实在受不了那醇厚而正宗的臭味，绍兴人倒是怡然自得。现在绍兴长大的孩子，未来的记忆大抵和臭豆腐有关，也是颇为有趣的事情，至于醉鸡、醉蟹、醉鱼、醉虾之类的醉品，抵不抵得过臭豆腐真未可知。
好的文学，总是和记忆绑在一起的。沈从文早年的湘西记忆，是他写《边城》和《湘行散记》的素材。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孔乙己和社戏，也离不开少时记忆。老舍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老北京的遗老遗少，莫不如是。也不仅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也一样，福克纳笔下衰败的美国南方，马尔克斯、奈保尔笔下的世界都与作者的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读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里头各色人等，相互交叉，彼此碰撞，命运多舛，但掩不住印度特有的氛围，虽然增加了许多夸张成分，但人物的命运总是神奇地牵引着读者，也泄露着奈保尔的生活记忆。记忆乃文学之母，慷慨的作家总是像个勤奋无私的矿工，不将那份记忆挖掘殆尽誓不罢休。
缺乏记忆基础的虚构就是空中楼阁，与基于记忆建构起来的文本建筑，分属不同的领域，两者谈不上孰优孰劣，各有各的依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个人记忆，而档案、语音、图片、他人的回忆录等所有来自他者的物质记忆，同样可以提供给一个虚构者虚构的通行证。如果此人的技术足够高明，虚构出来的文本完全可以与任何个人的文本相媲美，甚至可能超过个人的经验城堡。这样的作家，当前最好的就是上海作家小白了。他的作品诠释了一部虚构作品该有的样子，根据历史遗留下的线索，还原好历史情境，然后挖开一个小切口，将小说人物放入进去。游戏规则制订好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游戏了。譬如《租界》和《封锁》，只有小白写得出，真的独一无二。小说写到这个地步，其乐趣自然非一般消遣可以比拟，难怪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小白会炼金术。因为小白选择站在常规经验之外，评论者才常常会犯愁，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去谈论小白。挖掘记忆的办法有很多，小白的方式是去到档案馆，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依靠各种各样或许支离破碎的素材——物质记忆进行缝合，凭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和同样不可或缺的运气，去虚构“真实”的故事。
程小莹的记忆在哪儿呢？除了挖掘脑子里的往事余温，他是否还征用了其他的记忆来源？十二年的工人生涯，十六七岁进厂，到而立之年离开工厂，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工厂度过，而且是纺织厂，都是女工。这段经验何其独特，又何其珍贵！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少年到青年的经验，与性觉醒相切合的生命的身体的体验和经历，往往会成为写作者提取自我经验的一号仓库。
二
工厂就像一只大火锅，它不断在消耗能源，加热；人是鲜活的——男人像荤菜，女人像素菜，荤素搭配着进入锅里，男女调和着形成各种各样的纠结，像上海菜里的百叶结……工厂就是这样，搅和着各种形状的结头，做各种各样的产物，汤汤水水，和着高温，粉尘、棉絮，是料作和杂碎。
对于程小莹来说，工厂就是这样，有时候是一只大火锅，如引文细节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记忆，个人视角下的集体经验，也是集体记忆，只不过在程小莹的笔下，这种集体经验显得个性化，但依然还是集体经验，是一种对于工厂既具象化又抽象化的定义。
保存记忆是文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或者是私人记忆，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这是我读程小莹长篇小说《女红》想到的第一条价值。程小莹用文学的方式，保存了一份关于上海工厂，特别是上海纺织女工人的历史记忆，也保存了他个人对工厂里那些姑娘们的记忆。阅读是讲究缘分的，有缘分就能够激活尘封的记忆，没有缘分就感觉不到精妙，甚至索然无味。学术一点讲，是经验共同体在起作用，共鸣就因此而来。从积累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程小莹的小说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关于上海建国后的工厂和工人历史，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学图谱，程小莹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一如他的多篇小说呈现的那样，他记录的是温情细节。
我读程小莹的长篇小说《女红》时，就常常胡思乱想，脑子经常飞出去，跟着作者描述的细节，跑出身体，像是站在小说人物身边看热闹一样。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作者笔下的生活，没有做过工人，没有遇见过年轻的女工们，更没有过和她们调过情。原本可以十分过瘾，而今就只有七八分了，还是作者的文字好，不然七八分也难有了。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客观上的确可供后人了解当时的世界，但要身临其境，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尤为钟爱，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经典文学，是用来学习的，得冷坐板凳，认认真真学习，会损失很多乐趣。
在人们普遍健忘的今天，历史记忆尤其显得珍贵。人们大多只顾埋头往前奔，并不愿意往后看，遗忘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比如当年沸沸扬扬的上海百万纺织女工下岗大潮，至今不过二十年，似乎一转眼的时间，已不再有多少人提起，不少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连当事人似乎也不愿提起，就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一座城市的遗憾，一个人群的遗憾。当程小莹的《女红》以纺织女工为人物图谱，试图重新激活人们对纺织女工群体的记忆时，怎能不激发我的好奇，1990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纺织女工又是怎样的一群人？深陷女工群的男孩又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在程小莹的笔下，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1990年代，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作为昔日上海城市的第一支柱产业，上海纺织业造就了一支赫赫有名的产业工人大军，甚至造就了一些“工人贵族”。然而，一旦纺织业没有了，这支大军也就溃不成军，失却了舞台，“工人贵族”瞬间跌落为社会闲杂人员，这里头的百般滋味，与谁诉说。小说里有个比喻，说纺织业的衰落，就像一只恐龙轰然倒地，很是悲壮，也实在可怜。即使大如恐龙，说倒也就倒了，说灭也就灭了，称得上是溃败。能够从这份窒息般的困境重新站起来的人，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今天再看“下岗”和“再就业”这两个词带着浓厚时代况味的词语，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当时下岗工人的屈辱乃至绝望。小说家怎么面对这种情感呢？
《女红》记录下了这段灰暗的纺织历史，在上海文学的轨迹中，这是新鲜的，是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工人小说中不具备的内容。作为后来者，不可能假装这段历史不存在，也不可能漠视这群女工下岗之后各种参差不齐的生活。能够选择写这段城市记忆，《女红》就已经有其价值，能够写得如此温和，甚至带一些悲悯，更为难得。或许只有在时过境迁后，才能平复心境坦然面对过往的伤痛，才会给本来已经足够残酷的生活增加一些温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程小莹将当年轰动一时的纺织厂砸锭、工人下岗写得看似云淡风轻，一点都不残忍，只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最好的年华，有他的爱情在。同样还能够理解的是作者塑造的一对纺织厂姐妹秦海花、秦海草，姐姐坚守工厂，妹妹早早选择离开。姐姐试图带领工人重新创业的事迹，我更愿意理解为程小莹的工厂情结，他还是不忍心看纺织厂和纺织女工彻底烟消云散，于是赋予了一点崛起的希望。对于那么巨大的蕴含泪水的历史事件，程小莹没有选择正面对接，有他的原因，这不是回避，而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呈现离开工厂之后的人物命运成了程小莹的重点。没有了工厂，几乎所有的人都过得不好。这大概就是作者对曾经的工厂最为深切的悼念。
三
北风……身体挺直地坐着，双腿往前伸，脚背直直地相交而叠，很漂亮的脚弓，脚尖指向他。……圆圆的臀部，鼓起来……这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隐喻，演绎着女人全部的淳朴和温情。……到现在，他[1]还是对身材高挑的女孩，有着莫名的爱慕。到冬天，他会怀念北风。
这是《女红》里，马跃晚上见心上人北风时的场景。这一段文字里的视角别有匠心，先是马跃的视角（又何尝不是小说家程小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性感”的女人：挺直，脚背，脚弓，臀部，一个会跳芭蕾的高挑的女人。但是，注意小说家使用的词：淳朴和温情，分明是挟带欲望的身体叙事，被总结为淳朴，足见小说家的狡猾和得意。不过，温情的氛围显然是对的，这也是程小莹钟情的词语，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温情细节》。视角并不一直在马跃这里，意外的但对程小莹来说又是必然的，是对北风坐姿描写之后，随之而来的一句点评和归纳——“这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隐喻”。不合情理，但确是神来之笔。小说家如此急迫地从马跃视角跳开，并迅速地掉头回去对马跃的叙事进行评论，由此可见，北风式的性感在他心中多么重要，以至于他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撇清这一点，从而归结于日常生活的隐喻，多么意味深长。“到冬天，他会怀念北风”，注意程小莹用的词——怀念，一个如此重视小说细节的人，关键时刻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深思熟虑的。与其说他怀念北风，不如说他怀念当年的自己。
程小莹所在的工厂年代，当然少不了这些男女情爱，但他用的方式，却要委婉文艺得多，也更有情调。马跃喜欢女工北风，俩人要约会，会干什么呢？为她绷绒线。这个小说细节让人叹服，夜里去女人家里，帮她绷绒线。绷绒线为的是结绒线，北方叫打毛衣。作者选择这样一个约会的细节，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既怀旧，又透着记忆的沉甸甸。我更愿意将这部分文字命名为情境，细节包含不了这么饱满的情感。这种情感，介于性爱与婚姻之间，不多走一步，不越过雷池，但彼此又懂，不暧昧，但也不缺情调。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因为一个空间，变得极为柔软，这类情感是文学中很稀少的东西。
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显然，他是有工厂情结的，或者进一步说，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上海爷叔，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身体的眷恋和心理的眷恋。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越发醇厚，也越发干净，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甚至对伤痛还有所舒缓和修复，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他们的青春年少，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梦想，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统统与工厂有关，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扎堆的地方，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汹涌，即使在多年以后，不再年轻，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风流依旧漫过心头。
这份单纯的情感记忆，就是《女红》传达出的第二层记忆——私人记忆。相比集体记忆，私人记忆更加灵动，犹如无轨的列车、脱缰的野马，任意飞翔，随意穿梭，作者是自由的，是有幸福感的。这层私人记忆还有着更为温婉的内容，就是男女情爱了。小说里有个比喻，在工厂，男人像一只螺栓，旋入一只螺孔里；女人像一只螺母，旋在一只螺栓上。当然，那只螺栓或螺母，旋在那儿，即使生锈，也仍然是生动的。同食物记忆相比，螺栓和螺母的记忆更为私人，也更为生动。附着于时代之外的情愫，无论哪个年代，都有相同的部分，这大概也算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之一。区别在于，不同的年代里，螺栓旋入螺母的方式和程度，也有不同。赤裸裸和羞答答，在螺栓与螺母相遇时，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显然非常有趣。
集体记忆，为的是这座城市，私人记忆，为的是舒缓自己，与纺织女工有关的记忆，彼此交融，也相互冲撞和纠缠，像我这样不曾见过纺织厂风光和纺织女工发光的人，都会被这本小说迷住，我开始相信，那些有过纺织生活的人们，比如当年的男人们，当年在工厂里捉弄青年男工的女工们，如果能读到这本书，将会怎样泪流满面，甚至放声大哭。这是文学的魅力，更是生活本身的魅力。
写于2015年1月
不肯潦倒的人
《小青春》是一部有着浓厚历史记忆的成长小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秦文君多年的文学情怀、人生热望和历史态度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完整呈现，它让我们读到了另一个秦文君，一个区别于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家标签的小说家，一部区别于寻常儿童文学作品的优质小说。
之所以用成长小说来描述和定位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秦文君写了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更因为这个文学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局限于成长中的人的“经历”，而对少年在成长过程所触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鲜少提及。在西方学者对成长小说的阐述中，诸如塑造和内在塑造、教育和自我教育等概念常常被牵扯进来。与艾布拉姆斯强调主人公的精神危机不同，巴赫金从小说内部着手分析，认为成长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在于，与主人公相对稳定的性格和形象相比，小说的空间环境、社会背景等其他因素更具有变化性。巴赫金的观点深刻地暗示了成长小说也可能对社会和历史进行记录、描述、反省，甚至为之发出声音。这正是秦文君在小说中有意识着力的内容，即“文革”中少年群体的学习、生活、友谊和难以分割的家庭，尤其是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如何展开。相比较而言，国内对成长小说的研究不算很多，可能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切分中，“成长小说”这一命名并不受人欢迎，合乎讨论的文本自然也就少。况且仅仅从青少年的生理性成长主题而言，文本主力在青春文学那里，但那是研究者不太乐意巡视的空间。没有适当的命名，就难以抵达整体性的深入研究。从研究角度而言，文学的分类命名恰恰是为系统性深入研究寻找参照物的方便法门，而不仅仅是为了命名而命名。
有学者从词源学角度分析，提出成长小说最早始于德文“Bildungsroman”，其中“Bildung”的原意是内在塑造，后来才慢慢有了教育的意思，而教育显然包含知识传授。从内在自我塑造到外在知识传授的演变，看似一个词语内涵的缓慢变化，也说明了成长小说在处理主人公的性格和价值观的成长时，会将外在社会和时代的知识谱系，以及价值系统的触动和刺激考虑在内。当秦文君将少年人物放置在1970年代“文革”时期，小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得以体现——“刚迈入七十年代，伟义所在的东风东校，处在风云变化的‘文革’浪潮中，校长和‘有问题’的骨干老师关在‘牛棚’里写交代。工宣队的白队长在管事，整个学校纪律混乱，气氛却严肃。报纸上提到的‘复课闹革命’，到了东风东校就走样，校工宣队和白队长更重闹革命，经常组织学生听传达，集体唱语录歌，搞‘忆苦思甜’，学工学农，参加各类集会和活动。”这段文字不仅是对社会环境的客观书写，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少年需要被教育，正常的价值观需要被培育的话，那堪称悲剧的动荡年代如何承担教育少年的社会功能？复课去“闹革命”肯定做不到，那还有谁能承担这个职责？外在社会知识传授的缺失可以有很多解读，小说家这里强调的是，在骨干老师被关牛棚、纪律混乱的学校，负能量的破坏性的价值观就会得以生长，何况这种生长还得到了合法的鼓动。如何对抗这种负能量，或者说怎样对抗人性之恶的流散？在这种形态下，人心的散乱和变异轻而易举，人心保持善良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作为小说的社会背景，秦文君对这个背景已有一种思考。
秦文君写到了成长的三个层面——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作为生理和心理概念的成长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被演绎过无数次。阳光之下，真的没有多少新鲜事了。简言之，生理无非意味着欲望的出现，生理的、情感的渴求。秦文君写到了少年伟义的爱，纯净的、守候的、无私的感情，它的动人是内敛的，或者说是用来被怀念的。秦文君也写到少年爱情之殇。伟义喜欢的姑娘张靓，因为出身不好，家人常常遭受欺压。两人心生爱意，但这份爱在那个年代如此脆弱，挡不住外来的风暴。张靓需要一座靠山，帮她挡住风雨。一个年轻的姑娘，能拿出去置换的资本也就只有她的感情和身体——“张靓和孙大哥来往着，不久还和一个国际海员交往，那人常给她带来一些外汇，洋货和小婶婶需要的进口药物。再后来，她交往的男子更多，一会和这个谈，一会和别人谈。有人骂她‘拉三’，但她不在乎。”少年伟义对此无能为力，张靓是现实生活给他的一记重击。
同青春期的情感相比，心理层面的成长是小说着重书写的部分。少年时期经历一系列的人生磨难之后，获得足够的独立应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经验和能力，其价值观在经历中得以磨砺成型。重点不在经历本身，而是经历之后。少年伟义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同学老巴寻回丢失的日记本，一本裹着《战地新歌》封皮的私密日记本。老巴没有告诉他里面写的什么，只说不管写的什么，总是可以分析出罪名来的，必须要找到。伟义想到常在家里被爸爸唠叨，在学校里少说不中听对话，特别不要记日记，很多人就是因为记日记才被抓起来的，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帮老巴一起寻找这本日记本。这就是少年们的日常校园生活，紧紧裹着一层少年们难以琢磨的政治意味。伟义二话没说就参与这场寻找日记本之旅，一则因为友谊的动力，少年时候特有的坦荡和热忱；二则因为伟义曾见过老巴爷爷被抓进班房的场景，这个平日里受人尊敬的老人家被定为反动的买办资本家，被抓时还被侮辱——“老实点，小心你的狗头”，小伟义为此激愤不已。
秘密日记本情节的设置，很好地串起了小说的整体性，这是训练有素的小说家所擅长的布局。有了这根贯穿始终的线索，小说就变得更为规整，情节波澜起伏，可读性得到了最大保证。在情节安排方面，秦文君显然向她喜欢的马克·吐温学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范本。因为这根线的存在，小说才得以张弛有度地写少年人的其他生活——抓蟋蟀和抢马桶等。以“将军”蟋蟀换取情报，这符合少年人的行事逻辑。这几章抓蟋蟀的情节是小说中难得的轻松段落，诙谐风趣中有点胡闹，是印象中的少年生活。在这些内容方面，秦文君按着少年人的心思写，是紧张窒息的“文革”生活也难以压抑的少年们天真闹猛的生活。维持伟义他们热情的是所谓的少年人的正义。这份正义也许来自人性本身，来自少年人的天真，包括来自家庭的熏陶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本能的伦理。
少年人正义的多元化来源，给了秦文君对日常市民生活进行关注的理由。在成长的社会性这一点，秦文君写出了让人赞叹的章节。白师傅六十大寿摆酒水请街坊们吃饭，伟义跟着妈妈去参加，受到了白师傅家人的热情招呼，他开席时说：“我这人臭脾气，讲不来空口话。长处就一个：肯吃苦。老法讲，一个人怕吃苦，苦一辈。一个人不怕苦，苦一阵。谢谢大家帮衬我，成全我凭手艺吃饭，不低头，不昧心……”小说中写到，“他这么牛，是觉得心安，有尊严。也是的，他把最琐碎的落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凭手艺吃饭、不低头、有尊严等词语都是历史风云背后普通市民的自我价值要求，把琐碎的落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则是市民日常生活最好的注释。
当找到日记本的伟义被“造反分子”朱刹胚抓住时，白师傅的儿媳妇挺身而出：“我这人不怕麻烦，就怕不麻烦，伟义妈妈是我请来的干姐姐，她儿子自然是我的干儿子，你和我干儿子过不去，我这当干妈的能不管吗？”然后招呼伙伴把朱刹胚堵了起来。这几个章节结构之紧凑，语言之鲜活准确，市民生活气息之浓郁，叙事之镜头感，显出了秦文君扎实的写作功力和独到的细节还原能力。从白师傅的话语到他儿媳妇的野性表达，脱离政治氛围的市民日常生活得以在此呈现，特别需要提出的，儿媳妇的挺身而出闪现的就是世俗伦理和价值观。加上小说中写到的许多老师，都还保存着为人师者的尊严和正直，这才是大社会背景之下的伦理小生态，少年们的意气和正直来源于此。大运动裹挟下的百姓日常生活始终在继续，人与人之间也总有利益不相交的时候。与滚滚的时代车轮相比，这是缓慢、安静流淌的生命内河。日常生活作为普通百姓的身心所在，承担着伦理和普遍善念的继承和传递，是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空间。
让人印象深刻的这部分内容，放开手写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可以写得自如。在中国儿童文学写作水平多少存有争议的今天，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时代真是一个问题。保持童真、童心和童趣并没有那么复杂，并不需要写作者们刻意地放低身段装作孩子那样说话。何况放低也是刻意的放低，是一种假扮的真诚。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既写得出给成人看的优秀作品，也写得出给孩子看的好作品，而不是倒过来光迁就孩子。文学是相通的，并不真的存在一套完全给孩子看而成人却无所适从的写作规则，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则，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写作者创作水平还不够的借口。
小伟义的成长最终完成了，恶势力的去世，秘密日记本的寻回，老巴一家的秘密也解开了，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小说留给读者的余味显然不止于这些，如果说伟义的成长让他认识到，世界和人生存有善意，值得奋斗，不要被过去和别人所困，那小说呈现出来的成长意味则更为丰富。当承担外界教育职责的社会和时代失效时，小到一个少年，大到一个社会，完成内在性格和价值观建立的工作会由谁来承担？体制的激发下，人性之恶又怎样得到遏制？像朱刹胚这样身上带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毒的恶魔怎样才不会再出现，谁又能真正收拾得了他们？进一步说，恶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永远是当下的，永远会有新的其他的恶产生，与恶的对抗没有一劳永逸的窍门。
秦文君在伟义身上寄托正义力量的同时，她关于老巴爷爷、老巴妈妈、伟义父母以及白师傅等市民的书写和记忆，才是真的人心之善的来处，犹如微暗不绝的火种燃烧在人的心中，那才是真的希望所在。当王建生最后坦白自己是纵火犯而不是救火英雄，被拉去游街时，伟义不顾车上民兵的阻拦，迅速爬上卡车，把王建生衣襟拉下来，盖住肚子，还将军帽脱下来，按在王建生的头顶上。我以为这就是人格的成长。即便在最为困苦潦倒的时候，也有一群人不肯潦倒下去，少年伟义自己耳闻目染，见证了这些，这便是成长的全部意义。
写于2016年9月
